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最早都是在《东周列国志》及其衍生作品中认识了伍子胥这个人。
不得不说，《东周列国志》描述伍子胥的章节十分精彩，以至于很多年以来，只要一提起伍子胥，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那个苦心孤诣的复仇者。
后来涉猎群书渐渐认识到，《东周列国志》以其演义文体的自我标榜，卸去了严肃历史的沉重负担，因此在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时，平添了很多文字排布以及素材取舍方面的灵活性。
这就又回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即《东周列国志》带给我们的精彩，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脸谱化和戏剧化的现象，而有意规避了诸如地缘、政治、战略之类的背景元素。
当然，就伍子胥的人生经历而言，即便剥离所有的艺术加工，剩下的历史本原依旧起伏跌宕。只不过，故事的主题不再是哗众取巧的快意恩仇，而是气势恢宏的吴、楚争霸。
伍子胥的氏族，是楚国的官宦世家，其祖上可以追溯到一个叫伍参的人。
公元前597年，楚晋之间爆发邲之战。当时，作为楚庄王近臣的伍参曾经一力主战，稳固了楚国的军心，为最终战胜晋国奠定了基础。
伍参之子伍举曾于公元前611年以“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的谜语，唤醒了沉睡的楚庄王。
伍举乃长寿之人，距此六十四年后我们还能在“楚材晋用”的典故中觅到他的身影。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载，公元前547年，伍举因卷入楚国的政治要案，愤而逃往晋国。他的好友——蔡国大夫公孙归生想帮他脱罪返乡，便借出使楚国之机，跟楚国令尹屈建谈起楚国人才为晋国所用的话题。公孙归生一一举出楚人苗贲皇襄助晋国在鄢陵击败楚国、楚人屈巫襄助晋国联吴伐楚等事例，称前鉴殷殷，楚国不可重蹈覆辙。屈建闻言，悚然，只好派伍举的次子伍鸣出使晋国，把伍举迎了回来。
而后，伍举成为楚灵王政权的要员，频频在重大场合露面，如公元前541年垂橐入郑[39]，谬词助楚灵王继位，公元前538年赴晋“假宠以请于诸侯”，申地会盟规劝楚灵王尊礼慎行。直至公元前533年，他还在处理许国迁国之事，真是越老越精神！
伍举的长子伍奢担任了楚平王世子——太子建的师傅。与伍奢一同入幕西宾的，还有一个叫费无极的人。
伍奢和费无极在一个屋檐下同执教业，看起来像是同事关系，但实际上是同行关系。
同事和同行的区别在于：前者多体现为合作，譬如鲍叔牙和管仲；后者多体现为竞争，譬如诸葛亮和庞统。
伍奢和费无极争的不是谁的知识更加渊博或者谁的教学质量更加优良，而是谁更能取得太子建的宠信。
说穿了，太子师傅这个职位有其特殊性。担任太子师傅的官员往往可以借助与太子的师徒情谊，在太子登基后晋升政府要职。很显然，师徒情谊越深厚，太子师傅的前景就越不可限量，这一点儿应当被视作伍奢和费无极对立的根源。
有人问，伍奢和费无极一定不能做同事吗？两个人齐心协力，一起把太子建教导成才，再双双成为新君的臂膀，也很符合逻辑呀！
没错，理论上确实如此，可是太子建的态度决定了他俩根本无法和谐共处。因为，太子建专宠伍奢，把费无极晾在一边，这就无形之中加剧了伍奢和费无极的矛盾。
费无极对太子建厚彼薄此的做法相当不满，更对自己与伍奢日益激化的矛盾充满了惧虑。因为，授业期间的芥蒂，日后极易演变为权力场上的倾轧与迫害，费无极没有勇气去面对和承受。
而化解这种困境的办法，就是趁早打倒伍奢，不让伍奢有扶摇直上的机会。
不过，费无极的心思比普通人更加细密，也更加狠毒。他考虑的是：伍奢既然有太子建这棵大树罩着，那么只要太子建依然备位太子，任何攻击伍奢的行为，都将受到太子建的翼护甚至反击。
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后顾之忧，费无极唯有将太子建一并拉下马。反正太子建无恩宠于费无极，费无极也犯不着对太子建忠心不贰。
想把太子拉下马，难度系数绝非一般的大，但费无极既然敢动这个念头，肯定有他自己的把握。
纵观历朝历代臣子废黜、驱逐或杀死太子的案例，可以归纳出两套基本操作原理。一是积蓄力量，亲自对太子下手；二是挑拨太子与当权者的关系，然后教唆当权者对太子下手。
费无极手无实权，不具备直接操刀的条件，因此，在当权者面前构陷太子建就成了必由之选。
楚国的当权者是些什么角色？熟悉楚国国情的人都知道，除了楚王就是令尹。
楚平王即位以后，他的心腹鬬成然凭借拥立之功出任令尹，一时炙手可热，风光无限。
可是鬬成然的仕途非常短暂，他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和养繇基的后嗣公然勾结，引起了楚平王的猜忌，并于公元前528年的九月被楚平王处死。
继任令尹的人叫阳匄，虽然也是楚国宗室（楚穆王曾孙），但一者尚未建立显赫的功绩，二者有鬬成然乐极生悲的榜样在前，因此为人处世相对比较低调，不可能吃饱了饭没事做去打太子建的主意。
这样算下来，费无极的心思，只能着落在楚平王的身上。
俗话说疏不间亲，又说虎毒不食子。费无极要在楚平王和太子建之间掺沙子，而且掺到父子俩反目成仇的地步，说实话，倘若费无极果真马到功成，我一定会恭恭敬敬地对他念三遍那个滔滔江水、黄河泛滥的段子。
当然，对任何事情进行评估，总要结合具体的情境，至少我知道，费无极搞起阴谋诡计来那是驾轻就熟的。
前文讲述楚灵王的结局时，曾提起过一个叫朝吴的人物。
朝吴是蔡国大夫，因为在推翻楚灵王的那场政变中出过力，所以深得楚平王信赖。费无极忌妒朝吴受宠，便谋划陷害朝吴。
他首先对朝吴说，你是楚平王的红人，年纪也老大不小了，却还在蔡国居于下位，难道不觉得耻辱吗？让我帮你在楚平王面前请求以获取上位如何？
朝吴没理由拒绝。
于是费无极又对蔡国那些品级超过朝吴的官员说，你们看你们看，朝吴仗着自己受楚王的宠信，不甘居于下位，如果你们不加戒备，一定会遭他暗算。
蔡国的高官细思恐极，二话不说就将朝吴驱逐出国。
整个过程，费无极仅仅是翻飞了两下嘴皮子，迸出的唾沫星子就将朝吴淹个半死。估计朝吴至今还在犯晕，没想明白蔡国的那群高官咋一夜之间如同吃了枪药，变得如狼似虎起来。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不仅可以见识费无极的功力，还能够了解到构陷的关键技巧。
构陷的基本流程，无非就是设计圈套，散布谣言，罗织罪证，然后把特定的对象斗垮批臭。
像费无极这种借刀杀人的构陷类型，如果要一击必中，则还需加上一个前置步骤，那就是首先找准当权者不堪承受的脆弱点。
当权者最不堪承受的脆弱点是什么？当然是丧失权力，从一朝荣显蜕变为受制于人。
构陷者一旦找准了这个脆弱点，那构陷行为就极易获取当权者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不唯独蔡国的高官适应，加诸楚平王的效应更加明显。
为何更加明显？因为楚平王拥有的权力叫君权，这种权力比起各阶层的官权来说，更加富价，更加稀缺。
古往今来，所有围绕君权而展开的争斗都残酷无匹，什么礼义廉耻、什么三纲五常，届时统统不值一文。
所以，当大家也洞悉了这个原理以后，是不是觉得费无极构陷太子建的道路一下子通畅了许多呢？
为了让楚平王对“太子建意欲夺取君权”这个伪命题深信不疑，费无极精心策划了一个极其恶毒的连环计。
公元前523年的一月，费无极对楚平王说，太子长大成人，应该考虑婚嫁的问题了。
这个建议中规中矩，于是楚平王向秦哀公的妹妹嬴氏行聘，并让费无极前往秦国迎亲。
费无极到秦国后，派人先期赶回楚国，向楚平王传递了一条十分温馨的私人信息，说是嬴氏美艳，您何不亲自收纳，而为太子另觅佳偶？
楚平王心痒难耐，当即修改聘书，把嬴氏千里迢迢径直迎进了自己的后宫。
太子建对于老爸横刀夺爱这件事抱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有怨恨，或许没有，又或许心里有而表面上装作没有，谁也说不清。
但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含混势态，在楚平王心中种下了一个心理预期，即太子建有可能是在隐忍，保不准将来会有所发泄。
好，费无极现在要的就是父子生隙。有了隙缝，就有了进一步运作的空间。他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这条隙缝挖得再宽一点儿、再深一点儿，然后往里面扔一颗重磅炸弹。
同年夏，楚国兴兵攻打南方的濮族部落。
费无极对楚平王说：“晋国能领袖诸侯，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中原建有稳固的据点。楚国偏居南方，鞭长莫及，怎么与之争斗？如果扩修城父[40]的城墙，让太子前去镇守，则不唯巩固了北方的前进基地，还能消除您南伐濮人的后顾之忧哇！”
费无极说这句话的两年之前，晋国中行吴率军征讨陆浑之戎，确实已将触角伸到了楚国北部边境。是故楚平王深有同感，便令太子建离开郢都，赴城父任职。
有必要说明一下，外放太子这种行为，历来为有识之士所诟病。因为太子的职业目标是继承君位，平时务必注重两点，一是安全，二是威仪。
也就是说，要保证太子的人身安全，尽量避免因太子夭折而导致换储的混乱局面发生；同时呢，要维持太子的身份威仪，刻意营造太子与其他王子以及大臣之间的贵贱之别，树立崇敬太子的思维定式，帮助太子平稳地过渡成为国君，杂务交给其他人办理即可，无须劳烦太子。
回过头来再看，楚平王外放太子建显然违背了安全和威仪的原则，是不折不扣的昏聩之举。而这个昏聩之举在费无极构陷太子建的特定氛围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将会加倍放大。
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太子建除了安全防护级别下降和威仪受损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变化？对了，他主政一方，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兵权。
只不过，建原本就是太子，手握兵权对于增进他的地位没有任何裨益，反而造成了一个隐患，即使得某些不怀好意的人，诸如费无极之流，有了污蔑他觊觎王位、威胁楚平王的依据。
形势在按照费无极的剧本次序发展，楚平王没有察觉，太子建也没有防范，一张构陷的大网却已悄然编织完成，只等待被撒出去的那一刻。
公元前522年，费无极已胜券在握，他对楚平王说：“太子因秦女之故怨恨您，他和伍奢串通一气，暗中整合地方势力，并勾结齐、晋两国，打算割据自立，马上就要举事了。”
至此，太子建、伍奢、秦女、城父这些要素，在仇恨的驱使下，被费无极以一个严丝合缝的逻辑完美地组合在了一起。
楚平王闻言大惊，仔细一捋：有犯罪动机，又有犯罪资质，这简直就是自己当年反楚灵王的翻版哪！当下将留京的伍奢提来严词喝问。
伍奢是根直肠子，由于心中坦荡，不愿巴巴地耐心辩解，只是反诘楚平王：“您上一次的过错已经很严重了，为何这一次还要轻信诬陷？”
所谓上一次的过错，是指楚平王强娶秦女之事。老实说，楚平王的确做得太不厚道了点。
然而，伍奢的质疑，带给楚平王的不是醒悟，而是面皮被撕破后的恼怒。费无极适时地在旁边煽风点火：“您如果还不赶紧采取反制措施，只怕就要沦为太子的阶下囚徒了！”
于是楚平王的情绪更加狂躁，下令将伍奢收监，并私召奋扬进宫，密令他前往城父处死太子建。
奋扬的职务是城父司马，平素主管兵马钱粮，城父军队的动向，他了若指掌。因此如果太子建有起兵谋反之意，奋扬肯定会在第一时间知晓。
但是，奋扬压根儿就没发现太子建有任何异常之举。他很清楚，太子建被人诬陷了，而杀害一位蒙冤的太子，不但良心会受到谴责，而且万一将来风向转变，他还有被政治清算的危险。
所以奋扬鼓起勇气做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他派人抢先一步赶赴城父，以楚平王密令相告，劝太子建赶紧逃走。
太子建依言带着儿子胜（史称白公胜）出逃，辗转抵达宋国。奋扬假装扑了个空。
可是楚平王并不好糊弄，立马召奋扬回郢都述事。奋扬自知难逃罪责，让城父有司将自己逮捕，然后以囚犯的身份觐见楚平王。
楚平王火炸炸地责问他：“话从我的嘴巴里出去，进到你的耳朵里，中间再没有第三人与闻，太子是怎么知道的？”
奋扬平静地说：“是我告诉太子的。您当初曾命令我，侍奉太子要像侍奉您一样忠心不贰。下臣谨记在心，是故不敢背弃太子。”
楚平王原以为会把奋扬问得张口结舌，没想到对方来以彼之盾防彼之矛这一手。他想一想奋扬之言不无道理，满腔的怒气倒是泄了七分。
又挨了片刻，楚平王终究心有不甘，再次责问奋扬：“你执行我当初的命令不假，但违背我后来的命令也是真。为什么还敢应召回来见我？是不是自以为占理，所以我奈何不了你？”
奋扬依旧平静地说：“被派遣而没有完成任务，是一次抗命，我心中已然有悔。倘若见召而不回，岂不是再次抗命？再说，抗命不遵之臣，为天下所不容，即便想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有趣有趣！奋扬这个人总体来说是个君子，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不惜冒险为冤屈的太子建通风报信。但奋扬又不是那种“视死忽如归”的烈士，面对死亡的威胁，他表现出了世故圆滑的性格特点。
譬如楚平王召他，他意识到这是要追责的节奏，立马投案自首，提前表现出顺服的姿态，降低与楚平王的对立程度。
楚平王斥责他泄密，他既不狡辩，也不反驳，而是借用楚平王过往的言辞来掩护自己，巧妙地化解了楚平王的攻击性。
楚平王怀疑他藐视王权，他反其意而言之，说自己之所以敢于直面楚平王，正是出于对王权的敬畏，不愿做背君叛国之人。
整个过程冲和淡泊，既没有傲气和自负，也没有奴颜和媚骨，俨然一副得道高人的风范。楚平王再想处置奋扬，心理已处于劣势，只好作罢，使奋扬复为城父司马。
奋扬侥幸逃过一劫，伍奢却坠入了黑暗的深渊。
费无极继续进谗说，伍奢的两个儿子都很有才干，如果他俩因父亲入狱而叛逃至楚国的大敌吴国，一定会给楚国带来无穷无尽的灾祸，何不用赦免伍奢的名义诓骗他俩到郢都，然后将其父子三人一网打尽以绝后患？
楚平王始终对伍奢与太子建“狼狈为奸”耿耿于怀，便依费无极之言向伍奢之子伍尚和伍员（字子胥）发出召令，诈称二子若来，则恕伍奢不死，否则就等着给伍奢收尸。
当时，伍尚在棠邑任职，收到召令后，一眼就识破了楚平王请君入瓮的伎俩，去或不去，成了令他跋胡疐尾的痛苦抉择。
去的话，非但救不了父亲，反而白白搭上兄弟俩的性命；不去的话，坐视父亲受死，又于孝道有亏。这可如何是好？
思虑良久，伍尚对弟弟伍员泣血而言：“听到赦免父亲的命令，不能不奔走回去服侍；亲人被屠戮，又不得不报仇。我的才智不如你，服侍的事我来做，报仇的事就交给你吧。服侍父亲是孝，知死不辞是勇，谋而后动是仁，择而后任是智，你我各自勉力而行，不可堕了伍氏的声名！”
于是兄弟俩挥泪道别，伍尚去往郢都，伍员则逃往宋国投奔太子建。
伍奢听闻伍尚独身前来，不禁仰天长叹：“楚国再也没有安宁之日了！”
楚平王来不及细细咀嚼伍奢话中之意，畅快地将伍奢和伍尚一并处死。
伍员背负着血海深仇和太子建在宋国会合。他俩原本想借宋国的力量为自己昭雪平反，可是宋国早不早迟不迟爆发了堪称该国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政治动荡，史称“华氏之乱”。
当时，因为受到宋元公的猜忌，宋国的两大政治世家华氏（华元之族）和向氏（向戌之族）联手发动叛乱。
叛乱的具体过程就不详述了，总之宋国各方势力卷入其中，乒乒乓乓刀兵相见，连宋元公自己也差点儿提前进驻祖庙。
接着中原各国纷纷出手干预，场合越闹越大，支持华氏的吴国和支持宋元公的齐国还干了一架。
折腾到最后，宋国各方势力中，死了一大半，跑了一小半，虽然宋元公勉强控制了局势，但宋国已被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搞得元气大伤。
伍员和太子建一看宋国这架势，伦家自顾尚且不暇，哪来闲情逸致替他俩申张冤屈呀，只好黯然转投郑国。
居郑期间，太子建访问了一次晋国。就在这次访问过程中，晋顷公（晋昭公之子）撺掇他配合晋国里应外合颠覆郑国现政权。
太子建一介流亡公子，正如无根之草无本之木，落难之余本应夹紧尾巴，小心翼翼地寻求国际社会干预。可他冀图换取晋国的鼎力支持，因此与晋顷公达成了颠覆郑国的协定。
返回寄居的郑国后，太子建开始积极策划举事。仿佛是为了印证那个“不作死，不会死”的著名论断，举事的时机还未成熟，意外情况发生了。
太子建因为私事准备处死一个随从。这个随从恰好又知道太子建的密谋，于是抢先向郑国当局告发太子建以自救。
郑国一直好生接待太子建，没想到他居然恩将仇报，当下愤怒不已，把太子建抓起来咔嚓咔嚓。
伍员害怕受到牵连，只好带着白公胜再次仓皇出逃。这一次，他的逃亡目的地是吴国。
从地理分布上看，郑国和吴国呈西北—东南的位置关系。正常情况下，如果伍员从郑国去往吴国，他的行动路线应该也是呈西北—东南走向，即先穿越陈蔡之间，然后渡过淮河中游，接着穿越江淮平原中西部的楚国疆域，最后渡过长江下游九江—南京段而入吴。[41]
这条路线的特点很明显。好处在于距离最短，可以节省许多脚程。但坏处在于需过境楚国，而楚国正在全力缉捕伍员，一旦伍员在楚国境内暴露行踪，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伍员是不是可以走一个直角，即先从郑国取道向东，沿济水南岸行至鲁国境内；然后折向南方，渡过淮河下游；接着穿越江淮平原东部楚国尚未控制的区域；最后渡过长江下游南京以东段[42]而入吴？
这条路线的特点和前面那条恰恰相反。坏处在于距离遥远，需要额外耗费许多脚程。但好处在于绕过了楚国的地盘，提高了通行的安全系数。
总而言之，伍员必须在两条路线中做出选择，要么拿性命打一次赌，要么多出一身汗。
乍一看，这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毕竟和保全性命相比，承受路途的辛劳是完全值得付出的代价。
然而，事情远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其实所谓先东再南直角行的路线，根本就不存在，伍员只有东南直线行一条路线可走，就算明知楚国在缉捕他，他也只能以身犯险，从江淮平原中西部的楚国地界穿行而过。
而先东再南直角行路线之所以走不通，症结全在于长江末段没有适宜人们过江的渡口。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春秋时期的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航水技术落后，人们往往只能在水面狭窄和水流平缓的水域横渡，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长江，距离呈现在伍员面前的长江，中间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时间跨度。两千五百多年来，你能想到长江末段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是江岸的排污口密密麻麻触目惊心？算你有良心，但这和本章的主题不相干。
是江水的含沙量与日俱增？搭了一点儿边，不妨循着这个思路继续前进。
是河床的高度节节攀升？比较接近了，但还需换个角度。
确切答案是：长江的入海口向东大大地延伸了。这是上游来水搬运泥沙，日渐淤积填海造陆的结果，道理想必大家都懂。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长江的入海口不是在今日的上海，而是在今日上海上游的某处，如果没估算错，约在今江苏省镇江市和扬州市之间。
此外还有一个常识，江河临近入海时，水面会变得异常宽阔。
现在的长江末段，约从江苏省南通市以西开始变宽。而春秋时期的长江末段，约从今江苏省南京市以西就开始变宽了，古人视之为不可逾越的天堑。这正是伍员必须取道江淮平原中西部，继而从长江下游九江—南京段入吴的原因所在。
至此，我们已经依稀嗅到了《东周列国志》中“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紧张气氛。
诚然，这个故事所包含的许多情节是虚构的，但它到底有多少基于历史本原的真实成分在内呢？我们不妨继续解读。
江淮平原中西部幅员宽广，地势开阔，并无峡谷、山隘之类的关口[43]。倘若伍员专挑荒僻处行走，楚人几乎没有中途逮住他的可能。
但这并不等于说楚人就拿伍员毫无办法。事实上，当伍员即将走出江淮平原然后渡江东去的时候，杀机正扑面而来。
这蕴含杀机的处所，便是《东周列国志》中提到的昭关。
昭关位于今安徽省含山县北，它有幸在历史上留下印记，靠的是春秋时期当地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地貌特征。
昭关以东不远处，即今安徽省和县境内，有一个名叫渔邱渡的渡口。
这个渡口非常重要，因为长江九江—南京段这一截漫长的江道上，优良的渡口并不多，而最适合航渡的渡口，非渔邱渡莫属，往来江东的人员，十有八九须经行此渡，伍员自然也不例外。
而昭关虽然和渔邱渡分属两地，但它恰好扼守着通往渔邱渡的唯一道路。楚人只要在昭关加强排查，截住伍员的概率就相当大。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借助当代的地理测绘技术，我们了解到和县周边仅散落着一些零星丘陵，不能构成殽函那样的天然关隘。那么昭关咋就成了打开通往渔邱渡之门的钥匙呢？莫非几千年来沧海桑田，使得和县周边的地貌特征已不复旧日模样？
不错。春秋时期，因为长江之水漫流浸润的作用，渔邱渡周边沼泽密布。而这些沼泽和丘陵相互遮掩、交错阻隔，鬼斧神工般造成了只有昭关和渔邱渡可以“单线联系”的局面。
这种局面，伍员肯定要为之吐血三升，昭关却应喜不自禁。
因为，渔邱渡存续的时间很短暂，随着附近长江水文的变化，适于航渡的渡口不断向下游迁移。
渐渐地，渔邱渡荒废了，取而代之的，是百十公里外一个叫乌江渡的渡口，后世大名鼎鼎的楚霸王项羽，正是自刎于此。
而昭关的通衢价值依附渔邱渡而生，渔邱渡消亡了，昭关也就归于沉寂了。
所以，昭关应当感谢伍员。倘若不是伍员赶在渔邱渡消亡以前跑到昭关上演一出生死逃亡的大戏，昭关也许就真的湮没在了历史的深处，如今的含山人民，也少了一段可以炫耀的谈资。
现在，阴森森的昭关正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伍员自投罗网。伍员究竟是如何蒙混过关的呢？
很遗憾，信史已无从考究。《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只是模糊地记载道：“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
显然，守卫发现了伍员，并且做出了抓捕的动作。伍员和白公胜见势不妙，只得抛弃行装马匹，分头逃跑。伍员堪堪闯了过去。
可这样还不能算完。因为伍员即便过了昭关，他还得沿陆路前往渔邱渡，昭关的守卫既然锁定了他，又岂有善罢甘休之理？
于是伍员在前面夺路狂奔，守卫在后面撵着屁股紧紧追赶。
渔邱渡那边，楚人有没有设置岗哨，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没有，固然是伍员的幸事；但即便有，只要伍员能把昭关出来的楚人（包括追兵和通信员）统统甩在身后，那他也能抢在渔邱渡的守卫做出反应前成功下到江中。
所以，这是一场速度的比拼。
人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肾上腺素会剧烈喷涌，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一支兴奋剂。那感觉，嘿，别提多带劲了！
伍员四蹄生风往渔邱渡呼啸而去，冲到江边时，正好有个渔父在解缆。
这渔父乃是世外高人，非但一眼认出了伍员，而且看出了伍员的处境，当下二话不说，接伍员上船，然后奋力摇桨，径往江心疾进。
楚人如影而至，却已追赶不及，聚在堤岸上跳脚呼喝了一阵，渐渐地也就散了。
过得江来，已近吴国地界。伍员感念渔父搭救之恩，解下随身佩戴的宝剑相赠道：“此剑直百金，以与父。”
渔父推拒道：“楚国以赐粟五万石、授爵执圭[44]来悬赏通缉你。我如果贪恋财物的话，尽管向官府首告便可，又何必受你这百金之剑？”
和渔父道别后，伍员向着吴都迤逦而行。
一路上，伍员风餐露宿，兼程倍道，未几生了一场大病，再也无法前行，只得停下脚步将养，端的是狼狈无比。
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伍员终于活着来到了吴都。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邑里，伍员该如何安身立命呢？
（补述一句：各种史籍都没有记载白公胜过昭关时奔逃的详细情况。但他也成功地逃脱了，并和伍员一前一后分别抵达吴国。）
继续这个话题前，我先简单回顾一下吴国的国情，以便于大家理解后续情节的铺展。
当年，吴王寿梦的夫人育有四子，从长至幼分别是遏、戴吴、句余和季札。
这做父亲和做兄长的，一致看好季札，想让季札继承王位，可是季札极力推辞。等到寿梦死后，国不可一日无主，遏只好勉强登基（号诸樊）。
但诸樊让贤于季札的念头一直没有息却，他和戴吴、句余两个弟弟商量好，将吴国王位的传承法则改为兄终弟及。也就是说，诸樊死了戴吴上，戴吴死了句余上，句余死了，那自然而然就轮到季札上了。
可等到诸樊、余祭（即戴吴）、夷末（即句余）依次死在任上后，季札仍旧不改初衷。这时，夷末的儿子州于走到前台，成为吴国的新君，史称吴王僚。
回顾的情节到此为止。对于僚继位的合法性，大多数国人没有异议，可是有一个人却暗自愤愤不平。
这个人的名字叫光，他是吴王诸樊的儿子，目前在吴国军方担任要职。
公子光的怨恨在于，他认为季札之后，吴国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应该是他，而不是州于。
公子光的逻辑是下面这样的。
诸樊、余祭、夷末三人要搞兄终弟及这一套，是为了把王位推到季札头上去；而且季札这人确实是众望所归，因此即便兄终弟及的做法有违吴国的传统礼制并且损害了公子光的个人利益，公子光内心里还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诸樊、余祭、夷末三人的苦心孤诣最终落了个空，季札宁处江湖之远，也不居庙堂之高，兄终弟及的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让州于捡了个天大的便宜。这个时候公子光的心理就失衡了。
公子光的想法是，既然兄终弟及的游戏规则难以为继，那么就该以诸樊薨逝为初始条件，重新回到父子相及的老路上去，由他公子光来出任国君。
只不过愿望虽然强烈，但实现的难度极大。毕竟经过夷末的统治，吴王僚这一系已经掌控了绝大多数的行政资源；而诸樊二十多年前就已作古，留给后嗣的政治影响力逐渐萎缩，并不足以支撑公子光通过正常的途径来伸张政治诉求。
个中款曲，公子光也心知肚明，因此他所做的，就是暗中招纳贤能之士，积蓄力量以图有朝一日发动政变，取吴王僚而代之。
伍员事先并不知晓公子光对吴王僚的怨恨，抵达吴都后，他首先拜会了公子光，并借由公子光的引荐，见到了吴王僚。
伍员向吴王僚极力陈说攻打楚国的好处。他原本以为，吴国和楚国势不两立，伐楚的建议一定会得到吴国君臣的热切回应。
谁知公子光却表示反对。
当时，公子光点醒吴王僚：伍员的话里夹带了私货，倡议攻打楚国只不过是为了给伍氏家族报仇而已，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吴国的强盛，故应予以拒绝。
伍员瞬间意识到，公子光这个人很不简单。
实事求是地说，伍员伐楚的图谋出于私人利益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但它和吴国的国家利益其实是高度重合的。
从吴国的角度考虑，削弱楚国无疑能大大改善吴国的地缘环境，进而维护吴国的国家安全，那么让伍员搭搭顺风车又有何妨呢？
显然，公子光这种级别的官员，不会连这点儿道理都不懂，他之所以托词反对伐楚，必定有深意在其中。
这其中的深意，诸史言辞含糊，只说公子光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不欲因伐楚而搅了自己政变的局。
说实话，要厘清“反对伐楚”和“利于公子光政变”两者之间的逻辑推导关系，是一个考验读者想象力够不够强大的问题。
大家如果一下子参悟不透也别着急，不妨先随着我的引领，梳理一下近年来的吴楚斗争形势，看是否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公子光立场的理解。
总体而言，近年来吴国在吴楚斗争中居于优势地位，而且公子光还曾以伐楚统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眼前。
自公元前536年房钟之战后，吴楚之间难得地消停了几年。公元前529年，风云再起，楚平王发动政变，取楚灵王而代之，吴国乘虚而入，攻取了楚国东部的战略要地州来。
楚平王被迫隐忍以待，一方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涵养国力；另一方面大规模整训全国兵马，巩固国防。
公元前525年，吴国卷土重来，公子光驻兵于今安徽省当涂县西南长江右岸的西梁山，计划跨江攻打楚国。
楚国则由令尹阳匄和司马王子鲂领军，驻兵于今安徽省和县南长江左岸的东梁山以作防御。
两军夹江对峙，战争随即爆发，史称长岸之战。
鉴于长岸之战是吴楚之间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水战，且过程一波三折结局惊天逆转，本书有必要记述得稍微详细一点儿。
当时战况非常激烈。楚国司马王子鲂首先战死，但楚军并未因此退却，反而背靠江岸一鼓作气击败吴军，连吴军的旗舰“余皇”也一并俘获了。
余皇曾是吴国先王的座船，蕴含着吴人的国家荣誉，象征意义巨大。把这个宝贝家伙弄丢了，吴军上下不但深以为耻，而且面临着军法的严厉惩处。
公子光聚集将士，鼓舞大家奋勇作战，无论如何也要把余皇夺回来，众人铿然响应。
败军之余，还要杀个回马枪，并且夺回一艘大船，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事实上，难度绝对超乎想象。
余皇大概声名在外，楚人亦深知它对于吴国的重要性。为了防范吴军掉头回来抢夺，楚军花大力气将余皇拖到江滩上，然后在余皇周遭挖掘壕堑，接着又用木炭把壕堑填满，并派专人在余皇上守备，摆开阵势准备迎敌。
面对这等严密的防御，依我看，吴人若想用蛮力夺走余皇，似乎不怎么现实。
吴军面临的困境，公子光十分清楚，要想完成夺船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得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公子光最终制定的战术是夜袭，让夜晚麻痹楚军的思维、松懈楚军的防御；吴军则盛食厉兵，然后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值得肯定的是，夜袭是扭转战场不利局势的好办法，但就实现吴军的战术意图而言，却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
道理很简单，黑夜蒙蔽视野的功能，对楚军和吴军同等有效。
要在漆黑的战场上准确找到余皇驻泊的处所，除非吴军天赋异禀练就了一双夜猫子眼，否则就只能瞎摸乱撞，成功的概率实在不容乐观。
而一旦夺不回余皇，那么即便吴军造成楚军重大伤亡，回去之后仍然无法交差。
公子光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故特意挑选了三名身强力壮的勇士，令其潜水进入楚军阵中搜寻余皇，大部队则在夜色的掩护下抵近楚军。
楚军这么多年来和吴军频繁交手，水战之法虽未达到谙熟于胸的程度，但终究再也不是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兴舟师伐吴时那般生疏[45]。
暗夜之中陡然面对吴军的逼近，楚军表现出了较高的军事素养，将士并未惊皇失措，而是继续保持防御态势，只等吴军前来攻坚。
吴军在楚军外围观察敌情，根本找不到攻击的角度，正自焦灼，楚军的阵脚忽然松动了起来。
原来，先期潜入楚军阵中的三名吴国勇士建了奇功。他们在楚军阵中转悠，一开始也找不到余皇在哪里，后来急中生智，壮着胆子呼喊“余皇”二字。
说来也巧，守卫余皇的楚军竟然出声应答。勇士仔细辨识声音的出处，又接连喊了两次，守卫也接连应答了两次。
于是勇士锁定了余皇的处所，继而现出身形，舍生忘死地杀人夺船，闹出很大动静。
楚军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阵外，哪会想到吴军来个中心开花，于是陷入了局部的混乱。
楚军指挥部也被这突发的情况搞蒙了，误以为吴军已经突入阵中，遂急急指派临近的战船前往救援，原本无懈可击的阵势随之瓦解。
吴军战船趁机发起冲锋。楚军顾此失彼，陷入了全面的崩溃。
未几，江中的楚军死伤殆尽，岸上的楚军也舍弃营地仓皇西逃，独剩下余皇固定于江滩上。吴军遂从容取之，奏凯而还。
长岸之战后，楚国胆气已怯，压根儿就没有反攻吴国一雪长岸之耻的想法。楚平王倒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只不过他的精力全都扑在了一个“守”字上。
公元前523年春，也就是伍员入吴的前一年，令尹阳匄在郏地筑城。郏地乃楚国北方的前沿哨位，在此筑城，故步自封的意味甚是明显。
鲁国三桓的叔孙婼就评论道，楚国的意图不在进取中原，它仅仅是想保守现有的疆域罢了。
同年冬，楚国又在州来筑城[46]，沈尹戌讥之以“楚人必败”，认为吴国不会坐视楚国固拥州来，必将发兵来袭。
这样一番梳理下来，不知道大家对公子光反对伐楚的内心世界是否有所窥测，反正我早先尝试着做出解读时，一度茫然无绪。
直到终有一天，公子光亲口向伍员道出其中的隐情，我这才恍然大悟，不过那已是伍员入吴十年之后的事了。
当然，我们都是些凡夫俗子，对于高层政治斗争这么尖端的东西，本就难窥门径。但伍员才识过人，他闻弦歌而知雅意，很敏锐地看穿了公子光弑主自立的心思。
发现这么大一个惊天秘密，伍员究竟如何应对，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至少在我看来，伍员的处境首先会变得相当危险。
因为，既然公子光不欲因伐楚而坏了自己的大事，那么他必然会极力清除任何主张伐楚的因素。伍员如果继续请求吴王僚出兵伐楚，十有八九会被公子光逮个借口给弄死。
而伍员如果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放弃伐楚的请求，血海深仇又无从得报，男人做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伍员于此时再度闪现出智慧的光芒，他的对策堪称精妙无匹。得知公子光反对伐楚的立场后，伍员立即做出了退而耕于野的决定，并举荐一个名叫专诸的刺客到公子光身边用事。
退而耕于野，是用实际行动向公子光表态。我伍员善解人意，即便背负着血海深仇，也不急这一时半会儿，您就甭再担心我会拿伐楚的事给您添乱了。
举荐专诸，则是隐晦地向公子光表忠。我伍员虽然洞悉了您的意图，但您也别担心我会向吴王僚揭发您，这不，献上专诸助您一臂之力，以后咱俩就是同一条阵线上的战友了。
怎么样，以退为进，放长线钓大鱼的感觉出来了没？如果谁还没找到感觉，我可以给出更加详细的剖析。
首先，伐楚是吴国的基本国策，是吴人的坚定共识。公子光眼下之所以反对伐楚，那是要给他的政变活动让路，一旦政变成功，公子光必然会重拾伐楚的大旗。
其次，既然公子光把政变视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那么襄助公子光加快政变进度，则非但有利于推动公子光尽早将伐楚提上日程，而且有利于伍员跻身公子光主政后的吴国政权体系继而把借吴国之力报复楚国的事业推向高潮。
再次，投靠吴王僚可以实现伐楚，投靠公子光也可以实现伐楚，为什么伍员要选择后者呢？那是因为，帮吴王僚揪出公子光相较于帮公子光推翻吴王僚，后者建立的废立之功，无疑价值更高。
最后，同样是在第三国参与政变，伍员比太子建的高明之处在于：太子建是挽起袖子亲自上阵，而伍员则是避居幕后见机行事，设若公子光事败，伍员也易于保全自己。
总之，吴国和伍员一样，本身就是要伐楚的，只不过暂时被公子光打了一岔。
伍员所要做的，就是把公子光政变暂时阻碍伐楚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日后更猛烈伐楚的有利因素，从而在自己的个人利益、公子光的个人利益以及吴国的国家利益之间，找到那个精妙的结合点。
伍员的用意，公子光也心领神会，他一方面任伍员在郊野隐居，另一方面以上宾之礼厚待专诸，耐心等候着吴王僚最虚弱的那一刻。
等待，永远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公元前521年，吴国出兵干涉宋国华氏之乱，和同样前来搅浑水的齐军在宋国境内打了一仗，结果吴军大败而还。
这一场原本和楚国没有关系的战争，却影响了吴楚两国的斗争形势。吴国因战败之故，短时间内无力挥师向西，吴楚之间又迎来了战争的间歇期。
公元前519年，经过两年的休整后，吴王僚携公子光攻打州来。公子光虽然内心里抵触，但也不敢公然抗拒王命。
楚平王相当紧张，不但再度派出了令尹加司马领军的豪华阵容，还征调了顿、胡、沈、蔡、陈、许六国之军，与楚军合兵一处，驰援州来。
吴军探知楚国联军势大，便主动撤去州来之围，机动至钟离以避敌锋芒。
联军阵营中，楚国令尹阳匄是勉强抱病出征，因为路途劳顿兼压力巨大，病情骤然加重，无法继续视事，只得将统帅之位交给新任司马薳越代为掌管。
未几，阳匄撒手西去，联军士气顿时大为涣散。薳越资历尚浅，战场指挥能力有待锤炼，不敢与吴军正面交锋，遂率军退至鸡父驻防。
公子光察知联军动作异常，料定其中必有变乱，便建言于吴王僚，称联军中六国素与楚国有隙，此次被强征而来，斗志必然不坚，倘若分而击之，联军必败无疑。
吴王僚深以为然，立即下令全军向鸡父挺进。
鸡父地处淮河上游要冲，位于大别山西北麓，胡、沈、陈、顿、项、蔡、息、江、道及群舒诸国皆在其辐射范围之内。
楚国因势导利将其打造成了中东部的军事重镇，不唯可以保持对江淮地区的控制力，还便于在对吴战争中进退有据。
反之，如果吴国能够夺取鸡父，则不唯可以驱逐楚国在江淮地区的势力并威慑其周围诸国，改变吴楚之间的地缘环境，还可以由此跨越大别山区，严重威胁楚国腹地的安全。
因此，即将展开的这场鸡父之战，对交战双方而言都有至关重大的意义。
吴军的作战方略是首先攻打胡、沈、陈三国的军队。
这三国军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统帅的水平惨不忍睹，其中胡子髡和沈子逞年轻毛躁，陈大夫夏啮虽然正值壮年，偏偏又很顽钝。
公子光冀望这三国军队的奔逃引发其余四国军队的恐慌，从而使整个联军在多米诺效应的驱动下彻底溃败。为了实现这一战术目的，公子光还做了一番精巧的布置。
首先，他把攻打联军的日子定在了月末那天。本书叙述“鄢陵之战”时曾经介绍过，旧历中的月末之日又称晦日，古人认为此日不宜用兵。公子光用兵不避晦日，其原理就跟长岸夜袭一样，为的是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其次，他预备以三千个罪犯为前锋攻打三国军队，而后继之以吴军的三个精锐军团。三千个罪犯急切间如何调集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的作战能力绝不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公子光驱使罪犯在前，其用意就是故意示弱于三国军队，然后趁其骄狂麻痹给予雷霆一击。
剧本已经完工，好戏随即上演。
七月二十九日，正值晦日，楚国司马薳越突然收到了吴军来袭的急报。大惊之余，他做出了让顿、胡、沈、蔡、陈、许六国之军突前迎敌、楚军殿后压阵的部署。
胡、沈、陈三国之军原本就是来打酱油的，鬼才想突前抵挡吴军的第一波攻击呢！
可是临阵一看，对面黑压压涌过来的吴军，一个个军容不整，毫无章法，貌似是一群乌合之众，于是苦憋的心情瞬间转好，拿出从未有过的勇猛姿态张牙舞爪冲了上去。
吴军打头阵的罪犯大多是些只在乡里横的角色，几时见过这样骇人的场景，一个个当即吓得屁滚尿流，腰脚利索心理过硬点儿的还知道拔起钩子腿就跑，体虚胆细的干脆就呆若木鸡连跑的意识都瞬间泯灭了。
于是三国之军愈发神勇，直如虎入羊群般可着劲地抓俘虏，有的撵着屁股追，有的停下来收那些要死不活的，爽是爽快，但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队形也弄散了。
眼见吴军越抓越少，三国之军渐感寂寥。
然而惊喜接踵而至，伴随着大地的震颤，三支分别由吴王僚、公子光以及公子掩余（寿梦庶子）率领的吴国生力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三个方向包夹了过来。
三国之军身疲枪软，一眨眼的工夫就从鬼畜变成了小受。
混战中，胡子髡、沈子逞和陈大夫夏啮均被斩杀，三国余部则拼了老命向联军阵地奔逃，一边跑还一边撕心裂肺地喊：“我们的国君死啦！我们的大夫死啦！”
后续跟进的许、蔡、顿之军被三国之军那魂飞魄丧的状态所感染，当下心胆俱裂，毫不犹豫地掉头就跑。
至此，薳越用以突前迎敌的六国之军，已然汇聚成了一股反向冲击楚军的洪流；或者换个角度说，已然代替那三千个罪犯变成了吴军攻打楚军的前锋。楚军要是碍着他们逃命，估计还得被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
公子光设想中的多米诺效应开始发挥作用。楚军面对六国友军和吴军一前一后的轮番冲击，只能在错愕和恐慌交织的复杂情绪中仓皇败退。
吴军以寡击众，创造了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
鸡父之战后，薳越率残部退守蔡国南境的薳澨。吴军亦不敢孤军久留，便主动撤回国内。
这时，一名密使自蔡国而出拜访了吴国。密使的主人，是楚平王的夫人；而密使的使命，则是向吴国转达楚平王夫人去楚入吴之意。
楚平王夫人以堂堂国母之尊，竟然寻思偷逃敌国，难道是在搞老情人重温旧爱那一套？非也非也，这其中的缘由，其实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
楚平王当年还被称作王子弃疾的时候，有一次出使蔡国。居留蔡国期间，蔡邑郹阳一个官员的女儿私奔到了王子弃疾那里，还为他生了个儿子。王子弃疾对这段奇情颇为迷恋，很快就将蔡女封为夫人，并将私生子立为世子。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猜到，这位世子便是后来的太子建。太子建的景况前文中已有交代，就是楚平王听信费无极的谗言，意欲将太子建处死，结果太子建侥幸逃脱却最终死在了郑国。
因为这件事，楚平王和夫人之间已无感情可言，夫人不久就搬回了娘家郹阳居住。
可是分居不代表就能忘掉丧子之恨，当夫人得知吴人深入鸡父（此地已邻近蔡国）后，就萌生了投奔吴国以表示和楚平王彻底决裂的想法。
楚平王夫人的行为，虽然不属红杏出墙，但吴国用以在国际社会上抽楚国的脸，那还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乎欣然接受。
随即，公子光率军潜近蔡国都城新蔡。楚平王夫人令人偷偷打开城门。公子光顺利入城，成功地把夫人带了出去。等到薳越发觉有异并起兵追击时，公子光一行早已走得不见了踪影。
薳越的属下觉得丢不起这个人，纷纷建议薳越继续追击，要是能截住夫人固然好，要是截不住就干脆顺势攻打吴国，是死是活咱都不管了。
薳越还有些自知之明，他对属下说，鸡父之败的罪责已然深重，没有看管好君夫人又是罪加一等，如果现在贸然攻打吴国而再次失利，那他薳越就百死难辞其咎了。
当然，能不能辞其咎先放在一边，表不表达辞其咎的愿望又是另外一说。薳越被楚平王寄以重托，却接连丧师辱国，自觉已无颜面苟活于世，劝止属下冒进的话讲完后，他便自缢而死。
薳越终于解脱了，楚平王却还要硬着头皮和吴国死磕到底。为了填补因阳匄病亡而留下的令尹职位空缺，楚平王任命囊瓦继之。
囊瓦是前令尹王子贞之孙[47]。王子贞主政时也曾被吴国搞得焦头烂额，对于吴国强悍的战斗力有着深切的感受，故临终遗言“必城郢”。囊瓦秉承了先祖的教训，主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固郢都的城墙。
沈尹戌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威望达于四方的诸侯和部落，依靠四方诸侯和部落的守卫就足以保护本国的安全，哪里用得着在核心位置的都城大举修筑城防？再说了，虽然楚国在对吴斗争中频频失利，确实应该加强防御，但你囊瓦有必要在郢都这个离吴国千里之遥的地方筑城吗？想当年，楚国先王若敖、蚡冒至于武王、文王四君，其治下疆土不过数百里，犹能镇守边境而不在郢都增修城墙；如今的楚国地阔千里，战略纵深已极大地扩展，你囊瓦却竟然要靠在郢都增修城墙来寻找那点可怜的安全感，你怎么不去死？
沈尹戌的话慷慨激昂，听起来挺解气，但囊瓦在郢都筑城的行为也并非毫无道理。
所谓时也势也，楚国先君之所以敦行镇守边境的理念，主观方面固然有拼搏奋斗的精神作为支撑，客观方面也得益于独特的地缘政治条件。
楚国历来面临的最大威胁源自北方，但北方势力真要征服楚国却也困难重重。
楚国建立之初，其立足的江汉流域因地处偏远，北方势力难以企及，故楚国得以抓紧时间吞并周边弱小，完成了综合国力的原始积累。
后来周昭王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由，对初露峥嵘的楚国连年实施军事打击，结果麾下的战车陷于南国水网，六师全军覆没不说，连本人都把性命丢在了汉水。
周昭王劳师无功，开启了西周衰落的大幕。等到周厉王和周宣王再想敲打楚国时，已力有不逮，只能采取军事威慑和政治羁縻等软性手段。楚国腹地从此无复安全之忧。
接下来周王室东迁，诸侯竞相争霸，北方势力无暇南顾，楚国则进一步整合江汉流域，从一个区域性强国一跃成为“观中国之政”的全域性大国。
随着中原争霸局势逐渐明朗，齐桓公横空出世，他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挟八国联军之威南征楚国，看样子不废去楚国一身的功力是誓不罢休了。
然而几经周旋，齐桓公的雷霆万钧之势却被楚国使节的一番辞令轻巧化解，仅仅在召陵和楚国签了个恢复进贡周王室的盟约就打道回府了。难道是齐桓公穷极无聊、兴师动众闹着玩儿？
当然不是。关键在于楚国使节说辞中的十个字：“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面对楚国表里山河的优越地理环境，齐桓公实在下不了动手的决心。
再后来，楚国继续向中原扩张，以晋国为首的北方集团大多处于防御态势——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分别表现为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两种具象，前者如城濮之战和邲之战，后者如鄢陵之战和晋悼公三驾制楚。既然楚国的战略重心长期向外，在腹地大规模修筑工事的议题自然也就没有市场了。
总之，楚国先王镇守边境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是楚国一直奉行扩张政策，战略资源必然优先配置在边境事务上。
二是楚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但楚国得益于中原小国的缓冲（譬如归顺楚国的郑、陈、蔡之类），并依托北部由方城、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一字排开组成的坚固防线，几乎可以确保将北方势力拒之于本国核心区域之外。
至于第三个因素嘛，那就是吴国尚未崛起。正因为吴国尚未崛起，所以楚国的东扩之路走得比较顺坦，可谓步步为营，楚军打到哪儿，楚国的防线就设在哪儿。
不过这一切，都在吴国崛起并和楚国于今皖苏交界处迎头相撞之后，彻底改变了模样。
吴国的崛起，堪称春秋中后期最重大的地缘事件。
要不是有真实的历史存在，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春秋中期以前还默默无闻的东南蛮荒小邦，竟然在习得陆地车战之法（渊源参见夏姬的风流往事）的短短数年之后，就水陆并进和几百年来北方诸侯抱团抵御的超级大怪兽——楚国，在江淮之间展开了长达六十余年的厮杀，非但不落下风，而且还屡屡攻占楚国的大邑重镇。
其兴起之速、战力之强、持续之久，今人尚且讶异万分，楚人的惊恐无疑就更加深切了。
特别是鸡父之战后，吴国事实上具备了贯通楚国东境进而一箭穿心的能力。情势危殆至此，囊瓦在郢都增修城防的行为，虽说逃不了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的嫌疑，但小心行得万年船，未雨绸缪总比临阵磨枪来得稳当吧？
次年冬，大概增修郢都的工程已经竣毕，楚平王的底气明显有所回升，他决定改变即位以来被吴国压着打的窝囊局面，主动出击给吴国点儿颜色看看。
而且这一次楚平王似乎发了狠，他谋划中攻打吴国的军事行动，将要采取率水师亲征的方式，一点儿也没有挑战吴国传统优势项目的畏缩。
嗯，楚平王，你这种“以己之短攻彼之长”的勇气还是挺迷人的。我敢保证，如果你这次乘兴而去满意而归，那也可以聊慰平生了。
楚平王你说啥？作为一个有品位有追求的男人，为什么你只不过主动攻打吴国一下就聊慰平生了？哦，请少安毋躁，原因是这样的。
首先呢，这是你职业生涯里第一次对吴国主动出击，实现了零的突破，当然可喜可贺。
然后呢，你肯定预计不到，这其实也是你职业生涯里最后一次对吴国主动出击，具有重大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
喂喂喂，楚平王你不要抚额做眩晕状嘛！你这副憔悴的样子，接下来的话叫我怎么说出口？不过说不说反正历史事实都摆在这儿，那我还是说了吧。
富贵在天，生死有命。世界永远处在动态的平衡之中，它既然能降下横福，就必然也能降下横祸，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你当年因拜玉奇缘而有幸执掌王位，这是上天的眷顾。那么你应该清楚，眷顾在历经轮回运转之后一定会变成抛弃。
假如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将遭遇异样难堪的结局，你日后泉下若有知，一定会为眼下用伐吴所展现的万丈豪情装扮了你日渐灰暗的人生，而感到庆幸和慰藉的。
楚平王一门心思想要建功，沈尹戌却认为他纯属没事找抽。
吴国目前声势正旺，楚国躲避都来不及，有必要再去招惹吴国吗？一旦撩起战端，吴国势必向边境集结重兵；而楚国边防弛怠，不堪与吴军一战，到时候失地陷城你可不要顿足后悔哦！
楚平王不以为然，为了提高此次军事行动的成功系数，他还特意请求越国助他一臂之力。
越国是吴国的仇敌，伐吴的兴致一向高昂，因此越王允常[48]的回应格外热切。
随即，一支越国的混合使团造访了楚国的豫章。
越大夫胥犴向楚平王致以慰劳，越公子仓则将自己乘坐的战船赠送给楚平王。楚平王满心欢喜。
公子仓又献上更厚重的礼物，他指着使团中的一大彪战士说，要自带人马随楚军出征。
越国与吴国并称为吴越，两国同属一个地理单元[49]，习于舟楫的民风相近。
所以越国水师的战斗力不容小觑，他们的加盟那就如同是冬天里的一堆小苹果，红红的小脸点亮了楚平王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楚平王好想好想吻死公子仓，这么实心的汉子上哪儿找哇！
可是，楚平王炽热的情感很快就碰到了冰冷的现实。楚国大军顺长江而下向吴国进发，一路上打探到的情报却是吴国处处防备严密，强行攻击的话估计讨不到什么好处。
当走到位于今安徽省巢县以南的圉阳时，楚平王攻击吴国的欲望已烟消云散，只得悻悻地传令原路返回了。
楚平王冲冲求战于前，草草撤军于后，不是白跑一趟了吗？
当然不是，楚平王此行虽未取得战果，但却如沈尹戌所言，把吴国实实在在地惹毛了。
于是，楚军前脚刚一撤退，吴军后脚就越境杀了过来。楚国边防守备不及，巢和钟离两处要地接连被吴军攻陷。楚平王想死的心都有了。
死对于楚平王而言，似乎并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虽然他自己一气之下想到的死不作数，但死神的确正迈着质感坚实的步伐向他飞奔而来。
就在两年后的公元前516年的九月，因东部局势每况愈下而时时处在焦虑之中的楚平王便撒手人寰了。
令尹囊瓦以太子壬年幼且其母来路不正为由[50]，想要立素有好善之名的楚平王庶长子宜申为君。
可当事人王子宜申表示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有三点。
其一，楚平王因强占准儿媳而激起父子矛盾并最终导致太子建客死他乡。这件事本来就极不光彩，楚国应该尽量遮掩，而非再度端出来炒作。如果以嬴氏来路不正为由剥夺太子壬的王位继承权，那就无异于在天下人面前自揭家丑，徒惹他人讥笑罢了。
其二，嬴氏乃秦哀公之妹，太子壬乃秦哀公之甥，故尊崇嬴氏和太子壬能够营造良好的楚秦关系，有利于在国际事务中获取强秦的援助。
其三，中原主流文化都讲究“毋易树子（树子即嫡子）”，楚国要是坏了规矩，只怕会引起政局动荡。
囊瓦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扶太子壬即位，史称楚昭王。
楚国王位传承得到了内部的妥善处置，但外部的敌对势力，譬如吴国，可不愿让楚国就这么安安稳稳地实现政权过渡。
公元前515年春，楚平王还在郢都停尸，吴王僚派公子掩余和公子烛庸（两位公子皆吴王寿梦的庶子）率军攻打楚国的潜地，同时又派季札去考察中原列国的政情，为对楚斗争做长远打算。
楚国严阵以待，紧急调动四路大军前往迎战。
第一路，莠尹然和王尹麇率先头部队驰援潜地。吴军闻讯暂停对潜地的攻击，并向东北方向的穷地机动。
第二路，沈尹戌率王室和都邑的亲兵，与先头部队合兵一处，并和吴军在穷地形成对峙。
第三路，令尹囊瓦率水师经由穷地东北的沙汭，再折向穷地。
第四路，左尹郤宛和工尹寿率军驻扎于潜地，以作为前线的总预备师。
从楚军调兵遣将的情形来看，他们的指挥官团队是高端的（清一色的尹字号官员），他们的战斗员是精悍的，他们的兵力是厚重的，大有将吴军连皮带骨囫囵吞下的气势。
事实上，如果用现代地名标注潜地、穷地和沙汭三地，然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分析战场形势，我们会发现，吴军已经陷入了进退不能的绝境。
请翻开中国地图，找到安徽省的霍山县东北、霍邱县西南和怀远县东北，它们大致对应着春秋时代的潜地、穷地和沙汭三地。
大家应该一目了然，穷地位于正中，两路楚军已经在此处咬住了吴军；两路楚军的身后，是潜地的楚军预备师；吴军的身后，则是从沙汭迂回包抄而来的楚国水师。
那么请问：一支兵力相对单薄且被前后包夹的军队，还有可能全身而退吗？答曰：当然有，如果楚军集体傻了的话。
吴军的命运已经没有悬念，他们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总之跑是跑不了的。但明朗的局势下，还是有一些细节值得我们探究。
吴国之前伐楚，一般都由公子光担任统帅，而且公子光精明英武，颇有韬略，接连取得过长岸之战与鸡父之战的辉煌胜利。为什么这一次吴王僚不继续派公子光带兵出征呢？
原因或许有多种多样，史籍里没阐释，我们当然也就不得而知了。
可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常胜将军公子光没有担任统帅，于吴军而言是不幸，于公子光本人而言，却是天赐的幸运。
因为，他苦苦等候的政变之机，终于来了。
为什么说是机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就是“反对伐楚”“利于公子光政变”的逻辑所在，想必大家都久等了。
下面让我们看一段对话实录。对话的双方是吴王阖闾（即曾经的公子光）和伍员，对话的时间是距此刻四年后的公元前512年，对话的背景是阖闾意图伐楚，对话的内容是阖闾追忆往事。
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当初（即伍员入吴时）你（指伍员）提议攻打楚国，我（指吴王阖闾）知道这件事能够成功。但是，我担心他（指吴王僚）派我统兵，而且我也不想让他（指吴王僚）占了伐楚的功劳。”
古人说话总是很含蓄，我免不得要揭示一下阖闾这句话的内涵。阖闾总的意思是说，他反对伐楚是有苦衷的，是特殊情境下的无奈之举。
首先，吴国倘若伐楚，吴王僚十有八九会指派公子光率兵出征；但公子光准备发动政变，只想盘踞国内以便随时举事。
其次，公子光做贼心虚，抗拒出征的话是不能明说的，只好托词反对伐楚，用瞒天过海的手段达到留居国内的目的。
再次，伐楚对吴国的利益极大，成功的概率也很高。吴国每取得一次伐楚的胜利，吴王僚作为吴国的最高领袖，无论声望还是地位都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无形中会给公子光的政变带来额外的阻碍。基于这层考虑，公子光也要反对伐楚。
最后，公子光既然心存夺位为王的念想，那他当然希望把伐楚的果实留给自己夺位后来摘取，也好让自己凭借伐楚之功迅速巩固权势。
回过头来再看此次吴国伐楚的整体形势，公子光留居国内，吴军覆败在即。
也就是说，虽然公子光没能阻止“伐楚”的行为发生，但“伐楚”这个行为所产生的效果，竟然和公子光“不伐楚”的诉求（即公子光留居吴国，且不能壮大吴王僚）殊途同归。神奇吧？
巧合的事还有。此次吴军的统帅掩余和烛庸，是吴王僚的股肱重臣，有他俩在朝中主事，公子光本不敢轻易发难；但此刻他俩领军在外且又因被楚军围困而生死难卜，吴王僚便处于阶段性的孤立之中。
这已是公子光可遇而不可求的最佳时机了。
事不宜迟，公子光立即向专诸和盘托出他与吴王僚的仇怨，请专诸刺杀吴王僚，以夺回本应属于他的王位。
专诸受公子光多年蓄养之恩，明知刺杀行动有去无回，却并不胆怯，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是家中的老母和幼子。
公子光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你死之后，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专诸再无牵挂，慨然领诺。
公子光和专诸商议的行动方案，是邀请吴王僚到公子光府上饮宴，然后由预伏在地下室中的甲士蹿出来行刺。
吴王僚蒙在鼓里，接受了公子光的邀请。然而到了当年四月正式宴会的那一天，气氛却变得无比的诡谲起来。
吴王僚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潜在的凶险，突然采取了极其严密的，甚至可以说，严密到了变态程度的安保措施。
下面的描述取自《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这也是那个时代史籍中罕见的关于要人保护的场景，起码我看了以后是大开眼界、咋舌不已的。
当时，从王宫大门口到公子光府宅大门口这段开放行程内的道路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密密麻麻排满了卫戍部队。吴王僚便在这人墙肉盾的夹缝中，穿街过巷到达了公子光府上。
接着以公子光府宅的大门为界，卫戍部队换成了吴王僚的亲卫。他们手持利剑，从公子光府宅的大门口开始站岗，然后向府院内延伸，穿堂入室一直排到宴会的大厅里，连席位上也不忘散布几个。
当主宾都落座后，吴王僚双侧还贴身伫着俩保镖。要再次强调的是，所有亲卫都是手执明刃、随时准备格杀的。
读到这里，大家不妨代入一下，假如你们是公子光、你们是专诸，是不是已经近乎绝望了呢？先别急着崩溃，更骇人听闻的还在后头。
饮宴要喝酒吃菜，自然就得有下人传酒送菜。那让刺客伪装成下人，暗藏凶器，趁传送酒菜之机下手如何？
嘿，想得美！
传送酒菜的人从厨房走到宴会大厅门口时，必须首先把衣服脱光光，赤身裸体接受亲卫的检查，而后换穿一套指定的衣服入内，且跨过大厅的门槛后须立即跪倒，再膝行至吴王僚席前，将酒菜递给吴王僚的亲信，最后由亲信将酒菜放置在吴王僚的席上。
如此看来，夹带凶器那一套是行不通了。
那可不可以这样？让伪装成下人的刺客在膝行至吴王僚席前、做出向上抬举手臂的动作佯装递交酒菜时，趁势暴起，拿手中的餐具、沸汤等多多少少有点儿威力的东西发起攻击，博那万分之一杀死吴王僚的概率。
对不起，这种方法依然不行。因为下人从进门膝行开始，就有两名吴王僚的亲卫用剑比住他，剑尖虚触他的躯体，稍微用力就能刺出一个血窟窿的那种，然后一左一右夹着他前行直至完成整个传送酒菜的流程。
所以，我认为，除非刺客有口吐霹雳或眼射死光之类的秘技，否则刺杀吴王僚的图谋，可以休矣。
在公子光事先的筹划中，有没有预计到吴王僚会布下如此森严的戒备，是一个不得而知的问题，但他显然流露出了慌张的迹象。《左传》记载道：“光伪足疾，入于堀室。”就是说，谎称脚痛，到地下室中暂避。
对此，西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杜预（他也是明朝之前唯一一位同时入文庙和武庙受享的传奇人物）评述道：“（公子光）恐难作，王党杀己，素（预先）避之。”
基于现场的情形，再综合两家之言，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吴王僚没有得到公子光意欲行刺的确切情报，得知的话他无论如何不会亲身赴险，没人会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
第二，不管吴王僚缘何提升安全护卫等级，总之刺杀吴王僚的难度超乎想象，公子光已经有了行动失败的心理预期。
第三，刺杀行动并没有取消，公子光尽管心里没底，但也只是“恐难作”而已。
第四，刺杀行动最终的成效，全在于执行者专诸的临场发挥。
专诸到底会有怎样扣人心弦的发挥呢？答案揭晓之前，我们不妨先做一番推演。
公子光用以预设伏兵的那个地下室，肯定不在宴会大厅的底下。否则，公子光当着吴王僚的面“入于堀室”，岂不是会暴露地下室的秘密？
既然不在宴会厅地底下，那么当伏兵们露头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对付的，是宴会厅外吴王僚的亲卫。而一旦伏兵和亲卫缠斗上，那更外围大量吴王僚的卫士势必会奔过来加入战团，然后将伏兵剿灭。
所以，指望用伏兵突击的方式杀死吴王僚，是不现实的。如果专诸也在伏兵之列，那他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如果专诸不在伏兵之列，情况会稍微好一点儿，因为他至少可以装扮成传送酒菜的下人，进入攻击吴王僚的距离范围之内。
可是，即便专诸扮作下人成功地混到吴王僚席前，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他依然面临着两道极其严峻的考验。
第一道考验是用什么方式行刺。赤手空拳就拉倒吧，那时候发内功震断对手心脉的概念还没捏造出来呢！餐具沸汤那也只是句玩笑话，大家权当一乐，作不得真。
第二道考验是有没有可能在利剑的抵近挟持下做出刺杀动作。也就是说，在从亲卫发觉专诸行刺到亲卫用剑攻击专诸以制止专诸行刺的这段空当内，专诸能否刺死吴王僚。
上述空当又被称作反应时间。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人与人的反应时间各不相同，普通人约为0.2秒，专业运动员则可以达到0.1秒。而亲卫个个训练有素，反应速度想必和专业运动员有得一拼。
怎么样，留给专诸的空当堪称间不容发吧？
气氛如此凝重，条件如此苛刻，情节如此焦灼，结局如此悬疑，是进是退，系乎专诸的一念之间。
究竟是公子光壮志得酬，还是吴王僚化险为夷？专诸是生是死，吴国又何去何从？下面有请专诸隆重登场。
一个下人应声而出，稳稳地端着一份全鱼炙，迈着卑者惯常的小碎步走向宴会厅。
门口的亲卫将他拦住。下人双目低垂，顺从地卸下衣物，接受完全身体表检查后，换装、入门、跪倒，膝行。两名亲卫用剑尖抵住他，一路伴随。
下人手中的鱼炙乃鲤鱼烹制而成，鱼脊对客，鱼腹对己，肥大的鱼身表现出丰腴的肉感，火候恰到好处，面皮焦黄却并未烤烂半分，诱人的香味正滋滋地四处飘散，勾起满屋子食客的欲望。
在亲卫凌厉的监视下，下人一步一步膝行到了吴王僚席前，双手向上伸展准备递交鱼炙。
然而就在吴王僚的亲信将接未接之际——那真是一个只有用电光石火才足以形容的短促瞬间——下人忽然以鬼魅般的速度抬腿奋力一跃，和身扑向吴王僚，同时左手擎住鱼炙，右手匪夷所思地插进了热气腾腾的鱼腹中。
气流拂开他额前的散发，露出一张决然而凶悍的脸，这不是专诸又是谁？
亲卫们骇然失色，伴行的那两个立即出剑刺杀。剑尖甫入专诸后背时，专诸的右手已从鱼腹中抽了出来，掌心赫然多了一把明晃晃的短剑。
行刺的凶器竟藏在鱼腹之中，观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哧”，一声轻响，专诸知道，那代表着两柄利剑在交叉贯穿他的腑脏。“扑哧”，一声重响，专诸掌中的短剑在一扑之力的惯性驱动下，绝无迟疑地没入了吴王僚的胸口。
吴王僚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闪避。他裂睁着惊悸的眼睛，双手徒劳地护住胸部，微微翕动着因剧痛而扭曲的嘴唇，努力攒着气力，只想问专诸一句话，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某一刹那，他甚至想求专诸饶他不死。
可是生命正随着喷涌的鲜血急遽消逝，吴王僚已口不能言。模糊的视线中，他看到亲卫们在惶急地怒吼，利剑如骤雨般在专诸身体上反复穿刺，分不清是谁的血，在杂乱的地板上汩汩流淌。
当最后一缕光亮从吴王僚眼前闪过时，他瞳孔中倒映出专诸僵直而狰狞的笑容。
尘毕竟归尘，土终究归土，然浮生于乱世者，言必信，行必果，捐躯忘亲，热血酬主，而卒名噪于江湖，此诚上惊天地，下泣鬼神也。呜呼专诸，壮哉壮哉！
尘嚣渐散，新人换旧。季札持着吴王僚颁赐的国书出访中原，归国时面南闻奏的人，已变成了曾经的公子光、如今的吴王阖闾。
从历史经验来看，剧烈的政治动荡过后，各流派政治势力针对时局的表态，往往会成为下一阶段局势演变的风向标。
为什么这么说？
拿以下克上的阖闾为例，眼下立足未稳，权势未固。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唱反调、说怪话，谁能分得清他到底只是一种无背景的单纯的个人观点表达，还是在为某个深邃的暗黑计划造势？谁又能算得准政变势态会否出现反复？
那么，尚未脱离变乱心理状态，或者说，依然对周遭一切充满疑忌的阖闾，必然会无条件地极力打压政治异见者，以坐实来之不易的胜局。
于是乎腥风再起，要么阖闾弄死政治异见者，要么政治异见者弄死阖闾。总之，不拼个你死我活，这事不能算完。
因此，对于季札这位特立独行且中途入局的名宿，阖闾必须打起十二分的小心，听其言而观其行，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就得赶紧采取措施。
不过阖闾多虑了。季札这个人，本性就恬淡高雅，与世无争，连吴国王位他都视若浮云粪土，至于王位到底由谁来坐、具体怎么个坐法，与他又有何干？
在阖闾焦虑的等待中，季札迅速发表了个人声明：“哀悼死者，侍奉生者，以恭候天命的安排，这本就是祖宗的常法。只要先君得到祭祀，国家得到延续，神灵得到奉献，不管谁来当国君，我都没有怨恨，我都服从。”
接着，季札跑到吴王僚的坟冢前，一边哭泣一边向吴王僚的魂灵复命（他是奉吴王僚之命出使中原）。表达完对吴王僚的哀思后，季札继续履行出使前担任的官职，并不对阖闾夺位置一词之评。
阖闾长长地舒口气，心里默默地为季札点了一溜儿的赞。把出世的人生哲学演绎到超尘脱俗、至古至朴的境界，季札当真是舍我其谁了。
让阖闾屁股找到踏实感的还有一件事。正在楚国穷地作战的吴国远征军，因不堪楚军的重重围困而溃败。
此时，阖闾夺位的消息已经传播开来，吴军的统帅、亦即吴王僚生前的亲信掩余和烛庸，侥幸从战场上逃脱性命，但害怕回国后遭到清洗，只得作鸟兽散，一个投奔徐国，另一个投了钟吾国[51]。
掩余和烛庸主动跑路，的确省了阖闾肃清残敌的心力；但楚军更加给面子，他们压根儿没有挥师东进的意思，眼睁睁地望着吴国内乱而不趁火打劫，居然莫名其妙地打道回府了。
掩余和烛庸的流亡，埋下了决定徐国和钟吾国国运的种子；而楚军这次贻误战机，也鬼使神差般引出了一个改变本章主人公——伍员个人命运的人物。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对于吴王阖闾而言，一个属于他的辉煌时代即将开启。而伍员在其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终将证明，他伍员存在的价值，绝不止复仇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