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聂绀弩，其人其文都有着独一无二的传奇色彩，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受了处分之后，1957年又成为“右派”分子，遂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时聂绀弩再次罹难。他所写的旧体诗和与朋友的私下谈话，成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证。晚年恢复自由后，更以“聂体”《散宜生诗》为人称颂。
一则聂绀弩的轶事读后至今难忘。1982年《散宜生诗》出版后，颂扬之声很多，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几句后，话题便谈起了诗，对聂的诗集很是羡慕，并问他何以能请动胡乔木动笔写序呢？结果聂公勃然大怒，说：“妈的个x，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此段描写出自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关于“聂绀弩晚年片段”的文章《斯人寂寞》。其实，胡乔木的序写得很客气，对聂绀弩的评价也很高，说他是当代不可多得的杂文家，他的旧体诗也许是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说聂绀弩因胡乔木给其诗集写序而愤怒，我相信是真的，这符合聂公的个性和风骨，不过，若求证于聂公自己的文字，却不尽然，这有他自己1982年7月21日写给胡乔木的书信为证：“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您要为拙诗写一序，该集正候尊序排印，想系真事，不图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谓‘丈夫不死谁能料’也。惟年事既高，且复多病，朝不保夕，深以能见此序为快耳。”此信至少两层含义：一是感谢，二是催促。因为有了胡乔木要写序，本来已经要印刷的诗集停下来等着胡序，聂公写此信当在情理之中，即便是不情愿胡公做序，但这由不得他，至少字面上的客气还是要写足的。而且为了朋友“落实政策”事，聂绀弩还“拜托”过胡乔木，如在聂公1982年8月2日写给友人高旅的信中有此一段描写：“兄之落实政策事，近已向胡乔木同志提出，请他向有关方面了解，并促成之。此公做事负责，近对我颇好感，曾见访一次，并自动为《三草》作序，谓其特色也许为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溢美不论，对我有此兴趣，故趁其询我有无问题要解决时，专函提兄一笔，想会有下落也。”过了没几天（8月10日），聂公给友人的信中就有了回音：胡公回信给聂，说“高旅同志事，已在办，颇多周折，难期速成，一有结果，即当奉告”。举此例是想说明，仅仅根据“片段”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
还记得初读章诒和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文时，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她的叙述里透露了聂绀弩晚年直至人生最后，与夫人周颖的相处并不融洽，其中也牵扯到了朱学范。（在章文之后，姚锡佩写了《为周颖辩正》。姚文指出章文的描述有不真实之处。关于聂与周颖晚年相伴的情形，姚文写道：“这对个性都相当强的老夫老妻，平时也会因误解而发生相争相讥的事，但就像不少人间夫妻一样，并无隔夜仇。不料这些一经旁人渲染和章文的扩大，竟成了绀弩‘斯人寂寞’的本质。”）另外，寓真先生写有从监狱档案里发现关于聂绀弩离婚和婚外情的文章，其文里公布了一封聂绀弩写给朱学范的信，此信没有日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笺写的，信的内容是关于聂与周颖离婚问题。全文如下：
学范先生：去年底由先生您证明，我与周颖同志离婚，并有您和我们的双方签字。签字之前，您曾单对我谈，离婚以后可以维持一种友谊，觉得有复合必要，可以复合，您并愿请客促成其事。我曾表示同意。因为您说的本来是一种极自然的道理。但您这意思不应被误解为维持友谊是一种条件，或某一方有要求另一方维持友谊的权利，尤其不能认为只要一方觉得有必要就可要求复合之类。我不愿说周颖同志近来有什么企图，我只想向您和她声明，我这一方不想维持什么友谊，尤其不愿复合。请您将此意转告知周颖同志。并请将她近来给我的一封信退给她，我未看信的内容。又，那张离婚书上，您和周颖同志都只签了名，而未盖章，是否不盖章也无深意，请您告诉我一下，并请询问她的意见了之后告诉我一下。琐事麻烦您，极为抱歉！聂绀弩谨上。
1955年7月开始的“肃反”运动中，聂绀弩因牵涉与胡风的交往，曾被隔离审查，反省了三个月。他在反省时所写的“历史交代”材料中，也谈到了婚外恋问题：“从四五年下半年起，我和重庆一个女同志谈恋爱。彼此都有爱人，夫妇关系都不好，对方又都不肯离婚。这事纠缠了很久……四七年九、十月间，我真在重庆呆不下去了，一方面特务报纸《新华时报》造了许多谣，另一方面西南学院也被迫停办，我没有职业了。但是还舍不得分手，幻想找一个没有什么熟人、没有人干涉的地方去过一些时。分手的时候，约定如有法在什么地方生活，她就会来。”
聂在“历史交代”中写到与胡风的交往时还说：“五三（1953）年下半年他（胡风）搬到北京来住了许久以后，我因为离婚之后矛盾很多，想找人谈谈周颖，才到他家里去。”
“肃反”运动中聂绀弩虽然没有被定为“胡风分子”，但仍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支部一致通过开除其党籍（后改为留党察看）并撤职。支部大会对聂绀弩做出处理决定后，聂写了“对支部大会决定的意见”，其中对于定他“解放前一贯玩弄女性……在解放后仍未有所改变”一条，自己辩白说：
解放前，没有离婚和另外女性发生了某种关系，甚至同居，无论具体情况如何，结果总是玩弄女性了。但解放后，我绝未和任何女性发生那种关系，甚至离婚几年后也没有。这不能说“仍未有所改变”，刚刚相反，是很有所改变。我承认我还没有改变到毫不动心，甚至离婚后也不和任何人触及婚姻之类的问题；但也未达到“仍未有所改变”即玩弄女性的程度。
据寓真的叙述，在重庆这一段婚外情之前，聂绀弩在桂林的时候还和“新中国剧社”一个女演员有过罗曼史，后来在北京聂还和这个女演员见过面。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聂绀弩夫妻二人同时被打成“右派分子”。聂在北大荒因失火事故被拘押，周颖不远千里亲往探视。“文革”中聂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劳改，周颖又奔赴山西监狱看望并设法营救其出狱。对于周颖的苦心关爱，聂是不能不心怀感激的，他在《赠周婆》诗中写道：“五十年今超蜜月，愿君越老越年轻。”
贰
在牛汉的口述回忆录《我仍在苦苦跋涉》里，提到聂公诗集出版时的情景：《聂绀弩诗集》由胡乔木主动作序。一天聂公夫人打电话给牛汉，让他赶紧到他们家去，聂夫人说：“不好了，大祸临头了。”牛汉匆匆赶到聂家，只见聂公仰面朝天躺床上，抽烟，头都不转过来，说：“胡乔木作序，对我的诗全看了，这就坏了，他知道我内心想什么了。”聂公举例说，抗日战争前夕，胡是由雪峰派人护送到延安去的。“左联”时期雪峰是“文委”书记，胡乔木是干事。20世纪50年代初，胡向雪峰要了三四本以前出的杂文集，选出几篇送给了毛主席，后来，毛让政治局传阅。雪峰的“右派”是由中央作出的决定。聂公认为胡看了自己的诗并主动写序，迟早会处理他。
后来的结果是，并没人来“处理”聂先生，但有几首诗在出版时被撤了下来，当然是因为涉及“敏感”犯忌字句，譬如“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等。如果不是因为胡乔木喜欢聂诗并要写序，也许这些“敏感”的诗在当时就不会删节吧？或许聂公说胡序搞坏了他的诗集缘由在此。这些删掉的旧体诗后来也都收入了再版的集子中，这在1992年12月初版的《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中不难看出。更不用说2009年推出的由侯井天详细注释的全三册《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了。在1992年学林版的《聂绀弩诗全编》中，正文前有几页铜版纸插页，印的是聂公的画像、老照片和手迹等，第一页是丁聪画的晚年聂绀弩，线条透着沧桑，第二页是丁聪1986年重画的描绘聂绀弩在北大荒劳动的《老头上工图》，丁聪在画上题道：此画原稿于动乱年间丢失，现凭记忆重作。我想说的是第三页，印有聂公的旧体诗手迹，从手迹上看到，有一首是《赠周大姐》，但在这首诗的两个地方都涂了墨迹，起初我以为是聂公因错字而改正，仔细一看，不是，是有意识地涂黑，所涂之处，分别是“遮羞布”和“打劫棋”。奇怪的是，此诗该书中已经收入，是《赠周婆》中的两首诗之一。在1977年3月1日聂绀弩写给诗友陈迩冬的信里谈到此诗：“近日作赠周诗二首，亦颇自得。”在此信最后抄录了此两诗，题目还是《赠周大姐》，其中之一为：
添煤打水汗干时，人进青梅酒一卮。今世曹刘君与妾，古之梁孟案齐眉。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岁暮郊山逢此乐，早当腾手助妻炊。
此诗在《散宜生诗》人文社初版本中未收，只收了第二首。删节原因自然是因“遮羞布”之句。为《散宜生诗》作“笺”题的郭隽杰，对此两首《赠周婆》作了说明：此二首作于1976年底绀弩出狱返京不久，连同另一首《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为聂公最宝爱之作，请尹瘦石书成条幅装裱，悬于床头。当知道《散宜生诗》初版本将不收第一首时，聂公极为恼火，曾对郭说：“自认为这是我最好的诗，这样的诗抽走，还出我的诗集做什么！‘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是言我夫妻之事，难道家庭里就不许言自由平等、民主集中？”（《聂绀弩诗全编》96页）
叁
聂绀弩晚年自述其写旧体诗经历，是自1959年在北大荒农场据“上级指示”开始的，后来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更以旧体诗抒发情怀。不过从他在1961年11月21日写给在香港《文汇报》担任主笔的友人高旅的信里也不难看出，聂公晚年醉心于写旧体诗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我的诗，是我有一部分时间，想了解一点我国古典诗的内容和方法的副产品。过去作国家出版社古典负责人，作协古典部长，由于自己无知，也给人制造了一些口实。因之，趁有机会涉猎时，想做点准备，以免以后再度尴尬。此外，我也真想在技术上多少学点本领，万一有需用时，不止去抱技术上的佛脚。再，这几年来，感情上也不可能完全正常，不免要发抒发抒，不管如何发抒都好……
当时聂公的旧体诗主要是在朋友中流传，在互相的酬答和给朋友的信中抄录。“旧诗是个背时货，不经过忧患之类，不有和社会肉搏之处，很难可人意。”（《聂绀弩全集》第九卷，228页）这是聂公的切身体会。他对自己的旧体诗虽自嘲打油体，但又是自信的，这在他写给钱钟书的诗《答钟书》可见：“我以我诗行我法，不为人弟不为师。”现在来看，聂公写于1960年代初期直到“文革”爆发前的那些诗，有许多也同时被他的朋友呈交给了“有关部门”。
关于胡乔木给他的诗集作序事，当时他得知胡乔木因为聂的诗好，要去看望他时，他于1982年6月8日回信给胡：“纶音霄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至云欲觅暇下顾，闻之甚骇，岂中有非所宜言，欲加面戒乎？然近来脑力大减，不奈思索，知所止矣。”从他当时给友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一个狷介但又智慧的真实的人。当然，胡乔木还是去看望了他——给他的诗集写序是在看望他之后。
1976年底，聂绀弩几经周折，终于出狱，回到北京后，同夫人去理发馆，见到镜中的自己，写下了一组诗《对镜》，题记：“出狱初，同周婆上理发馆，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亦不识周婆何以未如叶生之妻，弃箕帚而遁也。仓卒成诗若干首，此其忆得者。”其之一曰：“人有至忧心郁结，身经百炼意舒平。十年暌隔先生面，千里重逢异物惊。最是风云龙虎日，不胜天地古今情。手提肝胆轮囷血，互对宵窗望到明。”开头的两句：“人有至忧心郁结，身经百炼意舒平。”几乎可以看作聂绀弩晚年文字的“起点”。他晚年的旧体诗也让他的文学作品达到了一个高峰，如果仅仅是写杂文随笔和散文小说的聂绀弩，是无法成就其独特人生的。他去世时，钟敬文写挽联：“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老友渐同秋叶尽，竭忠敢惜余生。”作为有六十年交谊的朋友，钟敬文是深知聂绀弩的文学抱负的。彭燕郊在回忆聂绀弩的《千古文章未尽才》里如此评价：他的志愿首先是写小说，其次是新诗，散文。中年以杂文倾动一时，晚年以旧体诗声震文坛，其成就且达到罕见的高度。
肆
1949年10月1日，聂绀弩作为左翼文人，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并写下了激情洋溢充满自豪感的一万多字篇幅的记叙散文《天安门》，其激情与同为左翼文人的常任侠可以说有着差别很大的不同，在常任侠当天的日记里，明显流露着委屈的情绪（为自己从海外归来没能受到“重视”），但在聂绀弩的笔下看不到任何为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考虑，充满着对新中国诞生的欢呼和对毛主席的热爱：
……我沉醉在红色的诗里，红色的寓言里，红色的童话里。
我像被这整体的红色提高、擢升，举起到一种仙境、奇境、幻境，而又是实境里面，我的眼光远大了，胸襟开阔了，志气恢弘了，情绪高昂了。我要歌唱，要为这红色而歌唱，为红色的人民，红色的国家而歌唱，永远永远地歌唱。
天安门，红的顶点，红的尖端，红的高峰，红的集中地！
红，至美的颜色。太阳的颜色，火的颜色，血的颜色，花的颜色，心的颜色！
红，色中之王。青春的颜色，新年的颜色，恋爱的颜色，诗的颜色，人民的颜色，集体的颜色，意志的颜色，力的颜色，胜利的颜色，热烈的颜色，笑的颜色，喜庆的颜色，狂欢的颜色，希望的颜色，祝福的颜色！
红，是我们民族从古崇尚的颜色。
我不知道我们的祖先何以如此智慧，以红为美中美，色中王？我深幸我是这酷爱红色的祖先的子孙，深幸我是这酷爱红色的民族的人民，深幸我是这红色队伍里的一个小卒，更深幸我是这红色会场的一个参加者！
……
毛主席到会场
二时刚过，会场里一阵热烈的掌声，抬头一望，一群穿政协代表的制服的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接着，那些人的模样更为清晰，有人说：“那个是周恩来，”“那个是沈钧儒，”“那个是丁玲”……“少奇同志现在是思想家了吧，嗯？”一个女青年在征求一个什么人的同意，她大概看见刘少奇了。
城楼上许多人站在栏边俯瞰着我们，我们中间也有人仰着跟他们搭话，跟他们挥手，我也仰望了一会儿，想在熟人中找到C。Y。，但没有找到，事后，她说她不巧站在右边，低下头找我，也没有找到。
“毛主席到会场！”播音机说：
久久的掌声。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欢呼声真可以把天都弄翻。
毛主席穿着黄色的或草绿色的制服，在前排的正中间出现。手里拿着帽子向底下的多方面挥动答礼，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彼起此伏，你遮过我，我压倒你，就像要永远这样响下去似的。
我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孔，但那姿态是很熟悉的，还是那样，像一个敦厚的长者，甚至像一个乡下的呵寒问暖的老太婆。他的动作和语言都似乎是迂缓的，但每一个迂缓的动作和声音里都含着无限仁慈。想他的脸上还是那样带着一种轻微的笑意，带着一种对于别人永远的关心，好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他都可以向你诉尽他的衷曲，如果真和你倾谈，你会发现他的谈话里竟那么多的幽默，乃至那么多的诙谐，有时使你微笑，有时使你大笑。在笑声中，你会融解一切心里的郁结，你会顿开茅塞，恍然大悟，你会发觉他竟知道你这么多，这么深，他不是和你初次见面，而是你的几十年的知心老友。他好像从来不会呵斥人，从来不憎恨人，从来不会把什么人当作他的敌人。然而谁都知道，他就是打倒了在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将把它们根绝，而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农民，中国全体人民的领袖！
……
毛主席，我看见过，也谈过话，握过手，听过他几次讲演，更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但一向思想搞不通，脑筋总在个人的伟大和平凡之间兜圈子，觉得像他那么一个伟大的人和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距离是颇不短的。“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也，亦若是焉已矣！”自己把自己摆在和毛主席隔得很远的地方。加以许多年来，都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之下生存，看的是反动政权的灭亡的现象，作的是脱离群众的文字工作，虽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曾经自发地给人民的敌人以不断的打击，但没有感染到群众的高昂的情绪和强烈的革命气氛，并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和自己的血肉相连的东西，更觉得毛主席和自己之间，隔着整个旧政权，旧世界！毛主席，是不可理解的、领导人民走向新中国去的领袖；自己，一个旧世界的，始终在旧世界讨生活的，说得夸妄一点，进步的，知识分子而已！因此，就在面临迫害时，在迫害中，心里也不敢喊一声：“毛主席救我！”我怕他听不见。这回到北京来，看见了广大的群众，看见了毛主席，看见了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地位，而自己又正是群众中的一员，觉得过去把自己放得和毛主席隔得那么远，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得和群众隔得那么远，就是事实上置身于群众之外。到了我站在群众之中了，虽然还只是形式上的，就觉得他和自己竟是这么近，简直没有距离，正像他和群众没有距离，和群众是一体的一样。这感觉，今天特别强烈，虽说他站在城楼上，我站在地上，他不知有我在这会场中，我也没有看清他的面容。——唉！唉！真是知识分子的痼疾，站在群众当中，还是这么我呀我的！
……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
毛主席读这文告的时候，全场肃静，鸦雀无声，好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只有毛主席一个人的声音，通过扩音器的扩大，经过远远近近，挂得很高的播音机的播送，从高处，从远处，从城楼上，从四方八面，从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宏大，雄浑，在空际回旋排宕，使人不能不听，而听起来，那声音就像从天上传下来的一样。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陈毅……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像做梦一样！”一个人低声说。
……无论什么，出之于毛主席的口，还会错么？而且，有我们，有全国人民站在毛主席跟前，站在毛主席后面，毛主席哟，你说吧，讲吧，尽量地说，大胆地讲，随说什么都是对的。你是我们的代言人，你是我们的发言人，你是我们这时代的金口御言！
……天安门，自然是封建魔王所建造，用人民的血汗在人民的血海尸山中建立起来，用为镇压人民的象征的。不知多少年来，都是人民憎恨诅咒的对象。只有今天，只有从伟大的1949年10月1日起，才回复到人民自己手里，成为人民的权力的象征，成为使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望之发抖的对象。天安门是旧世界所留的一切物质遗产中最丰美的遗产！
写下《天安门》的聂绀弩自1950年代至1976年从监狱出来，这中间他的遭遇可以说一波三折，比起身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常任侠，聂绀弩的命运可以说与他写下的《天安门》里的豪情满怀相比有天地之别。
伍
在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聂绀弩写下了种种历史和思想交代，现在他的这些交代都已经作为他文学作品之外的“作品”收录在《聂绀弩全集》中，晚年的聂绀弩没有写回忆录，这些“历史交代”就成了他被迫的回忆录了。在他当年写下的交代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一遍遍交代他与国民党一方的朋友之间的关系，看他的交代，也能看出他的文人性格和复杂的交往，胡风、周恩来、陈毅、冯雪峰、康泽、谷正纲、张道藩……稍微熟悉现代中国史的读者，对这些名字不会陌生，这些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同时和聂绀弩联系着，也就看到了聂绀弩独特的一面。他和国民党大特务康泽（康泽是黄埔三期毕业，国民党的复兴社和三青团这两个名字都出自他之手）的交往，也给那个年代的政治斗争留下了一个超越党派的注脚。在国共内战的1948年夏天，当得知康泽被解放军俘虏时，他在香港写下了《记康泽》，记叙了他与黄埔同学也是留苏同学康泽的友谊，而且自信没有把康的画像“画歪”。但正是这种关系，在1950年代他写的历史交代中，与康泽的关系成了无法抛掉的历史负担。与他写下的散文《记康泽》相比，他的“历史交代”没有任何文采，只是非常详细的叙述，却比文学化的《记康泽》有着更真实的可读性：
……三五年二三月间，他（吴奚如——笔者注）介绍我入党。入党式是在一个不知什么人家里举行的。除吴外，在场的有一个“老李”，另外一个胖子。老李不知名字，胖子连姓也不知道。这两个人，后来又在别处碰头过两三次。胖子后来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碰见过。老李瘦、黑，不高，口音像下江人，似乎是军委什么的，除在上海外，未在别处碰见过。入党时，老李给我很多指示，现在只记得一种，要多看理论书。
入党后不到一个月，老李说要派我到四川康泽那里去做工作。康泽那时作伪参谋团的政训处长。康泽也是留苏同学，在莫斯科时也不熟，在回国的船上才开始谈话。回南京后，同在伪中央党务学校做训育员。我调伪中央通讯社后，不久，康泽也调伪中央训练部了，两人同住一个宿舍有几个月之久。这关系，我对吴奚如谈起过，所以老李要派我到康那里去。说是“要尽量利用国民党关系，要打入他们内部去。”我的任务是关于“军事情报方面的”，等我打进去了，再派人和我联系。我告诉老李，我和康泽确有较一般关系为深的关系，但那时因为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经常接触到思想问题，我知道他要走法西斯的路，他知道我要走革命的路的。我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康泽曾写信给《十日文学》转给我，叫我到他那里去，他那时在江西。我非常露骨和坚决地回绝了他，我说，我还读不懂《我的奋斗》，完全不理解这样的人，叫我怎能和那作者之类的人共事呢？因此，打进他那里去希望不大。老李说，不要紧，只要你觉得他不会把你押起来，不妨去试试，不成功就回来。这样，我就到四川去了。事先当然用电报和康取得了联系。
见着他是在成都。头一天，请我到馆子里吃饭，有一个姓张的什么人（当时介绍过，现在记不起了，反正是穿军装的）在座，谈了一些不相干的话。分手时，他叫副官招呼我到他家里去住几天。他说他很忙，在家里比较容易抽时间和我畅谈。但在他家里他也没什么时间，早晨五六点，客厅里的人就满了，晚上一两点才回来或者不回来，白天不在家吃饭。住了四五天吧，谈过两次话。
一次晚上一两点，他回来，问我的来意。我说我想做点事，在上海混不出什么名堂来。他问，做什么事。我说既然下决心做事，就一切从头来起，过去的什么都丢掉，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连那些年轻时的幻想也丢掉？我说当然，否则也不下决心来了。他说到我下面做事？我说最好。他说我们现在是朋友，一做事就公事公办。这里是军事机关，要求严格，性质严重，决不能想，某人是我的朋友，出点小事不要紧。我说我知道。他说这是跟你说得好玩的，我这边的工作于你太不合适。我说我说过，什么都可以。他说应该想到我不是不关心你的，你写的文章和编的报，不是完全不知道；两年前你给我的信也还记得，没有人那样写信给我的。我说那是过去的事。他说我也以为是这样，这样才可以谈。既然来了，应该想办法，不过也不是马上就可想好。休息几天，我从各方面考虑考虑。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不带什么感情的，跟从前在南京时的谈话情况很不相同。使我感到，一，他对我已有一定看法；二，似乎完全知道来意；三，门禁森严；四，打得进去也不能施展；五，随时可以变脸。我甚至疑是已经变脸了，把我软禁着的。但另一方面也想到，他也只能这样。
在南京时，特别是在同一个宿舍时，半年多时间，差不多每晚都谈很久，他有什么事都和我商量。就当时的现状说，两个都是不满分子。他说我将来一定会当共产党的。他说他也赞成共产主义，但要有真正的共产党，现在这些杀人放火的共匪都是应该消灭的。他说现在没有出路的人多，不必共产主义，随便插个什么旗子都会有人来，都可以反蒋。他等有点政治资本了是要插旗子的。对我个人，他时时表示敬佩，认为没有碰到过我[这]支笔，约定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做朋友。后来他到蒋介石那里当侍从什么了，每次蒋来开会总是他提皮包。蒋进会场之后，他就来找我聊天。我笑他提皮包，他也笑说，当识英雄于未遇时。我是以这样一种关系来找他的。
第二次是在他家里的最后一天，吃午饭的时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在家吃午饭。他说，那天晚上疲倦得很，没有对你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好。你的事，我们不能随便解决，先来个步骤，作个长远打算。把老婆接来，住在我家里，专门用一两年功，读书，做学问，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绝对自由，只要可以找到的书我都替你找。不过看了，有时跟我谈谈，让我也跟着学点。经过这一个时期，一方面你成为学问家了，不会再想找什么小事做，自己会飞掉；二方面要做什么，只要我能出力，都跟你找。你不知道，我想有这样一个人能跟我讲点学问上的事，不知想了好久。不管里面的某些话有没有真实性，我想，这样的意思一定有：一，试探；二，关门。说不定还想长期软禁。我说，你把问题看得这么大，叫人一下子难以回答。这需要考虑考虑，因为既然如此，何必累你，我来找你并不一定是为了生活。他说这是我想留你的如意算盘，你当然可以考虑。住在这里很不便吧……既然熟了一点，就不必住在这里，我给你在青年会找了间房，搬去那里随便些。考虑好了给我个通知。这样我又搬到青年会。
第一次谈话已报告上海方面，回信来说，相机撤退。我通知他，问可以不可以介绍到什么大学去教书。我没有直接说不接受他的提议，怕他翻脸。几天没有回信。一天他派人来叫我去，说大学事要费周折，问我是不是想回上海。没有等我回答又说，回上海吧。我明天飞重庆以后又到武汉去，恰好一路。我叫我的小车子明天送你到重庆，我在重庆给你准备到武汉的事。到了重庆，他叫坐他们的差船到万县，叫他的一个大队长给我在万县买船票到武汉，到了武汉，再找他拿到上海的旅费。一一照他所布置的做了，也无法不这样。后来分析，他为什么用这种递解似的办法呢？怕我出事，一出事就与他有关。
……
“八一三”之后，我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到武汉。和宋之的、马彦祥、贺绿汀、塞克[他]们一道。先到南京，队长马彦祥原以为在南京很有办法弄到路费的，谁知不行，和平时不同了。只中山文化教育馆捐了一百元，一二十个人望着走不动。队委会、马、宋、我，商量叫我去找康泽。一打听，他在南京，找着了，他一面摇头，一面还是写了两百元捐款。
……
在武汉，孟十还来找我，说康泽找我有话说。孟十还自上海分手后就未见了，不知怎么找着我的。在上海时，他还以进步姿态出现，到武汉后，大概和康泽接上关系了吧，开始变坏，以后就和我没有来往了。他引我去见到康泽之后，他就走了。康泽请我到一家馆子里去喝酒，看样子像有什么事，很沉闷。说，他也许要去带兵，如果当了民族英雄，希望我写篇文章纪念他。这次较详的谈话，在香港时，康泽被俘之后，曾写在一篇《记康泽》的文章里，发表在《野草》上。
一天，在商务印书馆看见陈列台上有《说文诂林》。在上海时，讨论大众语之后，我曾对文字学一度有很高的兴趣，久想有这一部书，可是要百把块，买不起。这时想起，看康泽前几天谈话的那情况，要是敲他一点小竹杠，不会不答应。我去找他，他果然答应了，叫他的什么秘书用什么图书馆的名义去买。这时是夜晚，决定第二天去办。第二天我没去，过了好几天才去他那里把书拿回来。
这一段来往，当时跟吴奚如谈起过，那时他是周总理的秘书，但也并非正式谈。他不是正式领导我，我也没有别的领导，这情况继续到周总理介绍我到新四军去为止。
最后是在重庆。老婆从北温泉来，为她们慈幼院有事要找康泽，大概是为慈幼院的庙产之类的问题，想侵占庙产的人是康泽吃得住的。老婆是伪党校学生，和康泽也很熟。她认为我一路去，效果要大些。我就同她去了。一去，他正准备出门，在门口谈了几句话，约我们第二天去吃午饭。第二天去了，还有另一个姓吴的失业军官在座。那是他找来陪我们的，那个人和我同乡。主要的是他们谈话，他和老婆谈，和吴谈。和老婆谈的不记得了，和吴谈的，和我单独谈的几句，都写在《记康泽》里。
以后没有来往。这一段，现在只有老婆能证明。
在武汉和重庆的这两段，完全没有必要，无论是他或别人找我去，也完全可以谢绝。但当时认为既在抗战期间，既要公开存在，只要不涉及政治，来往一下也不要紧。不用说，事先未向党请示，事后也未汇报，至少未正式汇报。但也没有故意隐瞒过这关系。周总理、徐冰同志及其他搞文艺的党内同志知道的人也很多。我还公开发过两篇文章，在桂林时的《时间的启示》（《沉吟》）；在香港的《记康泽》（《野草》），前者是记在成都的那一段的，后者是记整个交往。
上述文字出自聂绀弩1955年受胡风集团牵连而在“反省”时写的“历史交代”，尽管是写与康泽的关系，但也从侧面留下了他们年青时代的交往和各自的命运。在当年《记康泽》一文的结尾，聂绀弩写道：
现在，康泽已被人民解放军活捉了，被活捉之前，还使用过毒气，是解放军俘虏的第一号不折不扣的战犯。那么，他就要成为“戡乱英雄”或“剿匪英雄”的吧？但我希望他还来得及读到我这篇文章。不但表示我没有负约，也只有他自己能对这里面所写的感到亲切，而且认为我没有把他的相画歪！虽然他没有真的死在民族战场上。
当时的聂绀弩也许以为康泽作为“第一号不折不扣的战犯”会被枪毙的吧？事实是，尽管他们的选择不同，他们进入新中国的身份更不同：康泽作为解放军的俘虏进入了新中国，聂绀弩作为革命的“左翼”文人（他是中共党员，聂绀弩1955年“历史交代”中关于他个人在1949年前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回忆，是很有意味的，他的“交代”勾勒出当年一个年轻的左翼“大自由分子”追求进步和从事革命的经历）进入了新中国，但后来有一点他们是相似的——从共产党的监狱里走出来时的出狱条件“相同”：康泽1963年以国民党战犯身份被特释出狱（康泽出狱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7年死于秦城监狱）；聂绀弩因友人的侠意帮助，按照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的条件，以其黄埔二期毕业的资格也“蒙混”出狱。
陆
聂绀弩是于1967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的，其罪行主要是辱骂林彪和江青，而其辱骂的场合往往是与朋友的聚餐和聊天中。随着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的面世，聂绀弩入狱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他的言行被他的朋友们譬如黄苗子、吴祖光等人汇报给了“专政机关”。寓真在他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里探寻了聂绀弩何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过程，他通过档案材料的佐证，发现“这一问题大体可以水落石出”。尤其是“至少是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监视的对象”，譬如：
有一份1962年9月12日递给公安机关的报告。报告提供人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此人经常在聂绀弩家中走动，他积极配合了公安机关的工作。这份报告开始是这样写的：
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
下午，我带了一瓶酒先去找向思赓，向看到有好酒，欣然同往聂处。我打算约聂外出，如果他不愿外出，那就去他家里喝。去时，聂一人在家写诗。我提出了邀请，聂很干脆地答应了。傍晚时，到西苑餐所后，听聂的安排，在露天座里喝酒，等到晚8点吃夜宵。于是第一次买了火烧、炸虾、猪肝、蛋卷、腐竹等喝酒。我一直没有主动提出什么。等到酒干了半瓶之后，聂已酒酣耳热，他单刀直入地展开了一场反动的谈话。向思赓在旁边不时帮腔。兴致非常好。再加叫了两样冷菜，聂更要吃热菜，又叫了。直谈到夜宵上市以后。
吃完夜宵后，步行到动物园附近，聂叫了人力车，同往他家，在那里又聊了一阵。
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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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真说，大约从1962年9月以后，聂绀弩的写作和他的言论就被公安机关通过不同渠道频频搜集上来，而且多次被摘编报送高层领导。1964年12月专政机关的简报上就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的言论。有关负责人曾先后对聂的问题作过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从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载《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一文里，不难看出，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正是聂绀弩身边的一批朋友扮演了告密者的角色，尤其是他的朋友黄苗子等人。黄苗子与聂绀弩一样，同为“右派”，也是一同发配到北大荒的“同年”。因充当了有关部门的“线人”，黄苗子属于表现好的“右派”分子，而聂绀弩因这些在朋友面前说的牢骚话，就成了“王八蛋”，“适当的时候”终于来了，这就是“文革”。告密者和被监视者都逃不过这一关，都落入被批斗和关押的灾难中。
柒
聂绀弩的思想一直是“左翼”，尽管他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他出狱后写给朋友的信里依然是很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如1977年10月10日写给黄苗子的信，谈到黄苗子要送他韩羽的画，说“实获我心”，并谈及尹瘦公“说韩公画戏文极佳，曾见其虹霓关云云”，然后笔锋一转，“忽然想到：韩画固神，若问，何以不以之画社会主义革建反而画封建落后之物，其将何以为经济基础服务乎？此事极为重要，甚至是文艺界的致命问题，未见人谈及，自亦觉极难谈，固广大艰深，难以开口也。我尝觉公，我，祖光，瘦，迩乃至永玉，固均属落后分子，但实皆高知，并不反社，有时抑且歌社而并不违心，且今之我国孰为歌社标本，而歌社之作（不仅美术）似很少如韩画之动人者。又，韩画似不大众化，而此欣赏之小众，所见非错。想来想去，不知道如何是好。何时枉顾，愿一倾之。以求大教。”
信中所提友人，黄苗子、吴祖光、尹瘦石、陈迩冬和黄永玉，皆是自1950年代以来与他时从交往的好友，也是他的旧体诗的最初的读者。在黄永玉的文字里，是如此描绘聂绀弩的：“茂盛的头发，魁梧而微敛的身材，酱紫色的脸上满是皱纹，行动算不上矫健，缺乏一点节奏，但有一对狡猾的小眼睛，天生嘲弄的嘴角。我相信他那对眼睛和嘴巴，即使是在正常状态，也会在与人正常相处中给自己带来负担和麻烦。”黄永玉描绘的入木三分，聂绀弩的确即使是在“正常状态”下，他的观察和言论也给自己带来负担和麻烦。
对于朋友之间的告密，聂绀弩有着自己的理解，譬如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起到决定作用的舒芜“出卖”胡风一事，聂绀弩尽管也身受此案牵扯，但并不像多数“集团”成员对舒芜痛恨有加终了不予谅解，而是一直朋友相待，并成为晚年旧体诗唱和的主要诗友，何以如此？在他1982年9月3日写给舒芜的信中可以找到答案：
我看见过忘记了名字的人写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愤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
这比喻是不对的。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不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为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见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没想到十年浩劫一样。我说两小不忍乱大谋，也是胡说。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
自此也可理解聂绀弩出狱后与老朋友们仍保持着友谊，而没有去探究是谁把他的话和诗呈交给了有关部门，相信他在狱中回答审问时是能够想到某些话是那几位或谁密告上去的，毕竟，有些话只是几个好朋友的酒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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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晚年多次写诗给胡风，共留下二十余首题赠胡风的诗，如《赠胡风》（五首）、《胡风八十》等，也互相酬答。1954年，胡风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约三十万言，时称“三十万言书”。胡风为此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和人生代价。在聂绀弩赠胡风的二十余首诗里，有许多首都写到了“三十万言书”。如《雪压（三首）》，其一：“三十万言书大笑，一行一句一天刑。”其二：“三十万言书好在，岂真吾道遂全非？”其三：“尔身虽在尔头亡，老作刑天梦一场。……三十万言书说甚？如何力疾又周扬？”《风怀（十首）》之三：“尔为迁客往成都，吾爱小庄屋上乌。今日密云风习纪，几人三十万言书？”聂绀弩在诗中反复为“三十万言书”鸣不平，还反复地把胡风比作古代神话英雄刑天：刑天在与天帝的争斗中被砍了头颅，但他依然不改反抗的初衷，“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在聂绀弩写给胡风的诗里，“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仅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胡风八十》）此诗中的“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实在是写胡风命运的最沉痛之句。胡风去世后，聂又写了《悼胡风》：“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张颐武说，聂绀弩旧体诗的巅峰之作正是赠给“比他的命运更加凄惨的战友胡风的诗和胡风死后的悼诗。这些诗是他和这位同样是左翼的文化人，但命运比他更惨烈的人物的精神契合的最好的写照，也是现代中国的痛苦和艰难的命运的最好的写照。”
如果仅仅从聂绀弩写给胡风的诗中看，聂对胡风的精神是“契合”的，但从他1982年9月3日写给舒芜的同一封信里还有他谈对胡风的印象，就与这种“精神契合”有了距离：
我很不喜胡风。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万物皆备于我，以气势凌人，以为青年某某等是门徒，是口袋中物，薄某些工作而不为，时穷势蹙，又没口子呼思想界的巨人不止！他的全部思想除了精神奴役一点以外，无甚可取。与题材搏斗说尤谬，不过要人写非生活经验的东西而已。他现在不能写、说了，于他有利，就此成为默默的偶像。
在1982年10月25日写给舒芜的信里再次谈到对胡风的看法，尤其是抗战时期在桂林、重庆和胡风的交往，对胡风在出版上“剥削压迫”友人伍禾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对胡风的态度已是“我本在重庆末期就不和他讲话，解放后开文代会时才由骆宾基拉线，重新交谈[伍禾说我曾说胡有一个智者头脑和庸人的心，后来我曾对人说他也是王伦（白衣秀士）！]。一交谈，把以前的事也忘了”。
虽然聂绀弩对生活中的胡风“很不喜”，但在胡风落难后，聂绀弩却给予了道义支持和友情的温暖，胡风自1955年起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夫人梅志回忆：“放出来后第一个来看他的朋友就是聂绀弩。他们谈得很多。可惜时间不长，一个多月后，胡风就被遣送出境了，老聂又亲自来送别，并书赠条幅一张。”1966年，胡风被遣往成都，聂绀弩所赠条幅诗云：“武乡涕泪双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送高荒之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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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的个性是狂放不羁的，即便到最后，也没有丝毫改变。在给友人的信里更是直言不讳，譬如在1982年11月5日写给黎丁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文章在报刊发表的情况，如此写道：“……本为《人民日报》约稿，及交稿后，彼报收到大作家沙汀之稿转《光明》。《人民》发表之稿，每次必有一头等作者在我前面，这回有人投我一诗，彼又用林涵老爷压在我前，这种狗眼编辑，实深恨之。卅余年只投过三次稿，每次如此，并随意删削，当非偶然事。”（《聂绀弩全集》第9卷，449页）信中所提到的林涵当是林默涵。
聂绀弩的外孙方瞳回忆说，有一次他问外公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老党员，受到了许多不公正待遇有何感想，二是当今社会有许多弊端显现，为什么会这样？聂公沉吟许久，答：“中国的现在比过去好，将来会比现在更好。”方瞳若干年后再回想当年的一席话，恍然聂公是从大处着眼，不计较个人得失的。
相关书目
《聂绀弩全集》（十卷本），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聂绀驽诗全编》，罗孚等编注，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冷眼阅世/聂绀弩卷》，方瞳编，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聂绀弩刑事档案》，寓真著，明报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