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政研室的成立抓得很紧。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以后，6月15日即在给政治局的关于成立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编辑《毛选》第五卷的报告中，同时提议：“另，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培养作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经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负责人除上述报告中提到的六人之外，又增加了邓力群。他后来成为政研室在邓小平领导下同“四人帮”斗争的中坚之一。6月22日下午，胡乔木即到中南海西四院上班。6月24日早上，胡乔木在中南海召集政研室领导成员开会，胡绳、吴冷西、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出席。下午即开始办公。7月4日开政研室首次会议。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
与此同时，经毛泽东批准，还成立了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具体工作也由政研室来承担。在此之前，3月29日，康生同胡乔木谈了毛选编辑工作。4月4日，李鑫把《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三篇已经整理过的文稿送给胡乔木重新整理。4月12日、15日，胡乔木同李鑫等商谈了《论十大关系》等文稿的整理问题。6月21日，胡乔木请示邓小平，确定参加毛选编辑工作的人员，确定先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
第三次 1975年6月29日
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他说，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
胡乔木提出，在政研室负责人中由胡绳分工管，胡绳在十大时就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出席的。邓同意。乔木又说，不过学部的政治工作要请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要请国务院办公室管。邓都同意，并说，胡绳本来也不擅长这些。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
后来（确切时间不详），邓小平还对胡乔木说过：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哲学，经济学，每个所都可以出，现在先集中力量出一个综合性的。写文章要利用各种周年纪念，例如《整顿党的作风》发表多少周年纪念，这样题目就多。许多专业后继无人，现在能看病的，也就靠几个老专家了。
说明
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进行的。在谈话中，邓小平对政治研究室的任务进一步作明确的交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由教育部代管。教育是重灾区，整顿教育的任务十分繁重，代管学部，力不从心。所以邓小平将这项任务交给胡乔木。因为上一次（6月8日）谈话中，对“分管学部”这一项工作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所以这次谈话交代“一定要”把学部管起来。邓小平并同乔木商量，具体落实了组织领导，业务、政治、行政三个方面都明确具体的人或单位分管。同时还提出“要办个刊物”的任务。如果说，“分管学部”是在信任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一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基础上，抓住了这支队伍，掌握了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权；那么，“办个刊物”就是建立自己的阵地。因为当时的主要思想理论阵地，如北京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杂志，都被“四人帮”控制。所以，在一时难以夺回的情况下，创建自己的阵地就显得十分迫切。
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就与有关方面酝酿学部领导人选。7月9日，向邓小平汇报了向中组部提出的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人选问题。7月17日，胡乔木即召集学部三位新领导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谈话，明确了任务和分工。第二天即向邓小平汇报。办刊物的问题也不断催促，逐步落实。
邓小平抓的这两件事，引起“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极端仇视和恐慌。上海的朱永嘉、王知常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很紧张，加紧商量对策。据后来王绍玺揭发，当时朱永嘉、王知常议论说：“邓小平这个人识货，这批大秀才别人不肯用，也不敢用，他一下就都抓到手里，成了他的办事班子和参谋班子。”朱还说：“我们的《学习与批判》办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对手……《思想战线》（按：即学部拟办的刊物）一出来，那可成了不可忽视的对手。”朱永嘉后来交代说：“我当时埋怨张春桥、姚文元怎么不抓学部，将来总是个祸害。如果要抓，我去搞几个月，就可以把机器开动起来。邓小平一抓政治研究室、学部，我认为对立面起来了。”他后来还托人去向张、姚建议抓政治研究室。
第四次 1975年7月9日
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政研室七位负责人除邓力群未出席外都到会。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
会议第一次阅读并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讲到，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4页）。邓小平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邓小平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
邓小平向到会者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关于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邓小平说他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研室帮他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
邓小平还说到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他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
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昨日（7月8日）中组部确定、经国务院系统告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人选（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邓小平说，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安排学术界人士担任副主任。
说明
7月9日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7月10日），胡乔木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这是政研室成立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在7月4日召开）。出席者为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会上，胡乔木先讲了政研室的性质、任务，接着传达了毛泽东7月初关于文艺的指示，并说，他理解主席说小说诗歌没有，是指老作家的小说诗歌没有。会议根据邓小平关于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学、教育、出版四方面执行双百方针情况材料的要求，议论了题目与分工。胡乔木就教育方面出了四个题目：教育质量（包括毕业生的程度如何评价），学习时间，教师、学生的活动，基础课在课程中的地位。工作方式主要通过个别联系，从自己熟悉的人那里了解有关方面的情况，征求意见。邓力群提出可以同科学院的郁文联系。胡乔木说，郁文曾对他说过，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发表后，南方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刮理论风。胡乔木要邓力群顺便叫郁文把这个情况写个材料。会后，邓力群要郁文写科学院各主要学科研究工作情况，同时要他写关于周培源文章的材料。郁文写的材料经邓力群交给了胡乔木。
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以编辑《毛泽东选集》为主要任务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政研室的经常工作由于光远和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武成殿（现已拆除）办公。邓小平交的调研任务，主要由于、邓二人贯彻执行。
7月11日，于光远、邓力群向刚调来政研室的王子野等五位同志传达了10日会议的一些内容，具体布置了任务。在这次会上，邓力群提出关于“三突出”这个题目。他说，现在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说成是适用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他请王子野翻阅报刊文章，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成一个材料。王子野等查阅了1969年以来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在整理关于宣传“三突出”的材料时，发现自1969年11月以来“双百方针”提得极少，一个同志从《样板戏评论集》上发现以样板戏演出单位和“初澜”名义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毛主席关于文艺方针的四句话，都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句话，而不引“百花齐放”这一句，正好从指导方针和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同毛泽东7月初批评创作上“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相印证。（后来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红旗》、《人民日报》、《文汇报》三种报刊上初步查核统计，从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有18篇文章砍掉“百花齐放”口号，共19处。）王子野等将报刊中砍掉“百花齐放”的情况也摘抄整理成一份材料。邓力群即把材料交胡乔木。
胡乔木读了这两份材料后，觉得砍掉“百花齐放”这份材料提出的是一个原则问题，值得送给邓小平看。不过因为材料比较长，所以写了一封短信，大意说这个材料很费了工夫，值得看一下。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双百方针宣传的确比较少，特别是毛主席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联用的话，在一段时间里只用了三句。关于“三突出”的材料，也提了一两句，说也可看看。这信同两个材料在7月23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有一次对胡乔木说，这个材料能说明一些问题。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运用这个材料揭露和批评“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四人帮”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罪证被揭露，七、八、九、十月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又有一系列指示，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作暂时的表面的退却。在张春桥授意下，文化部创作办公室于1975年12月12日向出版机关发出了一个《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修改方案》，第一段“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说：“69年以来，所有样板戏剧组文章，大都是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但是，“四人帮”贼心不死，在1976年“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后，他们在报刊文章中又重新将“百花齐放”砍掉。真是道地的复辟！
这次谈话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邓小平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意见。他从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度，阐明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针对“四人帮”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实验的实用主义，指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在整顿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一手抓了社会科学和思想理论，一手抓了科学技术。在领导力量安排上，他要胡乔木“分管学部”，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于1975年7月18日就职，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为郭沫若）。十分高明，非常得力。以至后来“四人帮”将这一配备谑称之为邓小平手上的一把“二胡”。
第五次 1975年7月18日
下午，胡乔木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告诉胡乔木，《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毛主席已看过两次，作了批示。并告知毛主席的“批示”和“第二批示”。胡向邓报告了有关编辑《毛选》的一些设想：五卷编辑情况要写报告；六卷也要编出；及早翻译。此外，就有关工作问题谈了以下各点：
一、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经中组部批准的“学部”的人事安排和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工情况。
二、胡乔木带了三、四月间的一些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材料给邓小平。邓说：这些算什么，有些文章还指着我的鼻子骂。
三、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熊复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干部了解情况遇到的困难，说明政研室收集文化、教育等方面双百方针执行情况需要组织。
四、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电影《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创作繁荣、百花齐放的目的。邓表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