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国人期盼已久的宪政体制终于成为现实，伴随着共和政体的建立，国会政治便开始了。民初国会在形式上虽然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资政院相似，但二则却有本质的区别：资政院是封建皇帝成立的一个咨询性机构，而国会则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拥有选举总统、制定宪法、监督政府、弹劾官吏等诸多权力。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员组成，由各地的民选代表组成，由于辛亥革命后政治形势的特殊性，我国的国会制度经历了一个完善过程，首先成立的是临时参议院，而且其议员是由各省都督府指派的，一年以后，由各地民选代表组成的参众两院国会才得以成立。
1. 临时参议院
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政权最初设立的立法机关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它在汉口会议上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施政纲领。按照它的有关规定，参议院是立法机关，这个机关应由各省都督府指派三名人员组成，这三名人员的具体产生办法由各省自行掌握，中央不予干涉。这种做法尽管不符合民主选举的原则，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当时革命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无法进行全国大选，只能采取这种形式建立共和国的立法机关。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还规定：“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其召集方法，由参议院议决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各省代表即致电其都督府：“现在临时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责任已毕，必须组织参议院。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由每省都督府派遣参议院三人组织之’即请从速派遣，付与正式委任状，尅日来宁。”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到会的议员共有17个省38名，在这些议员中，同盟会员占明显优势。随后，临时参议院选举林森任议长，王正廷任副议长；设全院委员会、常任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分别负责审查有关事件。临时参议院权力很大，担负了临时国会的职能。临时参议院在其存在的两个多月内，较好地履行了临时国会的职责。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它通过了孙中山的辞呈，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唐绍仪内阁之人选，批准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等重要决议。作为立法机构，南京临时参议院在两个多月中制定、议决了一系列共和国性质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文教等方面的法令、法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仅奠定了民国政治的基础，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月1日，参议院接受了孙中山的正式辞职，并决议以北京为首都，4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休会，迁往北京，至此由同盟会员为主体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完成了历史使命。
1912年4月29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原资政院旧址举行开院典礼，从4月29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开院，到次年4月8日国会正式召开，此为北京临时参议院时期。尽管继续沿袭了临时参议院的名称，但议员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规模扩大了，南京临时参议员人数最多时也只有40多人，北京临时参议院的议员总数达121席，除西藏外，其余各省都选派了自己的代表，使北京参议院真正具备了全国规模。其次是议员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就是革命党人议席减少，前清立宪派和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的议席增加。同盟会和共和党各居40席，统一共和党20余席，无党派人士11席，同盟会的优势地位已经丧失。其三，议长进行了改选，统一共和党人吴景濂、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汤化龙当选为正副议长，这对同盟会是极为不利的。直到8月，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等合组为国民党，对革命党人不利的形势才得以好转。尽管议员成分复杂，党派纷争，但大部分议员是坚信民主政治的，所以这一时期，参议院认真履行职权，同袁世凯既合作又斗争，袁世凯虽然在不断地破坏约法，侵犯立法权限，但在参议院的监督下，在一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守法。
袁世凯与临时参议院的合作是多方面的，在立法创制方面成效最著，先后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政制法规，诸如《国务院官制》、《国会组织法》、《参议员选举法》、《众议院选举法》等，这些政制法规，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国基础。在此期间，临时参议院基本行使了其职权，起了代议机关的作用，先后开会220多次，议决的议案有230多件，初步形成了中华民国的法律体系。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置上，袁世凯政府和参议院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维持着民国的大局。比如民初最大的财政问题是向外国借款，袁世凯政府能够遵守《临时约法》的程序，提出于参议院，求得参议院的同意，参议院对政府的举措，也都给予通过。正如一位有影响的参议员所说，“前参议院时代，凡政府提出借款案，无不悉赞成，而政府于立约签字之先，亦靡不将交涉情况报告于参议院，征求同意。”政府与临时参议院的合作，对稳定政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第124页。）
2. 正式国会选举的准备工作
国会是共和国政体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部分组成，但在1913年4月之前，我国的国会只有参议院而没有众议院，这不是临时政府有意为之，而是当时的形势还不稳定，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完整的国会组织。当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以后，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国会选举就开始了。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大总统应在《临时约法》实施后的十个月内，举行国会议员选举，成立正式国会，而这一系列工作的相关法律制定，也由参议院在此期间议定。所以，北京临时参议院开院不久，就开始按照《临时约法》的这些规定，着手制定相关法规。1912年8月10日，临时参议院公布了《国会组织法》、《参议员选举法》、《众议员选举法》和《筹备国会事务局官制》。8月13日，临时参议院又公布了《众议院议员各省复选区表》，9月4日公布了《省议会议员选举法》。9月20日公布了《众议院议员选举实施细则》，9月25日，公布了《各省第一届省议员名额表》。10月2日公布了《省议会议员各省复选区表》和《省议会议员各省复选区表实施法》。12月8日公布了《参议院议员选举实施细则》。这些法规对参众两院议员选举做了法律准备的前提。
在以上选举法规中，《国会组织法》（《国会组织法》，《政府公报》第一百三号，1912年8月11日。）是一部根本性的法规。它规定民国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关于两院的议员人数，《国会组织法》规定，参议院议员总人数共274名：“一、由各省省议会选出者每省十名；二、由蒙古选举会选出者二十七名；三、由西藏选举会选出者十名；四、由青海选举会选出者三名；五、由中央学会选出者八名；六、由华侨选举会选出者六名。”众议院议员总人数为596名：“直隶四十六名，奉天十六名，吉林十名，黑龙江十名，江苏四十名，安徽二十七名，江西三十五名，浙江三十八名，福建二十四名，湖北二十六名，湖南二十七名，山东三十三名，河南三十二名，山西二十八名，陕西二十一名，甘肃十四名，新疆十名，四川三十五名，广东三十名，广西十九名，云南二十二名，贵州十三名，蒙古二十七名，西藏十名，青海三名。”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一次，每次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议员任期三年，每三年改选一次。
关于选民的资格，按一般规则，应先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然后再依据所得的数据再进行登记造册，但民国初年，百废待举，根本无法进行人口普查。于是《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对此进行了变通，即只规定了选民的资格，然后由各省具体确定选民的人数。按照《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规定，选民的资格为：“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满二十一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住居满二年以上，具左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院议员之权：一、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者；二、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动产者，但于蒙、藏、青海得就动产计算之；三、在小学校以上毕业者；四、有于小学校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者。”同时规定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二、受破产之宣告确定后尚未撤销者；三、有精神病者；四、吸食鸦片烟者；五、不识文字者。”此外，现役陆海军人及在征调期间之续备军人、现任行政、司法官吏及巡警以及僧道及其他宗教师，也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与清末咨议局议员选举相比，《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所确定的选民资格有三个变化：一是把年龄限制由25岁放宽到21岁，这不但大大增加了选民人数，而且也改革了选民的结构，就能够把清末新政期间成长起来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吸收进来，这些年轻人大都接受了西方议会政治的理念，拥护民主共和国，参政热情非常高。降低选民的年龄限制，使这场议员选举和未来的国会政治更具有了民主共和的特征。二是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从中学毕业降低到小学毕业。在清末民初的中国，通常一个省只有一所或几所中学，能够取得中学毕业资格的学生非常有限，而小学则要普及得多，一般每个县都有几所小学，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数就比较多了，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从中学降到小学，就会使选民人数增加几十倍。三是把财产限制从5000元降低到500元。在民国初年，能够拥有5000元财产的人并不多，把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500元，就能够将大量的中小业主吸收进来，这些中小业主的数量不仅很多，而且思想也比较激进，财产限制降低，不仅增加了选民的人数，也增加了选举的激进程度。正是有了以上三个变化，民国初年议会选举的选民数量才增加了很多。从各省公布的数据看，当时全国有四亿四千多万人口，选民总数为40，867，976人，占人口总数1/10左右。如果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个比例是很小的，但站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实际情况看，这个比例和清末咨议局的选举相比扩大了24倍以上，就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议会选举相比也不算低。由此可见，第一届国会选举称得上是一次全国规模的全民直接选举。
1912年8月10日公布的《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律文件，适应了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的需要，使国会选举初步具有普遍性和广泛的代表性。这些文件颁布后，各地的选举工作就次第展开了。国会议员选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虽然当时的中央政府没有组织选举的经验，但是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这些工作是由筹备国会事务局负责的。筹备国会事务局是根据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8月10日公布的《筹备国会事务局官制》设立的一个临时性政府机构，具体负责国会议员选举事宜和国会开幕的筹备事宜。该局设隶属于内务总长，由施愚任局长，下设三个委员会，委员长分别由内务部、法制局和蒙藏事务局派遣的佥事担任，此外还有十名事务员，分别掌管文书、会计和庶务。由此可见，筹备国会事务局的人员并不算多，但它承担的事务却很复杂烦琐。选前的工作主要是地方选务咨询、选举规章制定、选举日程安排等事务性工作，选举后的工作主要是处理投票程序争论、计票结果争议、选举诉讼等诸多棘手问题。从整体上看，该局的工作效率还是很不错的。为了有效地执行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在四个多月内，事务局呈请内务总长与大总统，以部令或总统令方式颁布了一系列选举工作施行规则。主要有《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9月5日）、《众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筹备日期令》（9月8日）、《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9月20日）、《国会省议会第一届选举费用补助令》（10月5日）、《蒙古西藏青海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令》（10月5日）、《众议院议员选举投票纸投票匦管理规则》（10月30日）、《众议院议员选举开票规则》（11月22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12月8日）、《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12月8日）、《众议院议员初选举同姓名者被选决定令》（12月13日）、《众议院议员复选举选举票施行令》（12月13日）、《追加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12月16日）。而且在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施行细则中均以图表形式，公布《投票录定式》、《开票录定式》、《选举录定式》、《参议院议员证书定式》、《众议院议员证书定式》及《更正众议院议员各省复选区表》。这些规则的制定，为保证整个国会议员的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3. 正式国会选举概况
随着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政府公报》第一百三号，1912年8月11日。）的公布以及筹备国会事务局的成立，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议员的选举工作就陆续开始了。1912年9月5日，袁世凯又公布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全国各省和蒙古、西藏、青海等地的众议院初选日期为1912年12月10日，复选日期为1913年1月10日。按照《众议院选举法》的规定，议员选举分为初选和复选两个步骤，初选以县为选举区，由选民选出50倍的初选当选人，然后再由初选当选人互选，产生出众议员。各省的参议员由省议会选举产生，选举方法和选举日期既定，从9月5日以后，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就正式开始了，各个政党几乎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议员竞选活动当中。
对国会选举最重视的政党恐怕要数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了。国民党是在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此时的同盟会与武昌起义以前的同盟会有很大的区别。武昌起义以后，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同盟会便由秘密转向公开，并于1912年3月3日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宣布正式改组为政党，极有组织才能的宋教仁等人全力投入到扩张党势的工作中，同盟会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不数月间，而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十八行省”（《中国同盟会滇支部全体公启》，《天南日报》(昆明)，1912年8月19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内第一大党，为以后的国会选举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大量投机分子的加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更加严重，加上孙中山、黄兴等重要领导人对政党政治不感兴趣，组织更加涣散，革命性也大大降低了。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在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后，宋教仁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23日召开会议，将同盟会改组成了国民党，并成为民国初年势力压倒一切的第一大党。宋教仁踌躇满志，满怀豪情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宋教仁：《杨明慧本部总务处通告海外书》，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9页。）国民党的规模虽然是最大的，但其革命性就大打折扣了：同盟会的“实行民生主义”改成了模糊的“采用民生政策”，把“谋求国际平等”改成了“保持国际和平”，而且取消了“男女平等”主张。宋教仁之所以删除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成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迎合其他四个党派的要求，扩大国民党的规模，夺取国会选举的胜利，进而实现政党内阁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宋教仁等还四处活动，竭力运动各色人物加入国民党。黄兴于9月初到北京后，竟当面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并许以推为党的领袖。袁将此事当成笑话告诉杨度：“假如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制，我也可以做革命党，你也可以做革命党。”黄兴又邀请杨度入党，杨回答说：“你们哪一天放弃责任内阁制，我就哪一天入你们的党。”黄兴虽然没有能够说服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却终于将袁世凯的嫡系赵秉钧拉入国民党，这也算大功一件吧。
国民党成立不久，正式国会民国的选举就全面展开了，宋教仁毫不掩饰地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国民党鄂支部欢迎辞》，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6页。）为了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并进而以多数党领袖的资格，组织政党内阁，国民党要求全体党员“介绍党员，以有选举权者为标准”。
为了确保国会选举的胜利，国民党还做一个庞大而详细的计划：第一，派人到各省成立国民党支部；第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领导权，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第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中的压倒性的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第四，及早准备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并且预定以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国民党积极派骨干人员到各省组织力量，充分利用各种便利条件为选举服务。以湖南为例，湖南籍国民党重量级人物仇鳌专程从北京赶回湖南，迅速取得了湖南都督谭延凯的支持，并推举谭延凯为国民党湖南支部支部长，自己担任副支部长。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后，为了方便选举工作，仇鳌担任了民政司司长，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各县知事进行了调整，随后将全省分为五个选区，并派出了五区的选举分监督：一区龙璋，二区苏鹏，三区唐璧，四区戴展诚，五区黄右昌，这五个人全部为国民党党员。同时，国民党湖南支部还向各县派出专人，成立各县的国民党组织，立刻展开竞选工作。到了临近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湖南支部派出了大批的观察员分赴各县指导选举，而且每个县都指定了选举大员，具体负责某一选区的选举工作。由于措施得力，国民党在湖南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
广东也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都督胡汉民为同盟会元老，并担任国民党广东支部长。正式国会选举开始后，胡汉民便充分利用其手中的权力，确保国民党获得国会选举的胜利：1. 各县县长原为国民党党员者，即请其注册，其未列党籍者，即邀请入党；2. 县长所派之各乡选举调查员、投票监督及一切筹备选举的工作人员，均以国民党员充当；3. 积极邀请吸收地方耆民、缙绅、富农、巨商加入国民党，以壮声势。为了保证复选的胜利，胡汉民又任命了七名复选监督，其中六人是国民党员，同时，他还以国民党支部长的名义给广东各县的国民党分部长写信，明确要求“选举调查员须用同盟会员”，“指定某县应举某人为初选当选人”，甚至致电各地的复选监督，要求他们按照他所开列的名单选定众议员。
在江西，国民党籍都督李烈钧也积极备战国会选举，他任命的六名复选监督也全是国民党党员，这些措施就为国民党在江西省的选举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除了这些组织活动以外，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还经常组织大型演讲活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争取选民的支持。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要数宋教仁了。1912年底到1913年3月，宋教仁离开北京，先后前往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到处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其他政党也在积极备战国会选举。共和党宣称其政纲“最合乎现在中华民国立国之大要”，但如果不努力争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再完美的党纲也只能是墙上画饼，“故共和党之于选举，一党之胜负问题，不啻即全国之存亡问题”。为此，它要求全体党员“不争做官，而争做议员”，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国会选举之中。为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共和党采取了积极措施：1. 遍设分部，加强选举的组织工作，传达本部的选举精神。2. 要求党员：一不可放弃选举权利；二不可选举本党以外的人；三要慎重选举，“不可空投”；四要“运动急宜着手占先，不可落人后”。湖北都督黎元洪是共和党的党魁，国会选举开始后，黎元洪即任命共和党人夏寿康为选举总监督，同时任命由共和党本部派来的阮毓松为筹备选举处长，“尽延共和党人分布各区”，结果“复选监督亦多该党之人”；甘肃都督赵惟熙以共和党支部的名义致函地方行政官，声称“如果他党战胜，不唯有碍大局，即我甘现状万难维持”，必须将本属初选当选人“用全力联络入党，已入他党者勒令退党”，甘肃省甚至动用军警，强令四名国民党议员填写加入共和党志愿书。其他政党对国会选举工作也非常重视，它们虽然自知势力有限，不能像国民党、民主党那样取得国会中的优势地位，但也竭尽所能，努力通过选举获得国会议员的席位，以便在未来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方法手段就不一一赘述了。
对新兴社会精英来说，国会选举无疑给了他们展示自身优势的宝贵机会和晋身官场的有效途径，他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参与选举活动。他们有的开办私塾，教选民写字，有的组织人手派发名片，教人临场模仿（比如安徽党员汪建刚，经其宗兄时任都督府顾问的汪菊友推荐，由国民党安徽支部提名，再由汪菊友给徽州当局写了八封信，本人只印了十打照片和两百张名片，经过这番有效的活动，没有出面竞选就顺利当选众议员），有的到处张贴海报、标语，以吸引选民的注意，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竭力鼓吹自己的长处，有的则竭力攻击政府或其他政党的参选人，有的到处巡游，穿梭各地发表演讲，竭力扩大个人的影响。如共和党众议员王绍鏊曾经回忆道：“当时的竞选活动，除了有一些人暗中进行贿选外，一般都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太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选者带着一些人，一面敲着锣，一面高声叫喊：‘某某党某某某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呀！’听众聚集后，就开始演说。有时，不同政党的竞选者在一个茶馆里同时演说，彼此分开两处各讲各的。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正是有了他们的积极参与，民国初年的第一届国会选举才显得有声有色。
由于国民一直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民主意识极差，对投票选举这一新型民主政治活动也很不适应，绝大多数人只是将国会选举当成升官发财的新途径，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纷纷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拉选票，于是，我国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中的舞弊手段也使人眼花缭乱。最普遍的莫过于贿选了。贿选的手段也很多，最常用的就是花钱买票，初选票价由一角至数十元不等，复选票价由数十元至千元不等。无锡县初选的票价是二角五分到五角，宝山县初选票价二角或三角，桂林民主党初选时，每票给券一张，可凭券领米粉若干碗，还可以按值领取现金。苏州复选选票价格有相当波动，特别是到最后几日期限，只差数票的竞选人不惜重金收买，使得票价猛升，共和党出价达到三百元甚至更高，许多已经廉价卖出了选票的选举人懊悔不已。广东因为国民党控制较严，竞选不大激烈，所以票价较低，一张选票的价格也在100—140元之间。为了让温雄飞当选省议会议员，胡汉民（国民党籍都督）不惜为其拿出数千元的活动经费运动选民，连温雄飞自己都说：“当时所谓‘议会政治’，其实就是‘金钱政治’，没有钱是什么都不灵的。”（徐辉琪：《论第一届国会选举》，《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除出钱买票以外，设酒宴款待、备船轿迎送、甚至声色利诱也成为获得选票的常用手段，以致造成了某些商业部门的畸形繁荣。在选举进行期间，投票地旅馆爆满，饭店整日高朋满座，妓院房间都被早早预定，各自发了一笔选举财，而这些挥金如土式消费的原动力则是小小的选票。比如湖北是共和党财力充足的地区，共和党支部在武汉把“汉口第一家福昌旅馆和三分里、四成里若干妓院，由招待所包下，几家规模大的餐馆，凭招待所印条记账，真是穷奢极欲，煌赫一时”。而在湖北势力较弱的“同盟会省议员三四十人，慌居三道街原盐道衙门同盟会支部内，人多屋窄，穷得难以开伙”。因此，共和党在湖北大获全胜。而广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这里是国民党的地盘，国民党财大气粗，国会选举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由于很多地方的选举受到了行政力量的直接干涉，选举过程中的暴力冲突也很激烈。初选投票站多分散在县城或乡间集市，政府控制力薄弱，暴力冲突较为普遍。如在江苏省武进县的众议员初选中，新任民政长对选举组织不满，要求延期投票，被县知事拒绝，因而恼羞成怒，派会党打手到各投票站破坏，设在县城府学明伦堂的第一区投票站门窗、桌椅、票柜都被捣毁，簿籍、选票被撕成碎片，多名管理员被打伤，投票人吓得四散奔逃，全县十个投票站只有两处幸免。（《武进选举捣乱记》，《民立报》19l 2年12月10日。）无锡县举行的省议员选举也同样不顺利，无锡十七个市乡分在十个投票站投票，由于各乡的意见冲突，暴徒在其中故意拥挤起哄，进而捣毁用具，打伤管理员、监察员，十处投票站有七处发生暴力行为，使选举几乎无法进行。（《选举怪现象——十区闹了七区》，《民立报》l912年12月l 2日。）由于初选投票站大多设在县城或集镇，当地人文化程度很低，行为比较粗野，暴力冲突较多也不足为奇，而复选多在大都市举行，选举人人数较少，又大多是受过教育的士绅，政府的控制力也较强，但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第二区众议员复选时国民党田桐、石联、查光柞、方强、袁松等身带手枪，在场外威胁投票，并将共和党当选人陈作佳、王榜、骆孟林、胡云等人殴成重伤。在四川，民主党籍都督胡景伊为了保证本党议员胡骏当选为省议会议长，竟然命令军警团团包围了省议会，这些军警全副武装，而且枪上都上了刺刀。（《请看鄂省国民党把持选举之横恶》、《亚细亚日报》1913年2月14日。）以上情况的出现，只是国会选举的支流现象，如果以此来否定国会选举的历史意义，那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第一届国会选举是在封建制度刚刚垮台，民主共和制度刚刚建立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不但普通民众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十分肤浅，就连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民主素质也不高，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很正常的。
第一届国会选举中最大的问题是北洋集团的缺位。北洋集团是民国初年最大的政治派别，它不仅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也控制着大部分省份的政权，就在各个政党全力以赴投入国会选举，甚至为了取得选举的胜利而不择手段的时候，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却始终置身局外，冷眼旁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选举这种政治手段不习惯，更是因为袁世凯和他的主要僚属根本就没有把选举当回事，就像没有把《临时约法》当回事一样。在他们看来，什么法律，什么选举，什么国会，都是为权力服务的，只要牢牢掌握着政权，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一切。于是，就在各政党为国会选举拼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袁世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孙中山、黄兴和实权派人物的笼络以及对政权和军队的控制上，对政党政治采取了超然的态度，既不加入某一个政党，也不公开支持某一个政党，更没有公开建立一个什么政党才参加选举。
但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新型政党的优越性远远大于旧式家长制的北洋集团，民主共和观念所产生的强大力量也远远超出了袁世凯的控制范围。1913年3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了392席，如果包括跨党分子在内，则将近500席。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仅得223席，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袁世凯始料未及的。更让袁世凯担心的是年轻政治家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讲，宣传议会政治，抨击袁世凯政府，甚至私下邀请谭延凯出任未来政府的内务总长，一些激进的国民党议员甚至计划选举黎元洪为总统，黄兴为副总统，宋教仁为国务总理，组建国民党内阁。1913年3月，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国民党议员会议，筹划组织国民党内阁有关事宜，会议最终达成了五点决议：1. 总统的选举，以各省议会及蒙古、西藏、青海地方议会为选举机关；2. 组织政府，采取议院政府制，就是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出，大总统任命；各部总长由国务总理推定，大总统任命；3. 地方保存省制，列举中央与地方的权限；4. 袁世凯若能尊重民意，即选举他为总统（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袁世凯不足尊重民意，就不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5. 议员入京后，勿为武力屈，勿为金钱靡，勿为权位动。（方祖燊：《三湘渔夫：宋教仁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版，第428一429页。）如果宋教仁的计划得以实现，袁世凯最多只能当一个毫无实权的大总统，北洋派也会迅速失去绝大部分权力，这是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
为了阻止宋教仁的和平夺权计划，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积极筹划，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关于宋案，除了袁世凯、赵秉钧为重大嫌疑人之外，还有许多疑点，当时人们就有不同说法。近年学术界也有类似观点。廖大伟的《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王晓华的《民初总理赵秉钧的悲剧》，二文见苏智良、张华腾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585页；思公：《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晚清尽头是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202页；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208页。）可惜的是，宋教仁本人致死也没有明白自己为何而死，国民党在为国会选举的胜利而纵情欢呼的时候，也没有反思宋教仁被暗杀的严重后果。所以，当1913年4月正式国会开幕之日，宋教仁案的血迹已经被国人的对民主共和前景的无限憧憬抹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