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进城农民工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未来生活也没有希望。他们进城了，想在城市里开始新的生活，已没有再回到农村的想法，但他们的城市生活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房子在哪？他们怎么结婚？这些一系列问题城市都不能解决，他们感觉到绝望。当然我们的政府应该做出更多的努力，这是社会的问题，这些年把发展目标都集中在经济发展一个方向，如果我们的经济以每年9％增速发展背后是建立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尊严和健康情况下实现的，这样的繁荣是虚假的繁荣。
这就需要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变革，在这种变革的背景下，我们温商，我们温州的企业有什么样的机遇呢？当国家面临这大这样一个机制变革的情况下，我们是等着他变革完了，我们再接着变革，还是我们望风而动，先行一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先转型，走一种新的商务发展模式，具体有这么几点的思考，我们企业应该怎么做？
比如说对待员工，我们可以增加他的这种休息和娱乐时间，给他经常变化一下工作岗位，给员工以人的尊严，让员工生活得像人。不管企业有几十万，对每一个新进企业的员工都用“心”负责。再一个就是说实行一系列新的发展模式，社会责任模式。我们温商是以大手笔捐助社会著称的，我们应该结合更多创新的公益慈善形式，来传播我们的声誉，以善待所有来温务工者作为我们的新的起点。
叶乐安副教授：产业转型升级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希望我们多加强研究，转型升级可能是以软驱动替代硬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可能是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案例，然后我就想我们过去温州经济学界做了很多的努力，特别是温州的搞理论研究跟实践研究合起来做了大量的事情。现在我们需要温州概论这样的东西，温州商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可以跟闽南商人，跟宁波帮，其他的相比较有什么特征，希望大家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比较。
再一个就是说希望出版温州商人的年度发展报告或者蓝皮书，希望这样的蓝皮书或者年度报告坚持下来。除此之外，过去是强调分工，分工越专业化，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温州经济上的整合，经济学界叫模块化，从这个模块化的角度来研究的话，温州经济上的整合带来了相当多的东西，我们很需要研究，它是怎么整合？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把人家的初级资源和我们的公共资源是怎么结合起来，又把高级资源、中级资源怎么进行整合，我觉得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东西，可能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不够，能不能说大家抱成团，温州商人不断的抱成团，我们研究温州经济的，研究温州商人的也应该抱成团，从多个角度来研究温州商人。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工厂，一方面进人了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人家赚了更多的钱，我们处于一个很不利的低端地位。所以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进去，温州商人是不是在国内价值链中成了治理者，假如它成了治理者，它可能站在一个角度上面，把方方面面的比如说西部资源开发起来了，假如没有成为治理者，全球价值链有没有国内价值链，温州商人在这个当中的地位是什么？温州商会一定程度上评价出来的，不能光从温州商会的角度，能不能换个角度，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我们是怎么样进去的，怎么样跑到国外去的，怎么样跑到国内其他地方的，所以我觉得模块化可以研究，价值链可以研究。
江华教授：如果从一个大范围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商帮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大多数的商帮都夭折了，没有真正走向成熟。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去川藏交界地带的一个县城，在这里做生意的外地人大多是温州人，卖衣服的，卖皮鞋的，卖眼镜的……但有一个面包店是湖南人，我觉得很奇怪，问店主为什么来这么偏远的地方开面包店。他告诉我，他家所在的镇上都是做这个的，面包店开遍全国各地，但他们也只会这个。这实际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商帮。历史上真正成熟的商帮，如徽商和晋商，成熟的标志就是他们由当初将本土生产的商品销向外地转变为在全国生产全国销售，直到控制关键性和垄断性行业，如徽商经营盐业和晋商经营钱庄。当然，这只有在商帮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但是面临巨大历史转变的时候，商帮很容易走向衰落。当中国由封闭性的帝国融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时候，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徽商和晋商在这一经济和政治转型中走向衰落。在1949年的政治更替中，宁波帮迁移到香港。宁波帮与本土脱节了，现在宁波企业家与当年的宁波帮没有传承关系。从商帮历史的兴衰来看，温州商帮的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走向成熟，温州商帮的生产不能再以低端产品为主，必须是更高端具有竞争性和垄断性商品或服务。同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应该在全球生产，面向全球市场，为全球服务。
商帮在走向成熟过程中有一个与本土脱节的问题，这我们不妨称之为“商帮的宿命”。商帮的经商传统和商业精神往往与自然环境有关，大多是一些人均土地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地区。在商帮成长初期，往往依赖于自然资源和手工艺生产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在这个阶段，商帮的发展与本土经济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伴随着商帮资本的积累，对本土资源和手工艺的依赖越来越低，往往是在异地生产在异地销售。也就是说，商帮越成熟，与本土经济的关系越微弱。与此同时，越来越成熟的商帮会使大量的资本流人故乡，这些资本不大可能用来做实业，因为在偏僻地区无论从人力资源还是自然资源来看，做实业没有比较优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消费能力很强，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生活成本的上升又会逼走技术性人才。从“商帮宿命”这个角度来看，“温州模式”是温州商人发展初期的现象，温州商帮的成熟恰恰不利于温州产业转型升级。
陈建军教授：刚才听了大家的讲话，我自己觉得有一点感受非常深，温州经济如何形成范式，这个范式又能够形成一定的效应。吕老师在这方面是很独特的，他尽可能用一般性的特点来解释温州的一般经济现象。归纳起来有三个问题：一是温州整个转型升级的路径，怎么样从高能耗的产业发展到低能耗的产业，即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式的。二是如何推动整个企业的技术进步。温州人有自主创新的偏好，这个偏好可能在早中期是好的，但是在后期怎么样改变这种制度偏好，既重视制度创新，也重视技术创新，这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三是人才的重要性。暂时还不缺乏企业家的人才，但是我们缺乏很多专业性的人才。从这个地方来讲，我们从农民企业家占优势的地区，转向专业人士占优势的社会结构，这对温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到了现阶段，可能对我们温州来讲可能更重要。还讲到产业转型，有同学提出温州产业转型升级可能有自己的路径依赖，我们可能更好的方向是怎么样发展，提出来发展金融产业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不是走一般的道路，要有温州自己的特点，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商业模式更新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同样是交易模式，电子商务就对传统的交易方式有很大的挑战。刚才诸晓华总经理提出品牌意识，这些都是转型的路径。怎样把温州的产业转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下进行讨论，区域之间的分工，产业转移，一体化，就不能就温州讨论温州，温州不是一个独立王国，比如你要发展第三产业，要弄清楚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是什么东西，如果温州的现代服务业仅仅为温州服务，这个服务是做不大的，做不强的，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转型升级其中重要的是社会转型，商学院的老师可能更多重视经济转型，其实社会转型也同样重要。刚才刘教授提到富士康问题，就表明社会转型的重要性。我们现在面对的工人他已经不是70后了，80后的工人和70后的工人肯定是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区别，如果不完成这个社会转型，我们的产业转型是空的，我们要更加重视劳动者的问题。
嘉宾点评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陈荣：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很高兴参加温州大学的学术沙龙。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形式很好，前面陈建军院长做了一个解析和对比，吕福新教授专门作了主题报告，然后很多老师、学生参与了互动，形式活泼，内容精彩。学术沙龙本身就是一个互相沟通，互相碰撞的过程，碰撞之中就会有闪光。今天学术沙龙的论题已经从“温州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延伸到了温州人，延伸到了温州商帮。其实任何一个商帮的概念都是经过历史的演变、时间的推移，最后经过经验的总结才最终形成。因此，任何一个商帮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在此，我想就今天的论题谈三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温州和温州商人的吸引力在哪里。
刚才发言的很多老师都是外地人，这首先说明温州大学有开放度，温州大学对人才的引进求贤若渴。同时也说明温州这个地方有吸引力。温州的经济发展之路充满着传奇色彩。上一次我碰到一个朋友，他出国考察遇到一个温州商人在意大利生产皮鞋，生产一段时间后，效益很好，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居然兼并了意大利一家很有知名度的皮鞋生产企业。当年王均瑶包机上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到最后就成为了现实。温州人从生产皮鞋开始，到生产打火机，后来还有保温杯，现在温州商人又开始承包矿山。这个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美好的故事。有个笑话说温州人的头发是空心的，因为温州人有思想会动脑筋，把头发都想空心了。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温州人很聪明，这是值得温州人骄傲的。
第二，正确看待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些独特现象。
一是温州企业外移的问题。这种现象有一段时间省里提出来，叫做“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对于温州来说就叫“跳出温州，发展温州”。现在的问题是跳出去以后就回不来了。我们浙江一些大的企业把总部都迁到了上海，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才能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公司。如果局限在宁波或温州，则很难成长为跨国企业。鱼养到一定时候，一定要放到大池塘、水库里边才能养出大鱼来。因此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现象。前两天有一个电视讲座，介绍《犹太商法》的产生过程。我想能不能像研究犹太商法一样，对温州人、温州经济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不要停留在一般性的现象分析，而是要有理论上的提炼和提升。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学的分析手段，而是应该综合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二是从制造业投资转向资源型投资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资本运作，不能简单认为是一种投机行为。现在很多温州人到山西去承包煤矿，这也不是简单的资本输出，而是输出了自己的智慧，输出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所以他就能比山西的煤老板做得好。这是输出管理，输出资本运作的智慧。三是炒房团现象。我觉得温州炒房团其实体现了温州人的团队精神。因为他绝对不会一个人去炒，而是聚集了一批具有一定投资理念的亲戚朋友，把各自的资金整合起来，两个单元甚至一栋楼一起买。这就是温州人，温州人就有一种“敢为天下先”、“敢于吃螃蟹”的精神。温州人的炒房绝对是用智慧的，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房地产一定会涨。炒作有的时候不一定提倡，因为它创造财富量太少，但是炒作有的时候能够刺激新的财富创造，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昨天。温州人看到了这个规律，抓住了投资机遇，这说明温州人有世界眼光，了解发达地区、发达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知道我们国家有一天也必然会走到这一步。这是温州老百姓用自己的智慧赚了钱，这其中必然有其合理性。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对温州经济的学术研究，用新的文化力来支撑温州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点上，我对温州大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温大生长在温州这一方经济发展的热土上，生活在这么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地区，因此在温州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应该有更大的跨越，多出好成果，出精品成果，出大成果。温大现在正在申报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我希望这个中心的开放度要更大一点，让国内喜欢研究温州的专家学者都能到这个新建的平台上来。希望以后国内甚至世界上研究温州的最全的资料都能在温大找到。在研究当中我觉得有三点要注意：一是温州人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是非常广阔的，不能局限在温州本地，可以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温州人；二是应该有“顶天立地”的理念来研究温州，研究温州人的精神；三是希望温大通过不懈的努力去打造新的“永嘉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