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道：“泰昌初，发帑罢税，何论边徼关梁，抃舞讴诵，即穷巷妇女稚子，皆有生气尔。时斗米伯三十钱，民间不见所苦。垂白之老，喜谈朝政。大行诏下，莫不唏嘘掩涕，如丧考妣，果有此事。”以此说法，可以反证前朝万历年间，中国人过着应该还算相当快活的日子。按照封建帝王的败亡周期率，执政年头愈久，国家败坏愈烈，统治危机愈大，百姓受难愈深。万历朱翊钧于公元1573年登基，公元1620年驾崩，在位48年，居然太平无事到他躺到定陵，然后，又接着太平无事好几年，令人不禁咄咄。正是如此，他的儿子朱常洛继位，大明天下，便是张大复文章中誉扬的那个“民间不见所苦”而且“皆有生气”的社会。
有清一代的文史学者，对万历朝多持否定的看法，对万历个人颇不以为然，难道张大复的文字，是在粉饰太平？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写过一首《古井臼歌》的长诗，其创作主旨也是在赞咏他曾生活过的万历年间。“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已是清朝康熙时人的他，用得着拍前朝万历的马屁吗？这几句忆旧的诗，发自肺腑，当无疑义。《古井臼歌》使我们想起唐代杜甫的“忆昔开元全盛日”的《忆昔二首》，诗人，最为感情丰富，时过境迁之后，很容易产生出来对于往昔盛世的怀念。开元年间的李隆基堪称英主，或许值得杜甫留恋，这个胖乎乎的朱翊钧，能够与唐玄宗相比吗？
朱翊钧早年当学童时，还算是一个乖顺的孩子，后来亲政，江山坐稳，则绝对是一个不成器的败类。
第一败，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消极怠工的皇帝，史称：“二十余年不视朝，群臣从不见皇帝之颜色。”（钱穆《国史大纲》）甚至有做了三年御史的刘光复，没见过这位帝王一面，头一回登殿，越次发言，万历大发雷霆，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胡乱插嘴，连叱拿下。吓得他尿屎一裤，顿成土偶人，也就是植物人吧，为历史一大笑话。
第二败，他的行政机构，乃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最为空转无能的政府，史称：“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请简补，不听。三十四年，王元翰疏：‘朱赓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这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九边岁饷缺至八十多万。天子高拱深居，章疏一切高阁。’四十一年，叶向高疏：‘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常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国政事归皇帝独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负责，朝政懒废堕弛至此，亦历史中奇闻也。”
第三败，他还是一个极其能搜括，极其能敛财，极其能挥霍，极其性疯狂的几乎不可救药的最高统治者。到了晚年，他像吸血鬼似的开征各式各样的恶税，盘剥百姓。张大复文中起首所说的“罢税”，就是指朱常洛即位后的德政，废除他老子这些天怒人怨的税政。
第四败，他一生做得最成功的事情，莫过于他未成年前，将整个大明王朝，交给张居正治理；然而，他一生做得最失败的事情，是在他成年以后，对死去的张居正进行报复性清算，而尤为混账的，还彻底否定了实际上已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所以《明史·神宗本纪》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近人孟森对明朝衰亡的脉络，加以梳理：“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于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孟森《明史讲义》）
万历坐了48年的江山，在中国全部帝王中，为排名第五的在位时间最长者，他的后代可就没有这份好命了。他的儿子朱常洛，庙号光宗，年号泰昌，仅1年；他的孙子朱由校，庙号熹宗，年号天启，仅7年；他的另一个孙子朱由检，庙号思宗，年号崇祯，在位17年，李自成进北京，自缢煤山。这就是说，万历的一子、二孙、三朝，共25年，只用了他在位时间的二分之一，就将大明王朝玩得土崩瓦解。反过来思索，万历差不多是在其子其孙的双倍时间内，任意随性，胡作乱为，也没有将这个帝国消费完，还留给朱常洛一个“皆有生气”的社会。在张大复文中与“罢税”同提的“发帑”，足以说明万历虽是一个败家子，但还是给他后人留下相当数量的真金白银。泰昌初，朱常洛能动用内库160万两，以作饷银。这可不是小数目，160万两白银，约相当于现在的3亿3000万人民币。内库只是国库的一部分，可证朱翊钧这个败类，这么大把地糟蹋国帑，竟然还能给儿子留下来为数可观的钱。
万历年间，那富足，那充裕，当是历史的蹊跷了。
隋炀帝杨广，14年工夫，就把隋朝折腾光。朱翊钧胡搞48年，大明王朝安然无恙，绝对应该垮而未垮。他的后人，尤其那个崇祯，不可谓不尽心，不竭力，千方百计想不垮而终于垮了，而且垮得非常之惨。北京人亲眼目睹，崇祯爷挂在煤山那棵歪脖树上，一只脚穿鞋，一只脚跣着，其狼狈可想而知。1949年我来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我在煤山上看到这棵歪脖树，因为它犯过弑帝之罪，用大铁链子锁了起来，以示惩戒。崇祯最后被围城中，士兵乞饷，国库拿不出一两银子，他只有张嘴朝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借。可怜哪，大家像打发一个叫花子似的三万五万地给。想想万历年间的那用不完的钱，哪怕想想万历年后的泰昌仍钱淹脚面，要让崇祯不上吊也难了。
虽然西谚有云：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但我一直认为，万历年间的中国人过得比较滋润。由此推想，万历年间的一众文人，也比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同行，活得更加开心。朱翊钧廷杖起大臣来，也是蛮恐怖的，张居正“夺情”一案，数十位谏官，无不当场剥光裤子，袒露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但他从来不搞文字狱，这实在是了不起，在中国，几乎所有皇帝，都患意识形态恐惧症，防文人比防盗贼还来劲。万历这个人，应该说很糟糕，但终其一生，他没有跟文人过不去过，在这一点上，他要比手上沾满中国文人鲜血的康、雍、乾，不知圣明多少倍。
也许这是万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对性、对钱感兴趣外，不怎么关心文学，也不怎么热衷文艺活动。以当下的网络语言描述，朱翊钧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宅男。除了偶尔视察他的陵寝修建状况，从不露面于公众。唯一的一次，应该是万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为京城久旱不雨，他亲率数千臣僚，由紫禁城出发，到天坛祈雨，然后又原路返回。坚持步行，拒绝坐车，要比今天那些嘴上挂着人民公仆，却以人民父母官自居作威作福者，尽职敬业得多。
所以，万历年间，由于他不管、少管、懒得管，中国文人的活跃，可谓空前，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堪称前所未见；提倡个性解放，摒弃禁欲主张，破除儒学樊篱，冲决礼教束缚，更是闻所未闻。我相信，人类，作为地球上的命运共同体，在其进展的历史长河中，道路不尽相同，步伐未必一致，但必得迈过的门槛，必得经历的洗礼，必得升华的精神，必得付出的代价，是无可回避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也许早一点儿，也许迟一点儿，但不会留下时代空白。这一场与西方世界同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许可能与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疏于对文人的“关爱”，有些什么关联，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文艺复兴运动，是全球走出愚昧，走出奴役，随着资本化、市场化逐步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汤显祖，相继同年离世，虽是偶然的巧合，却是东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难得合拍同调的注脚。
研究这两位戏剧家的来龙去脉，就会懂得他们同时在16世纪展现出超人的戏剧天才，似乎是偶然，但也是必然。第一，这个时代需要大师。第二，这个时代催生大师。第三，一个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而决定这个时代会不会、能不能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是经济，是财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金白银。莎士比亚，这个手套匠的儿子，公元1585年，时为中国万历十三年，从家乡来到伦敦谋生。泰晤士河口桅杆耸立，船旗飞扬，停泊着世界各地的商船，装卸着万国商贸的货物，这座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像烤面包一样迅速膨胀起来。尤其公元1588年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下的英国，强大而且富足。莎士比亚来的正是时候，很快在剧团找到工作，很快因剧本大赚英镑。而伦敦人吃饱喝足以后，就会走进剧场消磨傍晚。文化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商业愈发达，文化消费愈盛行，文化消费的高涨，也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兴旺，这充分说明经济实力的提升，势必推动文化艺术的进展和繁荣。甚至那位不可一世的女王陛下，也成为莎士比亚的忠实粉丝。于是，莎士比亚征服了伦敦，也征服了世界。
同样，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首次演出，盛况空前，造成了一曲《惊梦》万人空巷的痴狂反响。时人誉曰“京华满城说惊梦”“魂兮归来话杜娘”，谈论《牡丹亭》，品评玉茗堂，成为京师的一种新时尚。当舞台上杜丽娘魂兮归来，风情万种地唱起“良辰美景奈何天”时，有多少有情人为之垂泪，又有多少钟情女为之肠断。在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中，有一篇题名“俞娘”的短文，记叙一位酷嗜《牡丹亭》传奇的少女，叹惜剧中人的命运，十七惋愤而终。由此看到《牡丹亭》问世以后，由京师而外省，由中原而江汉，家家咏唱，处处弦歌，一时所及，无不披靡，成不可遏止之势。明人沈德符说：“《牡丹亭》一出，几令《西厢》减价。”清人俞用济说：“《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为它伤心到死！”次年，汤显祖作《南柯记》；再次年，《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成功，是因16世纪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上升的强盛期，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最佳时刻；那么汤显祖的成功，正是赶上了万历年间，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饶的爆发期，使他得以大显身手。可以想象，在灯红酒绿，茶楼饭馆，靓男美女，歌场舞榭，声色犬马，三瓦两舍，丝竹管弦，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后面，颇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在大都市中涌现，然后遍及城乡，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政治集群。这个阶层涌动着强烈消费欲望，其文化需求，和躺在地头上由着太阳晒屁股讲两个荤笑话就心满意足的农民不同，他们渴望着美学价值高一些，文化品位强一些，以市井人物为主体，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文学艺术出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盛世有华章，绝代出巨作，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这样的文化大潮中，应运而生。加之当时，不仅有职业剧团，还有家养戏班，甚至文人如屠隆、如张岱，也都拥有自己豢养的家班。一些名气很大的文人，如王世贞、如徐渭，也都投身戏剧创作，著《梅花草堂笔谈》的昆山张大复，这位接近于双目失明的文人，他的生活来源并非依靠他写的散文那点菲薄收入，而因为他是剧团的职业编剧，终其一生，写了将近四十部戏，才过上差可遂意的日子。
清代赵翼所说，万历年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明人凌濛初作《拍案惊奇》的书前序中说：“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物质的满足，必定催熟精神的丰收。这就是万历年间，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面是文化消费之如饥似渴，经济动力推波助澜，上层建筑风生水起。正如近人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的论断：“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正是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给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突出多元，追求逸乐的特性。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被褒之曰“繁荣昌盛”的万历年间，同样也是以良莠斑驳的色彩、薰莸杂陈的光影而引人注目。
顾炎武的《日知录》，对朱翊钧的看法很恶，他对断送了大明江山的这位昏君，十分愤慨，也是情理中事。但他在谈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时说：“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他所说的这些用来公然行贿的“白金”，即白银，却使我们获知万历年所以“繁荣昌盛”的奥秘。
以银代币，自明朝开国以后，直到中叶，是严令禁止的。为什么到了万历年间，有如此多量的银两，流通于社会，出进于市廛，交换于贸易，乃至于行贿于官场呢？据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的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正是这些真金白银，给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带来了物质的丰裕。这大把银子，若是进入国家财政，当然国就富，若是放在民众手里，当然民就强。而国富民强之后走正道，自然也就兵精粮足，兵强马壮。有了巩固的国防，外敌不敢觊觎，边寇不敢启衅，这是中国盛世王朝必走的强国、强军、强民之道。
然而，万历年间，却上下一致地反其道行之。其实，明代的奢靡，嘉万之际，就成风气。生于嘉靖晚年，死于万历初年的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中，说他“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留宿斋中，次早用梅花银沙锣洗面，其帷帐衾裯皆用锦绮，余终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击者，闻其家亦有金香炉，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如果再看一看万历四十二年，为他爱子朱常洵就藩洛阳，那花掉的银子足够当时中国人吃上好几年。这从上到下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丰裕，都是由于太有钱的缘故。万历一朝，存活48年，历史评价不高，但却是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白银储存的王朝。如此海量的资财，不花白不花，遂大肆挥霍，极尽奢侈腐败堕落无耻之能事。滋长民风浮躁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沉沦。
现在回过头去看：第一，若是天假以年，张居正能够做完他想做的匡国救时的事情。第二，若是造化成全，朱翊钧只是一个庸常之主，不指望他特别的优秀，只要求不那么混账和浑蛋，多少听得进人话，多少做一点人事，多少差强人意的话，也许一部《晚明史》，就不是从他朱翊钧开头叙述了。
历史，当然是不能假设的，可历史留下的教训，对于后人总是有益的。万历之失，其实有二：一失于未能因势利导，跟上第一次资本主义上升期的全球化运动。二失于未能居安思危，一误再误，一错再错，大明王朝从他这里，走上衰亡的不归路，谁也救不了它了。
因势利导，居安思危，不也是当下中国人应该在意的命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