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理论主题，对历史的反思性包含着对历史中匮乏之物的思想补充。1923年，卢卡奇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题，而总体范畴又是他们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点。科学的抽象性和机械性，社会的异化和片面性，烘托出总体范畴完美的艺术魅力；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悲剧，反衬了总体范畴耀眼的理论色彩。但是，任何一种系统的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卢卡奇、科尔施的总体范畴来源于黑格尔，是一种运用黑格尔哲学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尝试。因而，黑格尔哲学的伟大历史感，为总体范畴打上了历时态的烙印，而总体范畴作为历史的补充物，其本质也是历史的。历史具有总体性是对历史的哲学描述，总体具有历史性是对总体的逻辑规定。历史的总体就是卢卡奇、科尔施的思想核心。
2.1 抽象的科学与片面的社会
研究社会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透过历史的表层抓住其本质，然后，基于对这种本质的认识，展开对社会历史总体的把握；另一种是经验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方法，它仅满足于停留在历史表象上。
黑格尔虚构了历史的本质——理念，然后，在理念自我扬弃的运动中构筑关于历史的理论大厦。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他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出发，去把握社会历史的一切方面，然而，在思想史上，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论把握，较多地是从其表面现象出发的，即从表露于外的社会政治制度，或者意识形态等等某个具体的领域，开始自己的理论阐述的。卢卡奇所用的是第一种方法，即透过历史的表层抓住其本质，然后展开对社会历史总体的把握。他是从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的抽象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性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他设定了总体，并希冀从这里出发去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意义，进而获得对历史本质的把握。
近代科学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一道成长起来的，追求“精确化”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征。然而，科学的“精确性”，是以牺牲对象的总体性质为前提的，即割断对象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把对象看成“孤立的事实”或“孤立的事实群”，并从中抽象出一些简单的、纯粹的规定，获得关于对象某个方面的精确定义和描述。因此，近代科学的历史所展示给我们的不是统一的、总的科学体系，而是许许多多独立的专门学科的总汇。也就是说，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不愿意越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因为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越出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研究对象，就有可能失去科学的精确性根基，因而落得“炼金术士”的恶名。
不仅自然科学是这样，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也都是以“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为研究对象的，它们把“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包含的倾向”[24]看作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这种科学研究标榜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研究对象和以这些客观事实为根据，因而，看起来非常客观和“显得特别科学”。实际情况则恰恰相反，因为事实一旦失去了与总体的联系，只不过是一些假象而已。“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自身所应具有的客观性。作为科学的对象，它们提供给科学的只是虚假性。所以，以它们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貌似科学，而实际上是最不科学的。追求“精确性”的科学活动，不仅割断了对象与世界之间横向的联系，而且割断了它们之间纵向的联系，使其失去了历史的性质。
卢卡奇指出，近代科学一直赖以存在的“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的性质”[25]。卢卡奇引述恩格斯的话说，由于科学追求“精确性”，其结果就是“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26]。追求“精确性”就等于在科学研究中放弃历史的一维，设定科学研究对象是没有时间特性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现实中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科学研究如果去追求“精确性”，就无异于脱离历史，在历史之外进行活动；假如这能称得上科学活动的话，那么，这种科学研究的内容就必然会与其对象相疏离。
卢卡奇认为，在历史科学中，辩证法是用来理解历史的唯一的科学方法。他说：“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27]“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28]
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科学方法的辐射。近代科学追求“精确性”的做法已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观念：以为只有那些能够量化的科学才能称得上科学；而那些无法引进一系列参数的学科，无法通过一系列公式演算而得到的结论，就不能算做是科学的。无论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能够把科学研究的对象量化而使科学研究的成果精确化，一直是科学家们引以自豪的，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然而，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对“精确性”的追求只是科学家的谵妄，因为科学一旦获得“精确性”就会成为不科学的了，而“精确性”实际上也恰恰是不精确性。
“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本来就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协调，是它的精确性的社会前提，这是很成问题的。如果说‘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本质上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是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那么就的确可以问在什么时候产生出更大的科学不精确性。”[29]在这里，卢卡奇似乎是在谈论历史学的方法，而实际上这段话却代表着他对一般科学方法的意见。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样的，它们的性质是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对象的历史性质，对象所包蕴的时间性，即对象的运动变化，决定了科学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把获得“精确性”作为自己的唯一使命，而是应着力于揭示对象的各种不定的关系。所以，卢卡奇要求对“在什么时候产生出更大的不精确性”提问。而科学方法恰恰不知道什么叫“什么时候”，因为它从来就不考虑时间的意义。
卢卡奇认为，一切追求“精确性”的科学恰恰是不科学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抓住了近代科学的致命缺陷。从对象的历史性质来看，科学的确无法把追求“精确性”作为自己的任务。因为，任何精确地把握对象的要求都会把对象孤立化、固定化，而追求“精确性”的活动本身，就是抽象化和片面化的过程。
但是，这并不否认科学存在的意义。从效用的原则来看，近代科学有着无法否认的巨大价值，近代社会的发展正是以科学的发展为杠杆的，在今天，科学的力量已经渗透进入们生活的一切方面。早期阶段发展起来的经典科学，尽管存在着卢卡奇所指出的一些根本缺陷，但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日每时都发挥着作用，而20世纪成长起来的一些把对象的历史性纳入科学范畴中的科学，却仅仅作为新的观念被人们所接受，在应用方面远比不上经典科学那么普遍。对于这一点。卢卡奇重视得不够，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科学作为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而给予充分的肯定。
当然，卢卡奇所强调的是科学方法与辩证法的对立。他认为，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认识方法。“自然科学是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30]。“观察”、“抽象”、“实验”等手段是科学活动的基本步骤，对于人类的认识活动来说，无论是认识自然，还是认识社会，“观察”、“实验”和“抽象”等都是认识的初步行为。没有这些行为作先导，作为认识活动的更高层次的活动即分析、综合也就无法进行。但是，卢卡奇所不能同意的是，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手段，只是为了使科学越来越远离现实，远离作为认识对象的本然的世界，达到对“纯”事实的猎取。
卢卡奇说，这种“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难免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31]。应当说，对科学认识对象的整理、界定和把握，是离不开数的关系的。然而，事物以及事物之间丰富的联系和具体性，仅仅从数的关系中是无法得到反映的。如果仅仅在事物中看到数的关系，就会在研究对象的同时失去对象，从而把对象中的数的关系变成远离对象的一切事物的“共性”。这就是说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片面的抽象方法，它与科学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因为，科学在于求真，而抽象的方法所获得的“纯”事实，与它的研究对象相去甚远，科学理论越是精细繁琐，就会越远离现实。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获得真理。所以，卢卡奇说，这种科学方法是“理想的认识方式”。所谓“理想”就是撇开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复杂的、丰富的、具体的联系，从中找到某种便于操作的、简单的、“纯粹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一经找到，科学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非真实的、关于对象的谬误。
卢卡奇对科学方法的这一批评与恩格斯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恩格斯认为，早期的自然科学方法具有这样几个特征：（1）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分析方法；（2）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分门别类地、孤立地去研究各种自然现象；（3）牛顿力学达到的伟大成就，使人们相信力学规律支配自然界的一切自然现象。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32]。虽然，卢卡奇对科学方法的批评不像恩格斯那样概括精要，但他毕竟抓住了这种方法的要害。那就是，这种方法使得科学只研究孤立的事实，并以为把这些事实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完事大吉了，因而也就显得特别“科学”了。卢卡奇认为，这实际上是最不科学的，只有作为这种方法的对立面出现的辩证法，才是科学的。因为“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33]。
当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思想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自然界中不可能存在辩证法。这是由于卢卡奇理论的不完整性，即要求总体的可理解性而造成的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不过，卢卡奇对传统科学方法的批评是基本正确的。只是有一点卢卡奇没有注意到：自然科学方法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所批判的科学方法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早期的“科学研究方法”，而康德、赖尔、维勒、焦耳、施莱登、施旺、达尔文等人在不同领域中的科学发现已预示着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黄昏。不过，我们不能将此归罪于卢卡奇的无知，因为卢卡奇的批判锋芒是指向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在恩格斯逝世之后，这些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面目出现的理论家们极力追随资产阶级科学，用这种早已过时的“科学方法”来阉割马克思主义。在卢卡奇看来，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辩证法，成了自然科学方法的奴隶。卢卡奇说，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地“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他们于是用这种理想的认识方式来对抗辩证方法的强制结构”[34]。
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理解“总体”这个概念的意义，所以。当他们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时，“没有超出再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直接的、简单的规定范围”。在他们的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在思维中综合的过程，他们的理论完全是关于现存社会的简单规定的直接反映。历史是在不停息地向前运动着的，当庸俗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关于现存社会的简单规定的精确性时，历史的发展已经粉碎了这个精确性。所以，卢卡奇批评说，庸俗马克思主义“以为把这些规定简单地拿过来，既不对它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也不把它们融为一个具体的总体，他们就特别‘精确’了。他们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孤立的”[35]。
其实，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自然科学一窍也不通，他们用以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主要是从庸俗经济学那里学来的。对庸俗经济学的追随，使他们的思想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在庸俗马克思主义那里，“辩证的方法被取消了，随之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也被取消了，各部分不被从总体上来理解，相反，整体被当作不科学的东西被抛弃，或者退化成了不过是各部分的‘观念’或‘总合’。随着总体的被取消，各个孤立的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36]。卢卡奇强调，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可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从马克思那里学得这种正确的方法论，当他们取消了“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时，所看到的只能是孤立的部分，他们的理论也就是关于这些孤立的部分的范畴的集合。一切有机的联系都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即使有时遇到一些明显的、无法回避的有机联系的东西，庸俗马克思主义也会断定它们“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显然，这里包含着一个理论上的危险，即走向唯心主义，但更大的危险是庸俗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替资本主义社会作论证的泥潭。
因为，没有总体观念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认为“各个孤立的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也就变得模糊不清。显然，从孤立的部分及其范畴出发，是无法搞清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社会以及未来社会的根本区别的。相反，会把一些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东西看作是“任何社会始终都有”的东西。而且，以为“所有孤立的部分的范畴都能作为任何社会始终都有的东西来孤立地考虑和对待”[37]。
在卢卡奇看来，从整体出发还是从单独孤立的部分出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出发点完全可以形成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结论。从单独的孤立的部分出发，其结论必然是抽象的；而从整体出发才是认识具体性的保证。
庸俗马克思主义从单独的、孤立的部分出发，“这些单独孤立的部分所经历的变化，并不能清楚而明确地说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真正区别”[38]。因为，“这些区别只有在各个阶段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中才能真正辨明”[39]。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割断了“各个阶段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的关系，根据单独的、孤立的事实来理解各个阶段，而且在所有各个阶段中，看到了没有区别的、共同的“单独的孤立的事实”。这样一来，他们就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区别。
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正是通过历史的阶段性来实现的，当我们说社会历史的现阶段不同于以往的阶段时，首先想到的是现阶段中存在着大量的可以使其与以往阶段区别开来的进步因素。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承认历史的阶段性及其区别必然会肯定社会革命的意义，相反就会把革命看作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历史的阶段性及其区别，因而革命对于他们的理论来说就成了一种外在于它的消极因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却是可以从他们那里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
比如，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一部“明确而公开地”把马克思主义肤浅化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资产阶级的“科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出发点和目的、前提和要求。所以，当他准备批判资本主义时就显得非常笨拙。因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经济特征决定了对这个社会的一切虚假的抨击都变得不可能了，任何以“科学”的名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抽象的分析和孤立的考察都变得荒谬不堪。而且，从表面现象上攻击这一社会的做法反而显得非常虚伪和庸俗，与刻意替这种制度作辩护的做法一样肤浅、可恶。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使其矛盾暴露了出来，一切关系都变得简单化了，这时，“人们不仅在政治上必须决定对资本主义是采取赞成的态度还是采取反对的态度，在理论上也必须作出决定。这种决定是：或者从马克思主义方面把社会的整个发展作为总体加以考察，然后再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或者采用只限于从个别科学方面研究个别因素的方法，来回避与这一现象的相遇”[40]。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后一种方法，所以他们在个别领域里找到了“精确的”描述，“找到对个别情况‘永远适用的规律’”而“帝国主义同先前时代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了”。对此，卢卡奇批评道：“机会主义者置身于‘一般的’，资本主义中，他们似乎觉得这种资本主义的现状越来越正好符合人的理性的本质，正像李嘉图和他的后继者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觉得它是‘合乎自然规律’一样。”[41]可见，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把自己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永恒之中了，对于他们来说，革命不仅从根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有悖于对象的行动了。
在某种意义上，对矛盾的看法，是判别人们是否是辩证论者的最简洁的标准。“自然科学的方法、一切反思科学和修正主义的方法论理想，都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的对抗。”[42]因而，它们把理论中和各理论间出现的矛盾，看作是认识不够完全的结果，并试图通过对各门科学的改造，去建立起一种更一般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矛盾就会最终消失”。卢卡奇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能建立起作为科学的一般理论的。因为，科学中必然存在着矛盾。“就社会的现实而言，这些矛盾并不是对现实的科学理解还不完全的标志，而是相反，它们密不可分地属于现实本身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们在对总体的认识中不会被扬弃，以致停止成为矛盾。完全相反，它们将被视为必然产生的矛盾，将被视为这种生产制度的对立的基础。如果说理论作为对总体的认识，为克服这些矛盾，为扬弃它们指明道路，那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因为这些趋势注定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来真正扬弃社会现实中的这些矛盾。”[43]
资产阶级科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极力排斥矛盾，这是由于它的“理想的认识方式”的要求，但主要地还是出于要求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完美性、永恒性的愿望。它以为把矛盾归结于认识的不完全，就可以无视现实中存在着的深刻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必将造成的社会危机。庸俗马克思主义在拒斥矛盾时，其实是不自觉地成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尾巴，走向了辩证法的对立面。所以，卢卡奇指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一切反思科学的方法和修正主义的方法论”完全不同，它认为矛盾就是现实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认识现实正是要把握现实的这一矛盾性质。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揭示这些矛盾和寻求克服这些矛盾的途径中建立起来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性，指出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就是必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现存的社会基本矛盾。
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了资产阶级科学及其抽象的方法，绝非偶然。卢卡奇对资产阶级科学方法的批判也绝不是只限于这种方法本身。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说资产阶级科学方法“乍看起来可取的话，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倾向于产生出一种迎合这种看法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科学方法的抽象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性，当卢卡奇批判资产阶级科学方法时，他是把这种批判看作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的，即怀着一种用“辩证方法来戳穿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假象，使我们看到假象下面的本质”[44]的理论动机。
卢卡奇揭示了科学方法的社会历史根源，指出：“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这一过程由于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机会主义者始终未认识到按这种方式来处理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特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的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经济学、法律等）”[45]。
学科的分化和专门学科的出现是专门化的分工的结果。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学科分化是科学进步的标志。但是，如果把学科分化的过程与社会发展史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片面性的特征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卢卡奇努力去揭示“学科分化、专门学科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合乎实际的。
关于学科的分化、专门学科的出现，人们也许会给予充分肯定的价值评判。然而，一旦把它与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情况，即科学与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相背离。一切以追求真理为宗旨的科学，都必须清楚地和准确地掌握对象的实际存在同它们的内部核心之间、它们的表象和关于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因为，只有认识到了这种区别才能去把握其联系。但是，资产阶级科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并不知道这种区别，他们把现象和本质混同了起来，误以为那些实际上只是对象的表象的现象就是对象的本质。其实，这些现象只是一些假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假象。而资产阶级科学却恰恰是建立在这些假象的基础上的。所以，资产阶级科学的真理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科学的这种状况有自身的原因，即局限于现象的范围，以获得对现象的认识而沾沾自喜；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与现象的分离，用社会的繁荣掩盖了深存于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生产者同生产总过程的资本主义分离，劳动过程被肢解为不考虑工人的人的特性的一部分，社会被分裂为无计划和无联系盲目生产的个人等等，这一切也必定深刻地影响资本主义的思想、科学和哲学。”[46]所以，科学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在两个方面决定了资产阶级科学的抽象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和专门化，使资产阶级科学把对一些特定科学和方法上是必要的、有用的抽象概念作为本原，进而，又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的各种关系，或者对这些关系的规范，看作是来源于这些抽象概念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资产阶级科学又恰恰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现象。然而，“从个人的观点里不会产生出总体，最多能产生一些零碎不全的东西：一些无联系的‘事实’或抽象的局部规律”[47]。
从个人出发还是从社会出发，这是资产阶级科学永远无法超越的二难困境。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资本作为私人财产的功能和其客观的经济功能是矛盾对立的。“资产阶级虽然在社会的客观经济发展中是作为阶级在行动，但是它把这一它自己推动的过程的发展只是理解为一种外在于它的、客观上有规律的、发生在它自己身上的过程。”[48]就资本家个人而言，资本是他的私人财产，他必须通过资本为自己获取利益。但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却成了一种社会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力量。因此，在资本身上，凝聚了资本家个人与作为不可抗拒的、超个人的、推动一切的、社会的东西之间的尖锐对立。
如果以为资本家在这种对立中一无所为的话，那就错了。资本家在这种对立中，正是借助于资本把不可抗拒的、超个人的、推动一切的社会的东西，转移到无产阶级身上，变成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卢卡奇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取得了对社会的统治，并把这种统治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因此，资产阶级就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当然，用来组织社会的工具是资本，“起初是用股份公司，用卡特尔、用托拉斯等等实现了越来越高度的集中。这一集中虽然在组织上越来越清楚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性，然而却也并没有触动生产无政府状态这一事实，而是为了赋予变得强大的单个资本家以相应的垄断资本家的地位”[49]。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物化”的根源。追求资本增殖的商品生产，一旦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基本生产之后，就变成了超脱意识控制的客观过程。人的劳动的产品成了商品，因而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使“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50]。
物化既表现在客观方面，也表现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把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由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世界。物的运动以及物的关系的规律，成了无法制服的、由其“自身发生”作用的客观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个人即使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认识并利用这些规律，也丝毫不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物的统治和越来越加剧的物化。在主观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把劳动本身变成了商品，人的活动也被客观化为与人相对立的因素。劳动力作为商品，也就像变为商品的任何物品一样，必然要服从商品运动的规律，即进行着客观的自己运动。这样一来，人和物之间的异质性就被忽视了，剩下的是形式上相同的、可以交换的商品。
商品作为社会范畴是以分工为前提的。分工越是精细，劳动越是专门化，其产品就愈加具有社会性。资本主义的分工使生产成了“为他的”活动。人们劳动产品的唯一出路，就是进入商品关系之网中。商品关系要求为质上不同的物提供一个抽象相同性的原则。这种原则确实在物中找到了：它就是一种确定的、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对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加以测定，从而使商品交换可以进行。
但是，这种抽象相同性的原则也被使用到人身上来了，把人的质的特性，人作为个体的特性统统消除了。卢卡奇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致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单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51]。
可计算性赋予了资本主义生产以精确化的形式，但产品本身所具有的有机的、质的方面却失掉了。同时，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也化为乌有。因而，“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52]。卢卡奇引述了马克思的话说，“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所以“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像他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的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53]。人成了生产体系中孤立的原子，工人作为人的人格，成了与他相分离的外在物，是被置于生产之外的旁观者，可见，人被机械化和片面化了，是被结合进机械过程中的孤立的分子和资本主义社会抽象规律的承载者。
工人被机械化、片面化是不能被视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别现象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把全部人与人的关系都变成了物的关系，物化遍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成了整个社会唯一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官僚机构都成了物化的合理保障，即使在人的精神世界和伦理领域中，“占有”和“出卖”也表现为一种普遍现象。总之，整个社会都服从于一种“永恒的”、“铁的”规律，其他一切都成了偶然的、不合理的假象。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本质的方面都被物化的形式所遮蔽，片面性就成了这个社会最明显的特征。
卢卡奇通过对资产阶级科学抽象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片面性的批判，建立起了总体范畴，期望在总体范畴的基础上获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建立起无产阶级意识，从而超越资产阶级科学和资本主义物化。
2.2 总体与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是什么？这是《历史与阶级意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卢卡奇指出，在当时，无论是资产阶级学术界，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于“哪些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是存在着颇大的争议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具体地提出捍卫某些论点，并以此表明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正统”，那只能陷入永无终期的争论之中，甚至会在争论中完全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使之庸俗化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东西。在卢卡奇看来，能够超脱这种争论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被马克思已经做出的结论束缚住。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不要停留在坚持和捍卫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论点上；（2）不要为那些“以科学名义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对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论点的否定所影响。卢卡奇说：“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别的论点。即使这一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54]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它的辩证法。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理解、把握和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他说，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55]。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这在当时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这是因为，当时普遍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冷淡，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联系被完全割断了，这使马克思主义倒退到了旧唯物主义的水平。卢卡奇指出，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以为“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修辞装饰，为了‘科学的精确性’，应该尽可能坚决地把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彻底清除出去”[56]。科尔施也认为这是一种极其“草率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做法。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辩证法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恰恰是由于继承了哲学史的遗产并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作了双向的改造，使之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科学体系。正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成了正确地研究社会历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方法，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行动来说，“辩证法是能够给行动指明方向的认识现实的唯一方法”[57]。
卢卡奇、科尔施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在20世纪早期，从肯定的方面指出这种联系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肯定。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极力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主义因素，以便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实证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极力否认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卢卡奇举例说：“甚至像伏尔兰德教授这样一些在别的方面很认真的研究者也误认为能够确切断定，马克思‘只在两处’，后来又说还在‘第三处’与黑格尔的概念‘调过情’。”卢卡奇认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马克思那里，“整整一系列经常使用的有决定意义的范畴都直接来自黑格尔《逻辑学》”[58]。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黑格尔提出了历史过程统一的问题，并通过自我、自我生产和再生产论证了历史过程的统一。因为在历史过程中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历史现实的自我分解不断产生自己和实现对自我的认识。就此而言，马克思以很近似的方式表述了这种思想。不过，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黑格尔把绝对精神打扮成历史的创造者，绝对精神又是哲学家意识到的世界精神，而哲学家作为黄昏后起飞的猫头鹰只是在事后才上场。这样一来，历史完全成了黑格尔捏造出来的神话。所以说，黑格尔并未能够真正克服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二重性，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仅仅是一种假象。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神话，“采纳了黑格尔方法的进步方面，即作为认识现实的方法的辩证法”，从而“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点”[59]。
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诞生出来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改变了黑格尔不能深入地理解历史的真正动力的状况，发现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就把头脚倒置了的黑格尔哲学，重新颠倒了过来，也正是由于这种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原则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所以，卢卡奇说：“只有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才真正变成了赫尔岑所说的‘革命的代数学’。”[60]
科尔施认为，19世纪中叶以来的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和哲学史著作都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因而也就看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鉴于这种情况，要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必须首先重新估价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它对马克思的影响。黑格尔哲学是其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革命运动和思想斗争的结果。在黑格尔体系中，包含着革命的因素。而且，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即革命是通过思想形式概括出来和表达出来的。当然，黑格尔哲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代表了思想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但这种思想形式的革命是整个社会现实革命过程的一个客观的组成部分。尽管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观念形态，但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衰退和走向终结的过程中，却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形式重新显现了出来。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正是从最先进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体系中产生出来的。科尔施说：“观念领域的革命运动与其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减弱和最后停止了，毋宁说只是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和有意义的特征的变化。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61]因此，科尔施要求发现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必然性。
在谈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时，科尔施比卢卡奇走得还要远。因为，卢卡奇毕竟还承认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唯物主义的“颠倒”；而科尔施则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区别，他断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远非要建造一个新的哲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全部哲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从空想发展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从形式上看产生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中”[62]。这是很令人费解的，既然科学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它又如何能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哲学基础上呢？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开宗明义地要批判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忽视，但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混同起来，岂不是也同样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了吗？当然，科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理论联系是对的，但当他说：“从1845年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见解”[63]时，则大谬不然。
当代马克思学家把卢卡奇和科尔施归入“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类别中。这也说明，卢卡奇和科尔施是比较注重用黑格尔哲学的精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实，突出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无非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强调辩证法的目的又在于把革命原则提到理论的显著地位上。卢卡奇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个定义是如此重要，对于理解它的本质如此带有决定意义，以至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个正确概念，就必须在讨论辩证方法本身之前，先掌握这个定义。”[64]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革命的理论，就在于这个理论是以唯物辩证法为骨骼的，唯物辩证法不仅处于这个理论的核心地位，而且构成了它的全部本质。
当然，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原则的理论表现，但概念体系的严密性把革命原则遮掩起来了，变成一种羞羞答答的含而不露的东西。马克思揭去其面纱，使革命原则显露了出来，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科尔施也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革命的理论形式。他认为，按其本质来说，唯物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辩证法从它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形式向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转化，实质上意味着它已经成了唯一的理论—实践的和批判—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65]。因为，唯物辩证法把握了社会现实的总体，所以，它在本质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及其精神结构的所有形式进行革命的社会批判。
因此，唯物辩证法的全部内容都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的一切现实要求都反映在唯物辩证法彻底变革现实社会的理论证明中。当然，如果思考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疑这个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被压迫受奴役的景况是最充分的根据。但作为理论形态的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性应从哪里获得理解呢？如果仅仅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思想反映，看作是对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描述和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那是不够的。因为这方面的工作早已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完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奴役人的性质的揭露，对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描述和呼吁解救无产阶级的愿望，都曾像吹响的号角响彻云端。但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并未因此而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唯物辩证法之所以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就在于它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表象的揭示和描述，赋予理论以彻底性，使理论的革命性能够从理论自身中找到可以理解的起点。
卢卡奇正是从理论自身中来寻找其革命性的根据的。他思考的结果是“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的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66]。一切旨在为现实作论证的学说，都必然要从孤立的事实中寻找现实社会抽象的永恒的证据。对于批判现实的理论来说，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揭露现实的丑恶面也是非常省力的，但这只会流于空泛，不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彻底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把一切局部的东西看作为整体的部分，从而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辩证过程中，所有现存的事物都必然表现出暂时的性质。因而，革命的合理性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所以，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之间决定性的区别所在，正是根据总体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论断才成为具有必然性的科学结论。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范畴，“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67]。
在黑格尔那里，总体范畴是绝对精神的别称，绝对精神是普遍的、统一的、完整的总体，世界统一于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既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又是其本质的表现，绝对精神之外无物存在，它就是世界的总体本身。因而总体就是实体，是作为万事万物本质的精神实体。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总体观作了“独创性的改造”。也就是说，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总体观，但不是把总体理解为精神实体。马克思的总体范畴是根源于经济分析的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把握。就把历史看作统一的辩证过程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和黑格尔是一致的。再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从经济范畴出发去把握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这是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独断论的绝对精神总体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抛弃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神秘主义成分，正确地指出了：历史无非是人与人的关系发展的历史，社会的发展的根源都只有到人身上去寻找，一切社会关系都像麻布、亚麻一样，是人们生产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的全面的理解，这种理解不能从单纯的自然因素出发，而应根据人与人的关系，把主体和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人的物质存在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如果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别历史事件或过程，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具体的整体的一个方面。比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是人的关系的具体体现，它们都可以归结到人的关系的总体中，作为总体的环节和不同要素，它们之间的不同是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是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基础。
科尔施也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动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变革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68]。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不仅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要素，而且历史的动态过程和人们有意识的社会行动等都是这个活的总体的部分。就理论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可以具体地成为关于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等各个部门的知识的分支，但这丝毫不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各个知识分支的总和，而是说马克思主义总体的观点和方法贯穿于各个知识分支之中。
科尔施认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各样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都是抽象的和非辩证的。而辩证法是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是把这个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看作与物质生产关系相关联的，它们之间是以总体的特定部分与总体的其他部分相关联的方式而联系在一起的。卢卡奇说：“和物质的生产关系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归属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体也包含政治的和法律的表象以及它们显然易见的对象，……它也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些更高的意识形态。”[69]当然，资产阶级科学无力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总体来加以把握，正因为如此，辩证的总体观就显得尤为重要。
辩证的总体观揭示了社会历史的真实状况。
在人类社会的前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存在的本来状况一般说来是直接统一的，是能够以总体的特征展示于人们面前的。而资本主义把社会二重化为本然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本然的世界被表象的世界的假象所遮蔽，使人无从得知它的真实面目。卢卡奇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的合理的分解的分工”等等，把这个社会变成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然而，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表露于外的假象而已，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本然的真实存在。与其他的社会形态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片面的社会。这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整体上丧失了总体性，它的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各个因素都是完全孤立的，由一堆散乱孤立的因素集合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把那些作为表象的假象制度化，把一切片面性的因素误认为这个社会的本然存在而加以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科学沉迷于这些假象，而庸俗马克思主义也被这些现象所蒙蔽。辩证的总体观透过了这些假象，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总体。
当然，辩证的总体观并没有忽视对资本主义社会表象的研究。不过，与以往一切抨击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不同，辩证总体观要求清楚地、准确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存在与它们的内部核心之间、它们的表象与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同时，在这种区别中找到它们之间联系的中介。由于找到了这个中介，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象也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质中得到了理解。也就是说，这些假象也是滋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中的，因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构成部分。卢卡奇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70]
“对现实的认识”赋予了总体观以现实性。
虽然，在从直接的“事实”出发的资产阶级科学氛围中，辩证法显得似乎是一种纯粹反思的联系和任意的结构，其实，唯物辩证法是最为现实的科学，它所反映的是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的真正本质。相反，那些打着追求科学“精确性”的幌子，对“孤立的事实”加以严格界定和研究的所谓科学才是最不现实的“任意的结构”。当然，还有另一种“任意的结构”，那是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唯心主义通常在思维中建立概念的结构世界，并幻想这些思维中的东西是现实的本质。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尽管思维的行程使这种总体观看上去远离现实，而实际上它是最接近现实的，是与现实相符合、相一致的。比如，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不停留在表面的批判，而是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深层，揭示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并在此基础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矛盾性质。
理论的现实性问题，是哲学史上长期争论而又得不到解决的大问题。在康德那里，理论的现实性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康德提出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区分，把彼岸世界归入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无非是要确保知识的现实性。但是，自在之物又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自在之物，认识永远只能是空洞的先验范畴，是没有内容而徒具形式的先验范畴，因而没有什么现实性可言。因此，先验范畴为了获取现实性，还是不得不与自在之物提供的感觉材料相结合，对混沌的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和组合。通过这个方式，康德可以说是解决了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但由于无法保证知识与自在之物之间的统一性，所以对认识的本质问题一点也未触及。应该说康德是有着认识自在之物的愿望的，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去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了。但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并没有使他得到满意的答案，相反，却把他领进了不可知论的泥潭。可见，康德陷入了结果与愿望的矛盾中：他追求理论的现实性，而他的哲学思考却否定了现实。
黑格尔试图纠正康德的错误，他在一开始就把存在的本质问题提了出来。因此，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内部解决了认识的最终实质和认识的最终对象问题，从而把关于各种不同对象的把握的部分性体系联为一个总体。但是，当我们站在黑格尔哲学之外来看这个体系时，就会发现，黑格尔事先确定的那个存在的本质和认识的对象完全是一个神秘的存在物。尽管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逻辑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但这种逻辑的现实性却是一个虚妄的非现实物（绝对精神）的演绎和证明。在总体上，黑格尔还是没有解决现实性的问题。所以，黑格尔哲学只不过是康德哲学的继续，康德哲学的终点——上帝、灵魂等，成了黑格尔哲学的起点。黑格尔所不同于康德的是：在追求本原时，为康德哲学中那些意想不到的而又必然产生的矛盾涂上了合理化的色彩。
卢卡奇认为，与康德、黑格尔的这种追求本原的还原论哲学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所追求的是对世界的完整的把握，即通过总体范畴赋予一切个别的认识以现实性。因此，卢卡奇断定，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经济原则的优先性，而是总体范畴，具有根本性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辩证总体观的现实性也表现在自身的理论总体上。辩证法的一切概念都不可能被明确严格地界定，任何对辩证法的概念作出界定的努力都将失败。因为，辩证法的本质就在于扬弃，辩证法的一切概念都只有作为在总体中被扬弃的环节才有意义。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面对着不断遭到扬弃的一系列具有抽象片面性的虚假概念，对这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概念的扬弃，就构成了辩证运动。马克思则使辩证法的这一特征更加加强了。卢卡奇说：“在被马克思改进了的辩证法中甚至比在黑格尔本人的辩证法中更难为概念确定固定的意义。”[71]因此，必须从总体上来理解辩证法，任何一个单独的概念都不可能成为直接走向理解辩证法的通路，它只有在总体中，作为在总体中被扬弃的环节才能成为理解辩证法的工具。当然，黑格尔在这样做时并未获得现实性。那是因为，他一直把自己的哲学思考局限在他不信任的那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概念领域，不愿走出自己所构筑的思辨世界去寻找概念的现实本质。马克思则不同，他不把概念看作纯粹思维的创造物，而是看作“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对概念的片面性、抽象性和虚假性的扬弃也就是向历史现实的接近。卢卡奇说，“如果概念只是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那么这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就作为真正的统一体的环节属于这个真正的统一体本身”[72]，因而，也就是现实的总体。
辩证的总体观又是具体的。
总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是最丰富的具体。卢卡奇特别强调总体的具体性，有时干脆把总体范畴规定为“具体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总体概念是指：思维的最完善形式是高度系统的，不仅在内容上是内在连贯的，而且是完全的和具体的。也就是说，最高的思维形式导致这样一种体系，在其中个体没有被抹杀，而是被保存着。卢卡奇说，黑格尔把这个观点凝炼成《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一句名言：“真理是整体”。马克思把总体范畴从黑格尔那里取了过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中，总体范畴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的理解，即在全部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上来把握人的物质存在的实践性、社会性。
总体的具体性还表现在“孤立的事实”必须在总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如果我们要把握某一个别的历史事件或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过程，就必须把它看作是具体的总体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73]奴隶、资本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们与黑人、纺纱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撇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这个问题就根本无法理解。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奴隶、资本与黑人、纺纱机才联系了起来。可见，总体观才是具体地把握各种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辩证的总体范畴的具体性是由社会现象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的。卢卡奇说：“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这就决定了对作为对象性的社会现象进行抽象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离开总体也就等于使这些社会现象离开了它赖以变化的坐标系，而不在这个坐标系中，作为对象的社会现象的变化状况以及它的性质就根本无从把握。所以，卢卡奇说：“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74]在这里，总体范畴的具体性规定获得了普遍的哲学意义，它不仅使唯心主义甚至黑格尔的虚假具体性无法立足，而且使一切不可知论也无处藏身。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具体的总体范畴使得对这个社会的科学认识成为可能。我们常说，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把一切关系都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商品生产使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简单化了。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本质和社会现象的分离与二重化，又使这个社会比以往乃至以后的社会都要复杂得多，因而认识起来更加困难。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切在科学名义下的社会认识都生产出谬误的根源。所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可靠的依据就是辩证的总体观。“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因为只有这种总体观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起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它们的直接的概念、它们的‘规律性’虽然同样必然地从资本主义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然而却掩盖了客体之间的真正关系。”[75]
总体的具体性也体现在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上。卢卡奇在对修正主义者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最终目标分离开来的做法作出批判之后，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目标的总体理解。他说：“应当说最终目标是与总体（即被视为过程的社会整体）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斗争的各个环节才获得它的革命意义。”[76]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中与总体联系在一起或相一致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具体的最终目标，总体就是由这些具体的环节构成的，而这些环节的任何一个只要是与总体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总体的一部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应忽视现实的革命运动，而陷入追求最终目标的理想主义；也不应离开最终目标，把视线仅仅停留在当前的运动中。无产阶级革命是在总体中把握运动行进中的每一个具体目标的。而这些具体目标的实现又被看作是向最终目标的逼近，因而是总体的一部分。具体的目标是总体的环节和部分，正是这些具体的目标，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总体过程有了具体的性质。
为了突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区别，卢卡奇把总体的具体性归结为人的具体性。他认为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都突出了人的主题，即使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也从未把注意力放到物上过，而是通过物来研究人，运用经济范畴来把握人与人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人从来都是被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的，马克思“从未一般地谈到过人，谈到过抽象地绝对化的人，而是始终把人看作是具体的总体，即社会的一个环节。必须从人出发来解释社会，然而只有当人本身被纳入到这一具体的总体，被提高为真正的具体的时候，才能这样做”[77]。人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因而也在具体的总体范畴的全部意蕴中处于核心地位。
的确，具体的总体范畴是研究人、理解历史和把握社会的正确观点和唯一科学方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并不是首先在思维中建构起来，然后加以运用的先验范畴，具体的总体范畴也需要在认识中获得理解。在马克思那里，认识也是具有总体的性质的。首先，总体的观念是认识的前提；其次，认识的过程是统一的整体；再次，认识的结果提出了具体的总体范畴；而贯穿于认识过程始终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总体对于部分的优先性。对此，如果提出谁先谁后的问题，是无法作出回答的。因为，在辩证法面前，形而上学的因果观已不再适用。所以，任何形式化的问题也就显得十分迂腐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辩证认识无需遵循逻辑，而是说辩证法赋予了逻辑以全新的含义，即把它同认识的全部内容联为一体了。
卢卡奇认为：“具体的总体决不是思维的直接素材”，辩证认识也必须从简单的、纯粹的、直接的、自发的规定出发。不过，这是与庸俗唯物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的。一切庸俗唯物主义都“没有超出再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直接的、简单的规定的范围”[78]。对于庸俗唯物主义来说，认识是不存在一个在思维中综合的过程的，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完全是关于现存社会的简单规定的直接反映。辩证法虽然也把简单的规定、孤立的事实作为思维的直接素材，却通过综合达到了“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79]。因此，辩证的认识正是关于现实整体的思维反映，是完整的总体。在思维的行程中，一切抽象的规定都经过综合的过程而成为总体的环节和部分，都在具体的总体中扬弃其抽象性。
从简单的规定出发并不等于在前提中放弃总体观。辩证的总体观作为“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80]，是在认识的开始阶段就已经把所谓“孤立的事实”看作总体的构成部分和历史发展的环节的，即把“孤立的事实”归结到总体中，从总的联系的运动发展中去认识它们。历史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历史中的此一事件和彼一事件都只有在总的有机统一中才具有确切的位置和展示出自己的性质与作用。所以卢卡奇指出：“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这并不是说没有辩证法的帮助，就无法对特定的人或时代做出比较确切的说明。但是，这的确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81]
我们知道，自维科以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一直致力于构建历史学体系，现代的历史学家，如李凯尔特也曾机智地发现了历史概念中的矛盾。然而，总起来看，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并未实现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它要么依据抽象的概念杜撰历史，用逻辑演绎替代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要么浸没于“孤立的事实”，看不到历史的统一过程。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状况证明了抽象的和实证的历史研究的破产。对于认识来说，认识的结果固然重要，但认识结果的真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已在认识的前提中决定了。认识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从事实和简单的规定出发，而在于这些事实和抽象的规定的状况及性质。辩证法在总体中理解事实和抽象的规定，因而保证了认识过程的总体性前提。
辩证的总体观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但它们之间是联系着的。“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的辩证法并不完全排斥资产阶级科学中的抽象概念，相反，它把这些概念看作是“辩证的因素”。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把这些概念提升到和归并为辩证的因素的。因此，与资产阶级科学相比，基于辩证总体观的认识论是更高级的科学认识论。这一点在认识过程中也体现了出来。资产阶级科学的认识以获得某些有用的抽象概念为目的，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认识的过程也就终结了。在辩证的总体观看来，获得有用的抽象概念实际上只走完了认识过程的一半，辩证的认识在走完这一半时，还有另一半路程要走，那就是回归到具体的总体，实现对现实的总体把握。
卢卡奇指出，辩证认识也一样，“诸因素（不仅某一整个研究领域，而且一系列彼此联系的个别问题，或者某一研究领域内的一些概念）的抽象孤立化，是不可避免的”[82]。无论是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还是资产阶级科学，都必须经历这一“抽象孤立化”的步骤。但是，再向前走一步，马克思的辩证法与资产阶级科学的对立就显露了出来，那就是：这个抽象孤立化仅仅是认识过程总体的一个必经的步骤，还是认识的全部？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把“抽象孤立化”看作认识的第一步，在对总体的把握中，它将不断地被扬弃。而资产阶级科学则在“抽象孤立化”和认识的全过程之间划上了等号，以为通过“抽象孤立化”获得了抽象概念之后，认识也就完结了。因此，卢卡奇说：“决定性的东西始终是，这种孤立化是否只是认识整体的方法，就是说，这种孤立化是否总被并入作为认识的前提和由认识所要求的真实的总的联系，或者，对孤立了的局部领域的抽象认识，是否保持着自己的‘自律’，是否始终是目的本身。”[83]
在这里，卢卡奇也批判了唯心主义在认识上的错误，他说：“唯心主义在这里陷入了把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同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混为一谈的幻想。因为现实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真正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84]卢卡奇认为，对于认识来说，有两个总体：一个是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另一个是“现实在思维中的再现”及其全过程。唯心主义者，比如黑格尔就把思维运动的结果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实际结构。其实，现实世界的实际结构就是现实世界本身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当然，在认识中，思维表现为思维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以综合为特征，即把抽象的规定综合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这个过程不仅达到了作为结果的结果，而且自身就是结果。它作为趋近于总体的总体化，本身就是具体的总体。
这里也应当注意，在把思维及其结果看作总体的同时，还必须肯定现实总体对于认识的先在性，而且不应把思维中的总体与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混为一谈，更不应用思维中的总体去替换现实本身的实际结构。不应有的事却在唯心主义那里发生了，所以卢卡奇谴责唯心主义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幻想”。超越唯心主义幻想，或者永远告别唯心主义幻想的唯一途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具体的总体范畴。
2.3 历史的总体性与总体的历史性
卢卡奇这部著作的名称叫《历史与阶级意识》，“历史”无疑是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打开这本书，我们看到通篇都是对“总体”问题的强调，可见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同时，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卢卡奇在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有着基础性的移位。他主张在历史领域中理解辩证法，反对超出这个领域到自然界中去发现辩证法的根据。在批评机会主义者求助于自然科学方法的同时，卢卡奇也表示了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恩格斯把辩证法引入到自然界中去，就为这一问题的讨论带来了许多混乱。卢卡奇指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概念在辩证法中的形成方式与在‘形而上学’中的形成方式对立起来；他更尖锐地强调指出，在辩证法中概念（及其与之相应的对象）的僵化轮廓将消失；他认为，辩证法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85]。
卢卡奇不愿考虑自然界的原生状态及其本性，而且他认为这种考虑是危险的，会使辩证法丧失革命性质和方法功能。因此，他要求把辩证法严格限制在历史领域。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是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了辩证法，“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依靠历史来解释的，……辩证法是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86]。“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87]”而总体的基础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规律的”[88]。这样一来，在卢卡奇的眼中，辩证法的唯一形式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当然，如果说卢卡奇一点也未考虑过自然的问题，那是不合乎实际的。但是，他所论及的自然却不是人们通常所指的那种对于人和社会历史具有先在性的自然，而是作为社会历史结果的自然。这种“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89]。在对自然作出这种规定之后，似乎可以谈论自然辩证法了，但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自然辩证法，实际上已完全失去了这一概念的全部原有含义。因为这种自然辩证法无非是历史辩证法的折射，即在本质上是历史辩证法，是人和历史赋予了自然以辩证法。卢卡奇反对像黑格尔那样把辩证法带入历史，认为辩证法就是历史本身的表现形式，但却主张从社会历史中把辩证法带入自然，未免使辩证法的客观性受到“不彻底性”的污染。卢卡奇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题记中引用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当辩证法仅仅被视为属于历史的和只能被带入自然的时候，卢卡奇恰恰失去了这个“根本”。
否认自然辩证法，或者说从辩证法学说中剔除自然，是有着逻辑的合理性的。既然卢卡奇把总体范畴看作辩证法的核心范畴，要根据总体范畴来理解辩证法，那么，他就不得不否认自然辩证法。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辩证法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人学基础，可以从人的总体性，从人这个主体—客体的统一体出发来阐发辩证的总体观。而一旦涉足自然就会使辩证的总体观要么陷入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要么退回到旧的自然哲学的独断主义。而且对于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来说，自然辩证法的提出，总有推广辩证法的存在范围和为辩证法的理论提供自然方面的证据之嫌。所以，卢卡奇为了总体的可理解性不得不牺牲“自然”。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是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自然，单纯从社会历史内部寻找理解历史的根据，是很难建立起科学的历史观的，就连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维科等人也不愿这样做。真正的辩证总体观，在研究历史时，恰恰不能放弃自然，而是应把对自然的思考作为全部理论建构的起点。
历史辩证法的主旨是理解统一的历史过程。历史是由无数个历史事件构成的，然而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历史事件只不过是浮在表面的泡沫，主流隐伏在这些历史事件之下。历史研究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历史事件就不可能把握历史的真实本质。相反，如果没有对历史本质的揭示，那么也就不可能对历史事件有正确的理解。辩证法把整个历史过程理解为一个总体，它在研究历史事件时，是为了通过这些历史事件而达到对历史的本质的把握。同样，它又认为对于任何历史事件都不能单独地加以研究，只有把历史事件看作历史总体的一部分，运用总体的观点对其加以探究，才能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因为，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在总体中把握历史事件正是按照它的客观结构来加以认识的。从思维的路向看，这种把握历史事件的方式似乎不是从历史事件本身出发，而是从历史事件之外出发，实际上并非如此。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事件，恰恰是抓住了它的本质上的历史性和连续不断变化的过程性特征，即了解它们所受到的历史制约性和由于这种制约性造成的它的内在变化趋势及其表现。
对于历史辩证法来说，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什么是历史的本质。如上所述，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历来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了，因而，人们就不得不停留在历史时期的以及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试图对历史加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却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相距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的。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被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隔绝起来了”[90]。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和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当然，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并不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即造成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起到历史作用。离开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把它抽象化。而历史环境又是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制约的。在这里，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总体。研究历史，如果只从这个总体中取一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出发点，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科学的二难困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只看到人的意志和思想，通过个人精神来理解历史，因而把历史变成了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结果，造成历史理解中的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历史作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两种思想倾向一旦提出对历史总体的理解问题，都必然要置自己于环境和人的二难困境中。庸俗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历史的规律性与客观性来理解历史，但由于它不懂得这种规律性与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所以最终把历史看作是某种不变的、永恒的规律的消极产物。
卢卡奇认为，与这些思想倾向不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中的人都是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的，也就是说，是有意识地去完成自己的历史行动的。但是，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与客观性面前，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根据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却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因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虚假性”而否定之，相反，马克思“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91]。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关系。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92]
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意识的这种矛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只有马克思超越了这种矛盾，把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马克思既认识了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可能具有的思想和感情等，又找到了理解历史总体发生、发展的根据。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93]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总之，人的活动创造了历史，又不断地改变着历史。正是人的活动使历史总体排除了任何僵化、固定化的可能，成为不断发展着的、时时都有新的内容的运动过程。尽管历史的形式在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人的生存方式每时每刻都在变，而且，随着历史发展到现代阶段，人的具体的生存方式的彻底改变日益频繁。
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总体并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
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在本质上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应当说，就历史的本质而言，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即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与这个社会形态相一致的具体的历史总体。只不过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总体往往被掩盖了起来，表露于外的是社会孤立片面的“假象”。卢卡奇说，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等级制的形式掩盖了等级的经济存在和社会经济总体之间的关系”[94]。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瓦解了，它的成员在经济上已经属于不同的阶级，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封建社会相一致的总体还会表现在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总体一开始只存在于经济的统一体中，是被纳入到活生生的经济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的总体。只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充分膨胀，总体才最终冲破其封建形式，产生了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一致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总体。每一个社会都有着相应的历史总体，却并不像存在着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样也存在着封建社会的总体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
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因而具有了总体的性质。以意识为例：无产阶级意识就与资产阶级意识不同，它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拘泥于个别事件的个别性和虚假性，成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意识和对无产阶级目前局部利益意识的矛盾统一体，因而是具有总体性质的意识。即使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包含着某些虚假性的因素，包含着某些客观必然的错误，在对正确东西的追求中也会体现出总体的性质。
历史总体是社会历史的内在统一体。透过社会历史支离破碎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事物和事物之间包含着具体的、物质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告诉我们，在社会历史内部存在着一个无需任何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在思维中进行综合的统一体。
当然，在人类历史的总过程中，每一历史阶段都具有自己的特点。然而，实际上这些特点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而不是把历史总体分解为各个片断。同样，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社会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无尽的平衡与非平衡的辩证关系，也促成了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种阶段性和连续性又使总体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就一定社会而言，这个社会的整体往往表现为某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它不是总体。因为组织形式是僵化的暂时的东西，是不断地被打破和改变的。不过，每一次打破和改变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运动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以往的历史变革都是不彻底的，它们并未真正实现“对现实的冲破”和“对现实的改变”。卢卡奇说：“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95]当然，这个阶级必须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存在。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真正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体，是个人意志、思想及其规律性和客观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总体，只有它能够把握对象的总体性质，并使历史总体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
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中，都是必然要出现的”[96]。
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离不开总体问题，是因为历史总体蕴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总体是对历史事件的扬弃，一切蕴含着总体的个别事件都是历史总体借以实现自己的中介。每一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位置，但这些环节却不会叠加组成历史的总体。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事件不能够被理解成历史总体的机械的部件。历史总体恰恰是个别历史事件从自身中发展出全部丰富内容的，同时，又相对于每一个别历史事件都具有隐蔽性的那种可能性因素。
当然，这些可能性因素只是针对于个别历史事件而言，是属于可能性的。这些可能性的因素一旦在历史中展开，并被统一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之中，就是最具现实性的历史总体。辩证的扬弃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的可能性因素，相反，是要否定个别历史事件现实的和直接的存在。尽管作为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会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扬弃决不会停留在更高阶段的现实性和直接性上。扬弃是对一切个别历史事件的现实性、直接性的否定。只有在这种扬弃中才能获得历史总体的现实性。
所以，卢卡奇认为，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事件是隶属于总体的，并在总体中才能变为“现实的”。他说，只有“当任何一种现象都具有过程的性质这一点被认识了，人们才能懂得即使是人们习惯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是由过程组成的。然后人们才懂得，‘事实，也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是分离出来的、人为地孤立的和僵化了的环节。这样人们也就同时懂得了，为什么当整个过程的过程式本质还是极其纯净，还没有被物化所僵化所污染的时候，和事实相比，这样的整个过程就代表着真正的更高级的现实性”[97]。
以上所述，特别是被归结为扬弃个别历史事件的观点，只是排除了一切把历史形式僵化、固定化的错误思想。但对于在辩证法的理论中潜藏着的把历史本身僵化的错误倾向也应加以提防。其实，在马克思以前，那些提出和系统阐发过辩证法的思想家，都或多或少主张：在多变的现象背后包藏着某种不变的本质。卢卡奇分析了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的哲学比喻，指出，在这个哲学比喻中包含着不变的本质的思想。“在流动着的河流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不变的本质，尽管它的这种本质表现为个别事物的不断变动。”“永恒的流动本身是不变的，是存在着的，就是说，并没有带来质上新的东西，所以它就只是相对于个别事物固定存在的一种生成而已。”[98]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体在本质上就成了永恒的东西，无论在历史的起点还是终点（假如有终点的话）都是一个东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总体无疑是这样一个东西。但在马克思这里则完全不同。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历史总体看成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新的阶段，即每一次对个别历史事件的扬弃都生成新的特征和增加新的内容。如果我们重复上面已经有过的论述，那就是：作为历史总体本质的人与人的联系是不停地产生和再产生的。所以，历史总体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常新的。这就是真正积极的扬弃的结果。这样一来，历史总体就不只是赫拉克利特的“一条河流”了，而是不断地从一条河流跨进另一条河流的历程。不过，这是不是赫拉克利特的思路的继续，即把历史总体不断获得新东西这一点绝对化了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在这里“常新的”一词是与历史总体的具体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是具体的。赫拉克利特的永恒不变的流动则不同，它是一种抽象的本质，即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这种抽象的本质。所以，卢卡奇无论如何强调“历史总体不断获得的新东西”，也不会把“常新的”这一点绝对化。
每一项新的东西一旦被纳入历史的总体之中，成为历史总体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时，就开始在自身中产生出被扬弃的趋势。因此，新的东西是历史总体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连接点或中介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历史总体的承载物。或者说，无数个这种中介因素按历史顺序的结合，就包含了统一的历史总体过程。在这里，一切问题都是历史问题，一切关系、联系都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它不会被固定下来或成为永恒的。相反，一切关系和联系及其结构都是历史地变革着的自我扬弃。历史是真正的主题，历史的统一过程是总体，而总体正是历史中的全部关系和联系的自我扬弃。换言之，历史是总体的历史，而总体是历史的总体。
尽管历史的总体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但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总体一直是一个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历史过程。卢卡奇说：“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99]与封建社会不同，“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既摧毁了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也摧毁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法律屏障”[100]。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按其倾向而言能够在经济上完全渗透整个社会的生产制度”[101]。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把人们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主线串连在一起，从而为认识历史总体提供了可能。但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却不能实现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在它那里，“历史现实的思想形式”的概念只是一些片面的、抽象的和虚假的形式，“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它认识历史总体就是阶级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102]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和对总体的认识一致的。因此，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提出了建立本阶级的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体现在辩证的总体范畴之中的。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不过，卢卡奇接着指出，“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103]。对总体范畴的产生，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
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到与内容的统一。如上所述，历史因素的流动性是历史总体的前提。在这里，概念的变化特性使总体范畴在自身中获得了逻辑的可理解性。因为，概念一旦失去固定不变的独立性，唯一的方向就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从而构成总体意义上的互动。概念的独立性和具体性是完全不同的，当概念失去独立性时，恰恰获得具体性。正是概念变化的特性使过去一切带有空想性质的对具体性的企求成为可能，即可以在概念的联系、统一和转化中，在历史地生成着的总体中消除概念的抽象形式，把其本身应有的具体性归还给概念。以往的科学希图通过抽象来获得概念的有用性，但一接触现实，这种有用性就化为乌有了，而当概念在总体中实现了与具体性的统一时，才具有了有用性，而且是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有用性。
总体范畴的科学性一开始就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表现了出来。它从总体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这个社会的矛盾本质，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制度是建立在各种相互对立的因素的基础上的。这种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尚存之时被消灭，只能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被扬弃。但是，要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没有总体观显然是不行的。我们根据总体范畴所提供的方法，把资本主义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趋势，从而找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途径。卢卡奇说：“总体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104]矛盾、差别是社会系统自身发展的动力，而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属于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而又与这个社会相对立的因素。这种因素支持着资本主义社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时又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作好了准备。
由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原因，辩证的总体观就能够“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105]。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形式尽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形式，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过程而言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暂时性的现象，而总体正是浸透在这种现象的时空特点之中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形式的扬弃，也就是剔除遮盖总体的一切暂时性因素，让总体放射出强烈的光芒，照耀人类历史的自觉过程。
总体范畴的提出，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科学上的分工和专门化的影响，开始了从总的联系中认识历史的理论活动。
“对马克思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06]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废除了一切专门学科，一切专门学科作为对特定对象的具体研究，依然是必要的。但这种研究决不是把对象从总体中割裂出来，然后进行排他性的孤立研究。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任何一个专门学科都需要把其对象看作是一系列彼此联系着的问题中的特定部分，而且自身的研究应具有对于其他学科的非排他性。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门学科都是总体的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同时，在一切这些专门的学科中都贯穿着总体的观念和方法。
当然，资产阶级的全部科学也有着统一的方法，但各专门学科并未因此而具有质的统一性。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象”确定为对象，而这些假象恰恰是彼此分离的。所以，在资产阶级的法学中，我们看到的是抽象的人权；在其经济学中，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了人的、抽象的劳动、商品和价值，即没有人参与的经济过程；而在其历史科学中，我们看到的至多是只与少数失去了人的特性的杰出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事件……与此相反，建立在总体范畴基础上的专门学科之间有着内在的质的统一性，它们统一于“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并着力去揭示历史总体的辩证特征。在任何一个这样的专门学科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具体的、历史的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代社会的各个学科，都是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每一个问题，而只有作为阶级的主体才能够提出总体的观点。
无产阶级自身就是总体，或者说是总体范畴的主观方面。
无产阶级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于它来说，个人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是个人无法把握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完全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的环境。对此，人们在理论上往往将这个世界称作“规律”，即看作是不可理解的合理性存在；而在现实中，人们则是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它。这样一来，人就被变成为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个人主义的立场也会产生出主动性，那就是在宿命地接受了外在世界之后转而向内行动，那就是希望在改变人的内心世界方面有所作为。这种貌似渴求主体能动性的做法也同样结不出任何积极的果实。因为，人与总体一旦分离，任何改变人自身的纯粹伦理动机都会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对历史的进程是起不到任何积极影响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种个人主义原则的复制品。不过，它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区别是：一个是从作为个别资本家的个人出发；而另一个是从作为个别无产者的个人出发。其实，只要是从个人出发，无论这个个人是资本家还是无产者，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所以，第二国际的宿命论和奥地利的伦理社会主义，都是以个别无产者的朴素世界观和愿望、要求等面目出现的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在本质上，它们是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互通的，而与马克思主义却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是从阶级的立场出发去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的。在它看来，无产阶级自身与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无产阶级是整个社会历史总体中人与环境相互规定的一个因素。作为阶级的人是总体的主体，他把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都看作是属人的而加以改造，而人自身的改造又有赖于周围世界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阶级的观点是历史总体观的基础，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总体范畴在科学—方法上的优越性才表现了出来。
在具体的研究中，总体的方法是以文献史和问题史的研究方式出现的。
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一文中，卢卡奇盛赞卢森堡《资本积累》中的文献史考察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问题史研究。他指出，问题史和文献史的研究方式是马克思经常使用的。比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首先追溯了蒲鲁东的思想来源，分析了蒲鲁东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和为什么必然歪曲了李嘉图和黑格尔，从而揭示了蒲鲁东的自相矛盾。然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却放弃了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所以他们既没有能力理解社会的所谓“意识形态”的形式同其经济基础的联系，也没有能力把经济本身理解为总体，理解为社会现实。当卢森堡和列宁重新运用问题史和文献史的研究方式时，就“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向马克思本人的表达方式的复归”[107]。
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在理论上由以开始的两部基本著作，即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表述上也与青年马克思的这种形式有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了让他们著作的实质性问题辩证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形成做了一定程度的文献史的表述。由于他们剖析了他们提出问题之前的那些观点的变化和突变，由于他们在这些转变的整个历史条件和结果中考察了思想上明确或迷惘的每一个阶段，他们就使历史过程本身……以无与伦比的生动性展现出来。这种方法与资产阶级科学（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也全部属于此中）‘考虑先驱者’的做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由于这种资产阶级科学在方法上把理论和历史区分开来，由于它把诸个别问题从原理和方法上彼此分离开来，从而把总体的问题从精密科学性的根据中排除出去，某一问题本身来说就成为一种实际上的和表述上的累赘。”[108]所以卢卡奇认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是科学的历史著作。列宁的问题史是研究19世纪欧洲革命的一部内部史，而卢森堡的文献史表述则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和发展而斗争的历史。
卢卡奇认为，问题史和文献史的研究使“某一问题的历史实际上变成诸问题的历史。某一问题的文献表达方式，表现为这一历史整体的各种可能性、界线和问题的表达方式”[109]。因为，这种研究方式是把所研究的问题放在历史总体的关系中来加以考察的。然而，正是在这种关系中，问题所包含着的关于人们存在的意识的本质规定才表现出来，即证明意识是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表现。这种表现可以是正确的意识，因而反映了历史总体发展的趋势；也可能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因而与历史总体的发展趋势相悖。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为自己行动制定的目标就是一种无法达到的东西，人们行动的方向往往偏离他们所追求、所希望的东西。
在历史总体的关系中研究问题，不仅可以发现避免虚假意识的借鉴，而且能够在历史总体中正确地把握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由这种生活状况所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感情等，从而确定人们所希望的东西和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此应当采取的正确行动，并进一步了解这些行动对历史总体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的出现，使无产阶级的行动从自在阶段走向自为的阶段，成为自觉地推动历史总体发展的革命实践活动。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为最终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即为实现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着的历史过程的统一提供了基础。
2.4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对于马克思主义（甚至伪托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来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所有理论探讨的落脚点。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纯粹的理论兴趣，一切理论探讨都是指向实践和为实践提供实现自己的可能性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殚精竭虑地思考总体范畴，其目的就是要探讨一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宿命论的，也不同于伯恩施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伦理思考的道路。那就是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和历史主客体关系的状况，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组织方式及其政党的历史意义，揭示彻底的社会革命或者说总体革命的必然性，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统一。
卢卡奇在论证“唯物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一命题时，是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
根据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提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是理论能否掌握群众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卢卡奇认为，仅仅停留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上是不够的，还需要对理论为什么能够掌握群众、理论怎样掌握群众以及理论掌握群众对于历史的意义加以提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代表了理论与实践统一问题的基本方面。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严谨的理论探索和无产阶级的一切积极的实践活动，都可以视作解决理论与实践统一问题的尝试。理论与实践是相向互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任何偶然的和暂时的联系，都在理论和实践各自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渴求时，被必然联系的形式所取代。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就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趋势。
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但只有当理论完全掌握了群众，使群众不再受历史中偶然因素的驱使，不再追求那些属于非历史主流的目标时，才可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卡奇说：“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来自人的意志，但不取决于人的任意妄为，也不是人的精神发明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时；只有因此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110]
理论并不神秘，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复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其本质而言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革命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会在这个理论中被客观地记录下来。因此，从这一理论中，可以概括和提升出科学的结论，这些结论可以被传播和被广泛地接受，可以被用来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发展。卢卡奇说：“由于理论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111]形而上学往往把思考的对象看作固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思考只不过是对这种对象的直观。因此，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与实践无缘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对象的流动性即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客观内容，同时把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为总体来加以考察，把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纳入自己的视野，所以，它在自身中包含着走向实践的冲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112]。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对总体的认识中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为改造现实世界指明道路。在这里，总体的观念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前提。卢卡奇批评那些想做马克思主义者而不知如何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由于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因而一旦提出行动的问题时，就必然要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伦理要求上去。
然而，破坏了对总体的考察，就必然会破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所谓实践，无非是改变现实的活动，而如果没有一种对现实作总体把握的理论，就根本谈不上对现实的真正改变。一切有着具体目标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由理论为它提供改变现实的可能性的，理论愈是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过程，就愈加紧密地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为实践活动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指出实践活动努力的方向。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在历史的总体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在总的历史过程中的位置和发展趋势，正是为了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而使实践获得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根据。
卢卡奇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理论和阶级意识是同义的，而阶级意识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但是，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并不总是直接统一的。在资产阶级那里，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当然，这种矛盾并不是互不相容的矛盾，而是辩证的矛盾。一方面，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促使其阶级意识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这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发展的顶峰又会陷入和自身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并导致对自身的摈弃。
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在取得了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形式时，也使自己变成了新的压迫阶级。而且，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阶级斗争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但是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总是千方百计地把阶级斗争从社会意识中抹去，这就使资产阶级意识变成了一种虚伪的意识，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就演变成一种道德说教。特别是当资产阶级的统治扩展到整个社会，当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时，它就不得不创立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等等的学说，让这类学说帮助它组织整个社会和维护对这个社会的统治。这类学说无疑是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意识，但资产阶级在运用它组织社会和维护其统治时，又必须否认它是阶级意识。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少数人的统治，不仅资产阶级的统治是由少数人来执行的，而且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所以资产阶级制订的一切理论都必须具备欺骗别的阶级的功能，使它们失去自己的阶级意识，以便接受甚至支持少数人的统治。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理论作为阶级意识的本来面目就被掩盖了起来，被穿上诸如超越一切阶级对立的国家学说、“公正的”司法等等外衣。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却越来越激烈和越来越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理论就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无视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对立；要么公开地为少数人的利益作辩护。不管它选择什么，都会暴露出资产阶级理论对于社会现实存在的虚伪性，使它无法继续作为整个社会的共同意识而存在。所以说，当资产阶级意识扩展到社会总体时，它也就变成了一种灾难。卢卡奇说：“《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制造了它自己的掘墓人，这一点不但在经济上是正确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正确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全部科学竭尽全力要掩盖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为此目的，从拼命歪曲事实到关于历史、国家等等本质的‘高超’理论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113]最终，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论防线，放弃领导全社会的企图，走上只维护自己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道路。这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开始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投降。
资产阶级理论衰退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意识成长的过程。卢卡奇说：“同一过程，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解体的过程，是一场持续的危机，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同样是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力量的积聚，是走向胜利的起点。”卢卡奇高度估价了无产阶级意识生成的意义，认为“对反映了资产阶级长期垂死挣扎的社会本质的越来越深刻的洞见，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是力量的不断增长。对无产阶级来讲，真理是取得胜利的武器；越是义无反顾，就越能取得胜利”[114]。“对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115]”单从这些论断来看，卢卡奇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意识、思想和理论的作用，但很快卢卡奇就证明了他的这些论断包含着十分有价值的思考。
在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资产阶级无疑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优势，那么无产阶级改变现实如何可能呢？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也有着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拘泥于历史的个别事件，不单纯受个别的历史事件所驱使，而是从总体上抓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那些起决定性影响的核心。“面对在思想、组织等等方面都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116]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它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如果不废除阶级社会就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揭示社会本质的联系，建立起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其阶级意识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化。在资本主义的物化关系中，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必然会产生某种分离，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分离是不应该的，但在现实中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必然会出现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矛盾。庸俗马克思主义往往把这种分离夸大化和作为既定的事实加以接受，因而，它或者为了当前的直接利益而放弃最终目标；或者为了最终目标而牺牲当前的直接利益。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应当是“把个别因素纳入到对过程的总的考察之中，只有和最终目标联系起来，它才能具体地和有意识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才是革命的”[117]。
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阶级在每一次争得直接利益的同时，就必须对自己的现实利益作出否定，即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实现自我否定。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与以往任何阶级的不同之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种区别：“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118]所以，在矛盾成为资产阶级意识的极限的地方，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把矛盾带入它的阶级意识之中。也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始终是通过自觉的行动和自觉的自我批判而达到的改造社会的认识。这种自觉的行动和自觉的自我批判的过程，一改过去那种阶级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对立的状况，代之以眼前利益和最终目标的辩证矛盾，即自觉地把一切为追求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纳入到对最终目标的追求中，把对资本主义社会局部的否定纳入到对其总体的批判中。这种阶级意识自身就是一种实践的力量，至少，它使认识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理论和实践的对立是由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所造成的。作为资产阶级意识集中体现的近代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的形式出现的，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近代哲学“从全面系统的怀疑论，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经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走过了一条笔直的发展道路。它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多端的题目则是这样一种观点：因为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以及只要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119]。事实并非如此，整个近代哲学只是理性的部分性体系，诚如康德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种理性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综合的、构造对象的命题，它的任何原理都不可能同事实的整体相联系，至多只能与经验事实建立起偶然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理性主义必然要求建立体系；而另一方面一切体系又都会遇到尴尬的自相矛盾。为了摆脱自相矛盾，任何体系都不得不摆脱那些容易导致矛盾的问题，因而使体系变成不完全的部分性体系。
然而，哲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把握总体的要求。既然这种要求无法在对象中实现，就只能走向内发展的道路，去寻找那个思维的主体，并把这个主体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这实际上是在用主体去融合客体，以便在理性中消除那个经验中存在着的主体——客体的二重性，从而在主体的既定性中达到对同一的主体—客体的理解。在这里，客体具有可理解性是因为它是被创造的。因此，近代哲学最终走上了要求在实践的基点上消除认识和对象之间的对立、从实践上寻找克服理论的局限性的道路。比如，在费希特那里，实践、行为、活动就成了哲学方法论的中心。
当然，作为近代哲学结局的这种思想并不是把客体当作前提，而是将其看作被创造的。所以，当它要求站在实践这一思维和现实世界的联结点上通观这两个世界时，看上去是摆脱了主体—客体的两重性，而实际上只是一相情愿。因为这种“实践”仅仅适用于道德的范围，是作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实践，一旦超出这一领域，它就必须面对与知性、感性相异在的，而又的确是现实的客体。“也就是说，对‘外部世界’，对自然来说，规律的无情的必然性仍在起作用”[120]。作为道德行为的实践，一点也未促成世界的统一，哲学的创造原则在真正的客体面前，完全失去了创造的意义，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依然故我。
黑格尔哲学尽管在性质上被归类于近代资产阶级哲学，而在内容上它却破坏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所以，当我们把黑格尔哲学看作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形式时，也同时把它理解为无产阶级意识诞生的准备形式。具体地说，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一成不变的形式上的僵硬对立，认为主体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都在运动中处于相对的关系中。
由于黑格尔用逻辑来突出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辩证过程，因而他遇到了一个新的实体，那就是历史。当然，关于历史，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出一些自以为是的“高见”，但作为哲学基础的、实体意义上的历史在黑格尔这里是第一次出现的。因为黑格尔具有了以往哲学无与伦比的总体观，所以在通向历史的道路上，他抓住了逻辑必然性。这样一来，历史的变化就不再是认识的障碍了，反而成了理解历史的正确途径。当然，从性质上看，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仅仅是把资产阶级哲学推到了顶峰。实际上，黑格尔并未能够从历史本身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他依然站在历史的彼岸。他虽然苦苦地搜寻解决以往哲学困境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却是只具有抽象特性的“世界精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说黑格尔并未在现实中解决主体—客体的对立，他的概念神话只是合理地解决了历史理解上的问题，只是在体系自身中为资产阶级哲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卢卡奇认为，综观资产阶级哲学，它自始至终处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121]如果说它最终取得了发现辩证方法这一伟大成就的话，那么，辩证方法在那里也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徒有历史性的形式，而实际上则与现实的历史毫无联系。要想使辩证方法真正成为一种历史的方法，就必须依靠这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22]
与资产阶级哲学不同，“无产阶级的历史认识开始于对现在的认识，开始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开始于对其必然性（即其起源）的阐明。只有当一方面人类存在借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而不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同一过程的因素”[123]。只有历史不再被理解成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行轨迹，而是被理解为现实的历史过程，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理论与实践才可以在历史过程本身中找到统一的根据。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历史过程的辩证特性，每一个历史因素的中介性质，都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真正的对象。所以说，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是无产阶级对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的认识。
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无产阶级的存在被迫以客体的形式出现，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工人也片刻不能完全以自己生活的主体形式而出现。因为它在生活中也直接表现为一种抽象过程，即从工人的存在中抽象出劳动力。或者说劳动力与工人相分离，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由于工人出卖了他的这个唯一的商品，他就必须把这个与他的肉体不可分的商品放入商品运动的客观过程中，直接地、完全地被置于客体这一边。虽然，在资本家那里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即存在着这种人格的双重化。但是，在资本家的意识中，这种双重化却是他这个主体的活动的形式。他正是在这种双重化中展开了自己的主体力量。而对无产阶级来说，他自身的分裂却赋予了他受奴役的形式，不得不承受客体化造成的受压迫的状况，他觉得自己直接地就是社会劳动过程的客体，而不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主动者。
因此，不同于资产阶级在意识到自己的客体化方面的弱智，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认识自己被客体化的实质和根源。从逻辑上讲，由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使物化达到了顶点，因而，这种物化必须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无产阶级是被历史必然性驱使着去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和克服主体—客体僵硬的对立的。就现实而言，“工人变为生产过程的纯粹客体，虽然客观上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奴隶制、农奴制不同）而实现的，即通过工人被迫违背他的整个人格而把他的劳动力客体化，并把它作为属于自己的商品而出卖，然而因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之间的分裂恰恰是发生在把自己客体化为商品的人的身上，正因此，他的这种地位就变得可以被意识到了”[124]。这种意识是关于客体的意识，同时又是主体的自我意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个东西。
卢卡奇说，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商品，已经是一种实践的认识。我们知道，商品所提供的是使用价值，但这种使用价值无一例外地都会不露痕迹地消失在资本主义的等量交换范畴中。然而，劳动力商品则包含着不使自己在交换中完全被量化的潜质。因为，工人一旦认识到自己是商品，就已经开始了使这种商品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这里商品有了意识，而且是自觉的意识。因此，工人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成了意识的客体化。同时，这种意识也或多或少地伴随着劳动力商品进入生产过程。这时的“意识不是关于它所面对的客体的意识，而是客体的自我意识，意识的这一行为就彻底改变了它的客体的对象性形式”[125]。
总之，无产阶级通过这种意识觉醒了，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历史的主体。但是，无产阶级仅仅具有这种意识还不足以成为革命的阶级，这个层次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还没有脱离自在的统一阶段，理论（如果有理论的话）和实践至多只是在一些直接的当前利益问题上才表现出一致性。
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辩证法，从而造成了一种全新的情况：历史本身没有绝对的界限，一切社会存在都表现为过程和被把握为具体的历史现象，它的不断变动就是具体的历史形态，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环节，历史在辩证地前进着。对于这个辩证过程来说，人的主动性每时每刻都是参与其中的。因而，历史首先表现为不断地争取达到真理的更高阶段，即争取达到人的自我意识的更高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标明这个阶段已经到来。在这个阶段中，由于马克思不仅把以往较低阶段中的真理纳入到具体的全面的思想体系中，而且把思想运动也客观地表述为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历史成了构成人的环境世界和内心世界，人力图从思想上、实践上和艺术上等等方面加以控制的各种对象性形式的历史”[126]。这种意义上的历史无疑是可以被清楚地洞察和完全地改造的。因为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成了历史总体中相对存在的因素，在这里，一切都是根源于人的，人是历史辩证法的基础，是同一的主体—客体，人不仅参与而且决定了历史的辩证过程。
当然，这个“人”决不是个体的人，而是阶级。同样，这个阶级又必须是在既定的物化世界中能够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地位和命运的阶级。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和现实的总体发生关系，并在实际上起到对现实总体的改造作用。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如上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占有政权、知识、教育和经验等等的优势，“面对资产阶级的这些优势就是：它有能力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力积极地意识到发展的内在意义，并将其付诸实践”[127]。
卢卡奇说：“只有马克思才有能力把实现被认识到的总体集中于和局限于历史过程的现实，并借此规定可认识的和必须认识的总体，从而具体的发现这种‘作为主体的真实的东西’，并借此确立理论和实践的统一。”[128]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的理论解决，最能判断出一种哲学的彻底性。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彻底的哲学。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哲学都无法企及的，即使作为资产阶级哲学最高成就的黑格尔哲学也甚至未沾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边。尽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要“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29]，但由于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原因，他并未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局限性去实现自己提出的哲学愿望。所以说黑格尔犯了同他的先驱者同样的错误和囿于同一种局限性，即未能真正把握历史的总体。因而他不能够发现“作为主体的真实的东西”，反而以为自己就是真实的主体。而且，黑格尔赋予这个“自我”以客观的形式，称之为绝对理念，认为这个绝对理念就是真实的主体。这样一个完全虚幻的主体如何能够导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呢？可见，黑格尔哲学仅仅是一种理论，理念的真理性只是在这个哲学之中才是真实的，一旦越出这一哲学体系，连哪怕给人一点由它想到主体的提示都不具有。
当然，黑格尔是第一个比较详尽地探讨过实践范畴各个方面规定的思想家，但这个实践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实践。如果说他也提出过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的话，那么他实际上所达到的只是理论自身的统一。所以黑格尔哲学是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它来说，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是不证自明的。无产阶级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甚至，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存在携带着理论的嫁妆奔向实践，即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或者与实践相结合的步骤，因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实践活动本身已经使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了。
无产阶级意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它所反映的是这个社会前进的历史趋势。这个作为意识内容的历史趋势尽管与现存世界之间有着一定的时间上的差异，但却作为深深根植于现存世界的非直接性关系，决定了其实践的本性，即通过无产阶级的行动改变现存世界，使意识中所反映的历史趋势成为现存的现实。
当然，这只是说明无产阶级意识是“关于实践的理论”。卢卡奇认为，从“关于实践的理论”到“实践的理论”也是一个发展着的辩证过程。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思维不仅是一种“客体的批判”，即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而且还应当成长为包含如下内容的批判：“它自己的实践本质实际上已显现多少，客观上能达到的真正实践阶段是什么，客观的可能性实际上有多少已经变为现实”[130]。只有具备了全部这些内容，无产阶级意识才称得上是“实践的理论”，才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
因此，卢卡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在于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131]。具体地讲，就是无产阶级的这一学说深刻地理解了历史过程的本质，发现了决定性的通向未来的发展倾向。因此，这种学说是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形式。由于它，无产者的行动才变成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真正的阶级战斗。
在马克思主义这里，理论与实践没有严格的分界，认识不要过渡就能导致行动，而无产阶级的行动正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一切真正的属于无产阶级的行动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至于那些具有自发性的行动或其他任何轻视理论的行动，在无产阶级意识成熟之后，都成了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行动了。所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无产阶级的行动、实践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卢卡奇说，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社会革命，即对社会总体的总体改造的必然性才显得是有根据的”[132]。
卢卡奇通过阐明无产阶级意识的本质，来认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是非常深刻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不过，如果仅仅满足于这样的论断，是非常容易流于一般的，而且似乎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问题就是理论问题，而实践则是次要的和从属于理论的。在卢卡奇的许多批评者那里，的确长期存在着这种误解。
其实，卢卡奇并未仅仅停留在这种一般性的论述上，而是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具体形式时，努力寻找理论真正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中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即将付梓之前，匆匆赶写的《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有益的探讨，提出了“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的见解。卢卡奇认为，正如每一种辩证关系一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只有在组织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
从理论上证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以此为界，因为这种理论的证明不应当取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其行动中去证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这样一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就变得非常具体和现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关系的全部复杂内涵都暴露于外了。这时，组织问题就自然凸现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写作《怎么办？》一书是完全由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逻辑决定的）。
组织，是理论为实现自己而借以开辟道路的必然途径。任何理论，只要希冀实现自己，就立即会遇到组织问题；同样，任何行动如果是非组织的“纯粹”行动就只能是盲目的，而且对历史发展鲜有积极意义。其实，一切行动都是个人和集团行为的纠结，其意义和现实性都只有在其历史总体中才能被理解。也就是说，这些行动在历史过程中起到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作用。一切行动都无法避开组织问题，如果能够自觉地从组织方面来看问题，那么，在对实践活动的形势进行估量时，在对行动的组织和领导中，就必然会在理论中找到具体的、最适合行动的因素。从而，也会进一步发现那些在组织的中介中真正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本质性决定因素。
当然，理论绝对不是纯净的，理论中也会有错误，比如在对目标的选择或对形势的估计中都有可能犯错误。这时，就只有根据实践观点对理论提出批评，才能够纠正理论中的错误。而这种实践观点决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具体的组织状况的实践观点。因此，组织不仅能够使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成为现实，而且能够起到过滤的作用，防止错误的理论在行动中导致出恶果。这样一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不是简单的统一，而是经由组织的选择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组织是否完备，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程度。当无产阶级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时，是以完全无意识的方式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上没有什么影响。尽管如此，这时是存在着与历史过程的这一特定阶段相吻合的无产阶级的原则和统一观点的。所以，无产阶级这时是由资产阶级迫使而成为独立的、组织的阶级的。随着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无产阶级拥有了通过有意识地利用历史发展趋势而走向自觉的组织，并在这种组织下采取走向“自由王国”的有意识的步骤。这种有意识的步骤使其对整体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明确地和有意识地表现了出来。
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核心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中，卢卡奇已经对党的性质和功能作了一般性的考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不可能有纯粹的意识，即不可能有作为‘纯粹’理论的纯粹意识。……使无产阶级意识具有某种要求性质、某种‘潜在和理论，性质的那种历史过程状况，必然作为相应的现实形成，并作为这样一种现实能动地影响这种过程的总体。无产阶级意识的这种形态就是党”[133]。党作为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现实形态，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意识的支柱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另一方面又是一种道义力量的集结点，是革命的领导者。
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卢卡奇则用通俗的语言把党规定为集体意志的体现。认为党通过一定的纪律，能够使集体意志得以实现。无产阶级政党“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工人政党更高类型的组织”，因为它从来都不打算站在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之外为它提供什么，而是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阶级之中，使这个阶级的要求明确化，并推动这个阶级的集体意识的实现。因此，党所反映的是一般历史过程。卢卡奇说：“正像‘最终目标’不是简单地在过程以外的某个地方等待着我们，而是寓于过程之内的每个具体阶段上一样，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形式按本性说来也是一种过程。”[134]任何时候，如果党忘记甚至稍微忽略自身的过程性，就有可能犯严重脱离无产阶级及其实践的错误。无产阶级成长的历史表明，机会主义的党往往浸没于日常要求而牺牲理论。而在日常实践中，它又往往拘泥于僵死的组织形式和陈旧不堪的策略。与此相反，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克服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涌现出来的矛盾，它必须促使自己时刻跟上无产阶级的当前要求，并使这些要求与“最终目标”之间保持着联系。由于党完全是为了给每一次理论应用、每一个策略步骤以组织支持的，所以它必须而且也有能力防止教条主义的僵化，从而使党成为无产阶级组织形式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当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操作起来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不过，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还是十分有益的。卢卡奇关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并将这一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落脚点，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卢卡奇对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机制所作的严谨分析，无论对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活动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在卢卡奇这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依然是让事实服从逻辑、让实践服从理论的。也就是说，卢卡奇是从总体性的原则开始自己的思考的，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只不过是从属于总体范畴展开的需要的。因此，卢卡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颇具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的。正如卢卡奇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反映了他当时的“抽象的乌托邦主义的方向”[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