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我在湖北省与安徽省交界的一个英山小城买到了他的《谈艺录》，那时我刚进大学，去参加一个文学笔会，逛进一个破败的小书店，在满是尘土的货架上发现那本已发黄的精装本。钱钟书是我早就听说过的几位大师之一，等到翻开那本大32开本，才感到这简直是天书。当时想，等大学毕业时也许能读懂。
今天，我已工作了13年，仍然得承认，我还是不懂。
我敢说懂得还是那本薄薄的、翻了好多遍的《围城》。
誉钱学为学术界高峰是近几年的事。对于过往知识界注重单一学种、文学界崇尚工农文化来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像钱钟书那样学贯中西，在“文革”后的十几年，也是鲜有人见的。
往往是，侧重了生活化，少了哲学化；提倡了学者化，又少了生活化。鱼与熊掌的问题。
年轻一批作家中，大概还找不出几个可与钱钟书一比的。贾平凹是突出的，可惜他是洋文盲。能够一比的，还有个王小波，出过国，可是没什么学术著作，且过早去世。
但是，现在似乎有把钱学神秘化倾向，鼓吹的门人弟子，可以理解；争当门外食客的，可就大有玄机。有借钱学自比的，有靠钱名自吹的。红学食客太多，遂要另辟找食门径，先发现的可以领一个大金元宝，跟着起哄的可以浑身银装，往后呢，大概捞碗粥喝就不错了。读不读得懂，都跟着叫好，好比班主任点名，唯恐答应慢了挨批评。
我以为，真正要点在于一部《围城》，设若在钱钟书的天平上拿掉《围城》这个砝码，钱的分量可能大大降低。
从清末开始的洋务，洞开国门，西学东渐，以至民国有全盘西化之虞。使得仅有的学人，都有机会留洋深造，那时的文人会一门或几门外语的实在平常，特别是少小年轻保送出去受教育的，童子功大都了得，出了不少饱学之士。
翻开钱钟书的著作，可以看出当时文风所向。依笔者看来，还是考据学派的留痕，认真讲，钱学大宗，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问题。钱先生与众不同的是，因着他的外语功底，不断变化着使用洋话。常常是一篇文章中，先用文言，再用半文半白，尔后有白话乃至方言，接着上英文、法文、拉丁文……不一而足。任何一位读者，如果不具备他的语言水准，断不能一气看到底。
这不能不说有一种卖弄嫌疑，以语言作障碍，以造学术景仰，至少在民族文化、波普文化上讲是过分一些。
须知，语言当然是一项了得功夫，多通语言，至少可以先行沟通中外，还可以搞拿来主义，懂外语的作家在文章中也比别人多些洋味。
但是，工具毕竟是工具，它不是本体文化，将来科技发达了，借助计算机也可以不必再受背单词之苦，用学语言的时间去学些真正本质的东西，这不更好吗？学富五车，并不能说明此人就将有大功于社会，如果学而不用、学而不会用、学而不会创造，那么即使有再多知识，也不过是一本活字典而已，只能作翰林一朽翁。
要在此声明，在下并非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要阻拦别人去深造。本人也没这个能力、这个必要。
学以致用，急用先学仍是可行的。这十几年，笔者在经济特区见识了不少硕士、博士、博士后这类，有不少到死还在这学院那研究机构从师学习，他几乎就没有为这个社会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许多人一出校门，便立感不适，看到比自己学位低的人有专利、高收入就心中不平衡，甩出一大堆理论名词来吓唬百姓。
钱先生大概不是这样。我这里不敢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
但说明宋词写得好，何以要用什么拉丁文、法文去说明呢？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还是拉丁人抑或法国人看的呢？
既然要横向比较，起码也要让具有某一种语言能力的人从头看到尾，这样你的文章才能起到作用。
有一段相声，甲问乙懂不懂外语，乙老老实实说不懂。甲便得意了，说，不懂就好办了，我给你唱首英文歌曲。这里起码有两种意思：你不懂，就听不出好坏；你不懂，其实我也不懂，瞎编个鸟语蒙你。
钱先生自然不想蒙人，但却启发了不少仿钱之士，于是出了不少王钟书、孙钟书、李钟书……纷纷掉起书袋子来。
引经据典、牵强附会，这本是考据派陋习，完全不必今人再去费时。可凡理论文章，不在文末附上一大堆出处，仿佛没有水平、学养不够似的。
国外的学府，论文之类确乎流行注脚，有人说，洋老师认为注脚反映一个人的治学态度，不严谨的人常常忘掉引文何处，这对先学确有不敬。且国外知识产权抓得紧，这也是尊重别人研究成果的一种表现。
此说为拖扫帚屁股者无疑又立了一项出处。
笔者以为，必要的引是应该的，为引而引则有虚夸之嫌。
其实，引用人越多，越说明自己没有新观点新发现，最后只是证明自己的无能而已。
话再从头说起，像钱先生那样为文的，在民国时代并不少见，只不过其他人要不没有钱先生那样耐心，要不因国共两党政治问题所隔，所以成不了大名。
笔者曾潜心学了好几年哲学，要不就进不去，要不就进去了出不来，最后终于像参禅悟道，似乎也进得去，仿佛也可以出得来。却好比进葡京赌场玩心跳，那里门太多，通道又曲里拐弯迷宫一般，结果往往是从正门进去，却从旁门出来，要进洗手间却误入老虎机，完全不能按自己意愿来。人说，你还是去得太少，去多了就熟了。可谁会有闲心常去？除非是职业赌徒。知识界人士学哲学，好比财人进赌场，总想搏它个满载而归，好给自己文冠上添金，结果有时正相反，反而失去更多。
最后笔者明白一点：哲学家的任务简而言之，就是将一件简单的世间现象给以复杂的解释。说得越复杂、越玄妙，其水平就越高。
好像有点民间治病的跳大神。
钱先生大概没想到自己的学问还有此一说，我们温和一点，不算误人子弟。
据闻，钱先生本来还要再写小说，无奈最后不了了之。这里面也许有许多原因，可能钱先生还要自责一番。依我看，这却怪不得他老人家。须知，《围城》作为中国现代乃至当代讽刺幽默长篇小说，已是顶峰之作，别人超不过可以理解，钱先生自己超不过，更可理解。他的目标已经那么高，还能再写平庸之作吗？所以他在小说方面封笔是明智之举，善莫大焉？
除掉《论艺录》《管锥篇》等，我以为不算太紧要，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再找出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究，一样顶得上去。
比如说近两年热起来的辜鸿铭、吴宓、陈寅恪等，哪一位比钱钟书差？
1925年，36岁的陈寅恪在没有什么著作的情况下，就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人一起被聘为清华园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要说语言功夫，陈寅恪不仅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文，还能熟练运用梵文、巴利文、藏文、蒙文、满文、土耳其文以及已经死去了的突厥文、西夏文和匈牙利的马扎尔文，陈的及门弟子季羡林先生专门撰文谈及乃师还曾攻研过印地文、吐火罗文、朝鲜文、希伯来文，我想这总该比钱先生算是语言大师吧。
可陈寅恪仍属学究派而非创造派。现在想起来，钱之卖弄犹如当年毛主席批评钟灵在写标语时，在一个人字的右腿上多划三撇。
若要除掉《围城》，那钱钟书就不存在了，至少他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上只是像纸那么薄的分量了。
关键还有一点，我们要端正自己对钱学的认识，不要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些从众者，皇帝大人光着屁股就是光着屁股。不存在就是不存在。
要警惕为皇帝造“新衣”的人，这非常非常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