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与我刚才看到的时候一样，他还是没有注意我，他似乎还是在自己的疑惑中挣扎。我也没有去想他和“老六”的事情。我急匆匆地往银行赶。赶到银行的门口，离关门的时间还有十分钟，银行新来的保安却说下班的时间已经到了，想阻止我进去。我没有理睬他，直接朝一个没有顾客的柜台走去。那里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对我都非常熟悉也都非常客气。我以前对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戒备，但是今天不一样，顾警官关于“内鬼”的提醒已经铭刻在我的心里，我提醒自己丝毫不能放松警惕。柜台后面的小姑娘不属于对我非常熟悉的那些人，她是上个月才从外地调来的。我第一次与她打交道的时候就注意到她右颊上的那一块很明显的烫伤痕迹。那会不会就是“内鬼”的标记？我告诉她，我只是想替一个行动不方便的邻居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小姑娘问。我能够听出上了一天班，她已经非常疲惫了。我问能不能查到转账出去的钱是否已经到账。“那只能由对方查。”小姑娘说。我又问钱会不会在转账的过程中丢失。“绝对不可能。”小姑娘说，“除非你的账号写错了。”我会写错账号吗？我又被疑惑惊吓了一下。上午对着小雷的电话号码按，我还按错了两次啊。但是我马上就想起来了，账号是银行的人为我填写的，我自己也很镇静地核对过，不会出错。我又问转账的钱需要多长的时间才可以到账，我特别强调了是异地账户。“马上就到了。”小姑娘说。“马上是什么意思？”我紧张地问。小姑娘显得有点不耐烦了。“马上就是马上的意思。”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希望它不是那个意思，我突然希望它还在路上。小姑娘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马上……”我绝望地问，“就是说中午转出去的钱现在肯定已经在对方的账上了？”没有想到，小姑娘“马上”会给出一个令我更加绝望的回答。“现在是不是还在那我就不知道了。”她一边关着电脑，一边心不在焉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用责备的口气说。我觉得她是在故意羞辱我。“当然不知道了。”小姑娘说，“对方可能又已经把钱转到别的账号上去了啊。”这怎么可能？！我极度不安地想。“这怎么可能？”我极度不安地说。“怎么不可能？！”小姑娘说。“那是我的钱啊，”我极度不安地说，“他们怎么可以随便将我的钱转走！”刚说完，我就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我是来“替一个行动不方便的邻居”问问题的，怎么突然又变成“我的钱”？好在小姑娘没有注意到我的漏洞。“怎么不可以呢？”她说，“你想想，如果你女儿将一笔钱放到了你的账号上，你是不是也可以将它转到另外的账户上去？”这是怎么回事？她怎么好像也已经掌握了我的动向。又一阵恐慌向我袭来。又一阵疑惑向我袭来。这是怎么回事？“转出去的钱就像是泼出去的水。”小姑娘接着说。我绝望地看着她。“这又是什么意思？”我绝望地问。我有太多的疑惑了。怎么突然之间所有的人都在引发我的疑惑？“你不知道‘泼出去的水’是什么意思吗？！”小姑娘最后不耐烦地说。我不敢再多问什么了，越问我的疑惑就会越多，越问我的心里就会越空。
我是最后离开银行的顾客。在我朝门口走的时候，银行的保安将卷闸门放下了一大半。我觉得那是他对我刚才没有理睬他的报复。我不想与他计较。我弯下腰，从卷闸门下钻出银行。可能是弯腰的动作太急太大，重新站直之后，我感觉腰部有点酸痛。我没有马上走开。我一边按压着腰部，一边看着卷闸门慢慢垂落到地面。冷冰冰的卷闸门！我突然又感到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就像面对着名牌店琳琅满目的橱窗一样。顾警官为什么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呢？我好像是在对将我与世界隔开的“门”提问。“门”将我与世界隔开，却没有隔断我对世界的疑惑。我的身体和心情都非常沉重。我想回到自己的“空巢”里去，尽管我知道，“空巢”也无法隔断我的疑惑。
酉时（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
我相信我的“空巢”不属于外面的世界。我相信我的“空巢”对立于外面的世界。但是，通过一条细小的电话线，它却遭到了世界的入侵和蹂躏。想起来，入侵者的武器其实非常原始：就是词，就是句子，就是语言。“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等等完全不应该与“我”沾边的句子和词语让我的“空巢”门户大开，让我的一生惨遭蹂躏。我的“现在”因为这入侵和蹂躏变成了一片废墟。我的疑惑络绎不绝：为什么接听绝密电话的公安人员态度那样冷淡？我的存款现在还在不在绝密账号上？当然还有顾警官，为什么他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他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或者他还会不会出现？……我绞尽脑汁寻找这些疑惑的答案，就像是一只在废墟里翻找食物的野猫。
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了。我感觉自己的脚不是踩着实实在在的地面，而是踩着摇摇晃晃的海绵。我好像正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前方小路拐弯处的那张椅子给了我一线希望。我坚持着走到了那里。我放肆地坐了下去。但是非常奇怪，我仍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摇摇晃晃。我用手抓紧了椅子的扶手。我想起了那一天凌晨我也是同样的虚弱。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自己的“终夜”。我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听到了我丈夫的耳语。他问我是不是想去看一眼我们的孩子。“看最后一眼。”他补充说。那耳语就像是从窗缝里漏进来的一阵寒风。他搀着我穿过危重病房昏暗的走廊。我知道那就是生与死的边缘。医生已经决定放弃了。我们已经决定放弃了……我趴在她的病床边，看她最后一眼。那是生离死别的时刻，我们之间的“门”即将关上又还没有关上。她突然笑了，笑得那样骄傲。我知道，那不是对生的笑，那也不是对我的笑，那是对死的笑。
“还过两天她就要满月了。”我丈夫低声说。
我知道“两天”和“满月”对她和对我们都是不可企及的目标。但是，她骄傲的笑驱散了我的忧伤。“她是天使。”我用充满感激的声音回应说，“时间对她没有意义。”我没有将脸侧向我的丈夫。我怕错过了“门”突然关闭之前的天机。
是的，我对她充满了感激。我感激她让我在成为“女人”之后第一次停经；我感激她在黑暗的深处与我长达十个月的相处；我感激她引发的分娩的剧痛和神奇；我感激她带来的乳汁，那是生命洁白无瑕的见证；我感激她的吮吸，那虚弱不堪的吮吸，那令我心碎的吮吸……我甚至感激她的“夭折”，她要让我敬畏我自己的命运。突然，她骄傲的笑像气一样散开了。一阵晕眩向我猛击过来，顷刻间击碎了我的神智……我绝望地抓住幼儿病床的护栏，就像是抓住了摇摇晃晃的船舷。
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又躺回到了自己的病床上。我看见我的丈夫将孩子的死亡证明放进了他的公文包。我咬紧了嘴唇。我不想问什么。我什么都不想问。我也没有再看见过那张薄薄的死亡证明。我知道那上面记录着我为她选好的名字。我知道新生儿肾前性肾功能衰竭是那上面记录的死亡原因。但是我不知道那上面记录的死亡时间。我永远也不想知道。我不是法医。我是天使的母亲。时间对天使没有意义。
也许我根本不应该成为母亲，因为所有的算命先生都算出我母亲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命。他们当然是算错了。但是，他们一致的结论影响了我们家三代人的生活。我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那一个月还相信我会走在她的前头（尽管我早已经不是“黑发人”了），还在担惊受怕。而“白发人送黑发人”从来没有被算成是我的命，却成了我的命。应该说我的厄运更难以接受，因为孩子离开的时候，我自己还是黑发人，而她是头发还没有长出来的人。所以我什么都不想问。我不想知道她的死亡时间。我不想知道她的骨灰被埋在哪里。我什么都不想问。我只想默默地与她留下的空白相处。我记得出院之后，我给我母亲写过一封感情冲动的信。我在信中写道，那空白是无法弥补的，不管我今后生多少孩子，它也是无法弥补的。现在想来，那深不可测的空白就是我“空巢”生活的发源地。
我不愿意与包括我丈夫在内的任何人谈论那深不可测的空白。它将两个永远都会让我内疚的疑惑与我的生命焊接在了一起：在这五十多年里，我一直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这样的厄运会降临到她的身上或者我的身上？作为一个身体上有不少先天不足的母亲，我究竟要为那肾功能衰竭负多大的责任？
突然出现在我跟前的老范让我从这些疑惑中挣脱出来。老范又提到了我的气色。他说我的气色看上去比中午还要差。我告诉他房颤的症状突然又都出来了。老范将他的右手放到了我的左肩上，问要不要他送我回家。我紧张地将他的手推开。接着，我环视了一下四周。这要是让“老六”看到就糟了，我心想。老范现在也可以算是一个真空的“空巢”老人了（他已经有上十年没有与他妻子一起去过美国了，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与性格古怪的洋女婿合不来）。他刚才的举动很容易被“老六”炒作成“绯闻”。
我的反应并没有将老范完全制止。他居然也坐到了椅子上，坐在我的左侧，并且马上用右手拍了拍我的左腿。这让我感觉更加紧张。我将他的手推开之后，将身体往右移远了一点。老范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不是因为我的冷淡而叹气。他是为他自己刚出的事而叹气。“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他问。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老范这么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他说他中午的时候因为要赶着与他妻子在电脑上通话，也是在购物中心的门口坐出租车回来的。“那是我一生中坐的最贵的一次出租车。”他说。我想起了刚才与我谈论父子关系的出租车司机。“什么叫最贵的出租车？”我心不在焉地问。老范沮丧地说，他将刚从银行取出的五千元现金忘在车上了。他说他每次坐出租车都是会要车票的。可是刚才的出租车司机告诉他，车上的打票机坏了，不能够给他出票。“肯定追不回来了吗？”我着急地问。“还怎么追啊。”老范肯定地说，“那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一样。”我浑身一抖。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像什么？”我不安地问。老范笑了笑，没有重复他刚才的比喻。“其实我是想得通的人，”他说，“钱是给人用的，谁用都一样。我这也不是第一次丢钱了。”可是我想不通：我想不通顾警官为什么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我想不通公安人员为什么对我转账成功的反应那么冷淡。我想不通。我想不通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老范说，现在困扰他的不是“已经”丢钱的问题，而是还“要不要”丢脸的问题。他的意思是他不知道要不要将这件事向他妻子“坦白”。他说刚才他们通话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说，可是他又不想一直瞒着她。他让我给他拿主意。
我羡慕老范还有这种两难的顾虑。这说明他还不是真空的“空巢”老人。我也多么想要有一个人能让我有这种顾虑啊。我的生活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丈夫即使还没有过世，也不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告诉她。”我肯定地说。
“可是她一定会骂我的，用很难听的话。”老范说，“那会让我觉得很丢脸。”
“这样的事你不说给她听还能说给谁听呢？”我说。
“我这不是说给你听了吗？！”老范说。
我又将身体往右靠了一点。这是我对他的提醒。
老范尴尬地笑了笑。“说给谁听都不能说给她听。”他说。
“可是你又很想说给她听。”我说，“其实你最想的就是说给她听。”
老范用吃惊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说过有道理的话。但是，他马上又摇了摇头。“她一定会骂我的。”他说，“用很难听的话。”
“也许她这次不会。”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
“她一定会的。”老范说着，站起来，叹着气走开了。走了几步之后，他又突然停下来，回头问要不要他陪我一起回去。我知道自己现在这种情况下很需要人的陪护，但是我绝对不能让他陪。我不愿意被邻居们看见。我撒谎说我现在还不想回去。现在起了一点风，我撒谎说我想在外面多坐一会儿。
看着老范的背影，我的头脑中不停地翻转着“泼出去的水”。为什么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这一老一小的一男一女对我使用了同样的比喻？这恐怖的疑惑剧烈地摇晃着我的身心。这是多么奇怪的一天啊：它的每一秒钟都好像隐藏着无限的杀机。所有的人都好像在隐射我备感羞辱的处境。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和勇气继续坐下去了。我必须尽快回到我的“空巢”中去。我要躲回到我的“空巢”中去。可是我站不起来。我前后张望，希望有人能够帮我一下。我看到了正朝这边走来的小于。我着急地对他挥起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