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5年1月6日同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看出，邓小平在着手部署各方面整顿的同时，已经考虑怎样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并积极准备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中夺回来。在谈话中他明确了以下三点：第一，任务。像“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钓鱼台的班子”是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邓小平亲自提出当前理论研究与宣传的选题，要求进行研究，著文回答。这些题目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和我国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和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问题。第二，队伍。他亲自挑选了在思想理论上能够同“四人帮”进行战斗的领导力量。其中有：被誉为中共“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他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从1941年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年。“文革”中受迫害，直到1974年出席国庆宴会才重新露面；曾任新华社社长、总编辑，原《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他是写社论的能手；还有历史学家胡绳，“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后来又增加了当过新华社负责人的熊复，原《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和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除李鑫（康生的秘书）之外，这些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冲击，大多从干校回来不久。其中吴冷西、胡绳、熊复是“钓鱼台的班子”的成员。邓小平要胡乔木同他们一起，并要求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这样一支队伍，是同“四人帮”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展开一场尖锐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第三，文风。邓小平对“四人帮”的帮八股、新八股深恶痛绝。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写出的文章，能够系统解答当前的问题。要有论证，能说服人。
对于后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说来，这次谈话当然还只是一次酝酿。一切尚在设想、商量的过程之中。所以，名义还没有确定下来（当时设想称“顾问”），任务也只是从写文章（当然这是主要的）这一方面着眼。事实上，政治研究室成立后在1975年整顿中所承担的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钓鱼台的班子”要宽广得多。
这次谈话以后，胡乔木即出席1月5日已经开始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接着出席1月13日至17日的大会。自此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同时，对邓小平提出的一些问题开始进行了研究。在研究马列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时，碰到几个问题，其中包括译名问题。胡乔木手边没有材料，5月间到编译局请他们帮助收集一些材料。关于译名问题，胡乔木认为法和权是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按原文的意思，还是译为权利比较合适，请他们研究一下各种外文译文和过去的中文译文。此后，胡乔木专门找编译局的王惠德（时任局长）等座谈。参加者有胡绳、于光远、成仿吾、柯柏年、张仲实等。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示外事部门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外交部和对外联络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由宦乡、钱李仁牵头，集中在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研究写作。1977年7月，邓小平要胡乔木主持其事。1977年11月1日，在胡乔木主持下写成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当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第二次 1975年6月8日
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先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接着就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政研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写作班子那样。
胡乔木提议负责人加上于光远，邓同意。乔木又提出，是否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邓坚决不同意。
关于政治研究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以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
这次谈话还谈及一些具体问题。
胡乔木在1月6日第一次谈话后，研究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认为这个译名欠妥。按原文的意思，还是译为“权利”比较合适。这次谈话时他向邓提出对于译名问题的意见，认为宜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邓小平立即说，这个问题不要提。
在1月6日谈话后，胡乔木于2月28日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到解放初期毛主席曾要他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一直没有写，觉得非常对不起主席，现在想写写看，请求组织上考虑能否允许给他配备一两位助手。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告诉胡乔木：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传阅过，主席也同意了。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吧。
说明
从1975年1月6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以后，到6月8日第二次谈话，时间已经过去五个月。由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成功地领导了铁路、钢铁的整顿，开始了军队的整顿，又同“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阴谋作了有力的斗争，中国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的任务，指出三个总部首先要整顿，并阐述了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落实政策，提高效率等原则。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提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中央下决心要解决当时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铁路运输问题。他结合当天下发的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讲了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反对派性等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要求“解决问题不能拖”。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主动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赴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经过一个多月整顿，到4月份，严重堵塞路段全部疏通，全国二十个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时，邓小平即于3月25日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9号文件精神适用于各行各业。在铁路整顿的影响和推动下，煤炭工业很快也就上去了。4月召开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决定推行大包干的管理办法，确定进口成套设备和建设港口、铁路枢纽、能源、军工等骨干企业为主攻方向。5月为解决钢铁工业严重欠产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到会讲话，提出“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任务，指出当前重点要解决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同派性斗争、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等四个问题。会后中央转发了冶金工业部的报告，并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钢铁工业的整顿迅速展开。与此同时，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自4月底以来连续采取重大行动，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五、六月间开始研究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按照邓小平的战略部署，6月以后，整顿要全面铺开和引向深入，整顿将进入总体战阶段。不仅工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而且农业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不仅经济战线各行各业要整顿，而且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也要整顿；不仅军队要整顿，而且地方要整顿，党也要整顿。邓小平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所以，邓小平把成立政治研究室提上日程，要胡乔木把写唯物主义小册子的计划暂时放下，“资产阶级法权”的译名问题现在不要提，就是要胡乔木等人集中精力，协助他做“更重要的别的工作”，即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前途的1975年整顿。
邓小平主持的这次整顿一开始就以极大的尖锐性针对着江青集团的几个要害：空头政治，无政府主义，帮派势力，还显然带着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若干具体的“左”倾错误政策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性质。然而邓小平的整顿在开头几个月并没有遭到江青集团有力的抵制破坏，这是什么原因呢？邓小平推行整顿方针雷厉风行、势不可挡，江青集团在经济各部门没有什么力量，都可以说是一些重要原因，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几个月江青集团在政治上、在思想理论上遭到了一次失败，迫使他们不得不由攻势暂时转为守势。
1975年春，江青集团借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打出“反经验主义”的旗号，发动过一场相当凌厉的攻势。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什么“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毛主席1959年关于反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姚文元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此后，江青到处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三、四月，北京、上海两地主要报纸“反经验主义”的文章连篇累牍。邓小平看穿了他们借“反经验主义”来攻击周恩来和他本人以及老同志的用心，即就张春桥3月1日片面强调经验主义危险的讲话向毛泽东请教，请教时并谈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于4月23日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对江、张、姚等作了批评。毛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要求“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4月27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批评了江青等人。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江青等人。他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还嘲讽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还继1974年7月、12月之后，第三次谈到“四人帮”，告诫他们“‘四人帮’不要搞了”，还非常不满地说：“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王洪文、江青作了口头和书面检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从未有过的。
在整顿初见成效、这一回合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看到，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虽是尖锐的、严肃的，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毛肯定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对他们不承认有“四人帮”也并不十分介意。对“反经验主义”的错误，还承担责任，说自己对（姚文元）文章中的问题“没有看出来”，“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并认为“不要小题大作”；但又指出，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对邓小平主持会议采取“讲多少算多少”、“不要把话都说完”的做法，毛很满意，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毛泽东当时对“四人帮”的态度，既造成了对“四人帮”斗争的有利时机，又使得同“四人帮”的斗争十分艰巨和复杂。同时，随着整顿在各个方面展开和向纵深发展，势必要进入“四人帮”控制的、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总之，整顿的全面展开与深入，同“四人帮”斗争的尖锐与复杂，迫切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理论队伍，有一个能战斗的写作班子，从理论上、从舆论上支持整顿，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击溃“四人帮”，夺回思想阵地。所以，邓小平在6月上旬再同胡乔木谈话，具体商量政治研究室的组成人选，坚决排斥“造反派”的掺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是在将可以同“四人帮”对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这是邓小平在整顿的全局中投下的重要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