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于是一家新技术开发公司的业务代表。大概是三年前，他在菜市场的门口拦住我，向我推销他们公司推出的“多功能转换盒”。他说只要装上了这种转换盒，我就可以使用他们公司的长途电话线路，那比我现在使用的要便宜多了。他还说他们公司还代理客户的电话费业务。我可以一次性将一笔钱预存到他们为我开设的电话费账户上，公司每个月会为我自动结算，这样就可以省去每个月都要去银行交电话费的麻烦。他还说他们免费上门安装，而且前两个月还有电话费八五折的优惠。我根本就记不住转换盒的那些功能和他们公司的各种优惠。但是，我喜欢小于那种周到和诚恳的态度，当场就决定购买他推荐的产品。当天下午，小于就来为我安装了转换盒。我用了多年的电话机让他皱起了眉头。他建议我利用这个机会也将我的电话机淘汰掉。他已经周到地将新电话机也带来了。那也是他们公司刚开发的新产品。因为我购买了转换盒，电话机也可以享受八五折的优惠。全部装好之后，小于让我打一个长途电话试一试通话的效果。我喜欢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我给我妹妹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正在测试新的电话机和转换盒。我妹妹提醒我听起来好像有点杂音。我也觉得声音的质量不如原来的那么清晰。“刚开始都会这样，万事开头难。”小于说，“以后慢慢习惯就好了。”接着，小于开始向我解释合约的内容。那对我还是太复杂了，就像保险单的内容一样。我听不懂，也没有心思听。“我相信你就好了。”我说着，直接在合约上签了字。那天小于在准备离开的时候，还劝我要买电脑和上网。后来的几年里他也不停地劝说。他说他可以全部为我买好装好，并且办好一切相关的手续，我只要坐下来，按一下开机键就跟上了时代的步伐。“电脑就像宠物一样，是家庭中的一员。”小于说，有了它，我就不再是“空巢”老人，就不再会感到寂寞。我一直没有接受他的这一劝说。这是我的底线。我守住了我的底线。
小于也很快就看到了我。他快步走到我的跟前。他说正好又有新产品要向我推荐。我请他扶我站起来。他不仅扶我站了起来，还一直将我扶到了大楼的门口。一路上，他用责备的口气提醒我不舒服就不应该出门，在外面摔倒就麻烦了。他的责备让我感动。但是，我不敢像平时那样与他说话。平时与他说话，我放得很开。我们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小于的嘴很甜。我记得第一次与他谈起我的孩子们的时候，他就亲切地称他们为“大哥”和“大姐”，就好像他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一样。我喜欢他的甜。很快，我也不再称他们是“我儿子”和“我女儿”了，他们成了“你大哥”和“你大姐”。小于经常会问起“大哥”和“大姐”下次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他很想认识他们，向他们学习。“正好相反，他们应该向你学习。”我告诉他，“他们连你一半的体贴都没有。”
我不敢像平时那样与他说话。我怕他听出我的恐慌。我怕他听出我的疑惑。我对他推荐的新产品的反应也与平时不同。小于他们公司这次开发的新产品用到了德国最新的传感技术。小于说只要再加两百元，他马上就可以为我的电话机完成这最新的升级。这三年里，我不记得小于已经为我完成过多少次升级了。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为我升级的要求，我不好意思拒绝，尽管我知道我根本就不会使用那些我听都听不懂的新功能。而且每次只要他提出来，我差不多都是马上就同意。但是，这一次我没有马上同意。我说今天我很累了，想早点休息。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我仍然惦记着顾警官。我刚才准备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想到他没有在白天出现很可能是有安全上的考虑。也就是说，他有可能会选择在天黑之后出现。小于一点也没有勉强我。“那我明天再来吧。”他说，好像我已经同意升级的要求。我说明天也不行。如果顾警官今天晚上也没有出现的话，我的明天就会像今天一样充满着悬念，我也不能做任何的安排。
小于显然还准备将我一直送到家里。但是在大楼的门口，我说我已经没有问题了，可以自己上电梯了，示意他不要跟着我进去。我说，过几天会给他电话，让他来完成最新的升级。我注意到保安还是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我估计他还在猜测“老六”突然要离去的“真实原因”。我走到他的跟前，问他是不是有人找我。他肯定的回答让我浑身一惊。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下一个问题，保安向后侧着身体从一堆快递邮件里抽出一个邮包递了过来。为什么顾警官还没有出现？他会不会在今天晚上出现？我扫兴地接过邮件。我对它来自何处毫无兴趣。
刚走出电梯，我就听见了“空巢”里的电话铃声。我手忙脚乱地打开防盗门和房门。应该是顾警官的电话，应该是他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的电话，应该是他要我晚上在家等他的电话……我激动地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的声音让我又立刻跌回到了情绪的底部。那是我妹妹打来的电话。她问我是否已经收到了她为我网购的老年保健内裤。我瞥了一眼手里的邮包，说收到了。“舒服吗？”她兴奋地问。我说我刚收到，还没有拆开。我妹妹要我马上打开看一下，先看看颜色和手感怎么样，她说她急着想知道。她叫我不要挂断电话。我将话筒放到沙发上，拆开了邮包。“颜色有点太艳了，像是给年轻人穿的。”我回复说，“手感还不错。”我妹妹接着又敦促我赶快买电脑和上网。“有了网络真是太方便了。”她兴奋地说，“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网上买到，根本就不需要再去商店了。”
算起来，我妹妹应该已经有将近十年的网龄了。她第一次上网搜索就搜到了一位失散多年的朋友。这让她对网络的魔力崇拜得五体投地。她现在每天都要在网络上消耗大量的时间。她每次来电话都要向我发布一些新闻联播里不会发布的“新闻”。那大多是危言耸听的“新闻”。那大多是会迅速引起我的不良生理反应的“新闻”。我经常会打断她的发布。我会对她说我现在已经够难受的了：出门吸入的是雾霾，进门面对的是“空巢”。物价每天都上涨，记忆每天都下降。加上血压长年都不稳，血糖时刻都失控，还有房颤消不去，屎尿出不来……我哪里还有精力去消化那些负面的“新闻”啊。我顽固的抵制经常会令我妹妹长叹一口气。“现在网络就像我的空气和水，”我妹妹说，“离开它我根本就活不了。”而我告诉她，网络对我的作用应该“正好相反”：网络一旦侵入我的“空巢”，我恐怕就活不成了。
我是连手机都不愿用也用不好的人，上网对我实在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将“空巢”老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与时俱进”型，一是“固步自封”型。我这个传统和保守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种类型。我仍然喜欢从报纸和电视上获取信息，我也相信从报纸和电视上获取的信息。不过这些年来，我也开始从其他的渠道获取有用的信息，比如小雷负责组织的那些免费保健知识讲座。我最新的医学和保健知识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从这一点上看，我其实也还是有一点“与时俱进”的味道的。
我妹妹好像还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我感觉非常疲惫，不想再交谈下去了。这时候，我妹妹突然要我拿出纸和笔来，她说她的邻居已经将那个治疗便秘的秘方传给她了。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刚进家门，连尿还没有来得及撒，还是下次再记吧。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我妹妹说，“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觉得我“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的。我没有回应她的这种感觉。“便秘已经不是我的主要矛盾了。”我说。
“你昨天还说是，”我妹妹说，“怎么今天就说不是了？”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用教科书上的话回答说。
“那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妹妹追问。
我有点后悔自己引起的话题。我犹豫了一下之后说：“以后会告诉你的。”
我的回答没有让我妹妹满意。她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以后”。
“我还没做晚饭呢。”我说，“我真的不能跟你再说了。”
我妹妹没有再坚持。她抱怨说我们这种不上网的人就是没有时间观念，什么事都要等到“以后”。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我没有马上去做晚饭。我的脑子很乱。我的心很累。我走进卧室，躺倒到床上。这是我第一次外衣都不脱就躺倒到床上。“泼出去的水”，“泼出去的水”，银行的小姑娘和老范的声音在我的耳边不停地交替着出现，就如同一台要将我绞碎的机器。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在顾警官出现之前，我不可能再有关于我自己的那笔存款的消息。但是我并没有他们那么绝望。我并不认为那笔存款不再是我的存款了。不过一个突然的想法让我又恐慌起来：如果我女儿或者我儿子在我向顾警官查清楚存款的下落之前提出要用他们的钱怎么办？我要不要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
我很快睡着了一下之后又被一些或真或假的嘈杂声拉回到了半醒半睡的状况。我首先听到的是放学的孩子们在楼下的喧哗以及保安阻止他们破坏树木的叫喊。接着，我好像听到老范的妻子在当着很多邻居们的面责备老范的过失：“你除了会胡说八道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本事了。”她大声说。我觉得老范的妻子不应该让老范这样难堪。但是，老范自己好像并没有生气。我听到他慢条斯理地回应说：“你不要学着我的样子胡说八道。”
邻居们的笑声差一点压过了我非常熟悉的脚步声。准确地说，那不是脚步声，而是鞋底与地板的摩擦声。我母亲最后那一年走动的时候脚已经不怎么抬起了。我喜欢那短促的摩擦声。我需要那短促的摩擦声。我对着客厅轻轻地喊了一声。
我母亲走到了卧室的门口。“是我。”她回答说。
“我有许多的疑惑。”我说，“我有太多的疑惑。”
“不要责备自己。”我母亲说，“永远都不要。”
“我又看见了她。”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为她的夭折负多大的责任？”
“不要责备自己。”我母亲说，“那不是你的错。”
“可是我又看见她了。”我说。
“夭折的孩子是最孝顺的孩子。”我母亲说。
我颤栗了一下。我觉得我母亲说出了母亲最深的恐惧和绝望。
“我一直以为我会有一个最孝顺的孩子。”我母亲接着说，“没有想到……”
她咽下去的话让我充满了负疚感。
“原谅我。”我说。
“我从没有责备过你。”我母亲说，“我不会责备你。”
“原谅我。”我说。
“我只是有点好奇，好奇你究竟得到了什么。”我母亲说。
“原谅我。”我说。
“你看你姨妈家的孩子们，他们没有一个像你那样害怕。”我母亲说，“他们把你姨妈接到了城里，轮流照顾。”
“原谅我。”我说。
“我一直以为你永远都会需要我。”我母亲说。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我说。
“所以你看到了我。”我母亲说，“其实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我真的没有想到‘空巢’这个词早就已经出现了。”我说。
“其实更早。”我母亲说，“那并不是你疯舅舅的发明。”
我恐慌地坐了起来。我知道那个关于“空巢”的故事还没有完。“他到底是怎么疯的？”我冲动地问。这是我多年的疑惑。这是我一直不敢去寻找答案的疑惑。
“其实他也可以算是一个夭折的孩子。”我母亲说。
“他到底是怎么疯的？”我充满疑惑地问。
“他当时在上海读大学，学的是物理。”我母亲说，“他本来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学生。”
“真没有想到。”我说，“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我的疯舅舅了。”我迷惘地看着我母亲。“真没有想到他还有‘前途无量’的过去。”我接着说。
“可是他在三年级的时候开始结交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其中就包括那个左翼的文艺青年。”我母亲说，“那一年暑假，他带着那个文艺青年回家来住过两个星期。那时候，我正好也住在你外婆家。我已经怀着你了，强烈的妊娠反应期刚刚过去。”
我着急地等待着故事的继续。
“两个年轻人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他们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竹林深处的凉亭里度过。他们在那里读书写作、谈天说地。”我母亲说。
我想象不出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你舅舅还将文艺青年刚写好的一首新诗拿给我看。”我母亲说。
我母亲是只在私塾里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传统女性，我想象不出她对新诗会有什么感觉。
“那是我读过的最颓废的诗歌。”我母亲说。
她的评价令我疑惑。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左翼文艺青年怎么会写出“最颓废的诗歌”？
“诗的题目就叫‘空巢歌’。”我母亲说。
我觉得这有点难以置信。“叫什么？”我不安地问。
“‘空巢歌’！”我母亲说，“这题目本身就很颓废。”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标志我现在身份的词是一个左翼文艺青年的发明。
“这就是‘空巢’这个词在我们家族里的起源。”我母亲说。
我感觉我母亲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感觉她还记得那首《空巢歌》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