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制度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20世纪初风行于世界主要国家，不仅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政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以及严密的社会控制等因素的影响，少数可贵的民主意识只能零星地散见于一些著名人物的论著里，根本无法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更不可能成为国家的制度。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各项政治改革运动的不断发展，西方政党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早在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就曾以赞赏的口气介绍过西方的政党制度，清末新政期间，立宪派也曾组织了保皇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等政治组织，政党制度开始进入古老的中国。南京、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股政党热。一时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国民党、共和党、民权监督党、中华进步党、公民激进党、社会党、自由党、工商勇进党、议院政治促进党……各类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竞相活动，总数达到了三百多个，不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沿海城市党会林立，就连偏僻的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也出现了政治性党会，政党勃兴成为民国初年民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民国初年政党勃兴的原因
任何历史现象的发生，均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民国初年政党热的迅速出现当然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
首先，民国初年的政党热是我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结果。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洋务运动中产生的，经过甲午战争后的初步发展和清末新政时期的快速发展，到1911年年底，民族资本总额就达到了一亿三千多万元。辛亥革命的胜利、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南北统一以及《临时约法》的颁布、一系列保护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极大调动了社会各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热情。民族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着。据临时政府工商部统计，1912年至1913年间，新注册的厂家有近三千家，资本总额达九百余万元。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政党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经费来源，而且也促进了新的社会群体的快速发展，突出的表现就是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迅速壮大。洋务运动开始以后，为了满足新式工业对外交往的需要，洋务派创办了30多个新式学堂，并派遣一批留学生到欧美先进国家学习，我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清末新政开始以后，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各地新式学堂的数量迅猛发展，留学生的数量也在成倍增加。在众多的留学生中，赴日留学的人数量发展最快：1896年，全国赴日的留学生只有13人，到1905年即猛增到8000多人，1906更达到了12000多人。这些留学生在求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和国内新型学堂里的学生遥相呼应，积极投身到立宪救国和革命救国的政治运动中去，成为西方民主思想和政党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和接受者，也成为近代政党组织的中坚力量。此外，近代交通、通讯和新闻事业也有了较快发展。辛亥革命前，长江、沿海航线和京汉、津浦等铁路干线已建成，各大中城市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先进的近代电报和邮政系统，民初解除报禁，报刊风起云涌，蔚为壮观。民国初年，全国的报馆多达500多家，报纸销量多达4200万份。交通、通讯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就是政党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二，民国初年政党热的迅速出现和清末以来的社团繁荣有直接的关系。所谓社团，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具有民间性、自治性、公益性、合法性和组织性等五大特征。在传统社会里，中国是没有现代意义的社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建立了一些宗教性的社团。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先进的中国人也把社团引入了中国。戊戌变法期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开明官僚的支持下，先后组建了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70多个学会，这是我国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社团。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这些新型政治团体也被取缔了。清末新政期间，随着各项新政的逐步展开，社团又迅速复苏。据统计，1901-1904年，全国各地设立的不同类型的社团至少271个，其中127个设于大城市，62个设于州县以下基层地方，社团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现象了。1904年以后，清政府在张之洞、袁世凯等等开明官员的推动下，开始鼓励扶持商会、农会、教育会等现代性社团，社团陆续获得了合法地位。1904年清廷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商会因此获得了合法地位；1906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教育会章程》，正式确立了各种教育团体的法律地位；1907年农工商部制定和颁布了《农会简明章程》二十一条，规定“各省应于省城地方设立农务总会，于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处并应次第酌设分所”（《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十类《实业》,第41页。），农会获得了合法地位。此后，各种社团由于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扶持而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到1911年，全国成立的商会（包括总会、分会和商务分所）、农会、教育会等社团就超过了3000个。预备立宪开始后，立宪派的政治热情迅速高涨，拥护宪政的政治类社团开始出现，到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各地立宪派成立的政治性社团就多达80多个，其中著名的社团有帝国宪政会、政闻社、宪政公会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临时约法》颁布以后，民众的民主意识迅速觉醒，参政热情空前高涨，社团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社团之多，真如过江之鲫”。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到1913年底，全国各地新成立的社团就有682个，这些社团的绝大多数是私法社团，而且种类很多，联谊类79个，实业类72个，公益类53个，学术类52个，教育类28个，慈善类20个，军事类18个，宗教类15个，国防类14个，进德类9个，其他10个。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社团中，政治类312个，占总数的45.7%。清末民初社团的繁荣特别是民国初年政治类社团的繁荣，就为民初政党的勃兴准备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其三，民国初年的政党勃兴，还与政治环境宽松有直接关系。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历代王朝都严禁政治结社。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虽然开始扶持公法类社团，但其主要目标却是为了满足振兴实业和兴办新式教育的需要，在大力扶持商会、农会、教育会等公法社团的同时，对各类私法社团（即社会成员自发成立的社团）尤其是政治类社团的控制却很严格。1908年3月，清廷在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颁布了《结社集会律》，正式承认了结社集会的合法性，如规定政治结社以100人为限；政治集会以200人为限。军人、巡警官吏、僧侣宗教师、学堂教习、学生、男子未满20岁者、妇女、曾处监禁以上刑者、不识文义者共八种人不得参加等。武昌起义爆发前夕，清政府面临的政治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采纳了端方、孙洪伊的建议，正式废除了党禁政策，宣布：“党禁之祸，自古垂为戒，不独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志气；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时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为谠论者，虽或逋逃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固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拨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以嫌疑逮捕。”（《实行宪政谕》，《申报》，1911年9月12日，第2版。）党禁政策得以正式废除。1911年11月5日清政府又颁布了《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政党取得合法地位。此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清政府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这道废除党禁的上谕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但它却标志着一个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但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新型政治理念，还明确规定了人民有结社集会自由的原则。接着，南京临时政府又废除了清政府制定的《大清报律》、《大清印刷品专律》等一大批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法令，这就使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民气得以舒展，“以数千年专制之旧邦，一跃而跻诸共和之列，本国人民欢欣鼓舞，咸自以为出九幽而升天国”。这就使人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迅速觉醒，参政热情空前高涨，政党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出现的。
其四，民国初年的政党的勃兴还与革命巨子和立宪派代表人物对政党理论的竭力鼓吹有直接关系。早在甲午战争以后孙中山等人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就认识到了革命政党的巨大作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章太炎等革命巨子就曾组织了兴中会、华兴华、光复会、日知会等十几个革命团体，1905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又将分散的革命团体联合成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正是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最终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与此同时，国内的立宪派也利用清廷预备立宪赋予的便利条件，先后组织了政闻社、宪政公会、宪政预备会、帝国宪政实进会、香港俱乐部等八十多个政治性社团。第三次国会情愿运动失败以后，立宪派开始组织政党，影响较著者首推宪友会。该会1911年6月4日成立，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组合而成，其成员涵盖国内外大部分的立宪派知名人物和活跃分子。其本部推雷奋、徐佛苏、孙洪伊为常务干事，并设立了庞大的组织机构，设总部于北京，各省支部随后也相继成立。其他如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政学会等也皆发表政纲，改组机构，具备了政党的基本特征。因此，无论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还是以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都对政党的巨大作用深有体会。
北京政府成立以后，《临时约法》成为各方共同遵守的施政纲领，一个以北洋派为领导，包括革命派和立宪派在内多派政治势力联合执政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但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对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能否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走下去，是很不放心的，为了限制和防范袁世凯，以革命派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急急忙忙颁布了《临时约法》，将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由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而且坚定地认为政党政治是有效防范袁世凯的有效武器。此后，各派政治势力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增强与其他派别抗衡的实力，纷纷组织和扩大自己的政党。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曾提出：“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依赖政党。”孙中山说：“吾国国基未固，势力衰微，是犹大病之后，不宜遽投剧剂，维持之责，是在政党。”黄兴说：“唯以民国成立之要素，端赖政党。……处今日危险时代，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政党之责任尤为重大。……中华民国今日尚未完全成立，尤当有极大之政党以维持之。”（黄兴：《在国民党本部欢迎大会上的演讲》，刘泱泱编：《黄兴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宋教仁也说：“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柱，何能挽回危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等都是民国初年社会各界公认的共和伟人，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丧失的社会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他们以上言论无疑对民国初年的政党热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民国初年的主要政党
民国初年的政党尽管数量很多，但很多都是有名无实，而且处于不断的分化组合当中，比较著名的政党有以下几个：
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直接促进了辛亥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但是这个革命政党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地域之争、宗派之争、主义之争、意气之争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了同盟会内部派系林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同盟会由秘密团体转变为公开政党，因为同盟会员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组成人员，因此，同盟会公开活动以后，众多趋利之徒立即将加入同盟会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同盟会的规模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着，并迅速成为影响最大的一个政党。
国民党?随着众多新成员的不断加入，内部分歧更加严重，派系斗争更加激烈，终于导致组织的公开分裂。1912年1月3日，章太炎高喊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接着，孙武等湖北革命党人因不满南京临时政府的冷落，以“拥黎（指黎元洪）倒黄（指黄兴），捧黎拥袁（指袁世凯）”为口号，组织了民社，还有一些同盟会员为了各自的权利，与立宪派、旧官僚打得火热，另组新党。同盟会的分裂引起了宋教仁等革命巨子的担忧，唐绍仪内阁倒台以后，以宋教仁为首的部分同盟会员主张实行政党内阁，其主要步骤就是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竭力扩大其组织和政治影响，以便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进而以国会第一大党的身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内阁。为此，宋教仁等大幅度地修改同盟会的纲领以赢得中间派别的支持。由于宋教仁等人的卓有成效的动员，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等几个中间党派达成了合并协议，共同组织了国民党。国民党成立不久，就成为民国初年影响最大的政党，不仅改变了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也给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为了对抗国民党，袁世凯就指示梁启超迅速行动起来，联合其他政团，分别组成了共和统一党、民主党、进步党等规模较大的政党。
共和统一党?共和统一党成立于1912年4月，是由共和统一党、国民共进会和政治谈话会等三个团体联合而成。共和统一党成立以后，以蔡锷、张凤翙、孙毓筠等五人为总干事，该党成立之初，企图居于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后来倒向同盟会，参加了国民党。
共和党?共和党成立于1912年10月，由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由潘鸿鼎、朱寿明、陆鸿仪等人发起，与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不是同一个组织）和统一党等五个党团，在反对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而成的。共和党成立以后，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程德全、伍廷芳、那彦图为理事，以“防止小党分裂，便利政务进行、实行共和政治”为宗旨，并积极在国内外设立支部，广泛吸收党员，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党。合并前，以孙武为首的民社，以黄远庸、籍忠寅、严修等为首的国民协进会以及以章太炎为首的统一党都是反对同盟会的，因此，共和党可以说是一个反对同盟会和国民党团体的大联合，是袁世凯在议会中对抗国民党的一支重要力量。
民主党?民主党成立于1912年10月，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会、共和俱乐部、共和促进会、民国新政社等六个党团合并而成。民主党以汤化龙为干事长，一直标榜以“不竞争政治”、“不歧视他党”为信条。由于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数是立宪党人和旧官僚，所以该党成立就得到了梁启超和袁世凯等人的大力支持，发展速度很快。
统一党?民国元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该党以“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选举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等四人为理事，另设参事、干事、评议员若干人。其政纲有“完成责任内阁制”，“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发达国民经济”等11条。
进步党?1913年5月，为了共同对付国民党，在梁启超、袁世凯的授意下，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共同组成了新的进步党，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以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蒲殿俊等九人为理事。在北京设立本部，各省会及蒙、青、藏地区设立支部，各县设分部，思想领导和党务大权主要掌握在梁启超和汤化龙手中。进步党宣布的组党的宗旨有二：一、“欲将全国政治导入轨道”；二、“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具体政纲有三：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实质是通过联合袁世凯，与开明人士结成联盟，建立强固的、开明专制的中央政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造，逐步确立完善的民主共和制。
除以上几个主要政党外，还有由中华民国铁道协会、原国民党的潜社、超然社、集益社、议会同志会等六个团体合并而成的公民党以及民宪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宪政会等政党。
3. 民国初年政党之乱象
任何政党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民国初年政党的分化组合是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相互之间争权夺利斗争的直接反映。武昌起义以后，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派合作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也打破了旧的权力格局，在组建新政府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武昌起义不久，南方独立省份就形成了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和以程德全、汤寿潜和陈其美为首的江浙集团，这两大政治集团围绕着临时政府的地点和首脑人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江浙集团取得了胜利。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以江浙集团为主体的政府，有首义之功的湖北人士遭到了冷遇，这就引起了武昌方面的极大不满。南北和谈开始后，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的斗争又被南方政府与北京政府的争斗所取代。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中国就出现了三个权力中心：南京、北京和武昌。北京政府正式成立后不久，南京留守处撤销，革命党人或淡出政治埋头实业，或纷纷北上与北洋集团合作，而黎元洪却一直以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身份留在武汉。经过一番演化，中国政坛就形成了三种势力、两个阵营的基本政治格局。三种势力就是北洋派、革命派和立宪派，两大阵营就是北洋派和革命派，而立宪派尽管人多势众，但并未形成统一的势力，他们的大多数投靠了北洋派，一部分人倾向于革命党。唐绍仪内阁倒台以后，同盟会阁员纷纷辞职，全力备战国会选举，企图建立政党内阁，实现合法夺权，进而完全架空袁世凯。这种战略构想直接威胁到了北洋集团的政治利益，革命派和北洋派之间的斗争逐步进入白热化，最终以宋教仁被杀，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伟人重新流亡国外而告终。
民初政治格局的变化，直接造成了各个政治团体之间的分分合合。民国初年政党的合并，并不是基于政治信仰的一致，而是出于眼前的某些具体利益或者造势的需要。对此当时的《独立报》评论说：“甲党与乙党本无可以合并之理由，而欲利用以抵制丙党也，则姑牵率而与之合，故有不崇朝而集三数党为一党者，而甲党之声势，乃立超乎丙党之上矣！丙党知其然也，即还用其术以制之，而丁戊以下之各党，亦不崇朝而被吸于丙党，丙党之声势，又突跨甲党而过之矣。”这样合并而来的新党，并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意愿，这些对合并后权力分配不满意的人就毫不犹豫地退出，或再立新党，或加入其他党团，舆论对此也有评说：“一部分之意未惬，而反对并党者有之，或一二党魁，以欲综揽党中之全权而不得，而宣告脱党者有之，故方集合三数党为一党，曾不数日而分离之局已成，忽又化一党为两党矣。”因此，民国初年的政党之间的分化组合特别频繁，不少政党是旋立旋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乱象。透过这种纷乱景象，我们可发现民初的政党具有以下特征：
1. 不少政党旋起旋灭。说民国初年政党林立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在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前夕的一年多时间内，全国各地就出现了数百个政治性团体。由于这些团体“多有其政治活动的一面，虽然他们不运动选举，也不企图控制政府”（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3页。），所以，人们都习惯把他们称为政党。据张玉法先生统计，民国初年的政治性团体共有312个，它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上海最多，共有132个，北京其次78个，广州25个，苏州12个，就连比较闭塞的河南、吉林、奉天、贵州、云南、广西等内陆边远地区也出现多个政党。另据杨立强先生初步统计：“仅上海、苏州、南京、广州、武汉、天津、北京七地，从1911年10月至1913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成立的党、社加上少量1911年10月前成立在这一时期继续活动的团体，共计386个，其中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团271个。”但是，以上统计数字明显偏低。如据徐有礼统计，民国初年，河南的政党性社团就有50多个，而主要集中在开封、郑州等少数地方。所以，民国初年的政党是很多的，到底有多少个政党，恐怕无法得出确切的数字。
民国初年政党的数目虽然很多，但不少政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亦无固定的组织机构，规模也很小，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时人对此有形象的描述：“这些小党派，往往是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所发起，拉拢几个同志和可资号召的军政界人，就发表宣言，招收党徒，到处活动。……这些党派并没有固定的政治纲领，挂着‘共和’的招牌，哪里有势可借、有利可图便趋向哪里，因而旋生旋灭，旋合旋分。其中有许多到现在只剩下一纸宣言和简章，究竟实情怎样，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这番描述不免有不太客观之处，但可以窥探出民国初年一些政党的基本概况。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政党认识的肤浅和偏差。
2. 纲领不明确，党员构成庞杂。千百年来，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结社组会视为最大的威胁，故党会一直遭到严厉的禁止，而历史上多个王朝出现的严重党祸现象，也使中国的知识分记忆犹新，“君子群而不党”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信条。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得以废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得以建立，《临时约法》又明确规定人民有结社集会的自由，这就使人们的民主意识迅速觉醒，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但很多人对政党的认识却很模糊，只是将加入政党当成一种时尚。据《申报》报道，1912年3月，河南开封召开的一个以“拥护共和，求全国政治统一”为宗旨的政党筹备会，当天到会的人员很多，也很杂，有不知道共和是何物的，也有一向反对共和的顽固人士，问其到会动机，则说：共和时代了，以后政府用人的权力都将被主张共和的人士所掌握，今天他们开会，就不得不来了，否则饭碗就丢了。开封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除了民众对政党的认识肤浅以外，不少党魁的认识也很有问题，有的认为政党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党的队伍。如江亢虎发起的中国社会党党纲就规定：“本党于不妨碍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采定党纲八条：一、赞成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这是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党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其中的若干纲领，组织公共机关、振兴实业、限制军备等显然是国家机关的职能，这充分反映了该党党魁对政党理论认识的不到位。同时，社会党对于党员的要求也很宽松，它在一个传单里写道：“凡我同胞无论何界，亦无论已未了解，是否信从……本党无任欢迎。”这就是说，无论何人，无论持何种政治主张，甚至无论是否了解该党党纲，只要愿意加入，皆一律允许加入该党。正因为如此，该党自1912年11月成立以来，“同志景从，舆论风靡，支部约届四百起，党员约届廿万”.这是该党一份宣传单的数字，无疑有夸大的成分，但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党的发展情况。
3. 跨党现象突出。所谓政党，就是以相同政治信仰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牢固的政治组织，政治信仰不同的人是无法在同一个政党内的，因此，很多政党都不允许党员跨党，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的分裂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但在民国初年，很多党派的宗旨和纲领基本大同小异，均以“民主共和”、“振兴实业”、“利国福民”、“发展平民教育”相标榜，各个党都在拼命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跨党现象非常突出，如伍廷芳、黄兴有11个党籍，黎元洪、陆建章有9个党籍，熊希龄、赵秉钧有8个党籍，陈其美、唐绍仪、王宠惠、张謇、于右任、孙毓筠等人有7个党籍，梁士诒、汤化龙、杨度等人有6个党籍，章炳麟有5个党籍，刘揆一有4个党籍，梁启超有3个党籍。（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5页。）他们拥有这么多的党籍，只因他们的名望大，许多政党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拼命拉他们入党。如赵秉钧曾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的，不过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赵秉钧这段话，形象再现了民国政党热背后的乱象，也是对民初政党政治的嘲弄和讽刺。领袖人物都这样，普通党员就更不用说了，有的党员由于跨党太多，“胸前襟章，挂着十个八个，绸缎的也有，洋布的也有，铜镶的也有，五光十色，随风飞扬。因为有些出风头的投机分子，一身而兼十多个团体，什么会长、社长、理事、董事、干事、主任等职，聚于一身，东也开会演说，西也开会通电，忙不可开交。”（《斑驳迷离的社团》，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618页。）这种跨党现象，成为民国初年的一种特有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国初年政党勃兴的盛况。
4. 无政府主义倾向严重。民国初年，共和、民主、自由、平等已经成为最流行的口号，但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些口号的真正含义，认为自由、平等是绝对的，民主也是不能限制的，只要民主而不要政府，只要自由而不要法律，只要权利而不要义务。这种片面的认识对政党活动有直接的影响，有的党团将自己置于与民国政府对等的地位，如华佛教总会成立后，即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民国政府承认“佛教会为完全自在之组织”、“佛教会得于一切处自在布教”、“佛教会于民国政府裁判佛教信士犯国律案时，有派员旁听之权，或遇民国政府有裁判不公等情佛教会得要求复行裁判”等（《佛教会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佛学丛报》第2期《专件二》，上海：有正书局1912年10月出版。），从中华佛教会的这封函，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条件是想将佛教建成在华基督教那样的组织，企图获得外国政府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从而将自己置于与民国政府完全对等的地位，这无疑是不现实的。还有的政党认为，既然《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政府就不能进行任何限制。如中国社会党的立案呈请未获得内务部的批准，即宣布召开天津支部成立大会。此举遭到天津巡警道杨义德的禁止后，该党党员和各地支部就纷纷致电内务部表示抗议，徐安镇等人直接质问：“人民本约法自由集会结社，知照保护即可，呈请立案本属多事”、“集会自由，何庸立案？”“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本党宗旨正大，本无立案之必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591页。）随后，该党又不经过内务部、直隶都督府以及天津巡警道的批准，强行召开天津支部成立大会，其藐视政府的行为发展到了顶峰。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民国初年的政党中，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倾向的存在不仅歪曲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而且也将自己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某一个社会组织干预其独有的行政权力，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组织借口结社集会自由而不服从国家的法令。这些政党藐视政党、藐视法律的行为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袁世凯政府的强力打压。中华佛教总会在内务部的严厉训斥下不断修改其章程，将自己的行为约束到了政府的律令范围以内。而中国社会党则于1913年8月7日被强行解散，其主要领导人陈冀龙也被京师警察厅以“组织社会党秘密机关，潜谋不轨，并与俄国虚无党联络，以图乘间举事”等罪名处以死刑。中国社会党的这种结果固然与袁世凯政府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有关，也与其藐视政府法律，对抗政府命令的行为有关。
综上所述，民国初年政党的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既是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我国的国体由封建君主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剧烈转型时期民气急剧舒展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现象。它的出现反映了国民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和参政意识的迅速觉醒，是民国初年我国政治革新的一个缩影。当然，民国初年政党存在着种种缺憾，这些缺憾折射出国民对民主、自由、平等等新型政治理念的种种误解以及政党知识的肤浅，这也是我国民众刚刚脱离封建专制的压制所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因此，我们对民国初年政党热现象应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充分认识它对民主政治和民众思想解放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又要正确认识民初政党组织和政党活动所存在的种种不容回避的缺点。正是由于这些缺点的存在，民初的政党活动也对当时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这就为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府取缔大部分政党提供了理由，民初的政党热也就昙花一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