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人而言，这是一个时间和地点均未能明确的场景。
大概在公元前12世纪末的某一天，岐山脚下的某一处所，两名男子正偷偷摸摸地准备离开周部落去往远方。
这两名男子非盗徒，亦非越狱之囚犯。他们是两兄弟，哥哥名叫太伯，弟弟名叫仲雍。他们的父亲，乃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史称周太王是也。
在《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中，古公亶父是周部落兴旺发达的关键人物，他“复修后稷、公刘（此皆周人祖先）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除了为政修明，古公亶父对待婚姻爱情的观念也令人眼前一亮。根据孟子老先生的记载，古公亶父专爱妃子太姜，不娶其他妻妾，故而“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这一点在威权统治和生殖崇拜的奴隶社会极为罕见，后代社会要效仿古之贤良，不妨从这方面做起。
太姜为古公亶父生育的第三个儿子，名叫季历。
季历辅佐古公亶父治理部落时，有贤德的令名。他的儿子昌则更胜一筹，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圣明之兆，以至于古公亶父当着族人的面儿发出了“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的感叹。
用“昌”来称呼昌（是不是很贫嘴），或许大家会陷入认知的黑障，一时半会儿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谁。如果把昌流传于世的名字亮出来，也许大家的感觉会有所改观。
昌，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俗称姬昌。这下看起来顺眼多了，对不？
当然，季历和昌的出息并非本节叙述的重点。我们要关注的，是太伯和仲雍听完父亲那句缺心眼儿的感叹后，所做出的应对措施。
大家都知道，周人的继承法则讲究有嫡不传庶，嫡子里面又分先长后幼。异日古公亶父双腿一伸，太伯享有最优先继承权。
而一旦太伯继位，周部落的下一任首领将是太伯的嫡长子，继而是嫡长子的嫡长子，如此循环不绝。
除非太伯无后，仲雍才有机会从太伯手中接掌部落首领之位。接下来又是嫡长子传嫡长子的无限循环。
除非仲雍也无后，才能轮到季历上。
这也就是说，季历理论上拥有继承权；但这种概率非常小，小到趋近于零。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连季历都几乎不能指望继位，昌继位就更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了。古公亶父关于昌有朝一日将带领周部落走向新时代的预言，凭什么实现？
实现的办法不是没有，只要季历超越两位兄长拿到继承权，往后的事就水到渠成了。
可是，问题到这一步依然没有彻底解决。
要废止太伯和仲雍的优先继承权，除非两兄弟接连暴毙，又或者双双犯下重罪。否则，以古公亶父那受人称颂的品德，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好的理由来改变祖制，继而特命简拔季历为周世子。
不过，海棠虽然长得帅，光鲜的表面下其实就是凡夫俗子一枚，被古公亶父的家务事难住倒也稀松平常，这并不代表这世界上就没有其他玲珑剔透的人可以为古公亶父排遣忧愁。例如，太伯和仲雍就有好办法。
他俩情知父亲有意传位于季历却又受制于礼法而无法遂愿，生怕父亲为难，就私下里计议，决定离家出走，远远地躲起来，造成古公亶父非季历不能传位的事实。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本节开头出现的兄弟出走那一幕。
太伯和仲雍这一走，乖乖不得了，竟然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的东南。具体位置在今天长江下游以南、钱塘江以北、太湖以东的区域。
当时，太湖周边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中原文明的光辉远未泽被于此。
兄弟俩就地落脚，结庐而居。为了坚定地确认自己无意继承父业的志向，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态文化圈，他俩特意在身上刺满花纹，并剪断头发[1]，饮食起居完全遵照土著居民的风俗而行。
土著居民对于太伯和仲雍这两个外来者，一方面被其尊重本地传统习俗的诚意打动，另一方面又惊艳于其掌握的先进文化技术，于是倾心拜服，“从而归之千余家”。
太伯以“勾吴”为号，被土人拥为吴太伯，这便是“吴”政权的发祥。
与此同时，周部落出于意识和技术上的原因，放弃了对太伯和仲雍的寻找，立季历为世子。
后来季历继位，史称周王季。昌再继位，史称周文王。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继位后，高举剪商大业，打下了周王朝绵亘八百年的江山。
吴太伯膝下无子，故死后由仲雍继位，史称吴仲雍。至吴仲雍的曾孙吴周章继位时，正值商灭而周立。
不久，一位镐京的特使跋山涉水寻访到了勾吴之所在。他的目的不是为周王室寻亲，而是探察中原的四隅，为新兴的周王朝分封诸侯、撒播势力、迅速巩固政权做准备。
特使与勾吴一番交涉后，得知眼前这个充满了浓郁蛮夷风味的部落原来传承自周太王之子太伯，当下又惊又喜。
因为，勾吴虽然已经基本演化成了蛮族，但它毕竟和周王室还是五服之内的亲戚，两者之间具备天然的信任基础，周王室反正要觅个合适的主镇守此地，勾吴不就是现成的候选对象吗？
于是，周王室正式册封吴周章为诸侯，承子爵，定国名为吴；另册封吴周章之弟虞仲于夏都故址，亦位列诸侯，承公爵，定国名为虞。
大家仔细观察“虞”的字体结构，是不是发现它和“吴”字有莫大的关联？
事实上，春秋时代这两个字是互通的。所以，吴国当时又被称作虞国，而夏都故址的那个虞国当时又被称作北虞国。
虞国虽然距离王朝心脏部位的距离更近，享有的爵位更加尊荣，但它的福祉显然不如吴国绵长。
当吴周章的第十二世孙句卑执掌吴国时，有个叫晋献公的山西老男人，用一招“假虞灭虢”将虞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句卑的孙子乘继位后，吴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快速发展壮大起来。
具体壮大到什么程度，我能且仅能举出一个事例说明，那就是乘称王，史称寿梦。原来诸侯称王这种无法无天的勾当，并非只有楚国干得出。
可是吴国称王的背景与楚国稍有差异。抛开恃强无恐和蛮性发作等共同因素不说，楚国历史上遭受了太多周王室施加的压迫，它称王在某种意义上是想表达对周王室的抗争；而吴国因为地缘隔绝，与周王室并无直接的利益冲突，它称王在某种意义上是想与楚国争衡。
没错，楚国和吴国，注定就是为了拼争而生的一对生死冤家。
而要弄清楚楚国和吴国这种拼争关系的由来，就不得不从两国的地理形势说起。
楚政权在长江流域的成长足迹，最早要追溯到长江中上游。
楚鬻熊被周王室始封于丹阳，在今湖北省西部的秭归县东。
后来楚国逐渐向东南方向扩张，兼并了鄂西的黎苗诸部，至熊渠时代，势力范围已达今鄂东与赣北一带。
公元前8世纪末，熊通大刀阔斧地展开拓殖江汉的战争序幕，并悍然自立为王，史称楚武王。这是楚国称王之始。
楚武王之子楚文王迁都于郢，牢固控制了江汉地区。随后，楚文王秉承其父“观中国之政”的遗训，进一步向北发动武力扩张，兵锋扫过南阳盆地直抵中原枢纽的郑国，一跃成为中原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郑国耀武扬威的同时，楚国不可避免地触怒了北方强国。
于是我们接下来看到，齐桓公挟北方同盟之威与楚国签订召陵之盟，逼迫楚国保持名义上对周王室的臣服；而晋文公更是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城濮之战，一举将楚国击成重伤。
北上受阻使得楚国统治者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仅凭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蕴含的资源，楚国想要问鼎中原，还力有不逮；假如能够先整合长江流域的版图，再与黄河流域的政治势力对阵，那么成功的把握将会大幅度提升。
长江源远流长，楚国既不在头又不在尾，在整合长江流域这一战略目标的指引下，理论上存在着两个战术行进方向。
一是溯流而上，向西进攻巴国，进而控制整个四川盆地。
但这种战术选择实行的可能性很小。关键原因在于，要从湖北附近那块地进入四川，必须翻越鄂西川东的莽莽群山，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走陆路自不必说，诗仙李白留下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走水路也不讨巧，上游来水经由三峡奔腾而下，航船欲与流水逆向行驶，光考虑如何抵消江水那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就会让人产生想死的感觉。
因此，顺流而下，攻略江淮流域那些分散而弱小的蛮夷政权，是一个识时务并且非常诱人的选择。
一开始，楚国的进展很顺利，相继吞并了沿途的江(今河南省息县西南）、六(今安徽省六安市）、蓼(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及群舒(今安徽省舒城县、桐城市一带）等小国和部族。
但是，行进的道路不可能永远是坦途。当楚国渗透到今安徽省与江苏省交界的地带时，一个强大且躁动的国家与它狭路相逢。
挑战者，或者说被挑战者的名字，叫作吴国。
实事求是地说，皖苏交界区域是东夷的世居之地，无论吴国西渐还是楚国东进，对于当地的东夷部族而言，本质上都是一种新兴国家的扩张行为。
但两个国家的扩张又有分明的区别，其中吴国的扩张显得温婉而舒缓，楚国的扩张则显得暴虐而急骤。
吴国与东夷部族同处长江下游，历时久远，其血缘交融、文化交流以及经济交通，均甚为密切。东夷对吴国的认同感较强。
而楚国来自长江中游，它闯入东夷部族的家园，是楚穆王以来数十年间之事，且过程中多有杀戮、劫掠和吞并，是一种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行为，自然容易激起东夷部族的憎恨与仇视。
故吴国在江淮流域中部与楚国作战，无异于东夷部族的守护者，在绝大多数场合能得到东夷部族的接纳与迎合，从而获取人和之便利。这个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深刻影响着吴楚间军事斗争的整体格局。
为了充分展示这种格局，我们不妨把散见于前文中的两国外交片段作一个概述，细细体会吴国从默默无闻到名震东南的成长史。
事情约莫要从公元前589年说起。楚大夫屈巫为了将绝世美妇夏姬据为己有，不惜叛逃晋国。楚国令尹王子婴齐和司马王子侧假公济私，屠灭了屈巫留在国内的族人。
为了报复祖国，屈巫遂于公元前584年（即吴王寿梦二年）代表晋国出使吴国，联吴以制楚。
屈巫教吴人乘车、御射、战阵等车战步战之法，又使其子屈狐庸留在吴国担任了外交官。
屈狐庸以美言重币，游说群舒、诸越、诸夷叛楚服吴。这些政治势力深受楚国攻伐之苦，亟待寻求安全庇护，于是渐渐向吴国靠拢。
同年，吴国以徐国归附楚国、阻碍吴国通晋之路为由，兴兵伐徐。当时楚国正用兵于郑，无暇救援，徐国不支，被迫请降。
吴国趁势进军，移徐国之兵攻打楚国在江淮流域的重要据点州来。
州来即今安徽省凤台县，是楚国在江淮流域的水陆交通枢纽，不容有失，故楚令尹王子婴齐仓促从郑国前线分兵往救。
结果，吴军赶在王子婴齐到达前将州来攻破；而留驻郑国的楚军因兵力骤减，被北方联军包围，损失亦极为惨重。
楚军在郑国的惨败，某种意义上放大了吴国在州来取胜的效应。中原诸侯不意自己数十年来抱团抵御的楚国，有朝一日竟然败于吴国之手，幸灾乐祸之余，不由得对吴国刮目相看；而东夷诸国，则在安全领域进一步加深了对吴国的依赖。
吴国在州来一战成名后，被晋国视为围堵楚国的战略伙伴，因而受邀加入北方联盟阵线。
公元前576年冬，晋国上军将范燮召集同盟国大夫与吴王寿梦会盟于钟离[2]，正式完成了对楚国的战略包围，同时也宣告吴国作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国获得了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承认。
东夷诸国乐见吴国的崛起，以之为抗楚的大靠山，愈发相率投而奔之，归而附之。
次年，楚国与北方联盟战于鄢陵，重蹈城濮之覆辙，国际战略再度收缩。
群舒中受楚国欺压蹂躏最为严重的舒庸择机而起，转过年头便引导吴国攻打楚国东境的巢、驾、釐、虺四地[3]。楚国新败之余，无力救援，只能任由吴军搞风搞雨。
公元前573年，楚国为了一雪去年忍气吞声之耻，乃大兴刀兵，意欲跟吴国拼个你死我活。
然而在战役准备过程中，楚国探察到了一条重要情报，即舒庸自恃有吴国为奥援，竟然在对楚方向没有设置任何防御。楚国当机立断，将秘密筹备的战争资源投往舒庸。
舒庸蕞尔小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楚国施以雷霆一击，当即香消玉殒，划为楚国的私房。
公元前570年春，楚国卷土重来，令尹王子婴齐领军攻克吴国西部的鸠兹和衡山（非南岳衡山）。连胜之下，王子婴齐志气骄纵，遂将大军屯扎于衡山，仅派大将邓廖率先锋精锐深入吴国。
不料吴军中途设伏，一举将邓廖所部拦腰截断，然后各个击破。邓廖本人阵亡，部属毙亡者逾十之八九。
王子婴齐因战局突变，被迫引军西退。吴军随后掩杀，夺取了楚国的边境重镇驾邑。王子婴齐既羞且愤，郁郁而死。
公元前568年，吴国与北方联盟的成员先后会盟于善道和戚地，继续深化多边合作，协同制楚步调。
公元前563年春，再会于楚东之柤地。
公元前560年，初掌国政的吴王诸樊[4]乘楚共王新丧，出兵伐楚。
楚国名将养繇基率军赴前线迎敌，司马王子午引军作为后援。养繇基判定吴军轻忽大意，于是诱敌深入，于庸浦大败吴军。
次年秋，为庸浦之役故，楚令尹王子贞率车师伐吴，直抵棠邑。吴国避其锋芒，正面任由楚军攻打棠邑而不施与援救，背地里却布下奇兵，准备截断楚军的退路。
楚军攻破棠邑，满载而归。王子贞亲自殿后护卫，却以为吴军已无胆气尾追，于是一路上放松了警惕。
当退至“皋舟之隘”[5]时，楚军后部遭遇吴军的突然袭击，瞬间凌乱。楚军前部回师来救，却被吴军利用狭窄的地形牢牢封堵。楚军遂成溃败之势。
王子贞侥幸奔逃回国后，深以皋舟之败耿怀，未几就一病不起。临死前，王子贞遗言于司马王子午曰“必城郢”（意为加固郢都的城防），他已经预感到在不远的将来，郢都有兵临城下之虞。
庸浦之役和皋舟之役的情节极其相似，只不过胜负归属相互掉了个头。吴、楚双方借由这一点，似乎寻找到了某种现实的平衡，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两国边境地带偃旗息鼓，保持了相对的安宁。
在此期间，国际关系深刻调整。晋、齐同盟破裂，相互致以千里奔袭，从而加剧了南北争霸局势的复杂程度。
具体而言，齐国和楚国打得火热。而晋国为了避免东、南两线受敌，一方面加大了对齐国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主动削减了联盟内各国诸侯向晋国供奉的财物，持续笼络吴国以牵制楚国。
楚国为了策应齐国，且破除北方联盟与吴国对自己的合围，一方面攻打郑国，吸引北方联盟的注意，以便减轻齐国承受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攻打吴国，吴楚两国遂重启战端。
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兴舟师伐吴，然因军队缺乏教训，于路途中迭遭困窘，未及交战便无功而返。
说起这个军队因缺乏教训导致无功而返的问题，我想多句嘴。
打仗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体性专业斗殴活动，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绝不是一大群人一哄而上，把对方放倒然后拍屁股走人那么简单。
假如你是指挥官，首先必须把人员和辎重输送到预设的作战地点。光这一条你要运筹的事情就很多。
譬如是分头并进还是合兵整体向前，要不要派先遣队前出侦探，前后左中右各部之间靠什么方式保持联络，遭遇敌情时如何应对，几点宿营几点开拔，等等。
设想，假如指挥官不能一一布置妥当，又或者将士不具备足够的技战术修养、不能准确领悟指挥官的口令和意图，那么，武装行进对于这样的一支队伍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
甚至于说，这群人即便不是军队，而是一个旅游观光团，倘若导游业务生疏，游客不听从安排，那等到他们回转的时候，不知道会弄丢多少人。
所以，楚国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反映出其水军建设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反观吴国，因其地河川交错，湖汊纵横，人民素来习于舟楫，不但造船工业发达，而且对水战之法熟稔于心。故楚国虽然拥有上游的地缘优势，但吴国依靠技术优势与之对垒时，往往能够战而胜之。
同年冬，吴国展开报复行动，趁楚康王亲征郑国之机，唆使楚国的附属舒鸠叛楚。
楚康王挥师南下，大军驻扎于舒鸠北面的荒浦，严词责问舒鸠为何反叛。
舒鸠迫于淫威，只好睁着眼睛说：没这回事，您老要是不相信，咱重新结盟确认一下从属关系可好？
楚康王说：想玩我，你小子还太嫩了点儿，看老子不揍你。言罢，挽起袖子就准备动手。
令尹薳子冯劝阻道：“不行。舒鸠说自己没反叛，又主动要求结盟，这至少是悔罪的表现。不管其诚意如何，我们应当休养生息，听其言而观其行。如果此后舒鸠确实不再三心二意，那我们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如果舒鸠出尔反尔，那我们就师出有名了。”
楚康王并不笨，他听懂了薳子冯的话外之音。
依照楚国的行事风格，遇到像舒鸠这种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货色，放平时早就一个饿虎扑食合身压上去了，还管什么名分不名分，做人不要太叽歪好不好？
可眼下形势不同，晋平公不久前刚在夷仪召集十一国诸侯图谋伐齐，要不是黄河流域突发大水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一场旷世大战势必在所难免。
而如今严冬已至，黄河流域泛滥的洪水渐渐退去，晋国对齐国用兵的概率无限增大。楚国必须养精蓄锐，重点关注北方的动向，随时准备出兵策应齐国；倘若被舒鸠牵扯精力而耽误了南北大局，那就得不偿失了。
因此，既然舒鸠服软，楚国何不就坡下驴，先放舒鸠一马呢？楚康王思及于此，班师回朝。
又过了一年，齐国发生了崔杼弑杀齐后庄公的事件。
齐后庄公在位时不遗余力地和晋国顶牛，是晋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听闻故人死了，晋平公决定邀集去年在夷仪会盟的那十一国诸侯送他最后一程。
当然，送行的方式很不友好。因为，晋平公等人带的小弟太多太野，多到呈现出乌云压城之势，野到可以把齐国翻个底朝天。
齐国的实际主政者崔杼赶紧派人对晋平公说，冤家宜解不宜结，齐后庄公那个死人渣以前多行不义，我也恨之入骨，现在他完蛋了，齐国保证以后痛改前非，咱有事好商量。
接着崔杼又奉上无比丰厚的财礼，把晋军上上下下的主事打点了个遍。晋平公这才同意对齐国判三缓四，留观后效。
这个插曲虽然对楚国算不上利好，但好歹晋齐关系暂时稳定了下来，短期之内不会生发什么重大的变故。楚国也得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不必整日为齐国的战事而忧心。
恰在此时，舒鸠旧态复萌，再次背叛楚国。楚康王不再犹豫，派新任令尹屈建率军攻伐舒鸠。
楚军在舒鸠西部的离城与吴国的救兵不期而遇。
屈建决定兵分两路，右翼部队绕开吴军的堵截，继续进攻舒鸠；而左翼部队则就地设防，与吴军缠斗。
这个主意听起来很有章法，但也存在着一个缺陷。由于兵力分散，楚军右翼不足以攻破舒鸠，左翼也不足以将吴军击退。
于是乎，两部楚军夹着一部吴军，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
这种状态显然对楚军不利。因为他们是处在一个敌国的土地上，从战场支援的角度看，和吴军相比无疑要吃亏，而且时间拖得越久，风险就越大。
所以，楚军左翼的五名主要将领坐不住了，他们认为这一仗应当速战速决，不能迁延时日，迟则生变。
五将商定的作战方案，是由他们五人一起率家兵突袭吴军，楚军大部队则列阵以待。假若家兵得胜，大部队就乘胜追击；假若家兵失利，大部队就上前援救。
这个战术好不好，因为搞不清楚详细的战场环境，所以我也不便评说。但它的实施效果似乎还不错，因为楚军依计而行，最终击败了吴军。只不过，在“击败”两个字前面，得加上“阴差阳错”四个字才行。
当时，五将率家兵突袭吴军，吴军猝不及防，仓皇败退。
按照既定方案，楚军接下来的步骤应该是大部队乘胜追击。可就在楚军大部队出动之前，情节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吴军退经一个小山头时，居高望远，发现楚军没有后继，追击的兵力并不多，当即识破了楚军的诈唬战术，心想，跟老子玩阴的看老子逮着你不拔你的毛，于是掉转头杀一个回马枪，又把楚军五将之兵给赶了回去。
那好，又按照既定方案，楚军接下来的步骤应该是大部队上前援救。
可大概是从高地冲下来的缘故，吴军这一赶，速度超乎寻常地快，快到楚军大部队尚未出动，吴军就已经咋咋呼呼闯进了楚军预设的阵地。
如此一来，一场想象中的正面冲突就变成了伏击战。楚军大部队蜂拥而起，与家兵合兵一处，将冒冒失失的吴军一举击溃。
随后，楚军右翼与左翼顺利会师，风卷云舒地狂扫舒鸠全境，并于八月吞并了舒鸠。
十二月，吴王诸樊为了报复去年楚国发动的舟师之役，率军亲征楚国的附属巢国。巢国无力抵抗，三下两下就被吴军包得像个木乃伊似的，生死只在一线之间。
危急时刻，巢大夫牛臣说：“吴王轻率而好勇，如果我们打开城门，他一定会不问情由率先进城。到时候，我在城头用箭射杀他，庶几可以渡过难关。”
军队深以为然，大大方方打开城门，仿佛不要命了一样。
诸樊大喜，傻子不常在，捡漏不常有哇，于是一车当先往里冲。
等到进了城，发现不对头，既没有带路党现身迎接，城内也不像是放弃了抵抗的架势。诸樊带着万般疑惑左顾右盼，巢国究竟是在闹哪样啊？
答案很快揭晓。只见一支利箭从城墙的隐蔽处破空袭来，诸樊闪躲不及，当场中箭殒命。吴军群龙无首，士气大挫，就此败退。
诸樊死后，吴国的王位传承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按照《史记》的说法，当初吴王寿梦的夫人育有四子，依长幼顺序分别是遏、戴吴、句余和季札。其中，以季札德行最盛，深得父兄的喜爱和敬重。
寿梦打算把王位传给季札。这个想法虽然违背礼制，侵害了其余三子的正当权益，但得到了包括三子在内所有国人的衷心理解与支持。
法律不外乎人情。按理说，有了如此广泛而深厚的民意基础，季札逾制登履王位是毫无悬念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季札本人却持反对意见，坚持后不僭先，非礼勿取。
寿梦死后，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遏准备扶立季札为王。季札力辞，强调做人要以名节为重，不能妄图非分。
遏再三固请。季札唯恐不能推却，二话不说抛弃家产，跑到乡下种田去了。
遏无奈，只得亲自接掌王位（史称诸樊）。季札这才重新出仕为官。
诸樊生前留有遗愿，要改变父子相及的传承法则，把王位传给二弟戴吴。
他的这个想法可谓苦心孤诣。季札不是不愿夺情继承王位吗？那好，从现在开始立制，吴国从今往后兄位弟嗣，总之轮也要把王位轮到季札头上去。
诸樊的遗愿得到了国民的热烈拥护，随即戴吴继位为王（史称余祭）；余祭死后，句余又继位为王（史称夷末），完全遵循了推举季札的路数。
说到这里，我必须做出特别的备注。吴国上上下下几代人想千方设百计也要把季札顶上去，季札到底有什么能耐如此得民心？
现有的史料表明，季札是一位堪与孔子比肩的大圣人，他对礼乐有精深的研究，孔子都曾恭恭敬敬向他讨教学问来着。甚至有学者说，正是因为季札的存在，江南的文明发达史得以提前至孔子时代。
略微遗憾的是，季札传世的事迹和言论不多，所以千载之下的人们也许对他比较眼生。当然，这并不影响当世当时人们对他的景仰。
公元前547年，也就是余祭元年，楚国因吴国频年袭扰，不胜其烦，便想利用吴国大丧之机，追加对吴国的打击。
四月，楚国邀集秦国，共同出兵伐吴。联军至于雩娄（今赣皖交界之地），察知吴国防备严整，无从下手，就干脆虚晃一枪，转而攻打郑国去了。
吴国先君伏尸战场，国民精神正当萎靡，能够避开楚秦联军的攻击，本属可喜可贺之事。但是吴人万万没有料到，流年逆转，吴国在吴楚战争中胜多败少的优势局面很快就会被打破，诸樊之死，仅仅是为吴国的黑色十年开了个头。
而如果要探寻吴国在此时此刻进入衰退期的原因，那合适的注脚有两点，一是运气，二是时势。
公元前544年，诸樊的魂灵被锢锁在巢国城门之下，已历四年。四年来，吴国默默忍受着仇恨和耻辱的煎熬，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冀图有朝一日溯江而上，把丢掉的东西加倍从楚国身上找回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吴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际，一起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当年五月，余祭登临战船，检阅水军的治具情况。一束凶狠的眼光瞄准了他。
这束眼光来自一个越国籍的船工，他在之前的某次吴越战争中被吴军俘虏。吴人没有将其处决，而是发配其看护船只。这个越国人颇有血性，念念不忘战败被俘之耻，铆定心思要伺机报复。
说来也巧，余祭登临的战船，正是越国船工劳作的那艘。
船体空间狭窄，转圜的余地不大，这就给越国船工施展手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乘吴人不备，持利刃突袭，杀死了余祭。
于是乎，吴国精心筹备的反攻计划，随同余祭的鲜血一起，付诸流水。
余祭之死赋予了吴国浓郁的悲情色彩，但假如我们跳脱出萦绕于一人一事的感性情绪，从更宏大的背景来考量吴楚争斗格局，则不难发现，吴国面临的困境，绝不仅仅是国君接连横死那么简单。
以吴国的综合实力，原本不足以与出道多年的楚国抗衡。
吴国过往能在吴、楚战争中取得不俗的战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晋国为首北方联盟牵扯了楚国的多数精力，楚国因此无法倾力东征。而吴国可以心无旁骛，专注向西，无形之中就在战略上占了不少便宜。
可是任何红利都有采食殆尽的期限。随着晋楚争霸局势不断演变，一场真正的危机降临在吴国身上。因为，晋楚媾和了。
公元前546年，经过宋大夫向戌的多方奔走，被长年对峙拖得身心俱疲的晋、楚双方终于罢兵言和，实现了南北关系正常化。
这次媾和实施得很彻底，不但签署了传统意义上的停火协议，而且决定中原诸侯交相朝拜晋、楚两国，从而在物质层面上保障了和约的长久效应。
这样一来，吴国和北方诸侯构筑的军事同盟关系就自动作废，楚国也得以腾出手来，聚精会神地对付吴国[6]。因此，吴国陷入失落的十年就不奇怪了。
吴国对于这种急转直下的形势亦心知肚明，作为应对，它除了继续巩固国防建设，还刻意加强了与北方诸侯的联系。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和《史记·吴太公世家》中不约而同地记载了公元前544年季札出访列国的经历。这些文字常被现代教材冠以“季札观周乐”的名称节选，用来夸赞季札精通礼乐，并彰显他对时事政治深邃细微的洞察力。
事实上，作为一名代表国家出使的公职人员，季札不可能辗转千里单纯地只为参观学习，他身后必然背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争取北方列国在国际事务中对吴国的支持。
鉴于《左传》和《史记》中的相关文字均围绕展示季札个人风采而铺开，所以我也不能免俗，姑且就循其文路来记述季札之行。大家也正好看看，季札得以与孔子被人并称为“南季北孔”的原因。
季札首站到达近邻徐国。
与徐君会晤之时，徐君对季札腰间的佩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眼中流露出艳羡之色，嘴里却碍于面子没有表白。
季札心领神会，本欲当场解剑赠予徐君，但考虑到后面还有几个国家要访问，如果不带佩剑的话有失礼节，于是心里暗暗许愿，等回转再经过徐国时，一定要把佩剑赠予徐君。
第二站到达鲁国。
季札与“三桓”之一的叔孙豹相谈甚欢。季札说叔孙豹身为重臣，好善而不识善，将来不得善终。
叔孙豹有“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的“三不朽”言论传世，颇受国人敬重，除了季札，恐怕谁也不敢唱衰他。而实际情况是，七年后叔孙豹就在一次由他私生子制造的动乱中，活活饿死。
季札请求欣赏周乐和周舞。
鲁国乐工依次演唱了《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小雅》《大雅》《颂》等十六首曲目。季札如数家珍，一一道出了曲目音律方面的精妙之处，并对曲目的创作背景以及政治象征意义做了深入浅出的评论。
乐工又跳《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之舞。季札依旧侃侃而谈，无不切中肯綮。
在场的鲁国人不由得瞠目结舌，季札他、他、他开挂了吧？没道理呀！
须知，吴国的出身虽然高贵，但血统已经混杂，在姬姓诸侯特别是礼仪之邦鲁国眼里，它就是一蒙昧初开的标准蛮夷。蛮夷之人竟然对连中级知识分子都望而却步的周乐和周舞了若指掌，叫鲁国往后到哪里去刷心理优越感哪？
第三站到达齐国。
季札与晏婴非常投机，他说齐国政权将要易手，劝晏婴及早脱离权力旋涡，置身事外，以躲避灾祸。
晏婴深以为然，迅速通过大夫陈无宇向朝廷交还了封邑和权位。十一年后，齐国当权的高氏和栾氏相互攻杀，晏婴得以幸免。
第四站到达郑国。
季札与贤大夫国侨一见如故。互相馈赠礼物后，季札说郑国执政大夫良霄奢侈，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国侨必将继以任之，希望国侨执政后尊礼慎行。
一年后，良霄果然被政敌公孙黑杀死；再过一年，国侨出任执政大夫。在随后二十二年的执政生涯中，国侨宽猛相济，敦行礼法，铸刑书、护乡校、封沟洫、作丘赋，终其一生，国稳而民安，被孔子誉为“古之遗爱”。
第五站到达卫国。
季札与蘧瑗、史苟、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名士打成一片。
将从卫国去往晋国时，季札在孙林父的封邑住宿，听到钟鼓之声，不禁感叹道：“发动变乱而没有德行，必然遭到诛戮。某人曾在这里得罪过国君，按理说他应该害怕都来不及，怎么会有心思寻欢作乐？且不说他在这里，就如同燕子在帐篷上筑巢，随时有倾覆之危（成语“燕巢危幕”即源于此），更何况国君还没有安葬（不久前卫献公刚死），怎么可以弃哀声而作欢乐呢？”
孙林父有过驱逐卫献公的案底，闻言大为警悚，到死都不再听音乐。
第六站到达晋国。
季札对赵武、韩起和魏舒大加赞赏，称晋国之政将归于三氏。又与羊舌肸彼此敬重，临别时，季札叮嘱羊舌肸明哲保身，诸事勿要仗义执言。
一百四十二年后，赵、韩、魏三家分晋；而羊舌肸宁折不弯，得罪权贵，卒于三十一年后被灭族。
第七站特意回到徐国。
季札准备赠剑于徐君，闻知徐君已死，便解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
随从大惑不解：“徐君已经作古，您这剑送给谁呀？”
季札正色道：“我内心里早已答允将剑赠予徐君，怎可因他之死就违背自己的承诺呢？”
季札的穿梭外交既风雅又轻松，吴国承受的现实压力却要沉重得多。[7]
十年间，最能反映吴楚双方势力消长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38年。这一年是向戌弭兵之会后的第八年，中原形势整体保持平稳，晋楚两强相安无事，但出于当政者个人风格的原因，楚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得更为抢眼。
当年七月，楚灵王率楚、蔡、陈、许、顿、胡、沈、郑、宋及以徐国为首的淮夷诸国联军大举伐吴。
往常吴国和楚国打打闹闹，战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今安徽省境内。但这一次不同，楚国联军长驱直入，撕开吴国的外围防线，直抵位于今江苏省中部的朱方，然后破城杀人（唯一确切可考的死难者乃一个齐国侨民，名叫庆封），端的是无比拉风。
吴国势单力孤，不敢和气势汹汹的联军正面相抗，只能瞪着一双泪汪汪的大眼睛，坐视联军在楚灵王的挥使下，呼啸而来，肆虐而去。
朱方一役实为吴楚早期战争中吴国所承受最惨重之打击，幸而也是吴国触底反弹之分野。同年冬，吴国即展开报复行动，蓄积了十年的怨气一朝发泄出来，爆发力同样十分惊人。
吴军向西北接连跨越长江和淮河天堑，一口气攻克了位于今安徽省六安市的麻邑、亳州市的棘邑；继而折师向西南，干净利索地拔下位于今河南省新蔡县的栎邑。
栎邑已是楚地，但更为要紧的是，它距离一个现在称之为信阳的地方，不超过一百二十公里，而且沿途均是一马平川，驱车冲驰的话，可以朝发夕至。
信阳是个什么地方，想必赣南鄂北的人都非常熟悉。它扼守着桐柏山与大别山之间的狭路，是楚国核心地带江汉平原北出江淮平原的战略通道[8]。
换句话说，如果吴军占领了信阳，再向南打一个冲锋，楚国非得急性大出血不可。
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吴军的行动止于上述三邑。但我们不难想象，这次奔袭给楚国造成的震撼，相当之刻骨铭心。
因此，吴军刚一撤走，楚国就立即派大员分赴钟离、巢地、州来和赖地[9]等中东部的战略要地加固城防，以防吴国再次来攻。
然而很不凑巧，那一年的冬天，江淮流域十分罕见地发起了洪水，筑城之事只好不了了之。
当然，漫流的洪水并不能冲淡楚国找吴国算账的盎然兴致。次年十月，楚灵王便召集蔡、陈、许、顿、沈、徐、越[10]等国诸侯，联军伐吴。
为了深化打击效果，楚国预备兵分两路，南路由楚灵王亲率主力与越军在琐地（今安徽省霍邱县东）集结，北路由其余诸侯与另一部楚军在夏汭（今安徽省凤台县西南）集结，然后上下其手，誓把吴国搞到虚脱为止。
老实说，这个方案如果得以顺利实施，朱方之役势必重新上演。
可它也有筹划不周到之处。譬如我一直没想明白，既然要采取分兵合击的战术，为何不把双拳出击改为三箭并行。具体而言，北路诸侯联军保持不变，中路楚灵王单独成军，南路则由越军从本国直接攻打吴国。
大家一眼就能发现，我设计的方案较之楚国制订的方案，区别在于：把原来的南路军一分为二，楚灵王依旧自西向东行进，但越军不必长途机动至琐地，而是就地发起攻击。
我这个方案有两个明显的优势。
一是楚国集团的攻击面更加宽阔，呈西、南两面合围吴国之势，吴国应对起来必然左右支绌，疲于奔命。
二是越军非但免去了奔波之辛劳，赢得了补给之便利，并且保证了战役发起阶段自身之安全。
如何理解“保证了战役发起阶段自身之安全”这句话？
如果有条件的话，大家不妨翻开一张春秋中晚期的地图，了解吴、越、楚三国的相对位置，看看越军如果从本国机动到琐地，是不是要沿着吴国的西南和西部边境绕行一段超过九十度的圆弧。
那好，问题的关键来了。越军搞出这么大动静，一向视西部为国防重地的吴国，岂会毫无察觉？既然察觉到越军不怀好意，换作你是吴王夷末，难道你会傻到熟视无睹，任由越军绝尘而去？
夷末才没你那么傻呢！他第一时间就率军出去拦截。
可是，吴军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越军做贼心虚，一路狂奔，等到吴军望见越军的影子时，越军已在今安徽省铜陵市的长江南岸向北摆渡。
一旦越军成功渡江，江北就是楚国的势力范围，吴军将难以继续追击。
而对吴军更为不利的是，驻守巢地的楚军听闻越军被吴军追击，快马加鞭地赶来接应，迅速与在今安徽省无为县长江北岸（古称鹊岸）登陆的越军合兵一处。
至此，相信没有人会怀疑，越军已经完全脱离险境，一头扎进了楚国温暖的怀抱。至于吴军越江追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那只存在于理论上，等于可以忽略不计。
事实上，楚越联军也这么认为，并且就此放松了警惕，不再侦探吴军的动向，头也不回地往琐地迤逦而行。
而事实的另一头是：吴军没有放弃，他们异常果决地越过长江，要把追击进行到底。
楚越联军走得欢快，压根儿没料到吴军如影随形，一下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满腔血肉都沃养了鹊岸的水土。
此时，楚灵王还在从郢都赶赴琐地的途中。得知楚越联军覆没的消息后，他心中并不甘心就此作罢，便令夏汭的诸侯联军向长江北岸逼近，自己率军作为后援跟进。
于是，传说中的双拳出击变成了单刀直入。
然而，吴国已经彻底洞悉了楚国的意图，马不停蹄地调兵遣将，全力加强边境的防御，摆出一副你要是不嫌麻烦尽管来耗的架势。
楚灵王顿时觉得索然乏味，想掉头就走又怕世人嘲笑他劳师动众却无尺寸之功，只好觍着颜面跑到巢地以南的踟蹰山搞了一次阅兵式，喊喊口号，练练队形，展示楚国旺盛的斗志和雄壮的实力，然后收工闪人，也算是给了自己一个交代。
公元前536年的九月，徐国世子仪楚赴楚国访问。
仪楚这个人我素未谋面，是否人如其名、仪表堂堂、衣冠楚楚，我也不清楚，但总觉得他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子谄媚劲儿。
人们都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仪楚公子顶着个“仪楚”的名字，招摇过市跑到楚国去访问，难道就不怕各路媒体娱记调侃徐国在变着法子拍楚国的马屁吗？
当然，这只是我臆想的一个小笑话。不过，楚灵王认为一点儿都不好笑，他非但没有礼遇仪楚，反而把仪楚关了起来。
徐国久以楚国闺密的清新形象示人，楚灵王关押仪楚的用意，实在叫人莫名其妙。
但仪楚本人心知肚明，他的人生、他的理想还无限广阔，绝不能在暗无天日的黑牢里虚度光阴，于是发狠逃脱囹圄，跑路回到了徐国。
仪楚这一跑，楚灵王除了恼怒，还感到担忧。
因为他怕仪楚怀恨在心、异日继位后会背叛楚国。他继而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徐国往死里打一顿，让徐人从此畏楚如虎，一念及“叛楚”这两个字，就心惊胆战。
事不宜迟，楚灵王派大夫薳洩攻打徐国。
徐国是江淮间颇具地缘价值的国家，在调节吴楚势力对比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楚国把它往外推，吴国自然不会任它落到地上。所以吴王夷末决定，将旧日仇怨抛诸脑后，即刻出兵援徐。
楚灵王又急又气，担心吴军搅了薳洩的好事，于是派令尹薳罢另率一军阻援。
薳罢与吴军战于房钟(今安徽省蒙城县西南），丧师而归，因害怕楚灵王追责，便将败军之罪一股脑儿推到薳洩身上，杀了薳洩了事。
就房钟之战本身而言，规模不大，影响力也有限，并不足以作为吴楚外交关系史的一个分际。然而从行文的角度来看，我必须把房钟之战作为本章的终结。
因为，自房钟之战后，吴楚间难能可贵地维持了七年的平静；等到战端再启时，曾在吴楚争斗中频频出镜的楚灵王却已命赴黄泉。
楚灵王死不足惜，但他好歹也算是春秋时期非主流玩家的典型代表，我若不抓紧时间给他立个传，江山代有名人出，再数风流人物，楚灵王可就赶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