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28年（明嘉靖七年），在国子监坐冷板凳的严嵩，突然接获一道谕旨，朝廷委派他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到湖北安陆去祭奠显陵。
显陵，即嘉靖死去多年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陵墓。因为儿子当上皇帝，老子跟着沾光。原是藩王的陵墓，重新按帝王规格，加高碑基，加厚封土，加宽神道，加上更多石人石马。严格说，这是违制的，你朱祐杬只是生了一个做皇帝的儿子朱厚熄，但本人则是分封在湖北，驻国安陆的藩王。如今享受皇帝陵寝的待遇，就绝对是僭越了。所以，朱厚熄不亲自回老家拜奠，让别人代替他去，若是有人责难，他可以用“不知情”三字搪塞过去。于是，便叫内阁找一个说得过去，也拿得出手的官员，替他来做这件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一点“打枪的不要”，悄悄行动的性质。因为，他知道嘉靖三年那场“大礼仪”之争，是好不容易通过廷杖的镇压，也就是用打大臣屁股的办法才终于平息下来的。不想再起波澜，另添事端。
这样，一个馅饼，从云端落到了严嵩的头上，让他捡了便宜。
严嵩捧读谕旨，心痒难禁。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凡进入权力场中的这个人，只要有眼睛，有耳朵，无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关注政治动向。看来，这不但是光荣之至的美差，更是政治上得到重视的信号。
中国文人对于权力的渴慕，着实强烈。这应该是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遗训数千年来发酵的结果了。溶化在血液，浇铸于灵魂，潜移默化，无师自通。所以，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热爱权力、羡慕权力、追求权力、酷嗜权力，一门心思要做官，权力乃一生奋斗不已的目标。在文人眼中，权力乃身家性命之事，岂容半点懈怠；权力乃稻菽粱谷之重，不可须臾或缺。因之，没有权力的时候努力要得到权力，得到权力的时候拼命要抓住权力。
说来可怜，严嵩进士出身之后，虽由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一路走来，几乎都是清水衙门。你不能说他没有做官，官是做着的，不过像脱水蔬菜，缺乏生气；你不能说他手中无权，权也是有的，不过像兑水白酒，度数太低。因此，他既不是白丁、庶民、老百姓、引车卖浆者之流，也不是多么炙手可热、脑满肠肥、官运亨通、威风凛凛的人物。在明代，凡官员被打发到南都，也就是南京去吃粮混事，在北京执政者的眼中，都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既拍不得、打不得，也拿不起、用不着的闲散大老爷。面子是有的，里子却不免水裆尿裤。所以，这道黄绫缎子包裹着的谕旨，让那些同坐冷宫的僚佐，仰起脑袋，两眼放光，艳羡这个大个子走了狗运。《明史》称严嵩“长身戌削，疏眉目，大音声”，可这回，个子高高，嗓门亮亮的严嵩，却保持难得的沉默。不是谦虚，而是琢磨：是谁关心着他，是谁惦记着他，是谁在丹墀之上向当今圣上谏言而选中了他？
可以设想，那时，没有春节晚会，没有小品表演，但肯定有人会对朱厚熜说类似的台词：这个严嵩，他太有才了！陛下，此去拜奠，非国子监那位祭酒严嵩莫属。
严嵩脑筋快，他的同伴脑筋更快，立刻就想到了是当朝的第一红人，官职不高，地位重要的兵部给事中夏言，他的江西老乡举荐的。于是，有人叹气，到底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谁让人家是老乡呢！嘉靖初年，朱厚熄嗣位以来，夏言为最重用之人，立规矩，改章法，新皇帝无不嘉纳。因此，他的话，一言九鼎，非同小可，他要为严嵩说项陈词，郑重推介的话，那就等于拍板定案。大家知道，严嵩为江西分宜人，夏言为江西贵溪人。虽然，分宜在宜春附近，靠近湖北；贵溪离鹰潭不远，紧挨福建，一西一东，相距甚远。但是，江西人只要出了省，碰在一起，叙起乡谊，一律以“老表”的昵称招呼，以示一种地缘上的亲近。因此，老乡夏言将老乡严嵩在皇帝面前予以美言，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据明代焦竑在其《玉堂丛话》中所写，这个严嵩是挺能拉这种“老表”关系的：“高中玄为严介溪门生，师生好相谈谑，为编修时，严自内直回，往候之，适其乡人如墙而立，严一至，众张拱以前，高曰：‘有一雅谑，敢为老师道之否？《韩诗》中两语，与目前事酷相类。’曰：‘何语？’曰：‘大鸡昂然来，小鸡耸而待也。’严亦大笑。人素嘲江西人为鸡，故云。”看来，这种乡党关系，从来就有，各省之中，江西最盛。一声“老表”，不亲自近，绝对有可能的。
不过，严嵩之对夏言，或夏言之对严嵩，很有点给江西人丢脸。这两位“老表”，既说不上抱团儿，更谈不到亲近。夏言把严嵩压在屁股底下，让他喘不过气来，凌辱得够呛。严嵩更不是好饼子，以柔克刚，以小事大，一方面向他点头哈腰，装三孙子；一方面在嘉靖耳朵根子底下，日以继月、月以继年地说他的坏话。最后，水滴石穿，到底让朱厚熜对夏言大为光火，砍了这个“老表”的脑袋。如果他们两个始终是文人，只是文人，仙人洞，开笔会；滕王阁，办讲座；鄱阳湖，赛诗歌；井冈山，写小说，这两位必然是文学赣军的主力，足可以横扫大明文坛。可一玩政治，一弄权力，便完蛋了。据说，严嵩的老婆欧阳氏，在他火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曾经浇过他的凉水，“君莫忘钤山十年苦读时”，严嵩一听，虽有醍醐灌顶之感，可他已经身不由己，如同骑在虎背上，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在这场政治角力中，只有奉陪到底。于是，以血为墨，以头做笔，来书写自己人生的句号，两人都未得善终，细想起来，真是不胜悲夫！
唐人王勃作《滕王阁序》，“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西，确实出现不少优秀人才，宋、明两代，尤以为最。夏言和严嵩，这两个基本上的同龄人（严生于1480年，夏生于1482年），不仅是玩政治的高手，在文学上也具有相当造诣。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里，专门有一节讲到这两位首辅的文学成就。
严分宜自为史官，即引疾归卧数年，读书赋诗，其集名《钤山堂集》，诗皆清利，作钱刘调，五言尤为长城，盖李长沙流亚，特古乐府不逮之耳。夏贵溪亦能诗，然不其当行，独长于新声，所著有《白鸥园诗藁》，豪迈俊爽，有辛幼安、刘改之风，其谋复河套，作《渔家傲》词，亦其一也。二公故风流宰相，非伏猎弄獐之比，独晚途狂谬取败耳。
将严嵩的五言诗抬到“李长沙流亚”的高度，恐怕非沈德符一人的见解，而是当时比较一致的看法。连与严嵩有杀父之仇的王世贞，也认为“孔雀虽毒，不掩文章”，不能以人废文，否定他的诗作。后来，清代的纪昀，主编《四库全书》，在其《总目提要》中，对严嵩的诗，也不得不承认其吟咏之工。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谈到他的诗，连他的《钤山堂集》，也难见踪影。诗文之外，这位权奸的书法，同样值得称道。圆润丰腴，浑厚泰然，功力不凡，别具一格，绝非当代那些手中既握权、也握笔的长官级书法家，所能望其项背的。别人写出来的字，是你看它，而严嵩写出来的字，是它看你。字好字坏，厉害就在这里。谓予不信，北京城里至今还留存着他的遗墨，一是卖酱菜的六必居，一是卖中药的鹤年堂（一说为严世蕃所书）。前者在煤市街，后者在菜市口，这两块招牌仍挂在那儿，路过那里，大可贴近体验一番。
夏言《桂州集》的诗词，纪昀评价不高，“集内词亦未甚工，诗文宏整而平易，犹明中叶之旧格”。不过，对他的《南宫奏稿》，较为肯定。“明代典章，至嘉靖而一大变，史志但撮举纲要，不能具其建议之所以然。观于是集，端委一一俱在，录而存之，亦议礼者得失之林，非谓其持论之皆当也”。如今，夏言更不为世人所知，恐怕连当下江西“老表”也早把他忘了，远不如他的同乡严嵩，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心目里所具有的知名度。尽管被唾弃，但从三尺童稚，到耄耋老人，无人不知；从通衢大道，到穷乡僻壤，无人不晓。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晋人桓温所说，“大丈夫倘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就不能说它毫无道理。你要造名，你要炒作，你就得不择手段，你就不能顾你那张脸皮，你就不能不将大司马桓温的名言视为金科玉律。
史称，处于弱势地位的严嵩，始终很想巴结夏言，而且也是十分讨好夏言的；但处于强势地位的夏言，就是不想让他巴结，就是不接受他的讨好。其实，这两位在文学上出类拔萃，在政治上青云直上的江西“老表”，一辈子疏隔嫌隙，是有着久远的互不相能的因缘。第一，严寒素出身，夏世家门第，这种家境的差异，遂决定他们嗣后为官做人的分野，谋事求生的不同。大概自幼穷怕了的严嵩，得权以后，贪欲无尽，拼命攫取，成为永无厌足的吃角子老虎机；从来富惯了的夏言，养尊处优，骄奢侈靡，手中有权，便益发地傲慢恣肆，为所欲为，上下左右，略无半点忌惮之意。第二，严发达早，弘治十八年（1505）就科举及第，成为进士，因为家境困蹙，他必须努力奋斗，方能摆脱厄运；而夏出道晚，也是由于家境优裕，用不着那么悬梁刺股，刻苦卖命，迟至正德十二年（1517）才中了进士。以封建科举的功名伦理来讲，登第之先后，释褐之早晚，也是一种摆谱的资历、要价的本钱。严嵩是老资格、老先生、老作家，当属无疑，夏言不过相当于乳臭未褪的“80后”，也无话好说。因此，这两人虽为乡党，但志向分歧，旨趣不同，品位悬殊，性情有别，彼此存在隔阂，也是一种必然。
正如当代文坛，“80后”可以肆无忌惮地修理老家伙，老家伙还不敢有脾气。而在科举年代，早出道一届，便是终身的学长；即或京剧诸如富连成的科班，有哪个晚辈敢奓前辈的毛？但是，文人有点异类，自古以来，就不大讲究年齿辈分，长幼有序，基本上是你不尿我、我不尿你的相轻状态。你树大根深，著作等身，我硬看扁你，你能奈何我吗？我小荷刚露尖尖角，前途未可限量，干吗要向你致敬？作为晚生，作为后进的夏，对于又是同乡，又是前辈的严，不拿正眼瞧，严也只好咽下这口气，谁让我们是文人呢？同样的道理，夏为侍读学士，直经筵日讲，红得简直发紫。严在南京翰林院，在北京国子监，早九晚五，一杯茶，一张《参考消息》，乃枯坐熬钟点的上班族，相对大红大紫的夏，他的色彩基调灰暗得厉害。俗例，在职务级别的高低上，官大一品压死人，可作为文人的严，灰溜溜或溜溜灰，又如何，文人是不讲这一套世俗道理的。照样不买账那如日中天的夏，照样拍桌子吼一声你算老几，借以消食化痰，出心中这口鸟气。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文人，感情则尤其的丰富。感情丰富，写在纸上，便是洋洋洒洒的文章，但用在待人处世上，那些属于情绪发作的感情，那些属于意气用事的感情，就会冲决思想的控制、理智的束缚，便成了文人精神上无法忍受他人比自己强的致命弱点。如果严嵩和夏言，只是明代官场中的一般的政府官员，常见的技术官僚，泛泛的翰林学士，地方的封疆大吏，这两位江西“老表”，没准会结为很好的搭档。但不幸的是，他们一是有成就的文人，二是有名气的文人，成就和名气，既是资本，也是包袱，更可能是毒药，便决定了他们俩只能做对头，而不会做朋友，更不用说咱俩是老表互相帮衬了。羊和羊相遇，各不相干，大家低头吃草；狼和狼相逢，必有一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就是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的区别。也许他们本来是羊，但到了权力场中，数十年厮混下来，便不能不是狼了。
严嵩此次大出风头的祭奠之行，尽管出于老表夏言的引荐，他心存感激，也是真的，但并非由衷感激，也是真的。因为严嵩不是什么良善之辈，早算了细账：
第一，满朝文武，你找不到比我更符合主祭的人选。
第二，嘉靖皇帝家学渊源，这个文学青年不可能不知道继李东阳之后，在当代文坛上跟这位“西涯先生”有一拼的，舍我其谁？
第三，你要不举荐我的话，或者，你毛遂自荐揽下这份差使，在有识之士的眼里，就要看透你的小格局，小家子气。
第四，不客气地说，阁下在文学这个领域里，相对鄙人而言，还差一点火候呢！
小人，无所谓朋友。用得着是朋友，用不着就不是朋友，通常都是现用现交。因此，可以想象，严分宜不会到夏府登门拜谢的。而且，他盘算好了，通过这次祭奠，跟皇考挂上钩，也就等于跟皇上挂上钩，到那时，你夏言就得看我脸色行事了。所以，严嵩到了安陆之后，便利用这个最佳舞台，充分展现他的表演天才。要眼泪，一把一把；要悲哀，高歌当哭；要悼诗，脱口而出；要祭文，挥笔成章。加之他个子高，跪在那里，也高出众人一头。嗓门大，说出话来，如雷贯耳，满座皆惊。他明白，他这一切，都是演给一个并不在场的观众看的，那就是朱厚熜。他更明白，别看朱厚熜到了北京当皇帝，这里是他的发祥地，“耳报神”会将严嵩的表现，一一反映上去的。看来，要成为出名的人，无论出好名、出美名，也无论其出恶名，出臭名，都需要一种异禀。必须能做出他人做不出，也做不到的举止行状来，必须能想到他人想不出，也想不到的议论名堂来，让人跌破眼镜，让人大惊失色，让人叹为观止，让人五体投地，这才会产生效果，产生反响。
严嵩回到北京，继续把这出戏做足做够，上书嘉靖皇帝：“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明史·奸臣》）因为他那敏锐的嗅觉，嗅出了当今皇上的兴趣所在，爱好所在。于是，他便在报告里，投其所好地大讲祥瑞，大讲灵异，这就是严嵩的奸人异禀的特殊能量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嘉靖是一个极迷信的皇帝，自封“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能二十来年将自己关在西园里练丹熬药，以求长生，不上班，不问政。有事没事，斋戒打醮，一天到晚，烧香念咒，弄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严嵩非常准确地号中这位皇帝的脉，专心致志地撰写道教祷祝用的“青词”（因诗文祭辞书写在青纸上而名），以求朱厚熄之赞赏。明人于慎行在《谷山笔尘》里说过，“嘉靖末年，文学侍从诸臣，多以撰述玄文入值西苑，恩礼优越，百僚莫望焉”。
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发生了壬寅宫婢之变，几个宫女差一点将这位不是东西的皇帝勒死，从此，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此人在位一共45年，有20年不上朝，不视事，这也给了严嵩掌控朝政的机会。这20年里，他永远在西园值班，不分昼夜，24小时当差，随叫随到，恭候差遣，连回家洗澡换衣的时间都挤不出来。那个没有被勒死又缓过气来的朱厚熄，就通过他管理这个偌大的王朝。在此之前，朱厚熄或打或拉，或近或疏，或升或降，或杀或谪，操纵大臣于股掌之上，满朝文武被他管理得无不服服帖帖。先后用首辅七八位之多，每个人都干不长，多则三五年，少则几个月，只有这个严嵩，一干就是二十年，恐怕不仅仅是异禀，而是什么特异功能了。
清代谷应泰在其《明史纪事本末》中感慨系之：“严嵩相世宗，入于嘉靖二十年八月，去位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盘踞津要，盗窃宠灵，凡二十余岁，比之林甫相玄，宠任十九岁，元载辅代，骄佚十余年，嵩且过其历矣！”谷先生不禁奇怪：“考嵩以茸阘庸材，黩货嗜利，帝号英俊，竟称鱼水，嵩遵何道哉？”这就是一种假天真的发问了。第一，严嵩固然不是东西。第二，嘉靖其实更不是东西。民间有句俗话，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混账与混账之间，也是有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心灵沟通功能的。据西方科学家的实验，放在地下室里一块未加收藏的干酪，只要被一只老鼠发现，它发出的信息，足可以使1000米方圆里的同类接收到，并迅速地一齐朝这个方向游走聚集。
因此，从安陆回到北京以后的上书，其实就是严嵩在向嘉靖发出信号，果然，嘉靖响应了。“帝大悦，从之。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明史·奸臣》）
这个结果，当然大出严嵩意外，拿到这纸文书，一屁股坐在那儿，喘不出气来。官倒是升了，却打发到他极不愿去的南京。到南京，就等于被雪藏，被冷冻。而且，此公在冰箱里一待就是五年，不长毛，不发霉，才见鬼呢！呜呼，人的一生，有几个五年啊！严嵩当然不甘心，贼滑贼精的他，根据种种蛛丝马迹，知道这绝非嘉靖本意，而是夏言从中作梗的结果，便把全部的仇恨集中在这位同乡身上。
因为那一年，夏言调吏科，他的目标是礼部尚书，只要登上这个台阶，下一步即为首辅，也就是宰相。若严嵩留在北京的话，势必起到搅局的作用。而且，严嵩还清楚，当时夏言能决定自己的去向，并非朱厚熜赏识夏，倚重夏，而是这位极有心机，极擅权术的皇帝，需要夏言来钳制因“大礼仪”而暴得富贵的张璁、桂萼。严嵩看出来了，拉一个，打一个，是朱厚熄的老手段。夏言还糊涂着呢，竟深信皇帝对这两个江西“老表”的选择，是站在贵溪这边，而不是站在分宜那边。《明史》称夏言：“眉目疏朗，美须髯，音吐弘畅，不操乡音。”夏言认为一口京片子，好讨皇帝欢心，胜过赣西口音的严嵩百倍。严嵩不禁偷着乐，殊不知赣西和鄂东相邻，语系相近，在安陆长大的朱厚熜，听严嵩那土里土气的乡音，没准反而更为亲切呢！
文人尝到权力的甜头以后，通常不能罢手，严嵩当然不甘在南京沉沦下去。必须回到北京，必须挤进那桌权力的最高盛宴中去，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打响诗人的金字招牌，营造强大的轰动效应，别无他计。同时，这也是极有可能进入曾经是文学青年朱厚熜视线的捷径。他可没少折腾，诗集印了一版又一版，墨宝题了一幅又一幅，连卖酱豆腐、萝卜条的咸菜店招牌，都不吝笔墨，可以估计他宣传的覆盖面，该铺得多广多大。幸亏那时没有什么电视选秀，没有什么文学讲坛，否则，他那张肉脸，肯定要充斥于大明王朝的荧屏之上，成为观众挥之不去的视觉灾难。冲这一点，我非常羡慕明朝观众的好命，少看多少张堵心的面孔啊！
哄抬的气氛逐渐造足，炒作的效应日益显现，严分宜终于找到了在文坛之上，那种领袖群伦的感觉。公元1535年（嘉靖十四年），此公大摇大摆来到京师，以文化要人的身份，以首席诗人的身份，以大众书法家的身份，来为皇帝陛下庆贺万寿节。哇！京城处处说分宜，翰林院开他的联欢会，国子监开他的茶话会，老文人开他的恳谈会，全城士子都为他那首表明心志的《东堂新成》七律倾倒。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懒得自藏。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浪。
在一片叫好声中，有人提出来，分宜先生别回南都了，应该留在北京，为文坛添光增彩。正好，“会廷议更修《宋史》，辅臣请留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明史》）
熟悉官场运作过程的内行都明白，凡组织部门决定人事的变动，没有最高当局的点头、认可、示意、吹风，是不会出台的。肯定那位曾经是文学爱好者的朱厚熜，对严嵩一直未能忘情，而且，陛下的文学鉴赏力也足以分得出严和夏的差别，估计，夏言看得出朱厚熄的心思，知道再也挡不住这位“老表”，何况，他也得遂心愿进了内阁。于是，顺水推舟，公元1536年（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命嵩还掌部事”。
如果夏大人，改弦易辙，与这位“老表”重叙乡情，共商国事，也许不至于最后落一个身首异处的结果。通常，大文人，建万世之基业，小文人，争一日之短长，而夏言，大小皆不靠，完全是一个被权力扭曲了的“自大狂”。他将一条狼，当成一只狗，而且呼来叱去，这就只能怪他有眼无珠，自找倒霉了。夏言也许了解严嵩的文学才华比自己要高，但未必了解严嵩的政治智商比自己更高，尤其不了解严嵩的睚眦必报的狼子野心，比自己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从焦竑《玉堂丛话》所载两人的龃龉小节，就懂得严嵩何以“无毒不丈夫”对待夏言的由来。
严相谓华亭公：“吾生平为（夏）贵溪所狼藉，不可胜数，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时，贵溪为首揆，俱在值，欲置酒筵贵溪者数矣，多不许，间许，至前一日而后辞，则所征集方物，红羊、貔狸、消熊、栈鹿之类，俱付之乌有。其二，次揆诸城为从臾，（夏）则曰吾以某日赴，自阁出，即造公，不过家矣。至日，诸城为先憩西朝房以俟。而贵溪终过家，寝于它姬所，薄暮始至。就座，进酒三勺，一汤，取略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长揖，命舆，诸城亦不敢后，三人者，竟不交一言。”
又载：
夏言久贵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媵侍便辟及音声八部，皆选服御，膳羞如王公。故事，阁臣日给酒馔，当会食，言与嵩共事二载，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什器皆用金，与嵩日对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不以一匕及嵩也。
夏言根本不明白引狼入室，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他对自己很笃定，他对嘉靖很有信心，他对未来很有把握，所以，他对严嵩很小看，坚信小鱼翻不起大浪。可严嵩在南京，或许动不了你的一根毛，现在进入这样一个有利的战斗位置，端起枪来，正好对着阁下的脑袋，岂有不跟这位宿敌进行清算的道理？翻阅《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就知道他是如何处心积虑地一步一步将夏言打败，并使其从眼前消失的。
第一步：释疑。
尝置酒邀言，躬诣其第，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启，跽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
子世蕃方官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言欲发其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
第二步：固宠。
十八年二月，景云见。严嵩请帝御朝受群臣贺，嵩乃作《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上之。帝南幸，严嵩从，赏赉优渥，与辅臣等。
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时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沐浴，帝益谓嵩勤。
第三步：使坏。
上在西苑斋居，许入直诸贵人得乘马。言独用小腰舆以乘，上怪之，勿言。会上不欲翼善冠，而御香叶巾，令尚方仿之，制沉水香为五冠，以赐言及嵩等。言密揭谓：“非人臣法服，不敢当。”上大怒。嵩于召对日，故冠香叶，而冒轻纱于外，令上见之。上果悦，留嵩慰谕甚至。
上左右小珰来，言恒仆视之。诣嵩，必执手延坐，持黄金置其袖中，故珰辈争好嵩而恶言。上或使夜瞰嵩、言，言多酣寝。嵩知之，每夜视青词草。初，言与嵩俱以青词得幸。至是，言已老倦，思令幕客具草，不复简阅，每多旧所进者，上辄抵之地，而左右无为报言。嵩则精其事，愈得幸。
第四步：下手。
二十七年春正月，嵩既忌言，会都御史曾铣议复河套，言主之，而嵩则极言不可，语颇侵言。及言请给宝剑，得专戮节帅以下，上亦稍稍恶之。会澄城山崩裂，又京师大风，上益疑。以套议问嵩，嵩诋言“擅权自用”。及退，复上书劾铣“开边启衅”，言“雷同误国”，并自求去甚力。上温旨留嵩，而切责言。帝乃命缇骑捕铣至京，因尽夺言职，俾以尚书致仕。
三月，杀都御史曾铣，锦衣卫阿嵩意，谓铣行贿夏言。
冬十月，言既归，舟至丹阳，复就逮至京，上疏极陈为严嵩所陷。帝不听。值居庸报警，嵩复以言开衅力持，竟坐与铣交通律，弃西市。言既死，大权悉归嵩矣。
不过，严嵩也未能高兴得太久，接下来，他的后任再次上演这种权力争夺战。
看嘉、隆、万三朝首辅的下场，要比时下连续剧，不知精彩多少倍。先是夏言被严嵩弄死，后是严嵩被徐阶整倒，而徐阶最终被高拱搞臭。高拱还没有来得及得意，又被张居正迅雷不及掩耳地干掉。张居正倒是威风了一辈子，可他闭眼以后，万历皇帝差点将他刨坟开棺，燔尸扬灰。这几位进入大明王朝最高权力场的文人，无一不由羊而狼，先咬人而后被人咬，成为历史的话柄。
因此，权力对于文人而言，福兮祸兮，还真是得两说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