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伟大的学说，随着它的创始人的逝世而被其信徒加以歪曲，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事情。打开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新柏拉图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等为数众多的学说，都是在被歪曲之后冠以“新”的名称而重新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也难以避免戴上这顶“新”帽子的命运。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实践派等等学术宗派“解释”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呼声也曾一度振聋发聩。
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主要由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所构成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异化问题的关注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它们企图通过对总体范畴的重新发现，去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去构筑一种所谓“人的解放”的道路和关于人类未来的乌托邦幻想。
1.1 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舛误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被肢解了。因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经济决定论”、“斯大林主义”等等概念一下子堆积到了我们面前。这便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只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着多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者看来，无疑存在着多种马克思主义。而在我们看来，多种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
实际上，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就已经开始。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挑选和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的过程，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1]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增强和信奉者队伍的扩大，一种误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也在增长。这就迫使马克思作出声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
马克思逝世后，特别是从90年代初开始，几乎在西欧各国都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一些青年著作家往往把它作为一种装饰品塞进自己的作品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崛起的“青年派”就是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和“社会宿命论”。保尔·恩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认为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经济关系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人。所以，恩格斯愤怒地指出，“青年派”这批“聪明透顶的博士”对马克思的歪曲是一场“大学生骚动”。
同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青年派”身上，就是在拉法格、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与追随者那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的倾向，尽管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的贡献已有定论。比如，拉法格把马克思主义称作“经济唯物主义”，这看起来只是用语上的不准确，实际上却表明他思想中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这一点恰恰是恩格斯晚年所极力反对的。
梅林在理论著述中，较多地注重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他在反击论敌时，“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3]，而当他研究历史时，却同样犯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因而，他不知道怎样去充分地揭示社会生活各种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总是过多地注重经济的方面。当然，梅林是幸运的，他的错误立即被恩格斯指了出来。
在第二国际后期，特别是在考茨基那里，马克思主义被曲解成一种带有浓重宿命论色彩的机械决定论，尽管“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4]，然而，考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点也不理解”[5]。他割裂历史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片面地强调经济必然性，把历史规律理解为某种凌驾于人和阶级之上的力量。特别是在考茨基晚年的著作中，宿命论的观点越来越变成了他的世界观的基础，他从此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片面化、教条化、庸俗化。当代西方学者把考茨基谑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如果这是就他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经济事实出发”来考察历史和社会的原理演化为宿命论的“经济决定论”，并将其作为教条这一点而言的，那是不无道理的。
考茨基由于不理解辩证法，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仅仅把理论的作用归结为指出实践的目的和描述经济的机制，不认为理论可以在与实践的结合中直接结出硕果，所以，在第二国际领导人中，他是最轻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活动对社会的改造作用的一个。当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时，考茨基关于经济必然性的宿命论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而是为了维护这种错误观点去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伟大革命实践。在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正是用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及时总结经验和发展理论的大好时机，然而，考茨基却宁愿为了决定论的信念而牺牲实践。所以，他沦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唯物史观》是考茨基用来总结自己一生理论活动的著作，也正是在这本书中，考茨基把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了社会历史的一切重大领域，用达尔文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唯物主义”的过分推崇竟使他站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面。比如，在解释国家起源问题时，他甚至批评恩格斯关于国家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从社会内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还不够唯物主义。在他看来，只有用征服和对财富的掠夺才能真正唯物主义地解释国家的起源。同样，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考茨基都试图把它们抽象地纳入他的机械论范畴之中加以解释。
与考茨基相比，普列汉诺夫有着高度的哲学素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远较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们深刻得多。不幸的是，经济决定论的幽灵也同样纠缠着他，他为历史唯物主义描述出了一个简单划一的机械图式。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普列汉诺夫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和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一）生产力的状况；
（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给一个相当的位置，同时是跟折衷主义完全无缘的，这种折衷主义除了说明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影响之外，就不能更进一步，甚至它没有怀疑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事实还没有解决它们的起源问题。“这是一元论的公式。这个一元论的公式彻头彻尾贯穿着唯物主义。”[6]这个“一元论的公式”也恰恰是后来斯大林进行“宣教”时的“圣经”。
由于普列汉诺夫所遵从的是这样一个公式，所以，他同样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意义，不能理解革命政党、革命理论的意义，只能够宿命论地消极等待革命的自然发生。因此，当列宁在1917年4月发表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常称《四月提纲》）中提出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时，普列汉诺夫却站出来斥责列宁是在说“梦话”，说这篇文章是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7]。
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路线被斯大林继承并加以发展了。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相比，斯大林所具有的只是对世界和历史的常识性理解，而这种理解又成了他系统概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所以，他比第二国际理论家更具有机械决定论的色彩。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积极的实践者，斯大林也竭力想使自己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但是，在19世纪以来的哲学成就和科学成果面前，斯大林表现出了极端的外行。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像列宁那样站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巨人的行列中。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斯大林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整体描述，而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血肉之躯变成了干瘪瘪的教条。他作出了努力，但在别人看来仅仅是随意画出的一条线，至多也只是画出了主干的骨骼结构，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丰富内容被全部忽略了。这也就是许多当代学者所指出的，斯大林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线性决定论”。
在斯大林那里，论断多于证明。即使证明也只是引用一些个别的经验事实，整个世界被他纳入了决定与被决定的简单图式之中：自然界是一个规律的体系，是联系和发展的必然性驱使着的由量变向质变的过渡，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只在于复制着自然界的规律。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8]。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被排除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范畴之外了，成了一门应用和推广“自然观”的具体学科。
斯大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理解表明：他不懂得社会历史领域的复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特殊性，他一味地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使“社会历史科学……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9]。他没有意识到，当自己宣布“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时，与宣布“人是机器”站到同一个基点上了。社会历史与自然界不同，它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是人的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在社会历史科学中，撇开人和人的实践，简单地用自然规律来类比社会规律，这种做法还远远未达到考茨基的经济决定论的水平。斯大林一方面宣布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观的推广和应用，另一方面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一整块钢铁铸成的”有机整体分割开来，使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分离。
在斯大林这里，辩证法在唯物主义的坚定性面前相形失色，即使他在谈论辩证法时，他所谈论的也仅仅是相互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等等几条简单的结论和一些现象描述，辩证法的本质根本未被揭示出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专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除了术语之外，它的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都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
肇始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这条思想路线带有较多的人本主义色彩，它在批判考茨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借口下，企图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用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用关于世界和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来取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伯恩施坦是以恩格斯思想遗产继承人面目出现的，他把恩格斯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看作他改良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而恩格斯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则成了他用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然而，由于他与康德主义、费边主义调情的时间太久，以致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整体的认识，所以，他仅从经典著作的单篇文章或只言片语出发，是必然要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要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为他的改良主义张目。
伯恩施坦强调社会历史领域“因素的多样性”，反对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偏重。他认为，在恩格斯那里，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10]。“纯粹的经济原因首先只是创造接受某些思想素质，但是这些思想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一系列影响的协助作用。如果一上来就认为，坚决地强调除了纯粹经济性影响之外的其他影响和考虑到了生产技术及其预测到的发展以外的其他经济因素，就是折衷主义，并且高傲地加以拒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害多于利的。”[11]在这里，伯恩施坦名义上是要否定一种推崇“纯粹经济因素”的庸俗观点。实际上他的目的则在于抛弃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以便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让“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因素有比从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12]
应当肯定，伯恩施坦的用心是良苦的，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手段，这是他所思考的中心。而且，他也极其敏锐地觉察到教条主义所具有的空想性质及其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危害。伯恩施坦指出，教条主义者“画了一条界限：这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边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有系统的工作”[13]。在他看来，“即使是最科学的理论，如果对它的结论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也会引导到空想主义”[14]。伯恩施坦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他用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相对立时，当他因反对经济决定论而抛弃唯物主义时，无疑是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迈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
因为，伯恩施坦虽然提出了一种用康德主义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但是，他与他的论敌即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一样，对哲学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他无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全面修正的宿愿。只是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麦克斯·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那里，修正主义才得到系统的哲学表述。
麦克斯·阿德勒“一贯主张以认识批判论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一方面承认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乎全部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却始终坚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基本原理作极端唯心主义的解释”[15]。阿德勒深得康德哲学二元论的精髓，即把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分离开来，然后进一步论证社会历史过程的精神性质。阿德勒也谈论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但他所理解的经济关系，“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人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同时在本质上也就是精神关系，这就是说，经济关系永远包含着人们的一定的、有目的的活动”[16]。可见，在阿德勒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也被“修正”了。他经常使用“唯物史观”这一术语，其实，这一术语的准确含义应当是“唯心史观”。
既然阿德勒抽去了“经济关系”的物的性质，那么人与人关系的彻底改变并不取决于废除剥削与被剥削的私有制度，而是依赖于精神的解脱、文化的发展和政治自由的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点，最方便的途径就是与资产阶级进行合作。作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奥托·鲍威尔则努力使阿德勒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成为该党的行动纲领，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置于民主夺取政权的统摄之下，认为任何其他的方式都只不过是这一方式的消极补充而已。
与考茨基等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强调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认为社会主义是来自于某种“自律能力”和“能创造自觉责任原则”的人类意志的，是建立于一般的、抽象的人的价值基础之上的。应该承认，在经济决定论那里，达尔文主义的虚假的科学形式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价值因素，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有着很大的价值的。但当他们走向另一极端时，其结果也与考茨基等人一样，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模式中去了。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考茨基捡起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却重新用人的意志理解世界和构造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遭到这般肢解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悲剧。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来说，它并不包含产生这种悲剧的因素。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在创立自己的伟大学说时，还是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时，时刻注意理论的全面性，一旦发现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过多地强调了这一理论的某些方面而遭到误解时，总是及时地予以订正。然而，第二国际后期开始出现的“两种马克思主义”倾向却是事实，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悲剧性结果。形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质泯灭了，不管是考茨基、斯大林，还是伯恩施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都从这一总体中分解出自己可以接受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他们各自都可以扮演着半个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并获得一种片面的理论。然而，用一种片面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必然要失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理论上的片面性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索的前车之鉴。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总体问题。总体问题的提出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作出的最辉煌的贡献，是他们为自己立下的一座纪念碑。不过，他们虽然提出了总体问题，但却没有真正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旧的哲学传统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提出总体问题，而不可能像他们自己所期望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现存世界的理解和批判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会随着总体问题的提出而获得解决。
1.2 历史的契机
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认为，20年代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主题的创新”，即“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或政治问题了”[17]。的确，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乃至绝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学者、教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他们的理论活动有着与经济发展和政治运动疏远化的倾向。但是，如果因此而断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20世纪一切重大历史事件无关的学术思潮，未免失之偏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流派，每一种新思想的提出，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对于从卢卡奇开始到今天仍然活跃于理论舞台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欧洲革命的失败、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莫斯科审判及斯大林主义、匈牙利事件、苏军入侵捷克、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热秋”、波兰工人罢工、苏军入侵阿富汗、战后科学技术勃兴的社会后果以及当代生态运动等等，没有一件停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界之外。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对欧洲革命失败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使社会矛盾更加深化，更加尖锐，因而也造成了巴黎公社以来鲜有的革命时机。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鼓舞了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于是，从1918到1923年间，德国、匈牙利、芬兰、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工人起义和人民起义，无产阶级起来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德国、匈牙利、芬兰等国在革命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意大利发生了工人夺取工厂、农民夺取土地的运动。其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1918至1923年欧洲革命运动的失败与第二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就表露于外的形式看，这一期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了工人起义，有些国家甚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像俄国那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实际上，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革命是根本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因为深刻影响着中西欧各国共产党革命策略的是考茨基提出的所谓“消耗战略”。
1910年，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在怎么办？》的长文，在文中提出：通过工人运动包围资产阶级的堡垒，对它釜底抽薪，使敌人不得不经常付出重大代价；工人阶级不断地分化敌人，直到最终攻下敌人的堡垒。考茨基的这个所谓“消耗战略”实际上是完全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机械理解基础上的，即把资产阶级的统治看成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实体之外的、不变的堡垒，消极地等待着无产阶级去破坏它和最终攻破它。考茨基的这个错误设想，在欧洲各国党内都颇有市场，因此，在1918至1923年的欧洲革命运动中，就会出现革命党在行动中犹疑不定，经常被运动的步伐推着走的情况，革命党根本谈不上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和全局性的战略策略。
第三国际在总结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并未认识到革命失败的这一原因，反而认为是由于中西欧各国共产党不够成熟，运用暴力不足，即未能够通过一两个战役全面击溃资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也就是说，中西欧各国共产党是由于没有严格地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去做才导致了失败。第三国际的这些看法与考茨基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即把革命问题简单化为经济的问题或政治的问题，把着力点放在革命的方式问题上，对于革命的条件、对象等方面的状况根本不予考虑。
其实，中西欧各国在革命过程中也一度极力仿效俄国革命的模式，可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中西欧，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在东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尚未完善，其经济基础也相当薄弱，资产阶级意识只是在比较有限的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中西欧的情况则不同，在这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带有“总体”的性质，它不仅依靠国家暴力，而且更多地凭借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在中西欧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资产阶级在思想、精神、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对广大人民有着很大的欺骗性，人民对它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经济宿命论又破坏着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所以，欧洲革命运动流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对革命失败之根源的分析，卢卡奇、科尔施等第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中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是“总体革命”。它既不属于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政治主义”，因为这两者都是片面的。“总体革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而且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应当成为先导，以便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势，争取人民，使他们树立起革命的意识。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对法西斯现象的分析是卓有成效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失败中，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经济迅速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到了2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进入30年代，这种危机的加深导致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具体地讲，这种危机是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与市场萎缩、劳工利益与资本增长、垄断集团与民主制度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面对危机，社会试图通过极权化来解决矛盾。因此，在德、意等国，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
1918至1923年的欧洲革命期间，无产阶级充分显示过自己的实力，对此，大工业资本家记忆犹新。因而，他们利用法西斯主义来转移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威胁，并使法西斯主义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而法西斯主义在掌握政权之初，也确实通过中央集权加速了资本主义垄断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它代表了垄断资本主义取缔自由资本主义的趋势，而且把这一趋势发展到极端化，把国家权力强加到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统治制度中固有的非人化和异化也发展到了极点，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垄断集团，开始以公开的暴力和恐怖统治取代利用资本而进行的隐蔽统治，官僚和警察直接地、露骨地和经常地运用暴力和高压手段，撕去虚伪的法制面纱，残酷镇压群众，使国家成了一台真正的恐怖机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人的经济片面性也赤裸裸地以政治片面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横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从30年代末期起把批判法西斯主义作为首要任务，它的一些主要成员写下了大量的有关著作。其中，霍克海姆的《独裁主义国家》（1940）从政治上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特征，指出它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和警察统治，具有极权主义的压制性；弗洛姆的《逃避自由》（1941）着重分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机制、阶级背景和社会基础；阿多尔诺等人的《独裁主义人格》（1950）研究了极权制度所特有的态度、信仰和神话根源；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1941）则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批判了法西斯主义和实证主义。所有这些著作都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揭露极权国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控制，以及个人性格的泛化和人性的被肢解，呼吁总体的人来承担健全的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法西斯主义时也涉及斯大林现象，但真正全面系统地对斯大林现象作出研究的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萨特是从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开始用存在主义去“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这一时期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揭露引起很大震动。因而，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认真分析了斯大林现象。
萨特认为，斯大林现象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恶果。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却分裂了欧洲工人运动，使欧洲革命陷入低潮，而恐惧了的资产阶级则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因而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建立广泛的社会主义联盟，鼓励和支持欧洲的革命运动；另一条是封闭自我、急功近利地维持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张走前一条道路，而斯大林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斯大林取得了胜利。因而，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上放弃了对世界革命的关注，把目光转向苏联内部，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向帝国主义作出让步；在理论上则强调俄国特殊论，小心翼翼地把马克思主义地方化、民族化，使之适合于俄国的落后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需要在实践中相互依存”的思想被抛弃了，俄国人希望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行动都从属于苏联的建设性防御。所以，出现了苏共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和专政。同时，俄国的落后性和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又决定了这个国家必须实行一种专制的制度。
苏联“一国社会主义”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工业化。在工业化的环境中，作为自由的实践有机体、作为共同个体的工人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苏维埃人”。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通过一种压迫和强制的方式，把工人阶级分散到不同的群集之中。苏联工业化所带有的这种压迫和强制的性质，导致了管理者同群众之间矛盾的出现，形成了非对抗性的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制度上层的管理者，成为享有特权的官僚主义阶层，这种情况造成了与布尔什维克平等主义原则相抵牾的现实。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本来是要建立一个由工人完全控制生产过程的社会，但在匮乏和外部威胁的情况下，领导者却不得不尽快克服物质资料的匮乏，发展重工业。为此，就必须鼓励群众对生产的兴趣，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兴趣不可能成为工人本身所具有的一部分。所以，就必须借助于等级工资制来激发这种兴趣。等级工资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管理者对群众的压迫和强制，但却把官僚主义特权化固定了下来。
萨特根据同样的思路阐述了关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他认为，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及其环境，决定了它的主权机关只有通过把权力放在一人手中才能得以生存和活动，即要求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作为统一人民的方式，既让人民在生产中作出最大的努力，又在政治上消极和相互分离，让他们只从属于领袖个人的意志。
总之，在萨特看来，苏联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特权化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造成的，避免这一切的唯一途径就是世界范围的“总体革命”。各国无产阶级通过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广泛社会主义联盟，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使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不会因“物的匮乏”和外界威胁而得不到贯彻，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和在个性的充分发展中按照自己的特性去改变历史。
科学技术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场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科技革命，社会生产自动化水平迅速提高，从而使生产力获得了大规模发展。尽管科技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大部分已经“白领化”，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得到空前的改善。这些情况显然与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时的古典资本主义不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要求思想家们作出新的思考和得出新的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虽然他们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却是值得肯定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富足社会”并未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这个社会依然是病态的社会。基于人本主义的立场，他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作出了认真的考察，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人的生活条件而言，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富裕，解除了物质的匮乏，实现了人的需要的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为人们提供了质高量多的各种消费品，如高级轿车、住宅、组合音响和厨房设备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安逸舒适。但是日新月异、琳琅满目的新产品，却让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中认识自身、寻找灵魂，好像人们就是为了得到这些商品而存在的。所以，人们成了需要的奴隶。
就人们的劳动条件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的实现，使肮脏而强烈的体力劳动减少了。然而，随着工具的复杂化、精确化，它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在不断地增强。与以往相比，人愈益沦为机器操纵的对象。人的一切，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甚至只是机器的一部分，仅仅在履行一部分技术操作的功能。个体的人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原子，人的智慧和感觉都变成了管理的对象。
就人的精神生活而言，当人们的需要得到扩大和满足，生活越来越安定、富裕和舒服的时候，人的独立辩证的思想、自主性和批判能力开始丧失，他的精神开始被操纵和驯化，他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生活寄托在电视、广播、报纸、商品广告的刺激性宣传上。
就人们的政治生活而言，一方面，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高度发展了的生产率，把整个社会动员了起来，产生了一种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之上的利益，政治权力通过机器生产过程和国家机构的技术组织控制，成功地动员和组织、利用高生产率维护自己的存在，人们通过消费品的中介被牢牢地束缚在形形色色的官僚制度上；另一方面，人们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不自觉地放弃了持异议和抗议的革命意识，放弃了个体自主性的要求，丧失了对任何统治因素的抵抗能力、否定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因而使自己屈从于统治和变成统治制度的消极工具。
总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强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人们能够越来越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增加生产，增长福利，制造宝贵的消费品。但是，这一切是通过空前的组织起来的方式实现的。而“组织”又是建立在技术设备和技术结构的基础上的，即它通过工艺共同体把劳动中的个体结合在一起。然而，由于分工，个体仅仅是工艺共同体中的一个原子，从属于技术理性的统治而服务于高生产率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爱欲受到压抑，个体的存在遭到损害，个体成了没有思想、没有自主性的、自我感到幸福的奴隶。所以，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却存在着巨大的对人类进步的否定，存在着非人性化和对人的无情摧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今天，人已经成了无个性特征的机器，是外在于科学的科学从属物，人的一切都是为科学服务的，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必须以技术装备为模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向往一种无劳动分工、无商品、无剥削、无异化和人的个体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人的精神得到完全的解放，人性完全恢复，人不仅和自然界处于统一和谐的关系中，而且人与人之间达到以爱为基础的和睦相处。
从上述可以看出，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当代世界的一切重大社会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并不是来自于“象牙之塔”的无根据的空想，虽然他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有时显得令人难以接受，但问题本身是不可否定的。因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除了卢卡奇之外，几乎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未曾打算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尽管萨特、马尔库塞等人在“五月风暴”期间非常活跃，但很难说促使他们行动的动力是根源于他们的理论的。在某种意义上，“五月风暴”只是增加其理论色彩的调味品而已。因而，如果就此而言，说新马克思主义远离实践是正确的。
1.3 渴望总体
从历史顺序看，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二国际的理论遭到破产之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扭转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拉向后退的局面，恢复“总体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初的理论任务。因而，在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著作中，几乎一切重大理论问题的阐述都是从第二国际理论的“对立面”展开的，就连研究的领域也打上了这种“对立面”的烙印。比如，第二国际时期，无论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还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在哲学方面都极其浅薄，因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大都从哲学研究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在当代学者为新马克思主义开列的书目中，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到科西克的《具体辩证法》，都可以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
对于专门从事社会、历史和人的研究的学者来说，如果不是从哲学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是很难在思想史上有所建树的。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就是从哲学开始的。他赋予了哲学以批判的、革命的功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8]当然，马克思这里讲的哲学并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指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武器和共产主义理想，它包含着转化为现实的积极要求，并现实地发现了无产阶级这一实现自身的“物质武器”。
显然，马克思对哲学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当恩格斯回顾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历史过程时，也毫不含糊地把哲学看作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出现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说，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的。“英国人由于国内贫困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的迅速加剧，他们通过实践达到这个学说。法国人是通过政治达到的，他们起初只是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但当他们意识到这还不够的时候，除政治要求而外，他们又提出了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19]恩格斯甚至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的民族”。
因此，我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哲学家。理解哲学家必须具有哲学的头脑，当考茨基无可奈何地坦白“哲学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时，无异于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真实联系是不清楚的。考茨基由于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懂得不同哲学思想之间的区别和对立，以致他最终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和经济学说。可见，不懂哲学是不可能具备总体观念的，而缺乏总体观念往往意味着思想的混乱。新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哲学研究是很可贵的，所以，他们能够提出“总体”范畴，表现出强烈的对总体的渴望。遗憾的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哲学随时准备实现自己。
当然，新马克思主义的老一代代表人物是比较重视实践的。卢卡奇、科尔施都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匈牙利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卢卡奇担任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文化和教育委员、匈牙利红军第五师团政委，后来又在纳吉政府中担任过文化部长；科尔施担任过图林根工人政府的司法部长。他们的著作也比较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观点的研究，无论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还是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都把实践范畴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
但是，在对实践的理解中，他们由于对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过分强调而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天平上向后者倾斜了过去。在新马克思主义其后的发展中，是不乏关注现实问题的理论著作的。如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批判，萨特对现代人的异化的关注等等，或在激情勃发、或在沮丧充溢中包含着渴求实践的倾向。不过，在他们那里，实践更多地从属于理论建构的需要。他们接受了卢卡奇、科尔施这些老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倾向，越向前走，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前提。特别是，他们把研究对象的范围仅仅局限于社会历史，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物化、异化，他们研究的起点大都是意识、心理、意志等因素，这就决定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总体，成了充满唯心主义色彩的海市蜃楼，而他们关于总体的理论也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总体的理论构想包含着解决近代西方哲学理论冲突的尝试。
在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信仰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哲学自文艺复兴以来孜孜不息的努力。20世纪西方哲学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更加显示了哲学的魅力和存在的根据。在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过程中，西方哲学形成了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等等许许多多相互分离、彼此冲突的思想流派。尽管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有时此消彼长，有时我隐他显，各个流派都于发展和停滞、消亡与再生的浮沉中画出了自己的轨迹。这些流派站在不同的基点上，从不同的视角塑造着人类精神的恢宏大厦。不过，其工程都是在“三维空间”中进行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是在完整的“四维空间”中建造着人类的精神大厦。显然，马克思的理论努力并未真正为当代人所理解。所以，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是绕过了马克思来承续西方哲学的传统的。尽管他们在探索这些问题时包含着许多更为深刻的见解，但毕竟缺乏马克思主义统摄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整体与个体、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信仰的总体性特征。所以，20世纪哲学迄今为止尚未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起点的高度。
与20世纪诸多哲学流派相比，新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既熟悉西方哲学传统，又了解马克思，因而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建立在生活、实践观点上的总体理论只是一项伟大工程建构的开端，它为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整体与个体、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信仰等问题留下了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无限空间。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起点来不断地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然而，新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完全陶醉于当代西方哲学理论探索的合理性成就，采取一种偷懒的做法，试图不费力气地用现成的当代西方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就难免使他们以“聪明的懒汉”的形象展示于世人面前。由于这个原因，新马克思主义也陷入了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冲突之中，而没有最终解决这些冲突。
当然，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是一群推销“新娘”的推销商。他们不断地使马克思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等现代哲学流派联姻，并用现代哲学“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同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古典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了，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能够维系下去，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现代化。
要求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是无可厚非的，马克思主义与以往思想体系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着的思想体系，它随时准备吸收当代科学和哲学研究的积极成就。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明证。然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像列宁那样科学地分析当代社会的特征和批判地总结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成就，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借助于简单的类比，一旦在现代哲学流派中发现些微与马克思主义可以相通之处，就迫不及待地去用它们“补充”马克思主义。而且，这种进行“补充”的工程一旦开始，“补充物”便成了一把用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的尺子。基于这把尺子，似乎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任何批评都是理直气壮的。
如上所述，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社会与历史、理性与非理性等是近代哲学所共同关注的主题，无论哲学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使它们分离或统一，作为具有共同主题的哲学思考之间总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我们在研究不同的思想流派时，首先应看到使它们相区别的根本所在，然后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合理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吸收当代科学和哲学成果时也需循此路径。如果像新马克思主义那样，简单地用当代哲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反而会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其本质，从而演化为一种超越于一切社会和一切阶级的、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思想体系。历史证明，这种思想体系是不存在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新马克思主义自以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而自视高于“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
从卢卡奇、科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广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触及了社会与人的一切可以进行哲学探讨的方面。即使在“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批判的锋芒也从未钝化过。比如，阿尔都塞为了批判的目的研究了资本主义用以阻碍革命发生的手段。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对象虽然有所不同，但就其批判的激情而言，丝毫也不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仅仅举起批判的旗帜就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未免过于轻率了。早在马克思之前，从康德到黑格尔早已形成了批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之所以超越了旧的批判传统，是由于马克思在进行理论批判的同时，也要求进行物质的批判。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为物质的批判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批判是非常激烈的，但这种批判活动仅仅限于知识界的范围之内，从来也没有准备与他们试图要代言的阶级结合起来。应当说，他们要为哪个阶级代言也是不清楚的。本来，60年代后期西欧青年造反运动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契机，然而，这种结合却没有真正发生，即没有使理论成为系统的行动纲领。这也证明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并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质。所以当新马克思主义者朗诵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伦敦海格特公墓中的一个墓志铭时，却努力想使自己挤进这句话中的“哲学家”行列。他们并不打算把理论的批判转化为现实的批判，尽管他们就实践问题作了很多文章，但依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抽象地谈论总体问题。当他们“重构”马克思主义时，所追求的是理论的完善性和合理性；当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掩饰下用各种当代资产阶级社会思潮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时，恰恰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新马克思主义在“恢复”、“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用20世纪哲学的非理性色彩浓妆淡抹地打扮自己。卢卡奇对主体觉醒的重视，萨特对内心体验的宣扬，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类情感的推崇，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性解放的追求……无不是非理性主义的表现。
作为一种哲学思潮，非理性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对欧洲哲学理性主义的反叛。进入20世纪，非理性主义越出了人本主义的界限，日益向科学主义的领地渗透，成为20世纪哲学思维的一大特征。这向人们表明了非理性思维的重要性。特别是，20世纪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从总体上改变了19世纪非理性主义的那种激烈的反理性色彩，抛弃了19世纪非理性主义的贵族式的傲慢气和超人的苦恼，向着理性与非理性整合的方向发展。尽管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并未在20世纪哲学家们那里得到最终解决，但这种整合毕竟反映了人类思维进步的趋向。新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哲学中吸取非理性主义的营养是应予肯定的，它也正是由于发现了非理性这块新大陆，才给总体理论增添了许多血肉，使其更加丰满。新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足之处，仍然是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如何吸收当代哲学成就的问题。所以，它想“补充”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时，却扭曲了马克思的形象。
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是一曲悲歌。革命已经失败和革命的前途渺茫所引起的苦闷、对异化和人的失落的无可奈何……是这曲悲歌的主旋律，至于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多样性，只不过是渲染这一主旋律的复调而已。虽然，新马克思主义者为这曲悲歌加上了“追求总体”的标题，但“希望”自始至终也无法冲淡悲怆的感受。所以说，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总体范畴作为方法，其有用性未被证实；作为目标，只是理论的终极关怀；作为理想，是科学的沦丧和乌托邦的再兴。
从总体上看，总体范畴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标志。尽管不同的派别对总体的理解大不相同，但就其强调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期求社会的总体变革，呼吁总体的人的出现等方面而言，他们之间是有着一致性的。因而，可以借助于总体范畴对新马克思主义加以总体的把握。不过，新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社会历史，因而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总体是否是哲学上的最高层次的范畴就非常值得怀疑了。事实上，自从卢卡奇把自然看作社会范畴而拒绝对自然界作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之后，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关系已完全被割裂了开来。这是一种为了总体的可理解性而放弃对整个世界的总体把握的做法。由于离开了自然，总体的可理解性恰恰成为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了。
如上所述，没有对总体范畴的真正理解，必然会造成思想混乱。新马克思主义并未达到对总体范畴的真正把握，所以，其思想也是极其混乱的。作为总体观念的基本要素的自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历时态和共时态等等问题，在不同的思想流派那里，被分割开来，并被片面地发展了。
1.4 与20世纪科学思维的契合
新马克思主义对总体范畴的重视，反映了20世纪科学的思维走向。
历史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同处于一个时代的科学家、思想家之间也许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交流，但往往会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相似甚或相同的结论。即使研究的领域相距甚远，人们也可以从中发现类似的思想方法和走向同一目标的共同趋势。如果历史学家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试图去搜寻某一学科影响另一群学科、某一思想家影响另一群思想家的例证，不仅会显得学究气十足，而且所获得的联系也往往是十分牵强的。对于这种现象，唯一合理的理解应从科学史、思想史以至于整个人类史的总体出发。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看到每个时代所独具的主导思维方式的轮廓。
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强烈的反科学主义倾向，但20世纪科学思维中的整体论观念又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有着极其惊人的相通之处，这是时代主导思维方式使然。
15世纪后期，随着近代科学门扉的开启，“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的这一最初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领域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20]。科学家首先需要对自然界的万千事物加以定性，而注重事物之间异质的方面则是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关键。事物间异质性程度的深浅、量的意义上的差别，是对事物作不同层次分类的标准。因此，这个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对整体加以分解、分析的方法。17、18世纪的生物学就是这种分析、分解方法的典型应用。也就是说，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首先把事物与周围的其他事物隔离开来，孤立地进行研究。
分解、分析的方法能够使研究深化，这是无可否认的，但这种方法却割裂了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一般说来，对事物的分解越细就意味着事物越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人们便越不能从总体上来把握事物的性质。分解、分析的方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21]。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机械观，它是与哥白尼、伽里略、牛顿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培根和笛卡儿对分析性和数学化推理的强化，使这种方法和观念影响着整个近代科学。
19世纪的科学家正在为分解、分析方法的成就而志得意满时，却迎来了挑战。亚原子的发现和量子理论的建立，表明了世界不能最终分解为一些独立存在的、相互孤立的部分，从而预示着20世纪科学整体观的出现。尽管恩格斯早已从能量守恒与转化、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的科学发现中提升出科学总体观的思想，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机械观却是在自身发展中碰壁之后才真正走向衰落。
人们在论及20世纪科学整体观时，总喜欢从黑格尔那里谈起，从本世纪黑格尔哲学在英语系国家的中兴中，找寻整体观念的真正来源。这样一来，似乎是科学家由于从哲学那里获得了灵感才推动了20世纪科学的发展。对此，我们姑且不论，但科学和哲学毕竟走到一起来了。尽管20世纪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中还有一批精于“拆零”技巧的人，但科学整体观已如此深入地渗透到所有科学领域，成为20世纪科学所共有的思维方式。
在生物学中，生物有机论早已发现了机械论观点和分解、分析方法在生物学领域中的困难。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是不可能被分解为许多独立的单位的。因为，有机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只有处于系统之中才能获得质的规定，即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成其为部分，每个部分都完全取决于它同该有机体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
如果说有机论者的整体观还显得比较朴素、直观的话，那么孟德尔遗传理论则具有了现代气息。它关于遗传规律的整数比，来源于对实验对象整体的动态把握。分子生物学由于注重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功能和信息，使生物学的整体观念更加丰富。分子生物学认为，生命系统不是核酸和蛋白质等化学大分子简单积累的结果，只有当以核酸为主的遗传体系和以蛋白质为主的代谢体系之间出现了耦联作用，多分子体系内部建立了信息传递、控制和调节的新关系时，才能出现新陈代谢、自我繁殖、生长发育以及遗传变异等生命特征。也许分子生物学关于核酸和蛋白质分子的研究是采用传统的化学或物理的分析方法，但其关于生命系统的结论却恰恰是对这类方法的否定。
对于韦斯和贝塔朗菲来说，在生物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整体论观点甚至很快就越出了生物学的界限，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韦斯在批评分析、分解方法的局限性时，指出分析方法使我们得到了精确性而失去了视野。同有机论者一样，他认为分析的方法在把一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时，实际上剥夺了这些部分处在系统中时所具有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分析方法在分析过程中所丢失的是“信息内容”。贝塔朗菲在胚胎学研究中也看到机械论使我们无法了解有机体的特性，所以，要了解有机体就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与机械论相对立的立场。贝塔朗菲确立了这种立场，而且这一立场使他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科学世纪，这就是他的“一般系统论”。
格式塔心理学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向传统心理学的元素分析提出了挑战，处处突出心理的整体组织系统。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在心理现象方面，整体是不可分解为元素的，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整体是先于部分而又决定各个部分的性质和意义的。人们只要稍稍了解格式塔心理学，便可以从它所经常使用的“心理场”、“物理场”、“行为场”、“生理场”、“心物理场”、“环境场”等术语中发现它在心理研究中所具有的整体意识。格式塔派所追求的是“一种彻底的心理学解释”，当它引入一些生理学假说时，必须保证这些假说“一定适用于有机整体的完整无缺的行为，其中也包括它的经验的方面”[22]。心理的形成是有机体凭借一种整体性的过程对现实刺激丛的整体反映。
格式塔心理学的“完形”理论对皮亚杰创立“发生认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对于皮亚杰这样的结构主义心理学家来说，整体乃至总体是不言而喻的，他的发生认识论对结构主义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指出了结构整体是如何生成的。单是从他所领导的“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海纳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和控制论专家等等，就可以看出皮亚杰关于20世纪科学的总体构想。而且，皮亚杰常常引以为骄傲的，正是他的学说综合了20世纪哲学和科学中的辩证倾向及结构主义倾向中所共有的整体性观念。
格式塔心理学能够建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物理学的“场论”。由于相对论和场论的出现，科学家的视角从经典物理学的“物”转向“物间”，即把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作为研究的起点，然后从这种联系中来认识和把握物的性质和存在形态。这就把经典物理学从物出发，然后把握物与物的联系的思维方式颠倒了过来。由于这种思维的更新，20世纪物理学迅速地深入到微观世界。
微观物理学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关于所谓基本粒子构造的夸克理论，彻底否定了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还原论。夸克理论认为，自然界中的物质不能被最终还原为基本的实体，它必须通过“自我的一贯性”原则而被理解为整体。换言之，夸克理论把物质世界视为相互联系的动态的网络，认为，网络上没有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是根本的，一个部分的性质总是服从于其他部分，它们相互关联的一致性决定着整个网络的结构。
70年代以来，随着物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提出的学科整合的要求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表明物理学的研究最终摆脱孤立系统，走向一个开放的系统，从而在物理、生物、社会及认识等各门学科构成的一个无止境的大系统中游弋。
在20世纪的众多科学门类中，系统论被排列在学科之首。系统论既是一门新兴学科，又是一种可以普遍应用于其他学科的方法论。而系统论之系统，根据贝塔朗菲的定义，是“处在一定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整体”。如果说贝塔朗菲关于系统的这个定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还相距较远的话，那么，科学家们在对系统定义的不断修正中，却越来越趋近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了。“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整体”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已包含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念中了。
作为20世纪科学思维特征的整体观念具有整体性、过程性和模糊性三重性质。
关于整体性。我们在系统论对各个学科的不断渗透中已经看到，几乎一切具有20世纪特征的科学都着重于把握整体。在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一门科学采用在上个世纪还普遍流行的方法，即通过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虚构出一个理想状态，然后再对对象作出细致入微的分析。即使特定的科学研究要求不得不对对象的范围作出严格界定的话，人们也毫不怀疑这个对象对于存在着的世界只是一个部分。科学研究大都能够自觉地把整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力求把握对象的整体性和极力追寻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正如托夫勒在为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一书英文版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科学研究中，习惯了“拆零”技巧的人已近乎于古董了，这个时代所崇尚的是“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装到一起”首先就需要具有整体的观点，否则怎么去装和装成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旦去装，就意味着对整体的肯定。所以，对于20世纪的科学家来说，如果缺乏含有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几乎是无法从事科学活动的。
关于过程性。20世纪科学普遍地把研究对象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特别是把时间的概念引入到考察对象中来，把考察对象转化为四维结构的存在物。爱因斯坦对经典物理学的革命就是以此为突破口的。爱因斯坦在运动的坐标系上考察特定对象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把考察对象看成是与整体关联着的共动的过程物。随后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微观世界研究中的一切科学成就，都在方法论上认同了研究对象的过程性。在其他科学门类中，不仅系统科学群把对象的动态过程性作为与整体性同等意义的最高科学原则，而且生物学、数学等几乎所有的理论科学都在理论建构中把过程性的原则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关于模糊性。20世纪科学对传统科学的最大挑战，是肯定模糊性在科学中的地位。例如数学，这是一门历来被人们视作最富严格、精确和明晰特征的学科。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概率论的出现昭示了数学在研究随机过程时只能提供一个大概趋势。到了60年代，为了适应系统科学群的数量化的要求，一门称作“模糊数学”的新的数学学科建立了起来。数学历来都是一个时代科学发展水平的标尺和思维方式的表征。在20世纪，系统科学曾表现出欲取代数学的科学“皇后”位置的倾向，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全部系统科学的分支学科都离不开数学。而且，恰巧数学也适时地创立了模糊、集合等理论，以适应这种要求。因此，我们说数学理论中的模糊性反映了20世纪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突变论中的数学模型化，物理学中的混沌理论、量子力学，化学中的量子化学等等，都为20世纪科学思维中的模糊性作出了进一步的证明。
整体性、过程性和模糊性是不可分割的，其中，每一属性都是来自于其他属性和由其他属性所决定的。整性体、过程性和模糊性的统一，用哲学的概念来加以指称，那就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
对于20世纪科学来说，关于整体、历史进程的总体观念，不只是科学发展的结论，而且是科学存在所须臾不可离异的前提。无论是在学科内还是学科间，科学家们在“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的统一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种结构中不应为‘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留下空隙，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23]。正是科学家的这种勃勃雄心，把人们引入科学的整体结构之中。整体的观念已不是古希腊人的猜测，而是由科学揭示了系统的组织性、历时性和或然性等复杂内涵的科学观念了。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导思维方式。20世纪整体性思维方式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科学时代的开始。当然，时代间的联系是无法割断的，具有20世纪特征的科学思维正是近代300多年科学文化成果的积淀。离开了以往的科学、文化的发展，是无法理解20世纪科学新范式的形成的。新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的一种文化现象，是隶属于20世纪刚刚开始建立的科学—文化范式的。所以，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与科学的整体观念有相通之处是不足为奇的：当然，指出某一学说、某一思潮对某一科学—文化范式的归属并不能取代对这种学说或思潮的批判性考察。恰恰相反，我们在指出新马克思主义属于20世纪科学—文化的整体观之后，正是要对其总体范畴加以系统的考察，揭露这一范畴中所隐含的非科学的、独断的、幻想的成分。
20世纪是一个全新的科学—文化时代的开端，总体范畴和整体观念刚刚建立起来，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科学—文化范式，它仅具雏形；对这一“幼子”加以精心培养，促使它成长发育，直至成熟、完善，是一切学科领域共同肩负的使命。一个人甚至一代人即使能力微薄，也应该具有自觉建立新范式的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