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伟昂在独立思考和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他新的世界观。他终于认识到自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先后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这三次工业革命都发源于西方国家及北美，并由他们创新和主导。
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蒸汽时代”（1760-1840年）。标志着东方农牧文明的衰落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伟大成就。
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电气时代”（1840-1950年）。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飞机等重工业行业的兴起，使得石油等新能源，成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广义商品。随着交通航运行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并逐渐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是开创了人类的“信息时代”。随着全球信息和广义商品贸易流通变得更为迅捷，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到了全球化进程之中。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一步确立，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让翁伟昂感到幸运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而他在下海潮中所投身的计算机行业正在全球扩张和崛起。然而让他又感到遗憾的是在过去200多年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先后失去了这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
在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中国都是被边缘化的落伍者，因而急剧地衰落。由于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不足1/20。
落后就要挨打，这决定了近代中国饱受欺凌。新中国在极低的发展水平下要完成工业化，同时补上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拉下的课，就不得不发动国家工业化运动。这是一个有失有得的过程，由于对资本和市场经济认识不清，在给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补了一些课的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课又被拉下了一大截。好在他们这一代人侥幸赶上了末班车，虽然还是个“后来者”，但是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成为了“追赶者”。
但是在过去的二百年中，一代代的中国人没有追赶过吗？况且不要说造纸术、印刷术、纸币、指南针、火药这五大发明，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力纺纱机也是中国在元代发明的。这种水力纺纱机在王祯所著的《农书》中被称为“水转大纺车”，性能优越，效率极高，有32个纺锤，每车日产量100斤。而四个世纪后英国发明的珍妮纺纱机，最初只有8个纱锭，而水转大纺车却有32个纱锭，以至使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很显然这个“李约瑟难题”，也困惑着一代代像翁伟昂这样独立思考的人。他们只能在浩瀚的中国历史和自身实践中去探寻答案了。
其实水转大纺车也并非在元代突然发明而出的，之前的上千年都是纺车改进积累的时期。南宋时期已经开始用水力取代部分人力，到了元代就集大成发明而出了。
水转大纺车发明后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只要临水的地方，就能看到它的影子。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元代之后这种优越的水转大纺车就销声匿迹了，终究未能在中国引发工业革命。
有学者推测是因为“大纺车上没有牵伸机构，因此只能用于对纤维较长的麻、丝进行合股、加捻和卷绕，而不能用来纺纤维较短的棉。而元代以后麻纺织业逐渐让位于棉纺织业，因此不能适合棉纺的水转大纺车也就随之销声匿迹。
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过剩，因而没有技术革新的需求和压力。
谁也没有料到的是，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却渊源于水力大纺车。要知道英国发明的第一部捻丝机，是英国人在意大利刺探了两年工业情报后仿制的。而意大利的捻丝机，又是在元代时期由中国传入。
旅行者、商人、耶稣会传教士都可能是传播媒介，尤其是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掌握着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眼光独到。他们在中国探寻各种智慧宝藏，也刺探各类情报，然后传送回西方。如今巴黎国立图书馆，还保留着18 世纪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纺织技术绘制的大量织机图。
这些纺织机具图种类繁多，是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织机图谱。此外，还介绍了从经纬线的准备，到拔更、放更、扳更、穿箱、续更、刮绸，直至成衣的各个工序的生产操作情况。有关技术资料的来源除了实际调查之外，传教士们也广泛地利用了中国已刊出的科技著作。在其中，明末身居相位的基督徒徐光启的科技著作《农政全书》，更是他们注意的对象。
1735 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详细谈到了养蚕与丝织业技术。从此书刊载的养蚕、缫丝和织机插图看，显然采用了《农政全书》的内容。元代水转大纺车的有关图文，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农政全书》中。因此水转大纺车在18 世纪中叶以前，已通过传教士介绍到西欧应是无可置疑的。
正是中国农业科技向西方的传播，引起了英国纺纱机的改良，进而引爆了工业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从此东方不亮西方亮，墙内开花墙外香。
虽然水转大纺车这种机器还不是非常有效，但是如果沿其所代表的方向进化的话，那么近代中国很可能会比西方更早的开始工业革命。但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基础的革命，必然会与上层建筑产生冲突。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经济政策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这个“决定”可不像字面上这么简单。这个“决定”，将引发一系列人口、文化、观念、利益、特权等多种因素的连锁反应。显然单纯的技术革新，不足以引发深刻的工业革命。这在翁伟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中得到了证明。
洋务运动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和思想的解放是决定性因素。
1870年9月，当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因为善后天津教案，正密切关注着普法战争的战局时，此时远在大英帝国首都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兴致勃勃地研究着这场欧洲大战。一方面参战的是他们的祖国普鲁士，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两位坚定的普鲁士反政府人士和政治流亡者。
就在这个月，恩格斯终于结束了二十年“埃及幽囚式”的经商生活，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与马克思一起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10月，经马克思提议，他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任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迅书记和总委员会财务委员。这是他与马克思分别二十年后，再一次并肩战斗。
恩格斯到英国生活的时间要比马克思早得多。早在1842年深秋，二十二岁的恩格斯就告别了普鲁士的家人，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经理。曼彻斯特是英国宪章运动中心，在那里他开始真正深入工人阶级的生活。1843年冬天，恩格斯认识了爱尔兰女工玛丽·伯恩斯，不久后两人开始同居。
1844年8月，恩格斯返回普鲁士家乡，途中经过巴黎时和马克思见了面。1845年2月，马克思因****举家迁往布鲁塞尔。几个月后，恩格斯也迁到了布鲁塞尔帮助困境中的马克思。1846年8月，他和马克思共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1847年6月，起草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后来进一步完善为《共产主义原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此为基础，他与马克思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
1850年前后，欧洲民主革命失败，恩格斯和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驱逐。由于经济拮据，恩格斯决定暂时回到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厂工作，以便继续资助马克思，可这一待就是整整20年。在这期间他和马克思以书信的方式联系，进行多个领域的研究，并在多份报纸上发表评论，主要是关于自然科学和军事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