畀愚
1991年底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在一夜之间解体为十五个独立的国家，但我一点都没觉得奇怪。我只是感到高兴。我的客户从原来的一个国家，一下变成了十五个。
早在那年冬天来临前，我就是中苏边境上的常客。跟来自全国各地的生意人一样，我们聚集在一个叫黑河的地方。从地图上看，那是中国北端的一座小城，在小兴安岭与黑龙江的夹缝之间，与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隔江相望。那里蓝天碧野，四季分明，却常常是夏天还没结束，冬天就已经到来。然而，没有一个生意人会畏惧严寒。生意像燎原之火一样让这座小城每天都热气腾腾的，到处是操着俄语的中国人与说中文的苏联人，还有谁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的蒙古人。世界从没像当时那样地混乱而有序。我们用火车、汽车、马车与人力车，把各式各样的日用品运到这里，卖给那些整天嘴里喷着酒气的苏联人，再把他们的卢布兑换成人民币。
每年的九月一过，黑龙江上就开始结起厚厚的冰层，那是老天爷在为走私者们搭桥铺路。漆黑的深夜有时也被北极光与探照灯照得雪亮，辽阔的江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通道。我们穿过冰面讨价还价，在两岸边防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间握手成交。那时候，我已经不光是女式内衣的代理商。自从来到黑河，我把经营扩展到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只要江对面的苏联人用得着，这些东西过不了几天就会出现在我的货单上。我曾经用两辆拖拉机的腈纶衫与人造革大衣，外加一箱二锅头，从一个苏联人手里换了一卡车的望远镜、自行车、收音机与钢精锅，连同他那辆军用卡车，刚驶出黑龙江的省道，它们就被抢购一空。
等到那个苏联人再次开着一辆军用卡车过境时，我们已经成为朋友。这个满脸长着棕色胡子的中年人，身材粗壮，性格温和，曾经当过铁路工人、边防军与人民教师，现在是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里的黑市商人。他喜欢喝酒、唱歌与女人，可我却怎么也记不完整他的名字。他有个长得一口气都念不完的姓名，据说是把他父亲、祖父与曾祖父的名字都放在了里面。为此，我对他说，我得把你名字记在一张纸上，这样才不会忘记。
你可以叫我伊万。他笑着说，朋友们都叫我伊万。
在认识娜拉塔莎之前，伊万是我见过的中文说得最好的苏联人，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多情的男人。自从见过我的房东，他便对这个寡居多年的中国女人一往情深，常常在夜里穿越边境，除了睡觉，更是为了让她不再忍受寂寞的煎熬。
我的房东同样是个感情充沛的女人，在她不到四十岁的生命里已经有过三任丈夫。春天过后，黑河的山野间开满了映山红，让这个女人的心也像这些盛开的花。她常常会在夜里离开屋子，去江边的花丛中等候为她偷渡而来的异国情人，然后就在花丛中野合，像那些急切的恋人们那样，再带着一身的花粉与草屑回来。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在女人的炕上喝酒，吃她做的小鸡炖蘑菇，抽着伊万那种呛得要命的苏联烟。
有一次，在应邀跟他们一起喝酒时，伊万搂着那女人问我为什么从来没见我找过女人，是不是不喜欢女人。我说我是个南方人，我受不了一年只洗几次澡的女人。伊万在听明白后，发出粗野的大笑。他笑着建议我应该找一个他们苏联的姑娘。他说，我们俄罗斯的姑娘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找一个中国女人？
伊万愣了愣，扭头看着那女人，说，为了爱情。
这话一下就让我变得有点感伤，回到房里，躺在冰凉的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了。我在那天夜里，又一次开始想念起那些我经历过的女人。
一个男人的口袋里有多少钱，身边就会有多少女人。这是余乐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个有点神秘的小个子男人，在当了六年的业务科长后忽然辞职，自己开了一家更大的内衣厂，除了生产胸罩与三角裤，他还把产品扩大到了浴衣、袜子、手套、毛巾与毛巾被。没有人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大一笔资金。他把我们这些原先的代理商全部请到广州，召开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订货会。余乐声在会上给每人发一份合同，并且说只要我们把名字签上去，就是他的代理商了，为此他愿意把返利提高两成。等到我们签好合同，他有点激动，跟我们一个个握手时，不停地说为了这一天，他已整整等了十年。
此后，每次来到广州他招待我的不光是酒菜，有时还有女人。这些女人通常是商店里的营业员，他厂里的女工，而更多的是做那种生意的。余乐声在这方面是个老手，他能站在1989年的广州大街上一眼就看出来，路过的女人中哪个是干这行的。开始时我一直以为那是吹牛，一直到一次酒后，他当场把我拉到一个公用电话亭前，等里面的女人打完电话出来，他笑着说，小姐啦，陪陪我香港来的朋友啦。
那个烫着爆炸头的女人没有看他，而是将信将疑地打量着我，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你是香港人？你付港币吗？
我相信，余乐声只是在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那天，他站在街头大言不惭地说，做生意嘛，管它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黑河就是这么一个生意人的地方，而我更喜欢江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里那些俄罗斯姑娘。她们金发碧眼，长腿细腰，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热情似火，让我每次一见她们，都会回想起以前看过的黄色录像。但我不像伊万，我绝不会为了找女人睡觉去穿越边境。我过境只是为了生意，然后才抽空找她们睡一觉，虽然那时跟对岸的边防军已经相当熟悉了。为了生意，我们会隔三差五轮流请那些士兵喝酒，送他们那种好看而不实用的小玩意儿，为此我还差点送了性命，就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一家小酒吧里。
那天喝多的是个年轻的苏军中尉，他拉住我，掏出腰里的手枪非要卖给我。我说我可以给你钱，但我不能要你的枪。年轻的中尉显然也是个生意人，收了钱后一次又一次地把手枪往我怀里塞。最后，我只能把手枪放在桌上，说，这玩意儿会让我回去坐牢的。
中尉不耐烦了，一把抓住我，把我的脑袋摁在桌上，用那把手枪顶着，又对着整个酒吧里的人喊：那我就在你坐牢前枪毙你。
所有的人都被吓着了，而我在那刻真的以为会死在这个叫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地方。
阻止中尉的人是娜拉塔莎。她起身绕过桌子，就像情人那样挽住他握着手枪的那条胳膊，在他耳边温柔而果断地说，走吧。
中尉瞪着一双醉眼看了她好一会儿，点了点头，收起枪，抓过桌上的半瓶酒，在她搀扶下摇摇晃晃地出了酒吧。
大家都松了口气，有人高举起酒杯，起哄似的说，为了友谊干杯。
娜拉塔莎很快回来，重新在我身边坐下，请我原谅那个中尉，他的心情不好，他要退伍了，他的前途一片迷茫。说完这些，娜拉塔莎长长吐出一口气，又说，现在苏联人的心情都不好。
那我们喝酒。我说着，伸手搂住她的肩膀，把一杯酒递到她唇边，看着她一口干掉后，却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酒吧里到处弥漫着一股醉生梦死的气息。
娜拉塔莎是我每次来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都要雇用的俄语翻译，尽管我在黑河待了不到半年，就已学会了一口连说带比画的俄语。自从中苏边境开始贸易，无数会讲中文与不会讲中文的少女从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到这座边境小城。她们为商人们充当翻译，更多的是陪他们睡觉，但娜拉塔莎不是这样的人。她是来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寻找她的未婚夫的。就在两个人准备结婚时，她的未婚夫为了一份体面的嫁妆来到这里，从此杳无音信。
我在客户的饭桌上第一眼见到娜拉塔莎时，把她当成了布拉戈维申斯克街头的姑娘。她在大衣里面穿了件黑色的紧身毛衣，隔着长条桌都能嗅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可当我注视她那双蓝灰色的眼睛时，发现她的脸更像那些摆在橱窗里的洋娃娃。
那天是苏联人的送冬节，是他们为了迎接春天的狂欢之日。窗外的大街上到处都是载歌载舞欢呼而过的人群，我们的宴席从傍晚持续到了深夜。
我把喷着酒气的嘴凑到客户的耳边，说，今晚我要把她带走。
我那肥胖的客户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眼娜拉塔莎，然后摇着他那颗硕大无比的脑袋，说，不行，人家是个好姑娘。
我笑着说，是好姑娘那我就娶了她。
但是，娜拉塔莎拒绝了我。就在宴席散后，大家高唱着俄罗斯民谣来到街上，醉醺醺地加入欢舞的人群时，我像个嫖客那样用俄语对她说，我们走吧。娜拉塔莎睁大她那双蓝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就像从没见过我这个人那样。于是，我笑着又说，如果你不收留我，今晚我会冻死在大街上。
娜拉塔莎总算笑了。她笑着指了指街边几个看热闹的女孩子，说她们才是我要找的姑娘。说完，随手拉住一个饭店出来的胖大嫂，与她一起唱着歌加入到欢舞的人群中。
我裹紧大衣，一直看到这群人与他们的歌舞远去。这是个没有风也没有下雪的喧哗之夜，路灯下，寒冷却是那么地痛彻骨髓。我不敢在街头久留，就随便去找了个女人，连价钱都没谈就跟去她家里。这是我惯用的方法，每次只要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里过夜，我都会这样做。因为，我没有护照，也没有签证，口袋里除了钱，就剩下广州街头买来的那张假身份证，虽然上面的照片、姓名、籍贯、出生年月与家庭住址都是真实的，可这是在苏联的境内。这里的警察跟国内的警察一样，他们也会在半夜里敲开宾馆的房门，检查你的证件，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睡在那些女人的床上，远比开一间客房要便宜。
第二天，我从客户那里要来娜拉塔莎的住址就找去了。那是一幢陈旧小楼里最顶层的一间，墙上挂满了原来主人家的照片，地毯似乎比这房子还要古老，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好在屋里的暖气很充足，有种扑面而来的温暖感。
娜拉塔莎惊诧地看着我，一脸不知道怎么招呼的表情。
我笑着说，我来雇你当我的翻译。
娜拉塔莎淡淡地说，你用不着翻译。
谈生意跟聊天是两回事。我认真地说，我怕让你们苏联人骗了。
那你去找个中国人当你的翻译。
可她们都没你长得漂亮。
我只是个翻译。
我要的就是翻译。
娜拉塔莎成为我的翻译后，我待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时候更多了，不仅是因为她，还因为生意。伊万的胆子越来越大，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有一批全苏联最好的钢板。可等他带着我跟娜拉塔莎赶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北郊的一间仓库，我们看到的是一辆锈迹斑驳的苏制坦克。伊万说这是T34，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比美国的谢尔曼坦克与德国的虎式坦克都要好。
我说，可我不是军火贩子。
伊万笑着让我尽管放心，他不光有合法的手续，还有门路。我当然明白，我将由一个日用品商人摇身变成一个军用钢材贩子。
离开那间仓库后，在车里，一直沉默不语的娜拉塔莎忽然说，你们不是生意人，你们是两条蛀虫。
我跟伊万都愣了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都明白她说的意思。临别之际，伊万把我拉到一边，提醒我要当心这个女人。他说，别让爱情毁了生意。
但娜拉塔莎绝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更多时候她只是个漂亮而不幸的姑娘，从小就让母亲逼着学习中文。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把女儿当成了自己，为的就是有一天要去中国，去寻找她那个从无音信的初恋情人。
娜拉塔莎的母亲曾经是莫斯科大学航天机械系的高才生，刚毕业就被安排来到中国，给他们的援华专家充当助手。她在中国生活了三年，也把初恋留给了实验室里的一位中国小伙子。1960年，当最后一批苏联专家准备撤离时，天真的姑娘勇敢地上书他们的总书记，请求永远留在中国。她在那封信中写道：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苏中人民的友谊必将长存。可是，信还没寄到他们的莫斯科，两名大使馆的士兵已把她押上回国的飞机，在监狱里被关押整整十年后才得以获释。
这个痴情的女人一生没有嫁人，思念已让她在大部分时间里变得神志不清，常常会把任何一个男人当做初恋情人。因此，娜拉塔莎根本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也许是莫斯科街头的醉汉，也许是哪个邮递员、出租车司机或者是送奶工。娜拉塔莎告诉我这种事在苏联并不稀奇，在她的国家里有许多母亲一生都不会有丈夫。
我问她：为什么？
你不知道吗？她说，我们国家男女的比例是四比六。
说这些话时，我们坐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城江边的一家咖啡馆里。娜拉塔莎说完之后就开始沉默，开始长久地望着对岸黑河城的街景，那双灰蓝的眼睛在暮色中清澈而迷茫。
现在，我跟伊万除了是朋友还是亲密无间的合伙人。我们把所有的钱集中在一起，共担风险也平分利益——他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负责把那些“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切割成钢板，再运过黑龙江，由我销往全国各地的炼钢厂。但是只要一有空，我就会越过边境去雇用娜拉塔莎，哪怕让她陪着我看电影、逛商店，给她买任何我觉得能让她高兴的东西。我们几乎逛遍了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酒吧与咖啡馆。我想，我虽然不能用金钱来占有她的身体，至少可以用来占有她的时间。
有一天，我们经过阿穆尔大街时，看着街心公园里那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她忽然说，你应该把时间和卢布花在她们身上。
你跟她们不一样吗？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的话让我隐隐感到了刺痛，好像我对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寻欢作乐。
娜拉塔莎看着我。她的眼神告诉我，我在她身上的时间与精力并没有白费。几天后的傍晚，我抱着一大包的牛肉、香肠与一瓶在黑市都很难买到的灰雁伏特加敲开她的房门。
娜拉塔莎不说话，就像早已约定的那样，把我让进屋，拿出杯盘刀叉，打开酒倒上。我们隔着餐桌面对面坐着，跟平时在酒吧与咖啡馆里没什么两样，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儿说俄语，但更多的是沉默。我们一直喝到夜深人静，她起身关掉吊灯，打开沙发边上的落地台灯后，就进了卧房。
我想了想，喝掉杯中最后一口酒，站起来跟了进去。
如同一对生活了多年的夫妻，我们一起洗澡，然后上床做爱，然后关掉所有的灯，静静地躺在黑暗中。但我无法入睡，很快在黑暗中又开始蠢蠢欲动。
第二天醒来时，娜拉塔莎已经煮好了咖啡，但我更愿跟她待在床上。我们连着两天都没有离开屋子，一直到吃完了屋里所有的食物，她才下床去楼下的面包店里买来两个大列巴。娜拉塔莎有着俄罗斯人性格中少有的温顺与缠绵。每个白天我们几乎都躺在床上，拉开窗帘，让春天的阳光隔着窗玻璃照在身上。我们彼此抚摸与拥抱，这不仅仅是做爱的前奏，更多时候只是为了让重新燃起的欲望慢慢平息。
男人都是一样的。这是我在黑河的房东常说的一句话。我很快变得跟伊万一样，不管有多忙，只要能找出一点空闲，哪怕是在深夜都会偷越边境。我把娜拉塔莎陈旧的房间当成了我全新的家，有很多次从她枕畔醒来，我甚至想到了有朝一日要把她带回我的家乡马家浜村。然而，事实上我们最先去的地方是莫斯科。
俄罗斯大地的夏天短暂而壮丽，当我们坐了七昼夜的火车到达莫斯科时，到处已是一片秋天的景色。这里是娜拉塔莎的出生之地，也是我所见过的最雄伟的城市。这里的马路宽阔而洁净，许多建筑的屋顶就像教堂上的尖顶高耸入云，而且上面都顶着一颗五角星。一到晚上，这些大大小小的五角星放射出红色的光芒，如同从夜空中垂下的巨大星辰。早在来的火车上，娜拉塔莎就为我描绘过这一景象，她说莫斯科是座被红五星点亮的城市。可是，一出火车站的大拱门，我们见到更多的是贴满街道的宣传海报，还有那些吵吵嚷嚷呼喊口号的莫斯科市民。苏联正在举行它的第一次全民选举。
我的这趟莫斯科之行只有一个目的，却整整筹划了两个月。伊万动用了所有合法与不合法的手段，为我办齐在苏联境内所需的一切证件，为的就是让我去跟那个给我们供货的大人物见上一面。伊万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总是担心某一天因为他的原因，我们的生意会在一夜间垮掉。他说服我只要我搭上了莫斯科那条线，哪怕他去了西伯利亚，我们的钢材生意照样会存在。同时，他还是个有理想的人。他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他们国家的军用产品变为民用商品，他坚信这个世界上再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为此，他在一天晚上对我说，跟坦克与大炮比起来，今天的苏联更需要牛肉。
伊万就像个地下工作者，他把一个电话号码写在纸上，让我看完后记在心里，然后把纸烧掉，并且再三叮嘱我说要记住，一到莫斯科就打这个电话。
但我并不急着要去见那个大人物，这趟长途旅行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蜜月之行。我跟娜拉塔莎住进了迷宫般的俄罗斯宾馆。据说这里有两千个房间，跟克里姆林宫并排坐落于莫斯科河畔。这是种奇怪的感觉，一进房间我们谁也顾不上说话，更顾不上旅途疲劳，我们抱在一起就开始做爱，从浴室到床上，再到那个宽敞的窗台上。傍晚的夕阳从河面反射到天花板上，我们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沉沉睡去，可等我醒来时，娜拉塔莎已不在我怀里。
房间里一片漆黑，她裹着一条被子坐在窗台上，就像一尊雕塑，出神地看着夜色中的莫斯科河。
我知道她是在想念她的母亲。来的一路上，她的思念就没有停止过。这个年迈的女人现在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疗养院。自从我们相爱，娜拉塔莎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为她每月支付那家疗养院的费用。我曾经问过她是不是为了她母亲才跟我一起，她垂下眼睛，好一会儿才看着我答非所问地说，我只想让她安静地过完一生。
我们如同一对新婚夫妻在莫斯科过完三天后，我提醒她说，你该去看看你母亲了。
娜拉塔莎摇了摇头，坐在沙发看我的眼神，就像我会忽然弃她而去那样。
我笑着又说，我还有正事要办。
她说，别忘了，我是你的翻译。
可是，当我在第四天一早打通那个电话后，我们在房间里整整等了大半个上午，才有个穿着西装的大个子男人敲开房门。
我生气地对他说，你让我干等了三个小时。
这个高大的苏联人面色严峻，只是朝我做了个请的手势。当我穿上外套走到门口时，他忽然拦住跟在我身后的娜拉塔莎。
我回头说，她是我的翻译，她必须跟着我。
高大的苏联人用中文恭敬地对我说，我就是您的翻译。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娜拉塔莎，忽然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圈套——如果伊万让人在莫斯科把我干掉，那我们两个人的财产就马上成了他一个人的。
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房间，下楼，上了停在宾馆后门外的一辆黑色吉斯牌轿车。这些年的闯荡已经让我变得无所畏惧，我任凭轿车载着我穿行在莫斯科的街道。我在这座城里游玩了三天，我去过红场，去过阿尔巴特大街，我认出两边的教堂、博物馆、体育场与露天游泳池，但此时都已变样。大街的两旁停满了军车与坦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的枪管上有的插着鲜花。轿车被激愤的莫斯科市民堵在普希金广场时，我摇下车窗看着一名少校站在装甲车顶上，举着大喇叭对人群大声说，我们是来维持首都秩序的，不是来镇压人民的。说着，他放下喇叭，掏出手枪拉了把枪栓，又大声说，看，我的枪里没有子弹，我们的步兵战车里也没有炮弹。
我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翻译，出什么事了？
翻译头也不回地说，该发生的终将会发生。
就像电影里的战乱场面，我们的车在拥挤的路上像蜗牛一样爬行了两个多小时后，翻译给了我一个黑头套让我戴着。车又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后才停下，翻译引着我下车，扶我上了一些台阶，又下了一些台阶，然后摘下我的头套，让我从狭窄的门洞里进去，穿过一条堆满餐具与各种食品的过道，再沿着一排石阶往下走，一直把我带进一个酒窖一样的房间。
在堆满屋子的伏特加酒中间，我见到了那个所谓的大人物，其实只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干瘪老头。他坐在一张轮椅里，膝头还盖着一块毛毯，正用俄语飞快地对几个垂手而立的哥萨克大汉说着什么。
老头在看到我后闭嘴了，摆了摆手，等所有的人都鱼贯离开，他说，三天前你就应该来了。
我不出声，酒窖里灯光暗淡，有一种让人说不上来的阴冷之气。
我知道你俄语说得不错。老头说着，开始转动轮椅，摇到两排酒架的中间，扭头看着我又说，跟我来吧。
老头把我带进一间温暖的书房，就在酒窖的一墙之隔。这里灯光明亮，四壁除了低垂的绛色丝绒帘幔，就是那些一人多高的书架，里面摆着比砖头更厚的书本。老头又看了我一眼，拉开一张大桌子后面的抽屉，取出一沓照片往桌上一放，向我一招手后，指了指那些照片，不出声，仰着脸，用他镜片后面深陷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在每张照片上都看到了我跟娜拉塔莎在莫斯科尽情游玩的那三天，我们是那样地般配与甜蜜。
我把这些照片往桌上一扔，对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老头笑了笑，让我在他的对面坐下。他从西装的内袋里掏出一支钢笔，随手拿起一张照片，在上面画了个圈后，递给我，说，你被人跟踪了，从你一踏进莫斯科开始。
我又把所有的照片看了一遍，发现每张背景里都有这个钢笔圈着的男人。他第一天穿着格子呢西装，第二天穿着尖领夹克衫，昨天是大翻领的毛衣。老头说跟踪我的人叫科勃涅洛夫，是海关稽查队的侦察员。我说，我是个生意人，我不是走私犯。
老头微笑着说，那你跟他去说。
我盯着他看了会儿，说，你也一样让人在跟踪我，从我一下火车开始。
我对你负有责任。老头说，确保你在莫斯科的安全，是我对伊万纳耶夫·克拉萨夫科斯伊维基兄弟的承诺。
伊万纳耶夫·克拉萨夫科斯伊维基是伊万那个长得一口气念不完的名字中的一部分。我说，我有什么不安全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
也许明天就不是了。老头说着，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了。他再次拉开抽屉，取出一把装在信封里的钥匙，让我离开这里后马上住到乌克兰饭店去。那里是外交部的国宾馆，不管莫斯科在今天将发生什么变故，那里都将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说，莫斯科会发生什么？
老头没有回答，却把头抬得更高，看着屋顶那盏水晶吊灯，好一会儿才说，谈谈我们的生意吧。
他的意思是打算资助我，并找一个第三国在中国成立一家物资公司，趁着现在中国到处都在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的机会，让我们的钢材生意在每个环节上都合法化。他让我要放眼看到未来——未来的世界不是在合作中较量，就是在较量中合作。
我说，你不怕我卷着你的钱跑了。
金钱只是通往天堂的工具。老头笑着说，伊万纳耶夫·克拉萨夫科斯伊维基兄弟相信的人，我没有理由怀疑。
可我信不过你。我说，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老头又笑了，说他早已不记得自己的姓名，但大家都叫他瓦西里。
这是个俄罗斯英雄的名字。后来，我从伊万嘴里得知，这个被人称做瓦西里的干瘪老头是苏联黑道上的传奇人物，他控制着莫斯科三分之一的黑市与军火买卖。他的父亲是苏联元帅朱可夫手下的一名将军，肃反中以反党与叛国罪被斯大林亲自下令枪毙。他本人也曾被枪毙过三次，却三次都从枪口下不可思议地逃脱。伊万在当边防军时放过他一条生路，作为报答，他给伊万以最大的信任。
离开瓦西里酒窖隔壁的书房，我变得雄心勃勃，仿佛已经看到我在国内即将成立的合资公司。可是，莫斯科的大街上的骚乱更加惊心动魄，坐在回宾馆的轿车里，我亲眼看到三个男人把点燃的汽油瓶扔向路边的坦克，被士兵当场击毙。路过联邦大厦时，许多坦克从各个路口汇聚而来，履带把路面的石头碾得粉碎，轰鸣的机器声几乎掩盖了所有的声音。它们把联邦大厦团团围住，所有的炮口都对准了大楼。
翻译忽然指着前方大声说，那是叶利钦。
我看到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苏联人站在坦克上，这个苏联著名的政治改革派挥舞手臂，正大声地演讲，但他的声音同样被机器的轰鸣声淹没。
这天是1991年的8月19日，是苏联历史上难以忘怀的一天，对我也同样如此。我的娜拉塔莎在这天消失无踪，她什么都没带走，宾馆的房间里放着她的衣服、首饰与化妆品，但她却像一片掉进莫斯科河里的落叶。
我在俄罗斯宾馆的房间等到深夜，窗外不时有枪声与爆炸声隐隐传来，电视里反复播放着莫斯科已经在执行军事化管制的通知。第二天，我再也顾不上政府的戒严令，在动荡的城市里四处寻找我的爱人。我去了她在火星街上的老家，向那里的每个居民打听；我还雇车找遍了莫斯科郊外所有的疗养院，好像这个世界上从没有娜拉塔莎存在过那样，也没有人听说过她疯癫的母亲。
第三天，攻打联邦大楼的坦克部队，忽然掉转炮口，成了保卫俄联邦政府的部队。叶利钦在防弹被的遮挡下，通过无线电发表讲演，呼吁他们的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家危机时刻，出来领导国家渡过难关。莫斯科的大街上到处是他的声音，直到次日清晨，戈尔巴乔夫从黑海的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这场维持了三天的政变才以改革派的胜利而宣布结束。
当莫斯科到处矗立的铜像被拆除时，我忽然又想到了生意，再次拨通那个电话号码，让瓦西里用车把我拉到他酒窖隔壁的书房。我对他说我希望能收购那些铜像，当然是用购买废铜烂铁的价钱。
瓦西里面色阴沉地说，苏联的历史不是废铜烂铁。
但他还是答允了这桩买卖，同时也拒绝了我要求帮忙寻找娜拉塔莎的请求。我不解地看着他，问他为什么。对于你来说，在莫斯科找一个人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瓦西里反问我知不知道克格勃。
我当然知道，它的总部就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每个了解一点这个世界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组织。我吃惊地看着他，说，你说娜拉塔莎是克格勃？
那还算不上。瓦西里笑着说克格勃每年都会训练许多年轻人，再把他们散布在各个城市、每个边境小镇，他们就像无数撒进河里的诱饵，谁也不知道上钩的会是条什么鱼。
我忽然有点明白了，点了点头，说，是你。
瓦西里仍然微笑着，说，我只是让人告诉她，年轻人不应该为了眼前景色而放弃更好的未来。
我大声说，你去把她给我找回来。
瓦西里盯着我眼睛看了会儿，说，等你能活到我这把年纪，你就会感谢我为你做的这一切。
我说，你去把她给我找回来。
瓦西里摇了摇头，他在叹了口气后，扭头望着那些低垂的丝绒帘幔，忽然如同低吟般地说，还是放在记忆里吧，年轻人，爱情有时候就是块奶酪，总有它变质的那一天。
（《红豆》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