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几天里，只要一闲下来翁伟昂就把自己埋在了书堆里，以逃避对范婵的思念和伤感。他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如果仅仅从所有制角度对货币转化为资本进行研究，那么就很难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做出全面的解释。因为处于商品流通中的资本不可能都是私人资本，即便是在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国有资本也无处不在。只不过在有的国家，国家资本是以较为明显的方式参与商品流通，比如说通过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直接参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在另一些国家，国家资本参与商品流通的形式则比较隐晦，比如说成立主权投资基金进行直接投资，或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进行间接投资等。
其实无论所有制形式如何，对任何国家来说国有资本都无所不在的一个领域是政府、军队、公共服务部门等上层建筑领域。对任何国家来说其上层建筑领域都是其国家资本的核心，对这一点亚当.斯密在写作《国富论》时就已经天才地注意到了。在《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中，第五篇是全书最长的，也是最后的一篇，差不多占到了全书的百分之三十。第五篇名为“君主或英联邦的收入”，这一篇之所以最长是因为它包罗万象，并对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了百科全书式地研究。而关于君主或联邦的收入和支出这样一些复杂、庞大而又有几分危险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有关国家资本的财政问题。
亚当.斯密在第一章“君主或联邦的支出”中讨论了国家资本在国防支出、司法支出、公共工程和福利的支出问题。在国防支出中，亚当.斯密探讨了整个正规军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人类在狩猎时代时每个狩猎者即是平民又是战士，到国家出现后民兵和正规军的建立。在第二章“社会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中，亚当.斯密深入探讨了地租税、房租税、工资税、人头税和消费税等税收问题。第三章也是最后一章是“国债”，这一章因为是这部巨著的最后一章，因而时常被精疲力竭的读者们所忽略。但这一章也许就是这部巨著中最重要的一章，因为在这一章中亚当.斯密明确反对因国债的增长而增加赋税，并提出了著名的四项赋税原则，即公平原则、确定原则、方便原则和经济原则。
翁伟昂认识到，要使货币顺利转化为资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因为货币要想顺利转化资本，不仅仅是私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个阶层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在商品流通中即有私人资本，也有国家资本，而要想使商品流通物畅其流并有竞争力，那么就需要一个完备的上层建筑来为商品流通保驾护航，很显然这是国家资本的事。所以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是否通畅和有竞争力，国家资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方世界的崛起正是由于其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在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关键环节上找到了完美的进化方式，从而征服了世界。而古代中国的衰落，也正是由于缺失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核心环节，因而一步步地走向了深渊。
当翁伟昂回顾人类的殖民历史时只能一声哀叹，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本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一个有点颠覆他的世界观的历史事实是，在西方推行殖民主义的最初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事实上古代中国并不仅仅是受害者而是最初的受益者。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参与西方的殖民扩张，但却在与西方殖民者的商业贸易中赚取了大量的白银。这在西方殖民扩张初期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那些西方殖民者冒着生命危险开辟出来的一条条新航线所梦想通向的，正是那时候这些洋人们心中的天堂——中国和印度。
虽然中国和印度有的是好东西，可那时候这些洋人们还穷得叮咚响，既拿不出像样的商品进行交换，也拿不出多少黄金白银进行购买。虽然这些洋人们有抢劫的传统，但这个办法对付印度人还可以，而要对付冷兵器时代的天朝上国中国，在最初的二、三百年时间里他们还真不敢想。好在那些洋人们在开辟通向中国和印度的新航线时，一不小心发现了新大陆，随后又在这个被命名为美洲的新大陆上抢劫了大量黄金，特别是不久之后又发现了大量高品位的银矿，再加上殖民美洲后所奴役的大量土著劳动力和从非洲强迫贩运来的一船船非洲黑奴，这些生产要素都使西方殖民者们可以以低廉的成本开采出大量的白银。
腰包突然鼓起来的这些洋人们的大量白银在美洲和欧洲是买不到好东西的，更别提非洲了，而印度也不需要，因为这些洋人们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印度给殖民了。但要想殖民中国，在最初的年代这些洋人们还真不敢想。这样一来要想得到中国的好东西就只能买了，于是一船船的美洲白银被运往了中国，随后这些美洲白银交换回了中国以三大商品为核心的众多商品，又一船船地被运往了欧洲。
所以翁伟昂认为，在殖民时代初期的几百年时间里，古代中国并不全是受害者，而事实上是部分的受益者。正是由于通过与那些殖民者们进行国际贸易所赚取来的滚滚白银，才使白银资源匮乏的中国能够在历史上建立长期的银本位制，因为那时候世界上大部分的白银都被中国人赚走了。既然古代中国赚取了大量的硬通货，那么这些货币如果转化为资本后就应该能够使古代中国庞大的手工业进化为机器工业，从而使古代中国自然进化到资本主义阶段，可为什么那一切并没有发生呢？
套用一句台词就是“人还在，钱没了！”，那么钱都去哪了？翁伟昂在分析了以下五个问题后，就全都明白了。
第一、藏富。中国古人大都奉行财不外露的原则，因为古代中国实行的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无产权保护的混合所有制，所以古代的中国人民有天生的不安全感，赚了银子藏起来心里踏实，显然要指望中国古人将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不太可能的。
第二、贪腐。古代中国的政体是高度集权的政体，大大小小的官员手上都有权，有权就会有贪，权力越集中，贪腐的概率就越大。贪腐的钱自然也要藏起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以要指望被贪腐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更不可能了。再说既然靠贪腐就可以赚到钱，那么又何必费心费力将货币转化为资本去冒险呢？
第三、奢侈。古代中国的奢侈阶层主要是皇宫里的皇帝、大太监、女眷，还有遍布全国的皇亲国戚和世袭贵族。这些阶层都享有特权，一般来说这些人都不会为钱发愁，所以就算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搞一些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名堂，那也纯属业余爱好。可这些人又将披金戴银视为身份的象征，这在金属货币年代只会减少能够转化为资本的货币。
第四、厚葬。古代人的来世观使厚葬成为了古代世界各国的传统之一，而这点在以孝为先的中国人这里被发挥到了极致。普通人都要厚葬，那皇帝和皇亲国戚们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大量的金银财宝几千年来被一代代的中国人埋葬在了地下。
想到了这里翁伟昂就明白了为什么“人还在，钱没了！”，也明白了古代中国的钱都去哪了。他觉得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货币通缩史，而要想在货币持续通缩的环境中去完成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跨跃是不可能的。可是就算有以上的四大问题，古代中国也不是没有机会战胜通缩，但遗憾的是纸币的发明也被贪婪的统治者们给玩坏了。
第五、把纸币给玩坏了。古代中国人发明了纸币，纸币的方便、廉价本是战胜通缩的最好武器，所以本书认为纸币可以和四大发明一起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五大发明。但遗憾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却被贪婪和无权力制约的古代统治者们给玩坏了。中国人一直对自己发明了火药，却被殖民者们做成了枪炮反过来侵略和屠杀中国人而耿耿于怀。伹却忽视了新殖民者们正在用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纸币，反过来控制和掠夺着中国人这一事实。
当翁伟昂搞清楚了以上五个问题，再来回顾古代中国衰落的历史时，就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十九世纪初，无法用合法贸易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国家资本，开始打起了非法的鸦片贸易的主意。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殖民主义者国家级鸦片贸易的序幕。东印度公司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股份公司，但实际上扮演了英国国家资本的角色。早在1600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了该公司皇家特许状，实际上这个皇家特许状给予了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这有点像是现代中国的大型垄断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二百年后，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演变为了印度实际上的统治者，并获得了行政统治和军事职能。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多次颁布禁烟诏谕，但东印度公司通过英国鸦片商人向清朝缉私官吏行贿而使鸦片走私贸易发展极快。短短几十年间，中英贸易的天平被迅速逆转，大量白银开始从中国流出，更可怕的是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鸦片这种毒品的流毒之深，让钦差大臣林则徐发出了“几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的惊叹。1839年6月，虎门外滩上销毁鸦片的浓烟飘荡了二十多天，而一年之后的珠江口外的海面上，出现了四十多艘英国军舰，报复性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
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早已经没有了1644年入关时八旗骑兵的威风四面，更何况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一场彻底的热兵器战争。曾经发明了火药的中国人，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和大刀和鸟枪去应战英国工业革命装备出来的坚船铁甲和洋枪洋炮。徒有八十万之众的冷兵器清军，根本抵挡不住只有七千人的热兵器英军，自然是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当英军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从珠江口打到天津之时，直隶总督琦善只能从废弃的仓库内拣出几尊明朝时的火炮备用。
面对空前严重的国家危难和社会矛盾，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对国家和民族出路的艰难探索。可是身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道光皇帝却态度暖味，鸦片战争的第二年他就将主持虎门销烟，力主抗英的林则徐罢免并发配XJ伊犁。悲愤的林则徐在踏上发配之路前，将自己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交给了挚友魏源。林则徐因而被称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不辱使命，一年后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扩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世界的著作《海国图志》。在这部书中，魏源第一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图强的呼吁。然而人类进化到了工业时代后，就算你想向外国人学习，也不是像学习“胡服骑射”那么简单了。最为关键的是到了工业时代以后，游牧民族的民风彪悍和骑马射箭功夫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国家资本的竞争和博弈已经成为了国与国之间角力的主战场，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引起腐朽的清政府的高度重视。满清八旗，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靠骑马射箭功夫打下天下的游牧民族，奏响了人类农牧时代终结的挽歌，而安享了二百年和平时光的大清子民们，上上下下也都处于麻木状态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世界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越拉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