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浙江翻译文学成就如同“五四时期”一样，显得异常辉煌。尤其是30年代，出现了《世界文库》等重要的标志性成就。40年代，尽管我国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时期，翻译文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傅东华、朱生豪、曹未风等一些浙江翻译家克服重重困难，不懈地追求，坚持文学翻译事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翻译了莎士比亚等大师的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三四十年代辉煌的翻译艺术成就中，包括鲁迅所译的俄国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以及部分东欧文学作品；朱生豪所译的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戏剧作品；夏衍所译苏联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等理论着作；郑振铎所译的泰戈尔以及其他印度作家的作品；茅盾所译的欧美小说；戴望舒所译的法国诗歌；傅东华所译的英美史诗作品和米切尔的小说；黄源所译的俄国小说；丰子恺所译的日本小说，以及林淡秋所译的苏联进步文学等。
三四十年代浙江翻译文学主要成就以郑振铎、戴望舒、傅东华、朱生豪、夏衍等作家的翻译艺术成就为代表。
郑振铎（1898-1958），祖籍是福建长乐，祖父在他出生前三年就举家迁到了浙江永嘉。郑振铎先后就读于永嘉高等小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个时候，郑振铎已经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仅阅读广泛，也开始了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基础，对以后的译介工作大有裨益。
自20年代起，郑振铎开始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他的翻译成就，首先在于译介了大量俄国文学作品，成为“我国最早、最系统地研究俄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专家”。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20年到1923年间，他所推荐、翻译的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作家的作品、论文、论着就达20多篇（部），他与人合编合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俄国戏曲集》等作品在当时影响深远。郑振铎文学翻译成就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对印度文学的译介，尤其是对泰戈尔散文诗的译介。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等译本，经过他的译笔，深受读者的喜爱。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对于郑振铎在印度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郑振铎的文学翻译成就的第三个贡献在于他系统而详尽地译介了希腊罗马神话。他专心研读了一些有关希腊罗马神话的书籍，选译了其中有关恋爱的故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1929年，这些译文以《恋爱的故事》为名编辑出版，翌年，他译述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一书也顺利出版。
30年代以后，郑振铎对翻译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文学方面的组织工作。1935年，郑振铎所主编的《世界文库》，是我国最早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世界各国文学名着的大型丛书。
他动员当时中国第一流的作家、翻译家、学者，系统地选载中国古典文学精品以及译介外国古典和近代的文学名着，规划宏伟，意义深远，成为30年代文化出版事业的一项壮举。该丛书得到了浙籍文化名人蔡元培、鲁迅、茅盾的支持。很多浙籍作家参加了编译委员会的工作。该文库出版的大量外国文学名着，对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鲁迅、戴望舒、周作人、郁达夫、朱生豪、夏衍、茅盾、钱稻孙、傅东华、曹未风、章克标、丰子恺、孙用、鲁彦、胡仲持、王鲁彦、徐迟、黄源、林淡秋等众多浙籍作家热心于文学翻译事业，成就斐然，他们以自己的心血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鲁迅在30年代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等苏联进步文学作品，同时完成了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的翻译。
戴望舒在30年代就翻译了《法兰西现代短篇集》、《高龙芭》等法国的重要文学作品，40年代又翻译出版了《恶之花掇英》等重要文学译着，为法国文学的译介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生豪所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等作品，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1935年至1942年，朱生豪完成了《暴风雨》等九部喜剧的翻译。1942年底至1943年冬，在艰难的条件下，他闭门不出，潜心翻译，完成了《哈姆莱特》等8部悲剧的翻译。1943年冬至1944年4月，他又完成了杂剧10种，然后立即开始史剧的翻译。然而，历史剧的翻译尚未完成，由于贫困交加和呕心沥血的翻译工作，朱生豪未能最终完成莎士比亚戏剧的全部翻译，便离开了人间，为我国的翻译文学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
夏衍所翻译的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1930），作为第一部中文译本，对同样处在革命时代的我国民众从自发的经济斗争到自觉的政治斗争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而且，该译本自出版以来，一直得到翻译文学界和学术界的肯定，直到现在仍是我国广为流传的译本，为高尔基及其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在我国的普及和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钱稻孙以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为主。钱稻孙（1887-1966），浙江吴兴人，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院长、校长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他的主要译作有《日本诗歌选》、《万叶集》、《樱花国歌话》等。
傅东华则以1940年《飘》的翻译出版而着名。傅东华（1893-1971），原名傅则黄，浙江金华人。他自幼在私塾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1910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中院，并于1912年毕业。由于家境贫寒，他无法继续升学，只得求职谋生。1913年，他考入了中华书局做练习生，不久就以其优秀的古汉语和英语功底，成为编译员。从此，他走上了翻译的道路。1916年至1919年，他在浙江东阳县立中学教英文，业余时间仍从事翻译工作。他的翻译生涯从20世纪初期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结束，长达40年时间。傅东华译作甚丰，包括近40部文学作品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法国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等文学理论着作，但是，影响最大的，是他所翻译的美国作家马格丽泰·密西尔的《飘》（Gone with the Wind）。他所翻译的《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是该书的第一个译本，更在于该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飘》的价值定位，由于其译本的广泛传播，最终使得这部长篇小说在我国从畅销书的行列进入了世界文学名着的殿堂。傅东华主张归化翻译，他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善于将英语中一系列名词短语和名词搭配的排比，译成四字短语的铺排陈列，显得优美和谐，同时，原作也被涂上了浓厚的中国文化的色彩。
曹未风也是潜心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译家。曹未风（1911-1963），浙江嘉兴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前后，曹未风即已开始着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基本上是计划翻译莎剧全集的第一人。其后，曹未风赴英国留学，搜集了许多有关莎士比亚戏剧的资料。回国后，1934-1935年间，曹未风潜心翻译莎剧，同时向当时着名的进步刊物《文学季刊》及其副刊《水星》投稿。1935年，曹未风翻译的《该撒大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2-1944年抗战时期，曹未风翻译的《威尼斯商人》等11种剧本，由文通书局以《莎士比亚全集》之名出版，这是最早以全集形式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中译本，尽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集。
黄源（1906-2003），浙江海盐人，他是鲁迅先生晚年的学生和战友，20世纪20年代后期投身于中国新文化运动，1933年开始在茅盾先生领导下编辑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文学》，1934年下半年起又在鲁迅直接领导下编辑《译文》月刊，从而誉满文坛。抗日战争爆发后，与茅盾、巴金编辑《呐喊》等抗战刊物。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1938年黄源毅然投笔从戎，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任军部文委委员，《抗敌》杂志编委，《新四军一日》主编。
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抵达江苏盐城，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报》副总编辑。1943年被派往浙东根据地，任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鲁迅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委宣传部、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后，先后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等职务。他主要译作有《屠格涅夫代表作》、《高尔基代表作》、《现代日本小说译丛》等。
黄源为我国翻译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翻译了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俄苏文学作品，而且还在于《文学》、《译文》等杂志的编辑工作方面。尤其是通过《译文》杂志，刊载了许多重要的译着。
林淡秋则是集革命活动与文学活动于一身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成就主要是在30年代和40年代完成的，而且较为集中在苏联文学以及东北欧文学方面。他所翻译的苏联作家兹拉托戈洛瓦等着的苏联长篇电影小说《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卡达耶夫所着的长篇小说《时间呀，前进！》，以及合译的《西行漫记》等，就我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局面而言，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三四十年代浙江翻译文学的辉煌，是以优秀的译家群体为特征的，除上述翻译家之外，还有郁达夫、艾青、杜衡、邵荃麟、冯雪峰、巴人、孙大雨、王鲁彦、许寿裳、孙用、赵景深、毕修勺、楼适夷、殷夫、俞荻、章克标、徐迟、徐懋庸、顾均正、许天虹、冯亦代等杰出的作家和翻译家。此外，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的着名文学翻译家傅雷（1908-1966），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的着名文学翻译家梁实秋（1903-1987），原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的巴金（1904-2005）等，也都在三四十年代为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郁达夫（1895-1945），浙江富阳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也使他忧伤、愤世，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1922年毕业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武汉等地任教，1927年定居上海，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同年加入“左联”。1933年迁居杭州。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他在翻译方面的主要成就有译文集《几个伟大的作家》（中华书局，1934年版）和《达夫所译短篇集》（生活书店，1935年版）。《几个伟大的作家》收有高尔基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和屠格涅夫的《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等文，《达夫所译短篇集》收有爱尔兰作家奥弗莱厄蒂的《初次的播种》等作品。在《自序》中，他写道：“外国作品终究只是我们的参考，而不是我们的祖产；将这些译文改订重编之后，我却在希望国人的更进一步的努力。”杜衡（1907-1964），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浙江杭州人。14岁在杭州宗文中学读书，和施蛰存、戴望舒等同学创办《兰友》旬刊。曾到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语，和施蛰存、戴望舒创办《璎珞》杂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潜居在松江施蛰存家中，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还乡集》，王尔德的短篇小说《没有隐秘的斯芬克斯》以及道生的诗歌和诗剧。1929年，他曾译波格太诺夫的《新艺术论》，作为鲁迅、雪峰编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1930年，参加上海“左联”。
1932年，和施蛰存一起主编《现代》。1935年，和杨人、韩侍珩创办《星火》杂志，与左翼文学相抗衡。抗战爆发后，在重庆南方印书馆任职，后任《中央日报》主笔。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了台湾，主要从事创作，着有《怀乡集》等，直至1964年在台湾逝世。杜衡在翻译文学上的杰出贡献是翻译了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两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黛丝》（开明书店，1928）和史诗剧《统治者》（现通译《列王》）。
邵荃麟（1906-1971），原名邵骏运，原籍浙江慈溪。出生于四川重庆，4岁返回故乡。1920年到上海，在复旦中学、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他于1936年前后开始文学写作和翻译。抗战胜利后，先到武汉开展收复区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随后经上海去香港，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作委员会文委委员、南方局文委书记等职务。
主编《大众文艺丛刊》，并为《群众》（香港版）、《正报》、《华商报》等报刊撰写政论及文艺论文，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文艺成就。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有《游击队员范思加》（1941）、《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43）、《意外的惊愕》（1943）、《阴影与曙光》（1946）等。
巴人（1901-1972），原名王任叔，浙江奉化人。1920年宁波第四师范毕业后在宁波等地任小学教师，开始创作活动。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发表小说《疲惫者》。1928年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完成了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初稿。1929年赴日本留学，第二年回国到上海，加入“左联”。1938年前后编辑《译报》副刊《爝火》和《大家谈》、《申报》副刊《自由谈》，并与郑振铎、许广平等人共同编辑了六百万字的《鲁迅全集》。1940年出版《文学读本》。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避居苏门答腊乡下，1947年辗转到香港，不久进入解放区。
1950年出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4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等职。1957年发表杂文《论人情》，强调文学作品中的人性问题，为此受到批判。1961年调到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埋头编写《印尼史稿》。1970年初，被遣送回原籍浙江奉化，1972年因病逝世。巴人所翻译的作品主要有：法国居龙所着的文学理论着作《从社会见地看艺术》（上海大江书铺，1933）、日本岩腾雪夫所着的中篇小说《铁》（上海人民书店，1939），以及美国德莱塞着的长篇小说《和平与面包》（世界出版社，1941）等。
孙大雨（1905-1997），浙江诸暨人，192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8年毕业于美国达德穆学院英文系。后入耶鲁大学研究院英国文学系进修。1930年回国。曾任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孙大雨的翻译成就主要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如《黎琊王》、《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居丽晔》等等。他是我国第一位以诗体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家。其他译作有意大利作家契利尼的《自传》，英国作家罗伯脱·勃朗宁的《安特利亚·特尔沙多》，英国作家弥尔顿的《欢愉》等。
许寿裳（1883-1948），浙江绍兴人，曾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从青年时代赴日本留学起，他就与鲁迅结为挚友。
他们共同筹办《新生杂志》，1925年，他又与鲁迅一起参加女师大学生运动。他主编过《浙江潮》，从1909年到1945年，他先后担任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等职。为了创建台湾省编译馆，他于1946年奉命渡海赴台，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在台湾主持编译馆务期间，组织翻译西文名着，如波斯诗人莪默的《莪默诗译》，俄国作家亚克沙科夫的《我的学校生活》，英国作家哈德生的《鸟与兽》，以及英国作家吉辛的《四季随笔》等书。
周其勋（1897-1982），杭州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外文系主任，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编译，复旦大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外文系主任等职，主要从事英国诗歌研究和翻译，主要译作有《英国小说发展史》、《拜伦》等。
孙用（1902-1983），杭州人，1919年毕业于杭州宗文中学，考入邮政部门，工作20多年，自学英语和世界语，翻译介绍各国进步文学。先后译有裴多菲、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大量作品。1928年在鲁迅编的《奔流》月刊上发表译文，与鲁迅先生开始交往。他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因翻译介绍裴多菲成绩卓着，匈牙利政府曾授予他劳动勋章，并铸其铜像安放于裴多菲博物馆以示表彰。他还翻译了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代表作《密茨凯维支诗选》，波兰政府授予他密茨凯维支纪念章。新中国建立后，他在杭州高级中学执教。1950年在上海鲁迅着作编刊社工作，为《鲁迅全集》等鲁迅先生着译的编注校印做了大量编辑工作。
赵景深（1902-1985），祖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少年时在安徽芜湖读书。1920年考入天津棉业专门学校。1922年秋任新民意报社文学副刊编辑，1925年任上海大学教授。1930年开始任北新书局总编辑，直至1951年。1930年还曾主编《现代文学》，并任复旦大学教授。1942年曾主编《戏曲》。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
1924年，赵景深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火绒匣》、《白鹄》等，在商务的《少年杂志》上发表。他是较早把安徒生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他还翻译了俄国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
毕修勺（1902-1992），出生于浙江临海市更楼村。1920年5月，他赴法国勤工俭学，成为我国最早赴法勤工俭学的一批学生之一。1926年回国后，曾在上海劳动大学等校任教。在法国留学期间，接触到左拉的作品，从而深受触动，决心将左拉的全部作品译成中文。自20世纪30年代起，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左拉的作品翻译上。他一生翻译了包括《萌芽》在内近30部左拉的作品，约800万字。
楼适夷（1905-2001），浙江余姚人。钱庄学徒出身，最早在《创造日》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8年重新入党。1928年入上海艺术大学，1929年9月到日本留学。193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及其外围周报《文艺新闻》，同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33年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监狱里，翻译了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文学修养》等作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浙东报》和鲁迅学院的工作，主办对敌宣传的日文版《解放周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负责副刊的编辑工作。1946年到上海，任《时代日报》副刊编辑。1947年他由上海到香港，与周而复共同创办《小说》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楼适夷担任第二、三届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四届中国作协主席团顾问，第五届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还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等职。楼适夷其他译作有《桥》、《意大利故事》、《面包房里》、《奥古洛夫镇》、《仇敌》、《彼得大帝》等。
俞荻（1904-），原名俞念远，浙江金华人，出生在金华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靠半工半读升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1924年后，先后在青岛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学习。1929年创作中篇小说《同心曲》，并翻译美国短篇小说集《簿记员的妻子》。1933年编写《诗歌概论》等。1934年赴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学习，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等。抗战前夕，从日本回国。他的主要译作有苏联小说集《我的新生》（1938，与叶菡合译），苏联作家爱拉娃卡娃的《苏联文学新论》（1939），契诃夫的《樱桃园》（1939），马克·吐温的《乞丐皇帝》（1948）等。
章克标（1900-2007），出生在浙江海宁，20岁时赴日留学。
后来又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当过一段时间教师，先后在浙江省立六中、二中、杭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立达学园及国立上海暨南大学任教。随后，章克标决定向文坛发展。1926年他在上海与胡愈之、丰子恺、叶圣陶等人共同轮值主编《一般》月刊，同时与滕固、方光焘等人创办我国新文学早期着名社团之一的狮吼社。1928年章克标又进入开明书店，主编当时影响广泛的开明数学教科书以及《开明文学词典》。一年以后，他又参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这个公司后来成为30年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章克标出任时代图书公司的总经理，并主编《十日谈》旬刊。后来又在嘉兴中学任教。抗战爆发后，逃难上海。曾任汪精卫伪政权宣传部科长、《南京新报》（后改《民国日报》）主笔。后赴杭州任《浙江日报》总编辑、代理社长等职。1944年退隐回乡。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上海少儿读物出版业联合书店任出版部主任和上海印刷学校主持编译室。1958年因供职敌伪等问题而开除公职，回到家乡。1980年由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1982年参加海宁县文联，县政协委员。1985年其错案平反，在海宁从事写作。章克标主要从事日本文学翻译，译作有《菊池宽集》（1930，开明书店）、《谷崎润一郎》（1931，开明书店）、《现代日本戏曲集》（1932，中华书局）、《杀艳》（1933，水沫书店）、《现代日本小说选集（一、二）》（1943，太平书店）等。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澄海，浙江金华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但自五岁起被寄养在一位贫苦农民“大堰河”家里，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诗歌创作的重要思想源泉。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后来却以文学事业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的重要译作有凡尔哈仑《原野与城市》等。
张威廉（1902-），浙江吴兴人。192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系。历任陆军大学德语教师，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曾获1984年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歌德奖章，198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大字勋章。主要译作有《布莱德尔小说选集》、《乡情们》、《儿子们》、《孙子们》、《新的一章》、《威廉·退尔》、《唐·卡路斯》、《杜兰朵》、《第一步》、《第七个十字架》等。
李又然（1906-1984），浙江慈溪人。1927年旅欧留学，回国后为《涛声》撰稿，任世界反战大同盟来华代表团翻译；1938年赴延安，历任延安中国文艺协会、文艺界抗敌协会执委，《谷雨》主编，应邀参加文艺座谈会；1945年赴东北，任合江省立联中副校长，文协东北总分会常委，哈尔滨大学文艺学院院长，《文艺》主编等职。他的主要译作有纪实文学《马克思》、《玛鲁夏》，诗选《聂鲁达诗选》、《波特夫诗选》，剧本《任性的玛丽亚纳》等。
徐迟（1914-1996），浙江吴兴人。他在家乡南浔镇读完小学和初中后，1929年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1931年，入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攻读外国文学。1933年起，徐迟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和戴望舒在上海创办的《新诗》杂志上发表不少朦胧晦涩的“纯诗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徐迟经历了从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的三年流亡生活。1946年徐迟出任私立南浔中学教导主任，用进步思想影响学生。三四十年代，徐迟除了诗歌创作之外，还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主要的译作有美国考华特的《甘苦》（1936）、英国诗人雪莱的诗选集《明天》（1942）、古希腊荷马史诗《依利阿德试译》（1943）、英国作家莫德的《托尔斯泰传》（1944）、《托尔斯泰散文集》（1944）、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小说《巴黎的陷落》（1945）、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帕尔玛宫闱秘史》（即《巴玛修道院》，1947），以及美国作家梭罗的《华尔腾》（即《瓦尔登湖》，1949）等多种。徐迟为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和外国文学学科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徐懋庸（1911-1977），生于浙江上虞，幼年家贫，高小毕业辍学。1926年参加革命，后遭通缉，逃亡上海，考入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中学部。1930年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并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932年翻译了法国罗曼·罗兰所着的《托尔斯泰传》。
1934年加入“左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南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长等职。他的其他译作还有苏联梭罗古夫的《小鬼》、法国巴比塞所着的《斯大林传》等。
顾均正（1902-1980），浙江嘉兴人，1919年中学毕业后，曾在农村小学教学4年，并自学英文。1923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任编辑。顾均正是我国着名的科普作家，但在文学翻译方面，也颇有成就。他勤奋耕耘，留下了许多译作，其中包括：印度作家泰戈尔的《我的回忆》（1925）、法国缪赛的《风先生雨太太》（1927）、英国作家萨克莱的《玫瑰与指环》（1930），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夜鹰》（1929），以及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宝岛》（1931）等。
许天虹（1907-1958），浙江海盐人，原名许郁勋，早年曾任职上海劳动大学编辑馆。主要译作有意大利西洛尼的《玛志尼》（1928）、英国狄更斯的《双城记》（1934）和《大卫·高柏菲尔》（1942）、《托尔斯泰》、《迭更斯评传》等。
冯亦代（1913-2005），浙江杭州人，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专业为工商管理，但他广泛阅读英美文学名着。1938年，他到达香港，在《星报》任职，参与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以及参与出版《耕耘》、《电影与戏剧》，并为后者的主编。1941年，他去重庆，创办出版社。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编译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翻译了海明威、斯坦贝克等人的作品。冯亦代在三四十年代的主要译作有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1941）、海明威的《第五纵队》（1942）、海尔曼的《守望莱茵河》（1944）、卡静的《现代美国文艺思潮》（1949）等。冯亦代在美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方面以及中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三四十年代的浙江翻译文学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和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译家。不仅成就辉煌，而且在译学思想上也逐渐趋于成熟。如鲁迅仍然坚持“直译”，1931年，译作《毁灭》出版之后，在写给瞿秋白的信中，他仍然主张“宁信而不顺”，认为，“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底，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茅盾主张忽略“神貌”上的差异而保留“神韵”。朱生豪则在1944年提出了翻译应该保持原作“神味”和“神韵”的翻译标准。所有这些，促使着文学翻译艺术逐渐趋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