也谈郁达夫小说《沉沦》的基调
郁达夫的小说带有浓郁的感伤、悒郁的基调。在作品中，常常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感伤、悒郁的性格，竭力表现他们的情欲和性的苦闷，以及由此而生的变态的心理言行。因此，有人认为他的作品颓废、淫秽，表现了作者悲观厌世的情绪。细读全篇并非如此。本文略陈己见。
《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该文写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小说借写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真实刻划了一个在异国受歧视被迫害的弱国子民的复杂内心世界，塑造了一个“时代病”的典型体现者。那么，作品的主人公为什么会患这种“忧郁症”？怎样看待主人公的性爱意识和爱国思想？如果我们把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联系主人公思想发展的逻辑，不难发现，主人公的苦闷、忧郁，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苦闷、忧郁，而是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中人们普遍存在的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凌辱，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忧国忧民的苦闷精神。“他”在日本整天过着异样的孤独和冷寂的生活，“他觉得学校里的书，味同嚼蜡，毫无半点生趣。”他讨厌把学生的自由，束缚得同针眼儿一般小的这种弊风。“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广众之中，他感到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清冷的地方感到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一个弱国子民的委屈和自卑感笼罩着“他”的全心。“支那人”、“东亚病夫”的辱称，同学的冷遇，性的苦闷等等构成了“他”精神上的重负，于是乎，他伤感、彷徨，或临风洒泪，或自作自贱，胸中郁积的万千愁绪无法解脱，终于得了“忧郁症”。这令人窒息的苦闷，使“他”寄情于大自然。作品写“他”漫无目的，“不知不觉”地来到海边一家“大庄子”前，忽然发现这是妓院，“不觉惊了一头”，“好像一桶冷水浇上身来的样子”，进退两难。一会儿，自尊和恐惧，使他责备自己不该来这样的地方；一会儿，那变态的“复仇”心，又使他“咬紧了牙齿”，“捏了两个拳头向前去，好像是对那几个年轻的侍女宣战的样子”。一会儿，他想把他的心里的苦闷都告诉了她；一会儿，那被凌辱的民族自卑感又使他“全身发起痉来”，“可怜他又站在断头台上了”。小说这样努力捕捉和表现“他”在瞬间触发的各种感触、幻觉和情绪，展示了“他”及其复杂的精神状态，把一种病态的心理极细致地刻画出来了。显然，“他”的性苦闷，是在令人窒息压抑人性的恶劣环境中形成的。“他”的苦闷与其说是性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变态，不如说是由于现实的压迫才去寻求变态的性满足。在这里，我们不能因作者描写了“他”的性的苦闷，而否定作品所涵盖的社会内容和美学价值。作者在回顾新小说发展过程时说：“表现人生，务须拿着人生最重要的处所，描写苦闷，专在描写比性的苦闷还要更大的人生的苦闷，因为性的苦闷不就是人生的全部。”显然，作者的主旨是要于性的苦闷之外，来表现人生的苦闷。“他”要求性爱自由而不得，于是“窥浴宿妓”，酗酒浇愁，进行自戕，这当然是坏事。但是，这也仍然是他为追求人类爱情和同情而不得所进行的无力反抗。然而，这种反抗，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使爱情得到满足，而且使本来就郁闷难迁的情怀更加凄苦、伤痛。
狂热的爱国心和无力改变现状的矛盾，是作品的又一层深意。作品中的“他”在极度哀伤之后所想到的是：“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在字里行间弥漫着“他”对丧权辱国的哀愁。祖国河山的破碎，异乡的屈辱，人民的困苦，没有一处不令“他”忧伤。希望报效祖国而不能，渴望纯真友谊与爱情而不得，狂热的爱国心和无力改变现状的矛盾，构成了“他”性格复杂的一个方面，而“他”的忧伤、痛苦，归根结底是由于自己的祖国不富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情在“他”心里燃烧。异族对中国人的歧视，“同我们歧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为‘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他”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祖国的贫穷落后是造成“他”命运悲剧的根本原因，只有祖国富强起来，“他”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因此，当严酷的现实跟自己的理想发生矛盾冲突时，他大声疾呼：“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中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情人罢。”最后“他”站在海边遥望彼岸故国，带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内心创伤发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是何等坦率、真诚的内心剖白！它震撼着中国每一个沉睡的灵魂，激起人们的愤慨。“他”在自惭自愧，无力自拔的矛盾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种用死来表示反抗的形式虽说幼稚、消沉，但“他”决不是懦夫，也不是伪善者。”（成仿吾《〈沉沦〉评论》）这种在压抑下的消沉是表象的，看似沉沦，却不甘沉沦，动摇、幻灭不是“他”的主导，追求光明、个性解放才是“他”的本质。
爱，却无所附丽
——论《伤逝》女主人公子君的悲剧意义
鲁迅小说《伤逝》反映了“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落潮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愿意前进，但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彷徨、挣扎和奋斗。鲁迅先生寓批判于事实叙述，塑造了子君、涓生这两个具有时代气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伤逝》悲剧所产生的社会因素。
子君、涓生在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大胆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枷锁，达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目的。他们都是“五四”这特殊时代的人物，由于当时社会的诸种复杂因素渗透和作用于他们，因此，他们都是复杂性格的组合体。就子君来说，她并不像易卜生《傀儡家庭》中的主人公娜拉，起初满足于生活在所谓的幸福家庭里，后来发觉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物”，于是为了获得个人解放而弃家出走。她也与祥林嫂、爱姑等女性悲剧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鲁迅笔下，子君是一个具有浓烈时代特色的新型女性。她追求个性解放，为了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她不顾一切非议：家庭的阻挠，世俗的不容，人们的嘲笑、讽刺，义无反顾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无疑是向封建礼教挑战的呼喊，子君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是坚决的。“否则，作为一个封建家庭的女子，且处于在封建传统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她便不可能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便不可以不畏世人讥笑蔑视，断然与涓生实现新的结合。”从这点来看，他不像鲁迅小说里其他女性，她冲破了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她的追求是大胆的，也是可贵的，表现了人的价值和人格的独立。使我们看到了“她以矫健的步伐，神采奕奕地走向了现代文学新女性的行列，使人感到她比冰心、庐隐、淦女士等笔下的新女性更加清新而庄美”。但是，我们说这只是她性格的一个表层。是“五四”这一特定时期一代初步觉醒的青年，在个性解放思想影响下自我意识觉醒的自觉体现，这是让人欣喜和鼓舞的。
然而，作为一个复杂性格组合体的子君，她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又不能摆脱压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传统精神负担。这种传统精神负担主要包括，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礼教秩序和封建伦理道德观，还有她受到的封建教育等。这种传统的精神负担，并不单是伦理道德层的。
在子君将自己的全部都托付于涓生时，一半是爱，一半应该说是封建礼教中“三从四德”以及妇女对男子的依附心理。我们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的东西无不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不可能轻易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它的顽固性使中国人民反封建的任务注定是艰巨而漫长的。正如鲁迅所感叹过的：“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又加之在子君身上所受的封建传统教育给她带来的深刻影响，使她在大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同时，又陷入了“我并不是我自己的”悖谬之中。“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要求：“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虽然子君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鼓励下，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传统采取决绝的反抗态度。由于她人格深层的传统积淀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扫除干净，因此，当她从一个战斗者新女性的形象出现时，随即又跌入“丈夫的附庸”的怪圈之中。她沉湎于日常琐事里，她对丈夫百依百顺，温柔体贴，她把爱自己的丈夫，搞好家庭内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当蜜月已过，涓生感到“爱情需时时更新”的必要时，她却感到了这种生活的充实和满足。她只需要“永远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在她看来，丈夫就是自己精神和生活上的唯一的依托。她对理想事业几乎不予过问。我们说没有远大的理想，爱情也就失去了附丽。当丈夫开怀洒脱，侃侃而谈有关文学艺术等问题时，她是那样的稚气而充满由下而上仰视的崇敬。毋庸讳言，这种追求和情趣上的差异也为他们的家庭幸福设下了障碍。
于是，子君把自己已陷入了中国封建传统妇女的“天性”事业中。她渴望能够主宰自己的新生活，又把这新生活理解的过于狭隘；她厌恶封建礼教，却又对其认识得浮浅，把自己的从属地位看作天经地义而又不思改变。繁复单调的生活使她在某些时候出现了中国妇女的感情麻木状态。在生活中遇到不快和忧愁，就暗自埋在潜意识里，这时阿随成了她感情唯一的寄托者。她先前的勇敢和无畏，似乎又只有在于“官太太的暗斗”中才能体现出来，将自己的喜怒哀乐统统维系于平庸的生活中。她并不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决然离开丈夫出走，寻找新的出路，而是等待着让生命随着希望一同幻灭。如果我们不能透过这种表层来看子君的潜在心理，就不能更好地理解涓生、子君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就不能更深刻认识表现在子君理性上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千百万的女性自我人格的空前失落和缺失，空前的人性自我压抑和性格深层的矛盾冲突。自己依附于涓生，自认为并非封建制度所致，而是爱的缘故，一切都好像是那样的不容非议，一切又都是那样的疑惑不解，这就看出她的幼稚、简单、耽于幻想而不切实际。因此，当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她失去了爱情，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生命。因为涓生所宣讲的易卜生、雪莱这些精神领袖，从来没有指导她离开旧家庭以后，哪里还有新的生路，怎样跨出新的一步，所以她只好走回头路，重返旧家庭，从绝望走向了毁灭。子君的悲剧不仅是爱情悲剧，而且是人生悲剧。因为她的人生就是恋爱、结婚、当妻子、料理家务，总之，是围绕着爱情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而转移。
子君的悲剧表明，在“五四”时期初步觉醒的青年身上所潜伏着的自身弱点。虽然他们对封建传统采取决绝的态度，虽然他们大胆追求个性解放，然而，不难看出，封建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对他们灵魂的啃噬，是他们所不能自觉的。特别是子君，传统封建伦理道德在她的人格深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要清除这些“旧迹”，无疑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同时，作为个性解放主义的追求者，且不论这种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本身的缺陷，就凭着小知识分子那天真而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要在那个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十分强大的社会环境中寻觅理想，追求个人幸福的生活，势必会被严酷的现实撞为齑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