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刚来附中的时候，发现这里和我想象的并不一样，或者说我看见了想看见的那部分，而另一部分，需要我以身试险，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后来知道这世上的多数事，都是这个逻辑。
和我一样差点分数但花钱补上的学生，被凑到了一个班，有的分数高，所以花的钱少。好像一杆秤，只要你放在上面的东西足够沉，能把秤砣翘起来，门票就归你了。
因为记性好，我选择了学文，被分到二十班。这个班里有成绩好但发挥失常的，也有特长生来混日子的。据说几乎所有老师都不愿意来接这个摊子，好像这个班是颗随时都有危险的定时炸弹。
最后被整个数学组排斥的老张，在这时候毛遂自荐，学校像怕老张反悔一样，当天就把这事定了下来。以往附中筛选班主任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序，从资历到教学，每项都有一定的评选标准，因为能在附中念书的学生，要么是将来红榜上的招牌，要么是领导或有钱人家的孩子，学校谁也不想得罪，所以班主任必须有能力让所有家长闭嘴。
老张大名叫张涛，一米七五的身高，挺着硕大的肚子配合一个常年三七分的背头，标准中年男人形象。今年已经五十了，在附中教课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当班主任，但学校里一直流传着老张的传说。老张年轻时是个不折不扣的球迷，高考分数并不高，后来足球加试补了一点分，勉强上了长春师范学院。
毕业后几经辗转来了附中，那时候的张涛是个激进青年，教学方式也被学校和家长们诟病。老张对成绩清心寡欲，鼓励学生寻找兴趣，开办自由教学，校长说老张的教学方法只是让孩子现在开心，但对他们的未来不负责任。
学生的时候，我认为老张是对的。长大以后，我发现校长也没有错。
但老张还是据理力争，他和校长说：“想整疯一个孩子的话其实特别简单，你只要不给他隐私，不给他尊严，只给他压力，他就一定会垮掉的。”
后来老张也就没什么机会当班主任，直到学校有了我们这个班，老张觉得机会来了，于是第一次，估计也是退休前最后一次提出申请，要给这个备受瞩目的班级当班主任。
安排我们班的位置也是个麻烦事，挑着整个年级楼层掐头去尾的位置，不能太显眼，因为谁也不能保证班里的秩序，也不能太隐蔽，要方便监视巡查。教导主任是一个留着红色爆炸头的中年妇女，因为个头不高，每次趴窗户偷看都要踮脚，总是显眼的红头发先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紧接着是一张看不清表情的脸，同学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大公鸡。
大公鸡虽然趴窗户挺烦的，但人还算好，除了口头教育和写写检讨，并没有难为过同学。有一次高三的同学得了重病，大公鸡捐了自己好几个月的工资，哭得一塌糊涂，学校的良好秩序是她唯一的诉求。
最终，我们班的位置被安排在年级楼层的最里面，紧挨着水房和十九班。隔着窗户，对面是文化艺术中心，大公鸡每天来巡视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每当标志性的红头发出现在窗口时，班里的信号员就会急咳两声，班里就会迅速安静下来。
大公鸡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她每天都心心念念地想着，孩子淘点就淘点，只要不出事，加上自己看紧些，平平安安把这帮孩子送毕业就行了。
但大公鸡却未能如愿，问题不是出在二十班，而是复读班，我高一下学期的时候，一个叫施厚平的复读生自杀了。在某个寻常的夜晚，他躺在学校的门口，喝下了一整瓶白酒外加一大瓶农药，然后摆正自己的身体，看着城市夜里污浊而又沉静的天空，像迎接一个仪式，云彩缓慢而低沉，好像那里有人在等他。我之所以和猴子成为最好的朋友，也是因为他。
02
夜晚，教学楼里的灯光忽明忽暗，与教学楼隔着一个操场的学校正门口，施厚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仔细张望这个地方。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好像大家都还在写字做题，而自己只是偷懒打个盹，醒来后还会在案前，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学校里习惯性把复读的学生称为高四，今年是施厚平复读的第三年，大家戏称他已经高六了，算起来差不多够得上本硕连读。施厚平笑了，圆圆的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以往经历的每次高考，施厚平的成绩都像一个跷跷板，这一科上去了，那科就会下来，没有平衡的时候，总是够不上理想的学校，分数在本科线上下打滑。第三次高考失败后他父亲又花了不少钱把他送回附中，然后告诉他，无论多少次，只要考不上，就会被送回这里，一直到考上为止。
学校忽然变成一座让人望而却步的囚笼，每次考不上，就代表着“刑期”又要延长，熟悉的老师们开玩笑，厚平又回来啦。他笑一笑敷衍过去，像逃亡一般在学校里潜行。
施厚平的爸爸是农民出身，小时候跟着家里人种地，后来开始倒卖化肥和农药发了家，自己又包了粮库开始慢慢做大。厚平小时候就跟着父亲到处奔走，从一个村落抵达另一个村落。庄稼人买化肥的方式很特别，先在嘴里咬一个小伤口，然后嚼几粒化肥，如果够劲儿够疼，就说明这个化肥好。厚平也是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一样东西如果让你足够疼，你对它的印象就足够深。
无论是一次性施肥不用追肥的一炮轰，还是尿素和二胺，都各有各的挑法，但方式都简陋而可笑，毫无科学道理。农民们抓一把化肥送到嘴边，像是抓着粮食，爸爸指着他们说你不想和他们一样吧，那就好好读书。厚平想和他们一样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不敢说出来，他看着父亲在化肥里掺混着其他颗粒，卖的农药也勾兑了不少的白水，心里想成为谁也不要成为你。
第三次落榜后，整个暑假施厚平都被父亲关在家里，每天有不同的大学生来家里帮他补课。那些来的学生仿佛都带着救赎的骄傲，授课的姿态和说教，时刻标榜着自己刚刚摆正的人生，堂而皇之地告诉他该怎样追求自己的生活。
复读班和其他班不一样，没那么多生气，大家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见过市面，没那么多凭空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他们已经熟悉了规则，不再需要摸索，按部就班地往前跑就好。
没有交流也没有鼓励，身边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老师们习惯性地调侃厚平，每一年他的位置都不曾变化，像一个固定的“王位”，无法被人轻易撼动。附中唯一一个高六的学生，人们当面谈论他，成了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每天都有在风口浪尖的讽刺，厚平感觉自己比任何人老得都要快。要是人生能快进，一切都结束就好了。
第一次有自杀这个想法，是听父亲说有农民喝了他们家的农药自杀，结果农药纯度不够，人又给救回来了，父亲觉得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厚平苦笑，想着这算走运还是倒霉啊，要是一时冲动，自杀的人会多高兴，要是真心想离开，他又得多难受呢，二世为人不见得都是好事。
从头再来又失败的感觉太绝望了，不是谁都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从那天起，厚平开始攒安眠药。不能一次性买太多，药房不卖，只能在不同的地点一点点买。多少颗够走一回呢？厚平在小说里看过，最少也得一小瓶几十颗，太慢了，而且被人发现后洗洗胃就又会救回来，那就太惨了，自己这个笑话就又会被放大，人们又会谈论起他，失败的游戏里连退出的选项都没有。
后来他想起喝农药这回事，先是偷了他爸一瓶白酒壮胆，据说这样也能减轻农药的疼痛，一般喝下农药的人内脏都会腐烂，样子像切开的丝瓜，灼伤让人痛不欲生，白酒是最好的镇痛剂。但是厚平没有拿自家的农药，他知道自家的东西几斤几两，他想着多去几家农用店看看，可谁能保证别人家不是勾兑的呢，想到这厚平笑了，他喝一口白酒，呛得直掉眼泪。
后来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弄的农药，是从家里拿的，还是在外面买的，总之他在那个静谧又寻常的夜晚，醉醺醺地倒在了学校门口。在保安和路人都没有注意到他时，身边的呕吐物和萦绕不散的酒气，也为他打好了掩护，他偷偷地闯过那道关卡，然后步履不停地离去。
放学后同学们从学校里走出来，有的人停下来看了看施厚平，闻到了酒气后识相地绕开，密集而又统一的人群路过厚平，浅蓝色校服像是清澈的河流冲洗一块暗沉的礁石，学生们捂着嘴绕开一个醉酒学生的笑话，像是绕开一段废弃的人生。人群里没有他的同学，复读班的人懒得互相熟悉，没有人认领他。
直到人群走散，保安和老师们围了上来，一个人先开口说，这孩子也太不像话了，醉成这样，等醒了看看他是哪个班的，要他在升旗仪式之前好好出风头。
后来老师和保安都下班了，学校里灯都灭得差不多了，一个女生悄悄地从学校里走出来，不紧不慢，好像故意要等所有人都走了，她才肯走。当她走出大门，遇见门口躺着的厚平，慢慢地靠近，蹲下来看着厚平，然后哭了出来，声音越来越大，有人骑着自行车路过，也停下来看，对面超市的小店也有人探出脑袋。
03
第二天早上，大公鸡没有照常来巡视各班，望风的同学说今天不太对啊。直到消息在各个班级之间传开，有人想起来昨天晚上曾见过躺在校门口的厚平，有人努力回想也不记得校门口躺着这样一个人。
大家的记忆模糊的越来越模糊，具体的越来越具体，为厚平编织着各种故事。有人说厚平当时是醒着的，有人说他当时脸已经绿了，各种猜测和怀疑，不同的嘴里有不同的版本。
消息传到二十班，老张低头难受了很长时间，他站在讲台上对下面的学生说：“人的一生会有许多个身份，学生，儿女，或者父母，这些都会是你们的身份，每一个身份里都有相应匹配的权力和责任。身份不会持久，所以相应的痛苦也不会，人会经历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困惑，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不解而放弃整个人生，因为此刻身份里你所不解的问题，答案可能就在下一个身份里，千万不要放弃。”
我听了老张的话愣了一会儿，想着自己的人生会有答案吗？或许自己连问题都没有问对。
隔了两天，施厚平的家长来学校收拾孩子的遗物，走廊里哭声震天，路过的每个班级都被触动。老师们苦口婆心地对同学说，施厚平的做法太不负责了，他这么做想过家长的感受吗？
流泪的学生们有着四分五裂的表情，有的伤心，有的疑惑，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哭了。我没有哭，忽然想起小时候换班主任，所有人都哭了，我没有，大伙说我冷血，说我没感情，我很难过，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爷爷。爷爷对我说，不哭就不哭吧，什么时候你敢和别人不一样了，能承受和别人不一样的后果了，你就真正地长大了，也真正地了解自己了。
厚平的父母路过二十班，瘫坐在地上，哭喊着说：“他死都没有死在教室里，还想着大家都能上课，他是个好孩子啊。”
搀扶的老师们纷纷附和，是啊，是个好孩子。班级里一片死寂，我后座不远处忽然有人说：“你们现在才觉得那是个人，会喘气的人。”
我回头，一个清瘦的男生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脸颊内凹，棱角分明，一双圆眼，认真又冷漠。好像是他无意中说的一句话，我却听得格外清楚。
家长被扶着走远，历史老师在讲台上说：“他受了近二十年的教育，因为一时冲动而做出了极端的选择，一个家庭这二十年的努力就全部付之东流。同样的道理，你们也要时刻记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他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心血来潮，他是忍受了太久，没有解决办法，只能选择死。”
又是同一个人说的，只有后面的一小撮人听见了，大家回头看了看他，又把头转回去，没有关心他话里的意思，就像没人关心施厚平的死因一样。
我侧过头看了看那个男孩，和他对视了一会儿，我们是班里少有的两个没哭的人。
等老师搀着家长走远了，那个男生请假去了厕所，我也请假跟了出去。我们一前一后地绕出教学楼，绕到后门锅炉房旁边的围墙那里，借着墙面的凹凸不平，清瘦男孩轻松地攀爬上去，然后俯视着跟在后面的我。
我问他：“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啊？”
坐在墙上的男孩说：“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已经自杀了，周围的人还是不能理解他的痛苦。”
我觉得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他把我拉到了墙上，问我：“你叫什么？”
“刘让秋。”
“哦，我叫王国俊，别人都叫我猴子。”
好像施厚平的死，把我和猴子连接在了一起，他是我交到的在附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猴子的话让我的疑问和不解都有了依靠，我不是这世界的异类，于是本能地跟着猴子逃出班级，逃出那个集体。
我们一起横跨在墙上，瞧着被分割开的世界，一边是外面的流光溢彩，网吧餐馆旅店放映厅，像一个个张开血盆大口的野兽，贪婪地等待着吸吮我们的青春。我从围城的这边爬上去，跟着猴子在世界的另一端跳下来，接着绕开后墙直到学校正门。
在正门停留了一小会儿，那里依旧秩序井然，完全不像是有一个人昨晚在这里去世，学校为了掩人耳目只能低调处理，正门依旧干净而庄重。我走过去，同样在正门躺下来，尝试着用施厚平的角度认真地看着学校。通过电子金属拉门底部的缝隙，目光一路过去，走进学校，沿着正门大道一路往前走，直至走过操场，走过阶梯，走到目光无法抵达之处。
我小声嘀咕：“你说他躺在这儿的时候，心里会想点什么呢。”
猴子听见了，也蹲了下来，随即点了根烟，使劲嘬了一口说：“肯定是看见了一条路啊。”
“就这一条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