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乔瑟街
“何为美？”他一边转动手中玲珑的德加舞者雕塑，一边自言自语地问道。席勒[171]曾称，美乃通往知识之大门；歌德认为，美即自然法则奥秘之外现；济慈[172]认为，美不外乎真理的同义词；康德[173]说，美即漫无目的之目标，毫无终点之终结。
瓦尔特·拉特瑙[174]小心翼翼地将那个小青铜像放在台灯下，用手箍住塑像高扬着的头，一根手指划过它的脊背。他在书中曾经读过，美会使人心跳加速，让人感觉更加敏锐。他轻轻地用手指弹了一下这个舞者的棉裙，拨弄它身上的蓝色丝绸蝴蝶结。可是，这个塑像一点也不能使他心情荡漾，这令他十分懊丧。他安之若素，既无青春之萌动，也无救赎之迹象。对他而言，这个青铜像只是个玲珑的玩偶，和他父亲的感觉毫无二致。可是他知道，他应该喜欢这个塑像，应该占有它，应该买下它。他必须做正确的事情。他必须弥补自己内心缺失的东西。他应该让货主第二天上午送张发票过来。
作为工业巨匠、艺术家的赞助人以及魏玛政府的外长，拉特瑙在吃穿方面也颇有研究。此刻，他拿起笔。“曾经让这个城市引以为豪、美不胜收之物如今令人窒息、陈腐过时。”他这样写道，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文字在他死后会依然流芳于世，“施普雷河畔的雅典早已消亡，一座芝加哥城正在原址兴起。”
柏林从来不是一座只属于德国人的城市。这里土地贫瘠，与世隔绝，它的延续和发展主要依靠外来人口。中世纪时期，瘟疫让这里更加荒芜。就像那句古老的谚语说的，“瘟疫正慢慢地来到我们身边”。十二、十三世纪，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弗兰德人、莱茵河人和丹麦人涌入勃兰登堡定居。幸存的犹太人墓碑可以追溯到1244年。荷兰人开发沼泽地。法国胡格诺派[175]人（Huguenots）大力发展呢绒和蕾丝产业。1685年，大选侯腓特烈·威廉为了弥补战争中死去的大量人口，为宗教难民提供避难所。十五年后，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法国人、波兰人、西里西亚人和瑞典人，此后又有更多的苏格兰人加入。腓特烈甚至提议建造清真寺来吸引穆斯林人，这比最早来德国谋生的土耳其人还要早二百五十年。
但是，历史创伤的遗忘以及趋同心理，抹去了外来移民的差异，整合了民族多样性，将马赛克般拼凑起来的人群统一压缩，使之变成为单调无趣、恪尽职守、铁石心肠的一体。
因此，1848年风起云涌的革命，改变了欧洲许多国家的面貌，却在柏林无疾而终。军队包围了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命令议会代表立即解散。议会代表依次离开，再没回来。所有男性享有投票权、议会民主以及基于自然法则基础之上的公民个人权利，所有这些要求都被断然否决。不仅禁止对国王评头论足，而且不准流露出对政府的不快或者不满。同以往一样，权威紧紧地掌控在军队和君主的手中。正如列宁后来所说，普鲁士人——不管是低眉顺眼的本地人还是外来的移民——永远不可能发动革命，就像他们永远不会违背皇宫大门外“禁止践踏草坪”的告示一样。
担任德国首相和大臣长达三十年的奥托·冯·俾斯麦[176]，曾告诉大家，普鲁士的力量“不是源于自由主义，而是依靠强权，依靠武器，凭借流血。”俾斯麦是个刚愎自用、肆意妄为的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这位暴君驾驭了柏林人的雄心壮志。他大肆地穷兵黩武，发展工业，煽动民众，向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挑起战端。博尔西希制造的火车“隆隆”地运载军队挺进哥尼斯堡和色当[177]，莫阿比特生产的炮弹落在巴黎，炸死了被围困的400名巴黎平民。30000名普鲁士将士昂首走过香榭丽舍大街[178]，对饥肠辘辘的对手嗤之以鼻。俾斯麦击败了帝国的敌人，统一了德国疆域，不可一世地拍案叫嚷：“谁与争雄？”
胜利后的柏林成为一个工业巨人。博尔西希、拜耳[179]、克虏伯[180]和西门子[181]这些工业巨子促成了经济腾飞，为普鲁士积累了大量财富。如今，战利品又源源不断地涌入国库。宽阔气派的大道，从柏林市中心一直辐射到华沙[182]，甚至巴黎。大道两旁高楼大厦林立，风格统一，强化了和谐一致的感觉。柏油马路纵横交错，无轨电车四通八达，无论上下班还是到什么地方，交通都很方便。整个城市似乎都设计得井然有序。头脑单一的柏林人相信，井然有序就能消除骚乱。1871年，威廉在凡尔赛宫被推为恺撒大帝。之所以选择在凡尔赛宫称帝，目的是为了羞辱法国人，报复六十五年前拿破仑占领普鲁士时给他们带来的耻辱。专横跋扈、争强好胜的柏林，通过战争发展壮大，通过战争富甲一方，迎来了军国民族主义的工业繁荣发展。
在格鲁内瓦尔德气势壮观的郊区别墅里，瓦尔特·拉特瑙搁下笔。发言稿写完，夜已深了。书房窗户外，夜色深沉，寂然无声，偶然传来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唤。这是他的最后一夜！他告诉自己，大部分人在自然界发现美，或是在艺术品中发现美，比如桌子上的那个小青铜像，挂在身后墙壁上的古斯塔夫·克林姆画像。不过他认为，还有些人的美蕴藏在诗歌中，在波斯的瓷器中，甚至在精美的英国咖啡壶里。对他来说，实实在在的物品中发现不了美，美存在于清澈的思想中，存在于自我信念中，存在于功成名就中。他想燃烧自我，绽放出宝石般冷峻的光芒；他想拥抱生机盎然的美。他懂得情感的重要，却无法感觉得到。
瓦尔特·拉特瑙降生于铁锤的敲打声中。孩提时代，他在父亲的第一个工厂蹒跚学步。这个厂建在乔瑟大街上，就在莉莉·诺伊斯当时所住的街角。他喜欢看铸铁溶液倒进模型，看着它成型，最后变成坚硬的生铁。他总是爱问一些有关柏林老工程师和黄铜匠的问题。他好奇，聪明，眼睛又大又黑，嘴唇肥厚，嘴角下弯。
1881年，他父亲埃米尔参加了巴黎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电器展览会。在那里，他看到了爱迪生最新发明的白炽灯，立即意识到它的潜力，买下了它的专利。在乔瑟大街的工厂里，年轻的拉特瑙不停地按着那个发明的开关，开了关，关了又开，心里充满好奇。他父亲走过来将他推开，一下子把他推倒在地，告诉他这不是玩具。
德国爱迪生应用电力公司——后来改称AEG——在原来旧工厂的基础上飞速发展。几年之内，埃米尔成立了一系列的照明用品店，在博尔西希工厂附近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发电站，并且设计了一个可以将电传到每家每户的系统，最后该公司赢得给整个柏林提供照明的合同。在公司的宣传广告中，AEG的光明女神飞向绚丽辉煌的未来。
疾速成功后，埃米尔·拉特瑙继续扩大公司业务，投资兴建铝工厂和远程供电系统，并且将业务范围拓展到生产汽车、卡车和电车的行业。通过改进怀特兄弟[183]的设计方案，他的飞行技术部开始为国防部建造飞机。到了1914年，AEG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市值一百亿的商业帝国，拥有六万六千名员工。
埃米尔每周工作七天，午饭时间从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他一边吃早餐一边讨论业务。晚饭后还要检查工厂。他和他的竞争对手维尔纳·冯·西门子一道推行了规模化生产，这要比亨利·福特[184]的流水线生产还要早十年。他构建了银行与企业合作的新模式。他这种不知疲倦、事必躬亲的工作方式助推了德国工业的形塑。
拉特瑙的父亲，或许称得上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先驱，同时也称得上德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明白，长期不在家无异于放弃个人自由，无疑是个缺憾。年轻的拉特瑙相信，父亲受某种外在之物所左右。他注重的是客观事物，而不是某个思想或者话语，理所当然地更接受传统的世界架构。他父亲既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也不能主宰亲手缔造的商业帝国。相反，他是这个商业帝国的奴隶，其中毫无美丽可言。
瓦尔特·拉特瑙本人弥补缺憾的办法是赚钱。据他的传记作家哈里·凯斯勒所言，钱是“可以通过办企业、开动脑筋以及厉行节约获得的”。它“像金盔甲一样保护着不堪一击的脆弱灵魂”。这位传记作家不仅善于外交，而且还天天记日记。
年轻的拉特瑙去上大学的途中，他的司机开着奔驰轿车驶过王宫广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柏林的古老建筑：皇宫以及一直遭到诟病的教堂、外形难看的新岗哨和柏林旧博物馆。他很纳闷，父亲为何如此迷恋这些地方。他想逃离这个城市的新浪漫主义风格的建筑，逃离那让人窒息的客厅，逃离检阅军队时发出的沉重脚步声。他一点也不喜欢那些摆放得乱七八糟的石像。他一找到机会，就搬到瑞典去当了一名化学家。就在瑞典的AEG公司实验室里，他发现了如何通过电解来获得碱和氯。后来他又搬到比特费尔德[185]，在那里建立并管理着一家电子化学厂和一家发电厂，在公司里步步高升。
1899年，他父亲邀请他加入董事会，那一年他才三十二岁。于是，他作为一个富有而又优雅的单身汉回到柏林：他沉稳冷静，充满自信，特立独行，魅力四射。无论见到谁，他都张弛有度，审时度势，不露声色，使见过他的人都相见恨晚，念念不忘。“说来奇怪，”他对弟弟坦承，“要是我长时间地和别人待在一起，我相信他们会开始变得像我。他们会用我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用我的口吻说话，而且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能一眼看透他们。”
恺撒皇帝想听听拉特瑙对科学和工业的看法，便邀请他来到宫殿。听完拉特瑙的描述后，皇帝发现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表面上高谈阔论，内心却焦虑不安。在宫殿里，拉特瑙表现得像一个恪尽职守的大臣，他走进觐见室，站在皇帝的宝座下，皇帝的两边列队站着一群穿着粉红色衣服的侍女。但在私下的时候，他发现威廉二世大帝的“性格自相矛盾”。他“是一个巫师，这个男人命中注定……正走向灾难”。
他说的本来就是他自己。
“陛下，”瓦尔特·拉特瑙用男中音说道，说之前向俾斯麦的继任者、傲慢的普斯林·冯·比洛（Prince von Bülow）深深地鞠了一躬，“在我有幸让您接受我的建议之前，请允许我做一个声明，或者说是一个坦白。”为了达到某种效果他停顿了一下，既让自己镇定些，也让人们欣赏一下他的晚礼服。他同时扮演着桀骜不驯和俯首帖耳的双重角色。“陛下，我是个犹太人。”
拉特瑙——那时已经担任AEG公司的新任主席——是最早被柏林贵族阶层接纳的犹太人之一。截止1910年，他负责八十六项德国业务和二十一项外国业务，其中包括十个金工车间，三个飞机制造厂，NAG汽车制造厂，六个非洲的矿山和智利国内所有的电轨。他还赞助艺术，资助了诗人和画家爱德华·蒙克[186]（他在柏林的四年时间里，创作了《呐喊》[187]——起初是用德语Geschrei命名的。后来他的所做所为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分离派艺术运动的带头人马克思·利伯曼[188]是拉特瑙的表弟。圣马丁节的那天晚上，他和一群唱歌的孩子走出教堂后沿着菩提树大街散步，从纸灯笼里漏出来的烛光在孩子们的脸上舞动着。每次圣诞节的时候，他拿着一个盒子站在维也纳歌剧院门前，邀请一些志趣相投的大人物来听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假如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凭他的社会关系、人格魅力以及精明的外交手腕，他绝对可以在政治上飞黄腾达。
“德国的犹太人，他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遭遇过刻骨铭心的痛苦时刻——当他第一次彻底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这个世界里沦落为二等公民，而且，无论他多有能力，无论他多么高尚，都无法使他摆脱这种地位。”拉特瑙说道。
对他来说，德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要比他的血缘关系重要得多。他的同胞就是德国人，他的家在德国，他的信仰，也是“超越一切信仰的德国人信仰”。一千五百多年来，犹太人一直是德国的一分子。他们在查尔曼大帝时期得以兴旺，在十字军东征和中世纪时遭受苦难，而且拉特瑙还认为，犹太人和撒克逊人、巴伐利亚人及文德人一样，都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他著书立说，为同化论辩护，告诉犹太同胞行为举止不要再像犹太人，建议他们要积极融入该国社会，别再像个“离群索居的奇怪部落，衣饰华丽，言辞激烈……像是勃兰登堡土地上的一群亚洲人。”
他慷慨陈词，认为民族性与血缘并不是一回事，民族多样性可以成为一种力量。正如种族理论学家们说的那样，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以种族渊源来界定，而必须根据共同的价值观来定义。他在书中写道，犹太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紧密相连。他的书卖出去成千上万册。
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德国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两百万。它的工业快速发展，已经雄霸欧洲。1870年和1871年普法战争[189]后，德国各城邦统一起来，俾斯麦就曾宣告，第三帝国是个“饱和了的”强国。但是，更强大的德国，就应该像它之前的普鲁士帝国一样，除了阿尔卑斯山之外，没有自然疆界。现在，九个邻国包围了它，但里面有德国的人民，也有德国经济发展的梦想。
1914年，德国发动战争，宣称为了保卫祖国（Fatherland）领土而战。然而其真实目的却是开疆拓土，扩大市场，通过占领比利时的大部分领土以及法国东部来掠夺原材料。经过短时间的整固后，柏林计划攻打它最危险的竞争者——英国，彻底摧毁英国经济。“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要么胜利，要么灭亡。”《南德意志月刊》（Süddeutsche Monatshefte）的社论这样鼓吹着。“倘若我们得胜——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都是小狗，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里我们就说了算，可以按照我们的发展需要来改造万物，也可以为那些拥护我们、寻求我们保护和救赎的小邻邦谋取利益。”
对于蒂森克虏伯、史蒂勒斯和基尔多夫这些实业家来说，他们的命运与德国的胜利休戚相关，德国胜利就意味着财源滚滚，战败则意味着经济损失。在这些人当中，只有拉特瑙认识到战争的真正危险。他明白，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缺乏取之不尽的资源。他知道美国会支持英国和法国。为了拯救德国，他呼吁和平谈判，倡议建立“一个工业关税联盟”，即欧盟的前身。他建议道：“如果欧洲的工业融为一体……政治利益也会随之融合。”
但是灾难却无法挽回。炮弹呼啸，一代年轻人奔赴战场，接受炮火的洗礼。
见多识广的柏林人陷入民族主义的假面具之中，表面上支持战争活动，却将恐惧埋藏在心。拉特瑙发现，德国的原材料库存只能够维持六个月。故此，像英国的劳德·乔治[190]一样，他也成立了一个战时物资管理部门，促成几百个公司专门为战争提供物资。废铁，公园里的铁栅栏，甚至教堂和市政大厅的黄铜屋顶都被熔化了。人们敦促像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91]那样的化学家运用科学来帮助德国将战争继续下去。莫阿比特和施潘道这些地方，康拉德·冯·科林曾经在那里歌唱爱情和荣誉，如今却遍布工厂，烟囱林立，成为德国军备工业的中心，十二万工人为之效力。
德国的士兵纷纷倒在佛兰德泥淖中，战争的乌云模糊了拉特瑙原本清晰的头脑。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做点“正事”，于是赞成将比利时劳工全部驱逐出境。他不仅支持陆军元帅兴登堡[192]的“寡言独裁”，甚至还改变了尽早休战的观点。然而，他不仅没有得到高层的欢心，而且还被从战时物资管理部门扫地出门。德国高层没有犹太人的立足之地。
1918年德国战败前夕，拉特瑙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我好比一个正在收拾行李的赶路人。我的父亲，我的兄弟，他们都已经死了，如今正在那个没有战争的地方等着我。没有火车通向那里。他们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耽搁行程。”
在凡尔赛宫，战胜国将他们拟定的条款强加于战败国。法国坚持认为“两千万德国人太多了”，并要求归还阿尔萨斯[193]和洛林[194]；波兰则将西里西亚北部领土收入囊中；萨尔河[195]将被占领十五年。德国失去了13%的领土以及10%的人口。德国皇帝乘坐火车流亡荷兰，当火车驰离柏林，他失声痛哭，从此再也没能返回柏林。德国军队从八十万人锐减到只有十万人，总参谋部也被废止。所有的飞机、坦克全部拆毁，所有的驱逐舰也都凿沉海底。一条“挑起战争罪”给了德国，要求德国每年将大约7%的国民收入用来赔偿各国的损失。柏林人哀叹着这些不公的条款，却忘记了当初发动战争的真实意图——如果德国取得胜利，它将摧毁其工业竞争对手，并且征服其他邻国。
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德国那些目光短浅的头头们却缺乏远见或者勇气，未能与争强好胜的普鲁士帝国历史彻底决裂。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96]在勃兰登堡大门纠集残余部队；兴登堡拒绝为战争的失败负责，将其归罪于“捣乱分子、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信徒以及犹太人”。舒伦堡将军（General Schulenburg）走得更远，宣称：“德国将士必定会明白……他们被人从背后捅刀子了。这些背后捅刀子的人，有同一战壕的战友，有海军，还有那些发战争财的犹太人，那些偷奸耍滑之辈。”一万两千多名犹太人，为了德国皇帝，为了德国这个祖国，战死沙场。拉特瑙筹建了战时物资管理部帮助德国开战。然而，当新成立的共和国急于寻找替罪羊的时候，拉特瑙和其他犹太人就被指责为懦夫和骗子。种族分裂的种子就此埋下。
1919年，拉特瑙被认为是“一个口是心非、颠倒黑白的人，一个花团锦簇的共产主义者，一个装模作样的爱国者，一个在古老竖琴上作曲的前卫音乐制作人。”日记作家、外交官凯斯勒如此写道。然而，他的确是个经济方面的“行家里手”。
新政府对他在经济方面的一些想法颇感兴趣。于是，拉特瑙在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和巧取豪夺的资本主义的中间地带得到了一个政治角色。1920年，德国正处于流血革命的边缘，他应邀加入集体化委员会（Socialisation Commission）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他在同盟国召开的相关大会上担任私人顾问。不到一年，他便控制了国家重建委员会（Reconstruction Ministry）。
分崩离析的帝国绝不可能满足《凡尔赛条约》的要求。支付全部战争赔偿本来就意味着德国政治与经济的崩溃。因此，柏林便利用重建部来逃避其痛苦不堪的义务。而组建重建部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负责协调战争赔款的。
拉特瑙向来具有煽动性，最能鼓动人心。如今他负责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说得好听是目的不明，说得不好听就是整天谎话连篇。因此，他就更加起劲地鼓动挑唆。他一方面积极设法与以前的敌人建立起建设性的关系，与此同时推进德国通货膨胀，稀释债务。后来，他出任魏玛共和国的外长，又摇唇鼓舌蛊惑了法国人，缓解他们的复仇心理，然后虚晃一枪与克里姆林宫秘密订立军事同盟关系。
为了避人耳目，德国在苏联建立基地，建造、试验军事武器，严重违背了《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德国人开始在莫斯科郊外组装飞机。火炮制造商克虏伯公司在罗斯托夫附近开设工厂。最终，德国空军飞行员将在维乌帕尔（Vivupal）附近训练，德国国防军在喀山建立了一所坦克学校，一个化学武器工厂也将在萨马拉州建起，德国海军还在摩尔曼斯克市租借了一个港口。作为回报，羽翼未丰的红军获得了德国技术。这种偷鸡摸狗的军事合作使得德国重新武装自己。这两个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国家——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难兄难弟”——共同努力，试图推翻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确立的世界格局。
然而，由于拉特瑙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都属于国家机密，因此在公众眼里，拉特瑙却是个卖国贼，将“不败的”祖国财产拱手相让。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蓄意疯狂报复。通过反对战争赔款，一身戎装的纳粹党纠集了首批大量民众。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报纸上出现了这类阴险恶毒的韵文：“打倒瓦尔特·拉特瑙，该死的犹太猪猡。”
深夜，拉特瑙灯也不开坐在桌前。最近几天，一种不祥的气氛笼罩着他，若隐若现，似真似幻。他的内心苍白空虚。他已经告诉英国大使，说他肯定会遭到暗杀。他解散了他的卫队，也不肯随身带枪。他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别再为我担惊受怕。如果高贵的生命行将结束，那就让它来得自然点吧，因为生命已经找到归宿。”
第二天上午，1922年6月24日上午，拉特瑙坐进他的敞篷车。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忙着准备演讲稿，不停地与人商谈如何减少作为战争赔偿的煤炭输出量，还时不时地把玩那尊青铜雕像，弄到大半夜才睡。眼下上班也要迟到了。他的司机加速驰离格鲁内瓦尔德别墅区，进入去外交部上班的大道。国王大道[197]两侧种着古朴的橡树和栗树，拉特瑙乘坐的轿车右转时，一辆深灰色的轿车靠了过来停下，从车里走下一名右翼组织的士兵，名叫尔文·科恩。只见他端起机关枪对着拉特瑙一阵扫射，他的同伙赫尔曼·菲舍尔（Hermann Fischer）随后向外长的车里丢进了一颗手榴弹。
“一起凶杀案只是一起凶杀案，那不真实。”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斯后来写道，“该凶杀案疑团重重，无法忘却，也无从报复。”
魏玛政府统治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人自危，拉特瑙遇刺只是三百五十起政治暗杀事件的一起而已。就在拉特瑙遇刺当天，德国马克汇率跌了10%，两周后跌去一半。到了夏末，货币大幅贬值的趋势还是无法停止，导致极度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政治体制岌岌可危，几百万人命垂一线。十一年后，经济大萧条助推纳粹党掌握政权。科恩和菲舍尔被追认为英雄，拉特瑙遇刺当天成为法定国民节日。1933年，AEG公司总裁与希特勒秘密会晤后，向纳粹党捐助了六万马克。颇具辛辣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该公司还遵照合同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提供了电力设备。
柏林那神秘奇异的水土、令人伤感的气息、凄风苦雨的寒冬，以及它的痛苦烦恼和懊悔惆怅，养育了一个常常自我封闭的民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到底是什么让人不虚此生呢？爱情？春日阳光？差异性？梦想？或者说美？因为有美的存在，一个人才会找到生存的意义。美能使人心旌摇荡，忘乎所以。美荣耀那些令人愉悦、可敬可佩的事物。在这样的事物面前，我们自惭形秽，自觉了无生趣，却无法逃避。拉特瑙了解美，但他却看不见美。他无法体会美。
瓦尔特·拉特瑙一生都小心翼翼，不轻易显露自己的内心活动，就像珍藏圣杯一样。和柏林本身一样，他发现自己既无法摆脱过去，又不满足于过去。他竭力想证明自己，却不能撕下面具，即使在他显得非常真诚坦率的时候，即使在与他人促膝谈心的时候，他也是深藏不露，讳莫如深。
拉特瑙一生未娶。他喜欢与金发碧眼的雅利安青年女子做伴，与此同时他又太挑剔，不曾与她们发生任何关系。有一次，他被看见和一个“女招待”在一起，顿时谣言四起，说他与良家淑女打情骂俏，却和下层社会的女人上床睡觉。谁也不敢肯定是否如此。就连他最亲密的女伴，一个十多年来与他保持着柏拉图式情人关系的情妇，在他遇刺后说：“我根本不清楚他的爱情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从未有过真正的感觉。他只是渴望那种感觉罢了。”
拉特瑙是个自相矛盾的怪人：一位实业家，却广泛涉猎艺术和哲学；一个和平主义者，却支持德国开战；一个理想主义者，却在现实中采取实用主义政治；一个犹太人，却给希特勒提供武器。他的内心，总是怅然若失的孤寂，宛如这座城市，总是有所缺失，阻碍了人们对美的理解，无论人们如何努力，无论一个人如何频繁地开灯又关灯，关灯又开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