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据说，徐悲鸿对延安出来的艺术家赞许的只有两位：一是版画家古元，二是石鲁。当年石鲁的横空出世，自然是因他描绘毛主席的国画《转战陕北》和稍后在北京亮相而被称之为“长安画派”的建立，从外因来说，则与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们譬如王朝闻、蔡若虹等这些同样从延安出来的在美术战线上的同志的欣赏甚至是激赏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与那些当年在国统区已经成名的画家相比，石鲁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出身的画家，美术在他，当年就是用来革命的武器。
石鲁在1958年8月3日写给画家李琦的信中，有这样的话：“造型艺术——特别是绘画，如何体会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结合？积极地发挥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能不能排除风景画？从造型艺术的形象感受中如何体现感情与思想的关系和作用……”作为从延安出来的画家，石鲁在内心的革命情结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追求，“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相互结合是他发自内心的追求。他的《转战陕北》一画可以说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
2009年10月28日央视十套“探索·发现”播出的关于六十年新中国文物挖掘与保护的电视纪录片连续专题之“国之重器”，谈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双馆”建设，提到当年邀请画家画现代史上的重大题材时，屏幕上只播出了两幅画面：一幅为《延安的火炬》，一幅为《转战陕北》。到了最后又播出了一幅画——《开国大典》，当然是恢复了高岗形象的那幅。引起我联想的是前边两幅，因为这两幅一幅是石鲁画的，尽管电视上并没说画家是谁，但我相信，对新中国美术稍微有点了解的读者，《转战陕北》的作者不用说，许多人也知道的。就和董希文画的《开国大典》一样。
石鲁的《转战陕北》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转战陕北》是一幅主题画，描绘的是1947年毛主席在陕北黄土高原上转战的场景。在画面上，毛主席正站在一座黄土山崖的绝壁顶上，负手于后，背侧面对着观众，遥望黄河。在他的前面是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一层接一层的土塬遮住了天空，在毛主席身后，有两兵一马。这幅画的构图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很新奇的。在当时，如此描绘领袖，更是非常的。
当年石鲁的《转战陕北》一出现，好评如潮，但也引起了争议，最典型的就是一位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非常恼火，说石鲁画的《转战陕北》，让人看了会产生毛主席走投无路的错觉，因为画面上的毛主席站在一处悬崖绝壁边上，身边只有两个战士和一匹马。
“文革”结束后，在一些关于石鲁遭受迫害的文章中，必不可少地要提到这件事，但往往归结为“四人帮”及其爪牙对画家的迫害，其实在“文革”前，在1960年代初，一位将军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此画，当即提出疑问：主席转战陕北时有百万雄师，怎么画上只有两人一马？把主席画在悬崖边上，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要他悬崖勒马？
那位将军说完就走了，并非正式的“审查”意见，但在具体“主事”者听来却是诚惶诚恐，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当时《石鲁作品集》已经印好，而且将稿费都发给了他。同时已有一部分被发到新华书店。因为那本画册的封面就是选用的《转战陕北》，在得知将军的“疑问”后，有人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换封面，二是改画面。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负责人邵宇来到西安找石鲁，要求他修改画面，或者将此画从画集中抽掉，这样才能发行。石鲁拒绝了，并将已经发给他的二千元稿费退给了出版社。于是，已经运到新华书店的《石鲁作品集》也被立即停售，已经面世的就地封存，后来被作为旧书处理，以一角一本的低价出售。不久，这幅画也被从革命历史博物馆撤了下来，不能再挂。
至于江青在“文革”初点石鲁的名，说他画的《转战陕北》是要逼主席走投无路、悬崖勒马，其实，这是后话。先有将军的疑问和一些具体的措施，使得因《转战陕北》一画而处于事业顶峰的石鲁倍感压力，之后才是“文革”时的更进一步迫害。
我说得有些扯远了，其实让我感叹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因《延安的火炬》所想到的。《延安的火炬》出自油画家蔡亮之手，但该画也与石鲁有关，并因此画，而有了蔡亮和石鲁之间的恩怨甚至仇恨。此画的构思和主题据说来自石鲁，这也是之前在有关石鲁的书中没看到叙述如此详尽的，1959年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创作历史画时，石鲁应邀去了北京，接受下来两个要承担的画题：一个是《转战陕北》，一个是《庆祝抗战胜利》。王川在《狂石鲁》一书里记叙了关于后者及由此造成的石鲁与蔡亮之间的是是非非——
石鲁的构思是要表现延安军民在“八·一五”抗战胜利日那个晚上的场景。石鲁说，当时他所在的陕北公学在杨家湾，离延安有八九里路，师生们是在晚上听到新华社宣布日本已经投降的消息的，全体师生立即打着火把，步行到延安游行庆祝，延安城在那个晚上到处都是狂欢的人群，到处都是庆祝胜利的队伍……石鲁后来多次想将这一场景搞成一幅大画，这个镜头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这次他想描绘出延安全城的军民举着火把满街游行的场面，标题想定为《胜利的夜晚》。
但是石鲁一直没有动笔，原因有二：一是他在集中精力创作《转战陕北》，二是因为《胜利的夜晚》中的火炬是最重要的道具和细节，想要表现出火炬的灿烂，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不太适宜。石鲁说他一直想画成一幅油画。（石鲁是个多面手，版画，油画，国画，他都涉猎。他曾画过一幅油画《七月的延安》，题材是描绘毛泽东在看地里的西红柿。）
石鲁把《胜利的夜晚》的构思给了蔡亮，因为蔡亮的油画工底好，由蔡亮来画也许更合适。蔡亮就此一举成名，《胜利的夜晚》改题为《延安的火炬》，此画也成了他的代表作。蔡亮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美院油画系的高材生，曾随油画家艾中信先生到西安写生，石鲁看过他的作品。后来蔡亮因与“二流堂”有染而受到了批判，毕业后被“发配”到西北，档案里有“控制使用”的字眼，但石鲁爱才，作为主持陕西省美术界的行政领导，石鲁先是安排蔡亮到了群艺馆，后来又将他调到了自己的身边。关于石鲁对蔡亮的赏识，在黄名芊的《笔墨江山——傅抱石率团二万三千里写生实录》（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第2版）里也有记录……1957年“反右”时，中央美院曾要求西安美协将蔡亮送到北京来接受批斗，当作批判的靶子。石鲁亲自带着蔡亮去了北京，对美院说，人是带来了，讲问题可以，批斗不行。因石鲁的保护，蔡亮侥幸逃过一劫。
《延安的火炬》之后，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要给蔡亮安排“理事”的头衔，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否决，据说这个否决是石鲁自己提出来的。在中国美协的常务理事会上，石鲁以蔡亮还年轻，才画出不多的作品为理由，否决了蔡亮的“理事”。
贰
“文革”开始，让石鲁惊奇的是，他昔日一向提携的蔡亮成了批斗他最力的造反派，由于出自“家门”之内，所以蔡亮对往昔的一些事记得特别清楚，他历数石鲁“反动黑画家”的罪行。“文革”开始，蔡亮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跑到北京，他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参与斗争了王朝闻（当时王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甚至有人说蔡亮在另一次批斗会上动手打了贺龙元帅，又参与查抄中国美术家协会“破四旧”的行动，就在这次“革命行动”中，他从一堆中国美协的旧档案中发现了那次讨论是否给他“理事头衔”的会议记录，而且从中发现了石鲁竟然不同意自己担任中国美协理事的发言记录。这一发现导致他回西安后对石鲁的粗暴相加，据说，蔡亮认为是石鲁在嫉妒他，成了他前途上的障碍。石鲁对蔡亮不能忘怀的就是他毒打自己的情景，石鲁说：
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之后，蔡亮就来打他。不仅他自己打，他的老婆也参与了打。他们俩将石鲁捺倒在地上，骑在石鲁的身上，又将他的手反扭到背后，用棍子狠命地打。
石鲁强回过身去对蔡亮说，“可不敢把我的手扭断了，我还要画画呢。”结果引起了蔡亮夫妇更狠命地毒打，蔡亮老婆说：“老娘还从来没有打过人咧，今天就要打你这个老反革命！你还想再画画？”……
关于《延安的火炬》，石鲁说那是他的构图，原先连草图都画好了，是后来让给蔡亮画的。蔡亮对此先是沉默，到了“文革”中就矢口否认此画是得之于石鲁的生活，更是否认在创作过程中得到过石鲁的帮助。蔡亮说自己在中央美院读书时就有了这一构思。另外，蔡亮还对此幅进行了修改，将原作中许多没有出现的人物和道具增添了上去，并对原有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增添。而且连画的题目也改成了《八·一五之夜》。对此，石鲁非常愤怒，他对友人说：你叫他（指蔡亮）说说，“八·一五”那天晚上他在哪里？他有没有生活？我们举着火把游行，从杨家湾游到嘉岭山，通夜连觉都没有睡。他哪里有这种生活？他当时还在穿开裆裤！现在改的这幅画，大家抬着油画毛主席像游行，当时哪来的这种大幅的油画标准像？都是木刻的。这违反生活的真实嘛！
对于此画的是非，毋须加以置评，有一点，石鲁并没说过此画是自己所为，此画由蔡亮亲手创作是毋须质疑的，但石鲁强调的是此画出自于自己的构思。如果没有“文革”恐怕也不成其为问题，但在“文革”中，此画也成了拷问人性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蔡亮对自己的毒打，如果没有蔡亮对自己当初在构图上的贡献的否认，石鲁也不会如此“气不打一处来”。
“文革”结束，当石鲁的问题被平反，“凡在运动中打过人的都必须亲自到被打过的人家里去道歉的时候”，蔡亮也去了石鲁家。石鲁当时正在吃晚饭，见到来道歉的蔡亮，石鲁请他在桌边坐下，还请他喝酒，石鲁说：“不谈那些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咱们两个相处的时间长了，过去爱打猎，你还记得打猎时的讲究？只打野物不许打人。你怎么打自己人？把枪口对准自己人了？我是狼？是虎？是豹子？”
之后，蔡亮离开了西安，调到了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蔡亮于1995年去世。他和石鲁一样，也只活了六十三岁。
叁
在石鲁的创作里，有两幅画是他用力最深，也是最能显示他从延安出来的革命理想与情怀的深情之作，一幅自然是《转战陕北》，另一幅就是《东渡》。前者虽让石鲁横空出世，一片叫好，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的典型之作，但在稍后也因军队某高级将领的非议，被归入了“另册”。而后者，不仅没有叫好声，还被评为丑化领袖形象之作。《东渡》是石鲁继《转战陕北》之后又一幅被画家本人特别看重的画作，石鲁将其视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巨作。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石鲁的《转战陕北》获得声誉后，他已在考虑这幅画的创作了。《东渡》所描绘的是在抗战时，毛主席从陕北率兵东渡过黄河。为创作此画，石鲁搜集了很多素材，一类是风景，一类是人物。他也画了许多习作，譬如船夫艄公，譬如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石鲁书画集》中就收录了一幅《东渡船夫习作》——画面上是四位正在努力撑篙的艄公，画的一角题有“东渡船夫习作 画时当重墨色以朱磦朱砂浑然一体方见壮美之感 石鲁”。
《东渡》和《转战陕北》一样，也是一幅描绘毛主席的作品。石鲁在创作此画时，已经因精神病发作而住院治疗，他创作此画是为了迎接新中国国庆15周年的全国美展。关于这幅画，在《狂石鲁》一书中附录的画作中有一幅《东渡》（草图），注明：中国画，40×50cm，1964年。并有说明：《东渡》是石鲁在继《转战陕北》之后的又一幅重要之作。他曾对这幅画寄予很大的期望，也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去进行创作。原作尺寸相当大，大约有丈二匹那样大，可是这幅画最终的结果和石鲁的期望值相差很大，在“文革”中被大加挞伐，批为“黑画”，到最后下落不明。王川是根据这幅幸存下来的草图进行介绍的，尽管是草图，但其气魄可窥见一斑：画面上一艘船的船头部分占据了一半多的篇幅，画的上部，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河水，毛主席叉腰站在船头上，眼睛注视着前方，与《转战陕北》一样，也是从形象上一眼能分辨出毛主席，旁边是几个赤裸着上身在奋力扳船的黄河船夫，在他身边还有几个战士，与《转战陕北》上站在悬崖绝壁上“孤零零”的毛主席相比，这幅画上的人物显得“拥挤”多了，表现着千军万马在领袖的统帅下东渡黄河。不过，在我看来，此画在气势上，与《转战陕北》相比，要逊色许多。从草图上看，毛主席的形象也不是太明显，画面上的处理，也显示不出领袖的气魄来。石鲁为此画还特意做了一首词《调寄满江红·东渡》：
乘风破浪，东去也。电奔雷击，出昆仑，九纵横，千里一泻。洪涛怒吼震南北，赤浪滔天翻沉血，恸人间多少恨和泪。待回头，澄清黄河颜色。力拔三山摇铁手，放流四海凭掌舵，看金波涌出一轮日，照中国。
应该说，这首词对毛泽东的形象描绘可以说非常贴近“陕北民歌”式的主旋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然而这幅凝聚石鲁满腔热情的大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也没能入选全国美展，只是在陕西展出，并在陕西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下，但立即招致了批评，这幅画被批评成“丑化毛主席”、“将船工们画得血淋淋的，像是被剥了皮”。就连他在延安时代的老朋友，当时主持全国美协工作的负责人都当面批评他。这幅画在“文革”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抛开石鲁创作该画时在艺术所做的探索不谈，其实他的创作思想与《转战陕北》时仍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作为延安战士对领袖真诚的讴歌。但被批判为“丑化领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奈的讽刺。
肆
在以往关于石鲁的传记里，往往说石鲁因政治迫害而发疯，尤其在“文革”中。石鲁因批斗而发疯，甚至逃入秦岭山脉的野林里，成了一个半疯半狂的“野人”。在王川的《狂石鲁》一书里，我第一次读到关于石鲁发疯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这就是女人。
60年代初，西安美协要招收一批学员，有人给石鲁介绍了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学生，跟着他学画。女学生“画得虽不算好，但人长得还算漂亮，也聪明伶俐，石鲁很喜欢她，就收之为徒，耳提面命。时间久了，发展到过从甚密，在外出写生时也经常要带着她。石鲁带着‘长安画派’的画到江南巡展时，也让她随行，江苏的一些画家都见过跟在石鲁身边的这位女学生。”“就在这次南行巡展的过程中，石鲁和她发生了两性关系。”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困难，各项开支都要压缩，西安美协带徒弟的报告没有批准，这批学员没有编制，已经被美协收下的学员就要被下放农村。石鲁的女学生自然不愿意下放到农村，石鲁更是不愿意她离开，也想尽办法来留住她。“她侍奉在石鲁之侧，对石鲁体贴备至，石鲁作画时她磨墨抻纸，休息时泡茶读报，陪他外出写生，生活上的照料无微不至……”两人“竟然有点无所顾忌，借着师生关系在很多场合露面，给了别人以很多口实。有很多传闻也渐渐地传到了外面，甚至石鲁的夫人也知道了，于是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绯闻阵阵。”
此时，石鲁正因《转战陕北》和《东渡》（《东渡》一画被评价为丑化领袖）而受到非议，再加上又和女学生有了私情，石鲁在西安美协的党组织生活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石鲁“不幸患了肝炎，对他一生中视为最重要的画作的批评，对他和女学生之间关系的揭露，他的夫人这时又因病住院治疗，这些都搅得石鲁心乱如麻，用气功来治疗又不得法，这一切加在一起，都是造成了石鲁患精神病的原因。”
也就是说，在“文革”前，石鲁已经患上了精神病，尽管有因为对其《转战陕北》和《东渡》两幅表现领袖的画作的非议，还只是对他在绘画创作上的否定，但还并非政治上的迫害，对他的严厉批评还是定位在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上，对于有妇之夫的石鲁来说，师生恋或说婚外恋成了别人打击他的利剑，也对已经得病的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王川说：石鲁和那位女学生之间的那种关系是长期被人捂着、讳莫如深、秘而不宣的，在西安之外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事的。因为人们既要为尊者讳，也要为亲者讳，更要为长者讳，因此他的致疯被很多人认为是在“文革”中所逼的。
在石鲁同时代的朋友眼里（甚至还有当时处理此事的当事人），那位女学生并非那么简单：“她不仅向石鲁要了钱，还要他给她写下一张每月支付三十元钱的条子。以后当石鲁的家属知道了此事来闹时，她也曾拿了这条子来要挟石鲁，要求他与家属离婚。”当石鲁疯了以后，她还是没有躲过被下放农村的命运，最后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
石鲁住院不久，“文革”爆发了，石鲁被从医院里揪回了西安美协进行批斗，除了关于“黑画”的批判之外，还贴出了有关石鲁男女关系的大字报。更有甚者，那位已在农村多年的女学生又被找了回来，而且来到了批斗石鲁的会场，“亲自上台陈说她和石鲁的事，揭发说石鲁当年是强奸她！有人说，她竟然还去打了石鲁的耳光。但已经半疯了的石鲁在这件事上还是清醒的，他坚决不肯承认是强奸了她，说当年是她主动来找他的。他不相信这位他当年曾经爱过的女学生会如此的翻脸无情。”
“文革”后期，石鲁被“解放”之后，又恢复了昔日的地位，那位女学生又来找过石鲁，但被石鲁骂了出去。
2008年在广东美术馆召开的石鲁艺术大展研讨会上，石鲁的一批手稿被解密了，在这批手稿里，有一份写于1968年6月的《个人自传》，其中有这样的话：“1962年（四十五岁）习作展览在上海、杭州、南京巡回展览后回到西安汇报展出，同时与女学生发生了两性关系。”
王川说，正是因为看到作为当事人的石鲁“并不讳言此事，而是向组织作了汇报”，这样，他才在《狂石鲁》这本书中加入了这段情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而且以往被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他把这件事写出来，“并非是要揭石鲁的丑，而是为了要还石鲁一个真实。即使是大师，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写了它，才能出现一个立体的石鲁，何况这是石鲁致疯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在王川之前，已经有知情人谈到了石鲁的发疯是与女学生事件相关的，关于石鲁1965年突患精神失常症发疯，究竟是真疯还是假疯，张渝在《关于石鲁的一次解魅言说》中引述并赞同知情人陈笳咏的观点：石鲁在吃饭问题上疯了，但在画画的问题上没疯。关于其发疯的原因，知情人叶坚总结为三点：其一是政治上、创作上受打击；其二是练气功走火；其三是女学生事件。在此问题上，张渝没有细谈，不过，结合王川的叙述，可以说，石鲁发疯的原因恐怕要把女学生事件列为“其一”的位置，至少是在“练气功”之前。
伍
石鲁属于天才型的艺术家，其实他从事国画创作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之前他在延安是以版画创作为主的。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在“文革”中，石鲁罹难自然主要是因为他的画作，如《转战陕北》《东渡》等等，但他所创作的大量的诗文也授人以柄。文学石鲁其实更能体现石鲁作为延安革命战士的身份。在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把他1954年创作的表现藏区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暴风雨中的雄鹰》拍摄成了电影。此部电影之后，据长篇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回忆，石鲁就开始酝酿着创作一部电影《刘志丹》，他在去陕北写生时，也搜集了许多关于刘志丹的传说和故事，将它们一一整理出来，甚至还理出了一个提纲……石鲁自己说，他已经开始动笔写电影剧本《刘志丹》了，而且写了不少章节。之所以停止了写作，主要是小说《刘志丹》被毛泽东批示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写作该小说的作者（刘志丹的弟媳）也因此遭殃。但石鲁始终没有放弃创作《刘志丹》的念头，他甚至还有一个计划，要写出三部电影剧本：《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王川说，石鲁曾托他从上海买来十本装帧精致的硬面笔记本，他分别在上面用恭楷写上了这三个人的名字，他要用这些本子写剧本。
他在一本本子的第一页写了《毛泽东》三个空心大字，在下面写着“电影文学剧本 石鲁著 1972.4.8 第一集”的字样。在第二页，他用中“外”两种文字写着题记：“献给世界人民。”而那些“外文”则是非英非俄非印，是他杜撰的。
……
石鲁无疑是纯粹的从延安出来的战士型的艺术天才，但他的思想始终是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的，发疯前的石鲁和发疯后的石鲁，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在“文革”中，石鲁宣泄感情和思想的方式在被剥夺绘画的权力后，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的。譬如1969年不堪被关押的折磨，逃跑流浪在大巴山中时写下了《吟泽句·补天阙》：
苍夷黛典兮，奔青山而恸哭。罗泪（汩）之鱼鳖兮，吾不道地窟。屈子何茫乎于楚烟兮，你不晰乎共产之路。我何别饱鱼腹，落个叛徒，收住眼泪问天去！
如果不是精神病医院的正直医生的证明，石鲁发疯的“胡言乱语”是与“现行反革命”言论没有多少区别的。在极端年代，石鲁为自己写下的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思想独白，但有一点，他对毛主席的敬爱是始终如一的。这也是作为革命战士的石鲁在灵魂深处的革命烙印。20世纪70年代时，石鲁给友人写过一首“寄怀”：“海啸天青，梦中犹叩白头人。一代书生太笨，不懂天地风云。狗说我装疯，鬼说我不行。其实，老子还是老子，准备出海航针。”
“一代书生太笨，不懂天地风云。”这是否也可以看做石鲁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呢？
相关书目
《石鲁艺术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青春的子弹》，张渝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狂石鲁》，王川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