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王子河岸（Kronprinzenufer）
人们如何想象？通过探寻某物如何为某物；凭借感知茫茫黑夜；经由拷问在不同的时间和另一个妻子过着另一种不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依靠大胆地尝试做另一个自我。
她是他们的侍女、奴隶。她是修女、女神和母亲。她身份多样——胜利者，恶棍和舞蹈教练。她既是演员，又是剧本。她的卧室就是剧院，她的床就是舞台。每一次邂逅都是一幕剧。她将每一事件都发挥得淋漓尽致，顺其自然地结束。这便是她的秘密——操控各方能量，抓住一切时机，从不放手却又为那些隐秘事物留有空隙。她总是留有余地，让观众驰骋想象。一个女人，姿态万千，角色多重。只要她愿意，她可以表演女人的一切角色。不过却要付出代价。
来柏林之前，她的生活平淡如水，却为人津津乐道。在皇帝的花园晚宴以及使馆聚会上，她或许会提及自己在瑞典的美好童年，暗示豪赌后失去的房产。她会装作不经意地谈起某个一身戎装的军官，一颗妒火中烧的心，一场血腥的决斗；她棕褐色的眼睛含怨带恨，言辞闪烁地让人知道她遭人遗弃；她会敞开心扉，谈论不顾一切的私奔，言及女性需求，令人想入非非。她会略抬眼睑，左顾右盼，俘获情场老手。
事实上，她父母出生寒微，以打工谋生。他们的雇主是位遗孀，心地善良，感念他们的倾心相爱，在他们结婚时送给他们一栋小房子做结婚礼物。那座小房子地处交叉路口，紧依遗孀庄园。于是，她父母将它改成小酒馆，给那些到森林里打猎的士兵提供酒食。
她父亲原是个伐木工，天性好客。一到傍晚，他就站在高高的餐桌旁，高谈阔论，谈天说地，给客人助兴。埃尔西爱听他父亲讲故事，也喜欢客人们讲的逸闻趣事。她渴望亲身体验故事里讲述的奇妙经历：城市的夜晚、剧院里灯光摇曳的包厢，浑身珠光宝气的优雅贵妇，魅力四射的漂亮女子。
从母亲的身上，她学到了如何用自己的容貌去开启外面的世界，赚取额外的铜板。她还发现，她穿肚兜或者扎个少女小辫，都会给客人们带来欢乐。“埃尔西，给大家笑一个，再上一壶酒。”客人们大胆地逗弄她，擅自将她的真名伊丽莎白改成埃尔西。每当他父亲拉起小提琴，她便和大家一起翩翩起舞。这个时候，她一会儿是孩子，过一会儿又成了少女，再一会儿她又变成少妇。客人们激动得脸色通红，浑身冒汗，手舞足蹈，瞎抱乱摸。虽然地面蛀虫乱爬，大家却扭头摆尾，跳得很尽兴。等到乐停舞止，她母亲向客人收钱，围裙里就会装满了钱。
她父母的稳定收入使她接受了法文教育，学会了记账，也使她有机会到另一座勃兰登堡宫殿里任职。在那些青涩岁月里，她幻想自己能当一名舞蹈家，在镁光灯下翩然起舞，尽管她自己清楚，她的未来很可能就只能嫁给蒂尔加藤公园附近某个富贵人家的卫兵，安安分分做个主妇。埃尔西想象着，那个卫兵该有一双玻璃眼球，而她则乐滋滋地在他庇护下，为那些贵族准备精致的晚餐，看着他手拿饰有象牙柄的手杖在新建的库达姆大街昂首阔步。或许他腿瘸了，在战场上光荣负过伤。但只有她看得出来，别人是不会看出来他是个瘸子。
然而不幸的是，她父亲染上了赌博，而且涉赌成性，家里的积蓄渐渐空了。他还交友不慎，识人不当，常常心血来潮为许多“高贵”朋友作保借债。等到要他来偿还这些朋友的债务时，他却无力支付。埃尔西拿出自己辛苦赚来的积蓄，却也是杯水车薪，最后那座小房子还是没能保住。她在宫殿里也干不下去了。她眼睁睁地看着贫穷使得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母亲对父亲的爱慢慢消失殆尽。父亲搁下小提琴，重新拿起了斧子。一家人陷入沮丧无助的光景。
然而，树有根人有腿。在她看来，有根有腿就是个了不起的优势。她十六岁生日那天，她告别过去，告别为人打工的日子，告别茫茫森林，奔向柏林的光明。年迈的遗孀安排她寄宿在一个牧师家里，帮牧师做点事。该牧师的家在卢州大街，原以为是柏林中心，结果却是个要啥没啥的地方。她每天的事情就是晨起做祷告，聆听布道，念念有词地学习《圣经》。教堂里的助理牧师从不允许她看窗外漫步的夫妇，如果没有年长女伴陪同，也不许她在大街上走动。他一点自由也不给她。
她逃避这位助理牧师监管的唯一办法就是好好工作。埃尔西和助理牧师看管的另外两个“牢犯”（托妮和吉塞拉，跟她一样想到柏林成就自我的女孩子）每周两次，即周二和周四的晚上，赶着装满碗碟和宗教传单的马车，前往牧师所谓的“堕落之所”。这个地方就在欧兰尼堡街上，紧挨着肮脏潮湿的蒂尔加藤公园。到了这里后，她们的工作就是充满虔诚地把圣汤和布道传单一起分发出去。为了让那个助理牧师满意，埃尔西尽心尽责地干活，在他讲到上帝的仁慈时不停地点头。可是眼前杂乱无序的生活却让她着迷：嬉闹的妇女，有的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有的蹲坐在树后放松自己，有的就当众撩衣弄裙，那样子就像是在说，她们的身体只想摆脱衣物的约束似的。
在布道坛上，牧师布道时神情虔诚，傲慢自大，充满自信。因为这是他确信的世界。上帝保佑你们！上帝诅咒你们！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的迟疑。可是在教堂之外，在向那些迷惘失落的妇女说教时，他就会换一种口吻，声音响亮刺耳。埃尔西看着他，心里意识到，和这群人在一起，他心里颇为恐惧不安。
从老家那些出身“高贵”的士兵那里，她已经了解到如何用金钱（或是金钱的幻影）购买权力。她已经明白金钱如何成为控制男人的工具，也懂得没有金钱就谈不上美德与幸福。如今亲眼目睹的一切又开阔了她的眼界。来到柏林后，她眼界大开。在蒂尔加藤公园的边上，她隐约发现了一种可以让自己摆脱那个助理牧师控制的方式，一种掌握自己命运的方式。
十年后，埃尔西站在镜子前，一件一件地脱掉衣服，凝视镜子中的自己。她看到结实的肩膀、丰满的乳房，还有灵巧的双手。她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一双棕褐色的眼睛。她有点近视，视力跟她九十岁的祖母差不多（在小酒馆时，祖母为了不让她盯着照镜子，就把报纸糊在了镜子上）。她不止一次地听说，她那雪白的皮肤，任何男人摸了都爱不释手。她的头发又长又密。当她伸手将头发朝两边拨弄开时，她看上去像是有一双翅膀似的。
她的其他方面或许不够周正，比如微笑起来嘴咧得太大，牙齿偏小，鼻子显得太扁平。但是，她会用夸张的举止、直视的目光和随意的搂抱拍打来掩盖这些不足。唯一让她不悦的，是她的臀部。有一段时期，她希望自己的臀部玲珑娇小，或者至少苗条一些。可是她偏爱吃甜甜的克兰滋蛋糕，弄得她没法达到那个目的。在家的时候，一片面包，一杯葡萄酒，一根香烟，这些成为她最爱犒劳自己的东西，尤其是她发现自己脸上长皱纹之后，更是如此。
那个布道者的“监狱”和皇宫的白色大厅之间，沿途都是一间间相互连在一起的房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在大厅里为跪垫绣花样字母时突然发现顶针不见了。她找了又找，可还是没有找到，于是决定向她的室友托妮借一根。牧师出去参加一个洗礼仪式，整幢房子像坟墓一样安静。她爬上楼梯来到阁楼里，以为托妮不在家，就直接推门而入。可刚一跨进房门就立即止住了脚步，因为托妮躺在床上，而那个助理牧师正趴在她的身上。那个可恶的男人穿上衣裤，摇晃着埃尔西的肩膀命令她闭嘴。她又惊又怒。然而，看到他裸露的双膝不停地颤抖，眼神里充满了害怕，她情不自禁“哈哈”大笑。
第二天早晨，埃尔西和托妮都被赶出了那栋神圣的房子。那个牧师很虚伪，但并不能说他没有一点基督徒的仁慈，或者至少还有一点对那个遗孀的责任感。他帮助她们在一个单身教民的公寓里找到了住处。这个教民靠给别人按摩来维持生计。她为人和善，从她的衣着来看，生意很不错。她给这两个年轻女子提供了一间有天鹅绒窗帘的卧室，也不阻止她们凭窗外望。事实上，她鼓励她们到落叶纷飞的广场上去走走。广场上溜达的军官，身穿水手服的孩子在圆形的喷泉里玩船，喷泉的“哗哗”水声，自行车的铃铛声，这一切都让埃尔西难于抗拒。出租车在鹅卵石上颠簸而过，窗台下开满了红色的天竺葵，整条大街看上去充满了生机和希望。
她们的女房东喜欢请客热闹。为了欢迎她们的到来，她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宴，有各种馅饼，有野鸡熬成的清汤。她们喝了红酒和香槟，然后这个女人开始弹奏钢琴。这时，过来一位绅士，搂起埃尔西的腰就在屋里翩然起舞。埃尔西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柏林唤起人们激荡的情感，而她也不是昨天才到柏林。但是，当这位绅士——一个叫伯恩鲍姆的老犹太人开始搂着托妮脖子亲吻她时，托妮拿起一杯香槟泼在他的衣领上。那个男人暴跳如雷，大声地咆哮着他的不满。埃尔西把托妮拉到一边，告诉她不要犯傻。
“我想这个男人可以给你一些钻石。”埃尔西在她耳旁小声说道。
“我宁愿死也不稀罕他的钻石。”托妮一边抽泣着一边答道，“无论怎么说，他都结过婚了。”
“那个混蛋牧师也结婚了呀。”埃尔西告诉她。
埃尔西知道这其中的利害，觉得没有理由不让自己占上风。
“托妮，我们有机会自己养活自己了。”她说道。可是托妮不听，转身离开了那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她便走了。
相反，埃尔西让女房东继续弹钢琴。她让那个男人搂着她的腰，让他亲吻她。她感觉自己被控制着，她知道自己有了一笔货真价实的资产。她想喝香槟，享受生活。而伯恩鲍姆的确拥有钻石。
爱情总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承诺一位完美的伴侣。爱情还预示着与一个心心相印的情人幸福永远。或许这样的理想是真实的，那些天真烂漫的人也对此坚信不疑，但是埃尔西却已经亲眼目睹过，当他们家一无所有的时候，父母的爱情梦想破灭的事实。
短短三个月，她就经历了从少女到情人的蜕变，从单人床到酒店套房的变化，从衣着简单到珠光宝气的转换。和她睡觉的男人走马灯似的换。他们想要冒险刺激，想要打情骂俏、拈花惹草的浪漫，她都满足他们。她让他们想入非非，让他们以为自己正和另一个妻子过着另一种生活。作为回报，他们给她钱，而她呢，极力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既随时听候他们的召唤，又吊着他们的胃口，让他们感觉永远无法得到她。
她有了保护人，一个长着鹰钩鼻、没有在战争中受过伤的英国贵族包养了她。这个英国贵族，挥金如土，令人陶醉。每天早晨，他在英格兰区的套房里总是放满玫瑰。她喜欢在玫瑰的芬芳和他的凝望中醒来。那个犹太人伯恩鲍姆依旧对她情意绵绵，却没占有欲，慷慨地将她介绍给那些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亲密好友。她的名字，好像一瓶最好的波尔图葡萄酒，在男人中流传。
所有这些男人都已经结过婚，都很富有，处处受人尊敬。然而，他们都同时想将埃尔西作为展示品，表明他们的成功。当他们从马车上下来，步入舞厅，流连画廊，或者走入歌剧院的包厢，她脖子上佩戴的珍珠项链，身上的狐狸皮坎肩，都在告诉他们的朋友，他们可以养得起她。
这样的交易我们并不陌生。对埃尔西来说，资产阶级的婚姻也是建立在金钱之上，而非爱情。她满足那些男人的渴望，在这个交易中她也得到了自己的欢愉。她的卧室便是一个剧院，在里面创造的幻想让她兴奋不已。她也喜欢盯视他们的眼睛，心里明白，尽管他们富有而且故作镇定，其实内心充满恐惧。
她从未计算过自己经历过多少男人，尤其在那些做按摩女的日子里，有过多少男人更是没有数。她从不会衣冠不整地站街卖身，也不会和任何人谈婚论嫁。她无意在妓院出卖肉体，待到年老色衰，无人问津。她只是一心想成为金丝雀，被某个贵人包养。她会全身心奉献给他，做他挚爱的妻子，而他却无需承担责任，也无需给她结婚戒指。她会演好这出戏。
埃尔西养成了习惯，经常会到位于巴黎广场上的艺术学院走走。该学院紧挨着勃兰登堡大门，是个文化场所，那里的展出会吸引一些生活悠闲的文人雅士出没，女人可以独自在此冒险猎奇。有个星期一下午，她无所事事地游荡在申克尔的一幅小画前。申克尔给画中的女子安上一对翅膀。这时，她感觉到一个男人的眼睛正注视着她。她刚一回望这个男子，他就一步跨上前来。
这个男人自称是艺术院的院士，然后就热情洋溢地谈论起这次展览。他突然话锋一转，说她上次来看画展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盯视着她，毫不畏怯，或者说毫不经意，只是偶尔才移开眼神瞟一眼画像。“这是维多利亚，”他告诉她，朝着申克尔的塑像点点头，“罗马的胜利女神。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女人。她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埃尔西注意到，随着两人交谈的深入，他对她的兴趣越来越浓。这让她颇为自得。他的言谈举止中有种东西让她猝不及防，至于他说了些什么，她也大部分不放在心上。她猜想，他的年纪至少是她的两倍，或许已经年近花甲。他满脸胡子拉碴，眉毛在眼角处打着卷儿，头发从光秃秃脑壳向后梳，后脑勺一圈呈波浪状的浓发垂在衣领上。她很开心，今天穿了一件素净的白裙子，脸上还涂了一点胭脂。
允许他哪天下午六点到八点的时候去拜访她吗？埃尔西听到他这样问道。她给了他一张名片，而他像一个准时上学的小男孩一样，第二天就去找她了。
男人总是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掌控全局，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翩翩风度吸引了女人，导致她们自投罗网。他们付钱给埃尔西，是要维持这种幻觉，要她俯首帖耳，柔情款款却又半推半就。但是弗雷德里克（Friedrich）却不遵行游戏规则。他来到王子河岸，并没有手捧鲜花和香槟，而是带着一个小背包。来到套房前厅，窗外风景如画，蜿蜒流过的施普雷河尽收眼底。他接过埃尔西递过来的茶，然后就出神地盯着埃尔西看，看着她身体前倾给他添水，看着她任由披肩散开。埃尔西自然心知肚明，美滋滋地对他嫣然一笑，坐到他的身边，弗雷德里克旋即叫她脱掉衣服。尽管她更喜欢至少来一点浪漫的前戏，但还是照他的吩咐做了。他领她到一个小凳子前，告诉她坐着别动。然后他从小背包里拿出一本用皮革包着的素描本。
弗雷德里克画画的时候从不和别人交谈。只有在四十分钟后，埃尔西姿势摆得累了，他才放下手中的炭笔。她再次朝他走去，他也站起身来，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男人都一样，她心里默默想道。他的迟疑不决可能是由于他这种年龄的刻板。她站在他面前，抬眼看着他，希望看到往常看到的表情。可是事实并非如她所料，她感到全身一阵震颤。
“下周二同一时间见，如何？”弗雷德里克一边问一边给了她十马克。
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来访。她自己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多少年来，她一直拒绝被动，然而此刻她什么都不想，只想静静地站着，只想有个人看着她，为她画画像。
星期二傍晚，他乘坐马车来到埃尔西的住所，随身带来了一个用木头和皮革制成的奇怪画框。他安好画框，让埃尔西进入画框，这一次埃尔西又误会了他的意图。他解释说，这个装置（他亲手设计的）可以让模特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姿势。弗雷德里克调整了一下她和框架的样子，让她左腿向前伸，右手抬高一点，由于没什么其他东西适合拿在手里，就让她捧着她那天早晨买的圆形克兰滋蛋糕。他的专注再一次让她心旌摇荡。他先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一会，然后就埋首于他的素描本。他一声不吭地画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房间里的光线变得暗淡。当他再也无法看清的时候，他拆掉那个装置让她出来，在梳妆台上留下二十马克。
弗雷德里克第三次来的时候，让埃尔西穿上连衣裙和紧身服。他在调整裙子的腰带时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胸脯，赶忙道了歉。他将那白色的棉布盖在她膝盖上，然后从她身后扇风，将棉布吹落，好像被风吹落一样。窗外传来士兵走过的声音，她听到普鲁士的士兵踏着沉重的脚步声依次走过。可是弗雷德里克让她摆好姿势不要往外看，并且说战争在她的房间里无容身之地。
尽管他来见她还不到六次，但他们之间的见面已经没有时间的限制了。窗外，季节变换，斗转星移，世事沧桑，施普雷河的河水颜色也从暗蓝变成乌黑，可是在埃尔西的房间内，弗雷德里克只是关注她臀部的曲线和上翘的下巴。有一次，他在她脚边坐了整整一个小时，画她的脚后跟和脚趾头，他的手指头就搁在她的脚踝上。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埃尔西心情放松。有天傍晚两人就交谈起来。弗雷德里克从来没有过问她的过去，所以她主动说她是在瑞典的一个庄园里出生的。“真的吗？”他这样答道。
她立刻明白，他不相信她。
“作为男孩，我的床是用稻草和刨花做成的。”他头也不抬地承认道。
慢慢地，埃尔西开始向一个男人诉说真实的她，讲述她父母遭殃时她的悲伤，倾诉她对那些“高贵”猎人的愤慨，因为正是他们欺骗了他的父亲，也利用了她，当然，她也谈到自己如何通过给男人们制造幻觉来谋生。自从来到柏林，她还是首次向一个男人吐露心迹。
他听后“哈哈”大笑，然后问道：“但是这让你感到幸福吗，维多利亚？”自从他们在那张小画像前邂逅以后，他画画的时候总是爱叫她维多利亚。
“那就是我想要的一切。”她告诉他，迟疑了一下又纠正道，“在这个世界，女人就是别人拥有的财产。我也不能例外。”弗雷德里克只讲过一次他自己，说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第一任妻子已经去世，第二任妻子是位女伯爵。他说在柏林、威登堡甚至费城都有他雕刻的塑像，而且在伦敦和巴黎举行的世界展览会曾经展出过他的作品。他甚至还在柏林建筑学院的大门前雕刻了一尊申克尔的青铜塑像。他告诉她这些，并不是为了打动她，她猜想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她了解一下他的激情。她当然很好奇，但同时也觉得很奇怪，她并不想看他的塑像。她想把他想象成唯她所有，也幻想他只认识她，她同时还在心底里幻想他只为她画像，只选她做模特。
弗雷德里克最后一次来访后，埃尔西哭了；一年后，他建造的胜利纪念柱金光灿灿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她又哭了。建造柏林胜利纪念柱，是为了庆祝普鲁士战胜丹麦，但是到了1873年它建成时，普鲁士又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在纪念柱的顶端，长有翅膀的胜利女神登顶俯瞰柏林，她一部分是天使，一部分是普鲁士的化身，还有一部分则是堕落的化身。她头戴饰有老鹰羽毛的头盔，身披迎风飘扬的斗篷，右手高举一顶桂冠（埃尔西当初托着的圆形蛋糕），左手握着一面战旗，战旗顶上一枚铁十字勋章。
人们说，他创造的胜利女神，模特就是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埃尔西出于谨慎，并没有与人说起那个模特还有其他可能性。但是，当有人批评说这个塑像太臃肿、太笨拙时，两个女人都会强烈反对。
在国王广场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她最后一次见到了弗雷德里克。时值九月，秋风凛冽，彩旗飘扬，他和俾斯麦握手，向皇帝鞠躬。他的妻子——那个女伯爵——就站在他的身旁，一身丝绸长裙，雍容华贵，仪态端庄。她戴的帽子缀着象征爱国的丝带。埃尔西和另外一个男人站在人群后面。弗雷德里克没有看到她，他只是偶尔把手放在额前，抬眼凝视那尊塑像。
她再也没有遇见过他，也再没有去过艺术学院。其部分原因是因为埃尔西心里害怕，害怕一种她不曾有过，也从未幻想存在的东西。她完全可以找到他，请求他回到她的房间，静静地坐在她的身旁，看阳光摇曳过地板。她本来可以期望他能用那双从容优雅的手搂住她的腰，或者搁在她的膝盖上。但是，她从未有过这种期盼。
据说，人可以活在罪恶中，却不能靠罪恶来生活。不过埃尔西对这句格言很不以为然。她乘坐豪华马车，睡埃及产的亚麻床单，在皇宫里用麦森瓷器和镀金的餐具用餐，设法在王子河岸得到了一套可以将施普雷河美丽风景尽收眼底的公寓。每年春天的时候，她都会看到像雪花一样厚密的花粉落在河流的两岸。有时候她还会到蒂尔加藤公园去走走，在那里她曾看到那些贫穷但是却很傲慢、欢乐的女人。明亮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直到天色变暗、她的脚步不再轻盈。让她不大喜欢的是她的臀部越长越大。尽管时光飞逝，她依旧希望她的眼睛里闪现着昔日的光芒，还有去取悦别人的愿望，渴望着去想象。
毕竟我们都是凡人，八年后弗雷德里克便去世了。他的葬礼对公众开放。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埃尔西让司机把车停在柏林胜利纪念柱前。她打开马车的窗户，抬头望着维多利亚的雕像。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让那尊塑像笼罩在金黄色的光晕之中。在那尊塑像身上她再也看不到自己的身影。相反，那尊塑像好像象征着某种理念，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建筑，它改变了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当然，那个理念是关于权利、遗产和无法战胜的幻象。这个时候埃尔西明白了幻象的力量。
她常想记下自己的故事，可是却总是没有时间。于是另外一个叫玛格丽特的人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她们在民族大饭店里见了一面，就坐在她最喜欢的喷泉旁边的一张桌子上。两人是在喝茶时通过双方都认识的一个熟人介绍相识的。玛格丽特衣着朴素，头上的卷发向上弯曲，但是她的野心和渴望却感动了埃尔西。玛格丽特告诉她，说她自己一个人抚养着一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个出版商，但是他们已经离婚了。她还说她是一名作家，想讲述埃尔西的故事或者是基于埃尔西生活的故事。但是埃尔西没有读过她的作品，所以告诉她，这件事她也无能为力。但玛格丽特却相信埃尔西一定会受人尊敬。
“这本书看上去就像是一本日记一样。”玛格丽特·泊梅（Margarete B?hme）这样说道，“事实上这本小说里所有的名字和细节都会有所改变，但是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真实的女人来写的。”
埃尔西笑着摇了摇头，站起身准备离开，这时，离她不远的一张桌子旁的两个绅士往喷泉里扔了几枚硬币，好像是要许什么愿望似的。坐在桌旁的一个年轻女人立即出手把硬币捡了出来。那两个男人大笑起来，又把马克、格罗申币和便士币投入水中来寻找更多的乐趣。马上便有十几个在这里打工的女孩子从桌子上站起来，涌上前去抢夺硬币。那个身材高大的家伙大声地咆哮着跺脚，直到脚跟发软，而他的同伴却叫服务员拿更多的零钱过来。当女孩们够不着那些硬币时，她们便脱掉鞋子，走进水池，在水里争抢着，相互拉扯着彼此的头发。有一个女人滑倒在水中，把和她一起打架的人也拉倒在水里。她们从头到脚都湿透了。
眼前的景象让埃尔西和玛格丽特既感到痴迷又觉得反感和悲哀。当其他在这里吃饭的男子也加入这个幼稚的游戏时，那些硬币像突如其来的暴雨一样全都落在喷泉里。
埃尔西重新坐回到椅子上，开始和玛格丽特攀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