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所谓“倭寇”，恰如嘉靖时捕获的“降倭”所供，“俱系日本所属野岛小夷，为中国逋逃所引”。这里说的“野岛小夷”，系指“其入寇多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人，次则大隅、筑南、筑后、博多、日向、丰前、［丰］后、和泉诸岛耳”。质言之，倭寇多为以日本鹿儿岛为中心的浪人，裹胁游民，与中国浙、闽、粤一带“下海”的莠民相勾结而组成的武装团伙。
他们或者窜至我国沿海地区骚扰，无恶不作，“至焚官庾、墟民舍，缚婴儿竿上，沃以沸汤；卜孕妇男、女，剖视赌酒为乐，惨毒不忍言。 ”或者把中国人掳掠到日本沦为奴隶，“髡其发，跣其足，使之牧牛马、供薪水、为炊爨。凡炊饭，挨次以给其长幼馀着釜之焦饭，加以豆滓、糟糠、糠皮、山菜、草根之类，亦皆犬彘之食；食既不能充腹，衣又不能蔽体，被掳思归而有脱逃者，却被巡兵斩首以献功。 ”倭寇为祸之酷甚至达到如此程度：“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有了东瀛如此一位“芳邻”，无怪乎在明代军事防卫体系中，出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专有名词——“备倭”：“凡镇戍将校五等：曰镇守，曰协守，曰分守，曰守备，曰备倭，皆因事增置，视地险要，设兵屯戍之。 ”而首先洞察倭寇危害性并且提出独具时代特色的“备倭”一词者，正是大名鼎鼎的明代开国洪武帝朱元璋！
明确指出：
《筹海图编》者，筹东南之海以靖倭寇也。夫东南边幅莫大于海，而海之诸夷莫狡于倭，倭之为中国患久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区宇，经略四禺，西北故云详密，而东南亦未始略也——观其设官制驭咸曰“备倭”可见矣！
为了“筹东南之海以靖倭寇”，朱元璋采取了坚壁清野的“备倭”措施，先后任命元勋重臣，在倭寇出没频繁的浙江、福建地区，大规模地构筑城池，增强防卫力量。洪武十七年（ 1384年），任命开国元勋“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以防倭寇故也”；三年之后，汤和又在浙江境内“宁海、临山诸卫滨海之地，见筑城五十九城，籍绍兴等府民四丁以上者以一丁为戍兵，凡得兵五万八千七百五十余人”。与此同时，还命另开国一功臣“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缘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凡选壮丁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仅洪武二十五年（ 1392年）一年，就在福建境内建置了 5个卫、 12个守御千户所。即：福宁卫及大金千户所（在福宁州境）镇东卫及万安千户所（在福州府福清县境） 梅花千户所（在福州府长乐县境） 定海千户所（在福州府连江县境）平海卫及莆禧千户所（在兴化府莆田县境）
永宁卫及福泉千户所（在泉州府晋江县境）
金门千户所（在泉州府同安县境）
高浦千户所（在泉州府同安县境）
崇武千户所（在泉州府惠安县境）
镇海卫及六鳌千户所（在漳州府漳浦县境）
铜山千户所（在漳州府诏安县境）
玄钟千户所（在漳州府诏安县境）
钓鱼岛等岛屿的地理位置，正当倭寇侵扰福建所必经的往来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了解有明一代来自倭寇的威胁及明廷长期坚持“备倭”的政策，不仅有助于认识册封使录作者们是否具备“领土意识”，而且对于了解嘉靖后期派遣“招谕”日本特使的身份，以及海防图的内容及其意义，均有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