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晌，平复了些心境，方羽收敛神色，正色道：“晚年读史，方才深刻体会历朝历代在前朝基础上不断打补丁、补漏洞的深远意义。为防藩镇割据局面再度上演，避免地方尾大不掉，本朝自立国之初便重文抑武，但此举亦引发诸多恶果。
可喜的是，本朝的税基重心不再局限于田赋农税与力役，而是以商税为主。京师设有都商税院，凡州县皆置商税务。至道中，岁入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末，增八百四万贯；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天禧之后，商税年额大约为八百万贯。
熙宁十年，仅华亭县辖下的一个小小的青龙镇，商税收入已至一万五千贯。
此处所言商税，仅仅指过税与住税，并未包括茶、盐、酒的禁榷（què）税与市舶收入。单以每年含专营收入的酒税而论，岁入约在一千两百万贯左右。
与大唐相比，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岁入税钱不过一千万八千余缗，本朝南渡前年均税钱已增至约五六千万贯，南渡后年均税钱则升至八九千万贯。”
“哇，这么多！那打仗就不愁没军饷了，也不会担心军士哗变了！”曹仁安不禁大喜过望。
方羽却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似乎有些怔怔出神。
沉吟了一下，他才徐徐说道：“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啊？这是何故？是朝廷开销增大了吗？可南渡后不是自官家起一直节衣缩食么？”曹仁安大惑不解。
方羽面容惨淡地笑了笑，道：“账面上的数字是增加了，可是……”说到这里，不禁摇头叹息：“先有六贼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miǎn）、王黼（fǔ）、童贯等人贪赃枉法，祸乱朝纲，后有军费暴增，再有君臣挥霍无度，以及冗官俸禄赏赐过多。
徽宗时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miǎn）添恨于东南，诸贼于庙堂之上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以致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
绍圣初期，京师一地驻军月支出仅有四十余万贯；崇宁年间，军资每月支出增长至六十万贯；及至宣和年间，更是暴增至令人咋舌的一百二十万贯。
徽宗朝冗官俸禄，各种赏赐攀至高峰，铺张浪费不可不谓之巨大。可朝廷不但未裁撤冗员，还不定期赏赐大小官员宅第。至若各地官吏公款吃喝，朝廷从不多问，甚至连一些官员的家仆随从的花销、喂马饲料钱都由官府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蔡京还认为天下太平，劝说官家纵情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苑、道观，让脆弱的朝廷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曹仁安忿忿地说道：“这些奸佞邪贼实在是太可恶了！”
方羽眼神中充满了忧虑，缓缓说道：“靖康之耻发生前，朝廷财政已有捉襟见肘之端倪，为了弥补亏空，于是朝廷将目光投向了百姓，颁令增加税收。但朝廷实施的‘方田均税法’造成土地大量集中，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世家在当地手眼通天，想尽一切办法瞒报逃税。如此一来，朝廷迫于无奈，饮鸩止渴，只得改为通过税赋折变向底层百姓收税，从而酿成苦果。各地农民纷纷破产逃亡，农田荒芜，生产也陷入了停滞。”
“那为什么不增收商税呢？”曹仁安有些不解，反问道。
方羽摇头惨笑：“商税嘛，早就动过脑筋了。连田税都增加了，又岂会放过商税？呵呵。南渡前，朝廷大量增加商税，甚至重新修订商税则例，将历年增加的商税全部合法化。
可此举一出，却直接造成物价飞涨，税收反而减少的窘境。
于是，朝廷又将目标瞄准了官府与民间百姓之间的商贸，有时官府‘和买’绸绢还不给现钱，几乎等同于白拿。
凡此种种做法，不但破坏了稳定，还导致税收持续减少。日复一日，愈来愈严重的盘剥终于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造成了大量的农民起义，仅徽、钦二帝在位的二十八年间，成规模的起义就多达四十余次，其中包括街头巷尾人尽皆知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听罢方公所言，曹仁安眼神中的光渐渐变得有些黯淡，不由感慨道：“治大国太难，还真不是如烹小鲜啊！”
“可到了这个地步，也不知是哪些朝臣出的馊主意，想起了在交子上作文章。采用的解决方法，不是治本，而是着眼于铸行虚值大钱，滥发钱币，此举亦是饮鸩止渴啊！”方羽痛心疾首言罢，原本平放于衣服上的拳头，双双紧握，微微发抖。
“景德二年，张咏六十岁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最初只是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的一种纸币，用以代替铁钱在蜀中使用。西蜀邛州盛产铁矿，故蜀中较多使用铁钱，十枚铁钱当一铜钱。每千铁钱之重量，大钱二十五斤，中钱十三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五百斤，须用大车往载。交子本意只是出于简便交易，奈何……唉！”曹仁安感愤之余，欲言又止。
这时，方羽又道：“崇宁年间，朝廷‘当十钱’用料为每贯约重十五斤，比原来少了一半。原本每枚铜钱应重三钱，十钱重三两，千钱则应重三十斤。如此一来，人们很快发现只用几个旧钱的份量就可以改造出一个新的‘当十钱’来用，结果引发民间疯狂盗铸，市面上小钱几近绝迹，物价飞涨。而‘当十钱’也因过于泛滥而贬值，民生凋敝。
除此之外，夹锡铁钱、交子等也因为过度滥发而贬值。陕西、河东原值钱五至七贯的钱引，到了威州仅值一百文。‘钱引’持续滥发之下，一贯钱引也只值几十文钱。”
一听贬值竟如此荒谬，曹仁安不由脸色大变，惊呼道：“什么？一贯钱、一千‘钱引’只能换回几十文钱？这、这是玩火自焚啊！长此以往，简直不堪设想！将来黎民百姓还有谁敢信任朝廷和官府啊？”
“唉——，”方羽摇头叹息道，“百姓惊慌之下，纷纷将手中的钱币换成实物，于是毫无意外，抢购狂潮发生了。朝廷震惊之余，连忙宣布‘当十钱’只能‘当五’使用，后来又再改为‘当三’使用。
就这样，风靡一时的‘当十钱’摇身一变，又成了‘当五钱’、‘当三钱’。
人为将钱币贬值之举，又进一步加剧了百姓抢购的风潮，促使大量虚值大钱进入市面流通，奸商趁机哄抬物价，城内物价飙升十倍不止，币值购买力急速下降，民众怨声载道，秩序混乱不堪。”
曹仁安义正辞严地说道：“交子最初由蜀地商铺联合发行，彼此之间的基础是信用，这要求所持有的银钱总量必须与交子面值总量完全一致，绝对不能超发。否则，一旦兑现，拿不出实物的银钱，何来信用可言？”
方羽叹道：“话虽如此，可如此好的物件，交易便捷，利于流通，铸造简便，朝廷又岂会错过？自然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不久，交子便辐射到了其他各地，还入了官籍，从天圣二年起，就成了官方纸币。
不久，当朝宰执发现了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交子的发行面值总量应与所持的银钱总量一致，可若是纸面上的数字超过了实际拥有的银钱数量呢？”
忠尧闻言微微蹙额，不禁陷入了深思。
曹仁安略作思量，沉吟片刻后突然惊呼起来：“那就意味着可以凭空、任意‘创造’巨额财富！”
方羽面色凝重，点了点头，淡淡地说道：“是的，朝廷也正是这么干的。从天圣年间起，每年支付的百官薪俸，兼向辽夏支付的岁币都就这么办了。交子发行的面值总量累计是朝廷所持有的银钱总量的三至四倍。
南渡后，交子持续滥发，贬值速度十分惊人，面值一贯的交子只值五六十文，贬值约二十倍。无奈之下，朝廷不得不宣布一些批次的交钞纸币无效，而持有这些交子之人则直接破产败落。
绍兴三十年至三十六年，交子纸币发行高达二千八百多万贯铜钱。滥发同时还引发了挤兑风波，孝宗不得不动用官方府库来回收纸币，足足支出了二百万两白银才将此次事件平息。”
“这就是滥发钱币的恶果啊……”曹仁安不胜唏嘘。
稍顿，方羽又平静地说道：“交子滥发不但害了大宋，出乎意料的是也坑了金国。”
“呃？”曹仁安颇感意外，旋即开心大笑：“连金国也被带坑里了？”
方羽面含微笑，点了点头：“正是。金人铁骑呼啸南下，围困汴京之时，查到徽宗私人府库，当时就被惊得傻了眼：有钱九千八百七十万缗，有绢二百七十万匹，有金一百二十万两，有银二百万两，有粮九十万石。
大喜过望的金人仔细端详着交子半天，突然一拍大腿，仰天大笑，好！好东西！
可劫掠而来的金银没过多久便被挥霍一空。穷则思变，金人见识过了徽宗私人府库里的交子后，也有样学样，效仿大宋发行了纸币‘贞元交钞’。
初始，金主完颜亮尝到了不少甜头，靠着‘贞元交钞’迅速筹齐了南征军费。他怀着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无限憧憬，带着六十万军队浩浩荡荡劳师南征，立志攻克三吴都会。
不料，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半路上竟然杀出个程咬金，——隆州仁寿县人、犒师采石的参军虞允文，只率一万八千人，便将他打得落荒而逃。金主完颜亮连战连败，士气低落，最终竟因内乱而被部下所杀。可悲可叹，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还把自己的命给赔了进去。”
忠尧听到完颜亮远征不但一无所获，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不禁微微一笑，连连嗟叹。
曹仁安欣然大悦，击节赞赏道：“虞公采石大捷，战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义勇，乃千古一人也！”
方羽悦然道：“虞公姿貌雄伟，慷慨磊落，早年以文章致身台阁，后遭逢危局，挺身而出，出将入相近二十年，授左丞相兼枢密使、特进，旋即再镇四川，封雍国公，世称‘虞雍公’，与苏学士一样，享年六十五岁，累赠太师，谥号‘忠肃’，实为我辈之楷模。每读虞公之事迹，心神往之。”
稍顿，方羽目光黯淡，又神色怅惘地说道：“虞公同你我一样，是坚定的主战派，一生致力于收复失地，为北伐可谓鞠躬尽瘁，可叹积劳成疾，于蜀地病逝，北伐大计最终无疾而终。
想当年，稼轩意气风发，气吞万里如虎，五十骑孤胆杀入万军，生擒主帅，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是何等威风英武！奈何空有报国之志，却无用武之地，多年来唯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可怜白发生！”
聊到辛弃疾一生，曹仁安的语气也变得悲愤感伤起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他将吴钩把玩，把九曲栏杆拍遍。一腔热血，却只能在登高望远中化作悲愤压抑的苦闷，一曲愁思，半生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