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华革命党高举反袁大旗
袁世凯镇压了南方革命党，又乘机一统南北，自然是志得意满，个人事业似乎达到了巅峰时期。1913年10月6日，在袁世凯胁迫下，国会选举他做了民国正式大总统，遂了他的夙愿。10月10日国庆这天，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各国使节也到府祝贺，与袁合影留念，真正是普天同庆。这样的情形，老袁怎能不意气风发，趾高气扬。自然在得意之时，其气焰必然嚣张起来，决定对心腹大患国民党斩草除根。11月4日，袁世凯借口查获国民党议员与南方二次革命频繁联络的证据，下令解散国民党，不久又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袖。
国民党遭被查禁打击后，不少党员被迫逃亡日本，到1913年底，已近千人。但经“二次革命”失败打击，国民党人十之八九神情沮丧，黄兴、谭人凤等甚至有十年之后再谈革命之说。而孙中山先生仍然意志坚定，积极组织中华革命党以图进一步革命。
国民党被解散后，对袁世凯政权应采取如何策略，国民党内部意见严重分歧，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组织分裂。这中间还发生这样一件事件，对革命党的组织分裂尤其带来消极影响。原来在南京失陷后，革命骨干何海鸣不满黄兴与孙中山的革命策略，认为二人不仅指挥失误，更是远离前线，径自逃离战场引得士气崩溃，应对革命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何海鸣在气愤之下，竟然在1913年9月21日出版的《申报》上署名发表《何海鸣斥伟人函》，攻击孙中山、黄兴“包办革命”，为党内“贵族”，二人毫无民主精神，不能代表全党，否则国民党被党内“诸大伟人玷辱殆尽”。这篇文章发表时候，正值国民党惨败之时，党内已是彼此攻讦、埋怨，此举无疑加剧了内部矛盾，使国民党的分裂更为不可避免。正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前途、方针的巨大分歧和不同认识造成了国民党内分裂为中华革命党与欧事研究会。
早在1913年10月23日，国民党被解散前，孙中山先生在致黄云苏信函中就提到，“二次革命”惨败，其教训深重，追究失败原因，是党内分子太杂，权利心太重，队伍不纯，革命性不强。也就是讲辛亥革命后，革命党吸收新党员太多，其中不少为专营投机之政客，毫无革命意志，而国民党实际沦为各色人等兼有的全民党，毫无革命党之本色了。信函中中山先生还指出，“二次革命”失败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大浪淘沙，可借机“为吾党一大淘汰”，今后正可借此机会重新组党，集合党内纯净之分子组织纯粹的革命党，以为再举之图。通过这一举措务期达到吾党革命党人纯粹革命的目的。
中华革命党的正式组建时间在1914年的7月8日，但实际上在1913年底至1914年7月间，孙中山先生已秘密组党，并吸收核心、骨干分子入党。如在1913年10月底，吸收戴季陶、詹大悲、刘英、钮永健等23人，在东京由“先生主盟”宣誓入党。在上海蒋介石与张人杰宣誓入党。到11月，在东京又有邓铿、黄复生、熊克武、林虎等57人入党。这头两批入党的党员和与孙中山到东京后参与建党的陈其美、居正等人自然成为后来的元勋党员，以区别于普通党员。
1913年底，孙中山即派居正、廖仲恺、陈其美、谢持等人调查来日的国民党员情况。为了防止组织上的涣散，孙中山在离东京20里外的大森新井宿一带开设“浩然军事学社”以集合革命力量。这被视为革命团体创办学校，培训革命志士、党员之开端。浩然学社又名浩然庐，开办后只举办了一期，便因经费等问题而停止。该校办理过程中，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均积极投入。学社共招收学生79名，到1914年6月30日解散时，实际结业者有27人，并另有43人入学日本教习青柳胜敏的私塾继续学习。课程则包括日语、法律、政治、经济、军事，而以军事为主要。另外中山先生又组织政治学校，均是培养、训练革命骨干的基地，这些学生也成为中华革命党的主要骨干。
中华革命党的组织纪律与清末的同盟会相比，十分严格。首先规定，该党无论新旧党员，一律要亲自书写誓约，并宣誓入党。入党手续堪称十分严格与庄重。入党誓词如下：
立誓约人某某某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大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永固，维世界之和平。特掬诚谨慎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守；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民国某年某日某月
某省某县某人（按左中指模）
介绍人某某
入党时由中山先生领誓，按手印，并为每个党员编号登记。仅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到孙中山在革命失败后，是痛定思痛的，认为唯有严格的纪律，坚定的意志、统一的组织、绝对地服从献身才可以保证今后革命胜利。无疑革命党的这些近乎剥夺个人权利的组织条规从目的上讲是正确的，是包含伟大动机的。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也都是以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的精神追随孙中山先生，并义无反顾地献身革命。
至1914年7月革命党正式对外宣布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又进一步系统阐述其革命方针，即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期进行说。孙中山除自任中华革命党总理外，又宣布组建中华革命军，亲任大元帅，并委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在长江、山东、广东、陕西等地组建义军，成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总司令部，开展讨袁军事斗争。
自中华革命党成立到护国战争前，其发动的主要讨袁斗争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诛杀袁世凯手下大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郑汝成自到沪以后，对革命党人严厉镇压，仅在1914年9月，就杀害革命党人87名。陈其美与革命党员周淡游多次商议方案，要除掉郑汝成。1914年11月，革命党人利用郑汝成去参加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举办的天皇生辰活动这一机会，派三名义士埋伏于外白渡桥，候其乘车经过时，用炸弹将郑杀死。而三名义士亦从容就义。
再者，吕志伊在1915年经得孙中山同意，回云南运动滇军及唐继尧，秘密发动反袁斗争。吕志伊到达云南不久，袁世凯“统率办事处”要求“拿办党首吕志伊就地正法”的密电也随后跟来。吕志伊遂被云南巡按使署扣押。多亏滇军中倾向革命的军官邓泰中等将其救出。以后吕志伊继续留在云南秘密联络军官反袁，并在其中吸收一批坚定分子加入中华革命党。至1915年9月，吕志伊就云南起义的军队出兵计划、组织领导、筹款等均部署完妥，并逼迫唐继尧同意反袁。此后吕志伊又在南洋华侨中募得资金十多万元，并延李烈钧、方声涛、蔡锷等先后到云南，为护国反袁斗争做出了重要的准备。
第三，陈其美在上海的武装暴动。1915年底，陈其美与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杨虎筹划起义。二人制订的起义计划要点是联络海军，以肇和舰为目标，然后夺取炮队营，攻占江南局，海陆联动，一举夺得上海起义的胜利。12月初，传来北洋当局欲将肇和舰调往广东的消息，陈其美认为起义不可再行拖延。他与持反袁态度的肇和舰舰长黄鸣球商议，决定在12月5日下午发动起义。按照计划，杨虎率领敢死队登上肇和舰，向全舰官兵告知起义计划，全舰官兵无不响应。晚6时，肇和舰将炮口瞄向江南局，打响了反袁起义的第一炮，肇和舰炮声震惊了上海滩。陈其美也亲自到前线指挥，各路起义军按计划先后占领各处警察局、工程局等，一时间北洋当局在上海的统治岌岌可危。北洋政府派萨镇冰亲自督战，派多艘军舰围攻肇和，使得战事逐渐发生变化，12月6日，杨虎等在肇和舰遭到严重创伤，起义官兵损失严重情况下被迫弃舰登陆。起义骨干陈可钧等数十名官兵英勇就义。革命党在上海的起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其四，居正在山东组织的起义。1916年初正是袁世凯洪宪帝制推行遭到全国社会各界强烈声讨之时。为加速袁世凯的灭亡，居正受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吴大洲等在山东筹划起义。为了保证这次在北洋集团统治腹地的起义取得胜利，中华革命党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的骨干分子和由在美国招募的华侨敢死队都派给居正指挥。居正到山东后，先后在各县策动民团反正，并把山东境内有名的绿林武装红胡子也策动过来参加讨袁斗争。起义队伍人数达到数千人，打起护国军的旗帜，是革命党在各省组织起义中力量最大的一次。革命党在山东的反袁起义，得到了日本的暗中支持，日本不仅给义军提供所有弹药枪支，还派遣野战医院，并让山东境内日本驻军处处行以方便，因此起义军势力很快蔓延到山东的十余个州县。驻扎山东的泰武将军靳云鹏见形势不好，于是与起义军暗中定下协定，对义军的行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使得山东全境为之震动。后来袁世凯将靳云鹏调离山东，另派张怀芝到山东镇压，起义失败。山东起义是护国战争中在北方声势最大的反袁斗争，给袁世凯统治的灭亡给予了极大打击。
但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却从另一方面加剧了革命者内部的分裂。一些革命者对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入党誓词提出异议。如认为“附从孙先生”，按手印、立誓言这种做法近似于清代的秘密会党，并含有会党对帮主尽忠之倾向。亲历中华革命党创建的施方白回忆道，“唯主张‘非再过十年，不能谈革命’的，不同意誓约中‘附从孙先生’等语的，反对按指模的，纷纷离开东京转赴南洋各地及欧美，约有数十人。”这其中所指不仅是对孙中山先生的建党原则、组织纪律提出异议，更是指出革命派内主张“非再过十年，不能谈革命”的大有人在，对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可行性均表示怀疑。而这一代表人物首推黄兴。
对于革命派来说，内部的四分五裂与不团结始终是一大问题。即便在两位革命领袖孙中山与黄兴之间，也早就蕴藏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革命派内有孙黄两派之分，分别以胡汉民与宋教仁为首。辛亥革命胜利后，黄兴留守南京，竟有人向其办公室开枪，多亏黄兴不在室内，而其副官登时毙命。后有人造谣此事为胡汉民指使。“二次革命”失败后，双方未能痛定思痛，力图团结，共谋恢复，乃依然各存宗派互相埋怨。孙派的党员埋怨黄克强、宋教仁在辛亥南北议和时不应逼中山让位于袁，这才造成后来必然发动“二次革命”，并诋毁黄兴一派为“投降派”。而黄派的党员怪中山在宋案发生后，轻信人言，未经准备成熟，即催促黄兴、李烈钧到南京、湖口去发难，这才使得“二次革命”军事之失败，将孙中山等人视为“空论派”。“其实孙、黄各有千秋，感情本来融洽，只是见解不同而已。”
孙、黄流亡到日本后，二人之间因对形势看法、主张不同，彼此关系非但没有愈合，反而进一步加大。据称，黄兴到东京后“很受同志们的反感，处境颇为窘迫”。甚至有离开日本，远走欧美的打算。至于中华革命党的成立，黄兴与国民党的高级军事将领李根源、李烈钧、陈炯明、张继、钮永健等均表示反对。为此孙、黄二人之间发生两次大的争执，其中一次黄兴因领袖制而大声与孙中山争论，惊动了在场的萱野长知。黄兴公开指责誓词与手续不够平等，近乎侮辱人格。他并不反对孙中山先生为领袖，只是认为中华革命党章程不尽妥当，对其中章节有多处与孙中山意见、看法不合。而且黄兴认为章程并非出于中山先生本意，而是胡汉民代为。除了这一矛盾外，此后因黄兴在日本购建房屋，又为陈其美非议、指责，黄兴本就有口难辩，愤懑之极，而孙中山先生亦对黄兴加以批评，使其心情更为沉重。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致长书一封与黄兴，不仅为陈其美辩护，还指出二次革命失败后，“兄（黄兴）仍不能见及弟（孙中山）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并希望黄兴许给两年时间，让孙中山为该党真党魁，放手完成“第三次革命”。到了6月3日，孙中山再次致函黄兴，望其退居两年，无碍中华革命党之事。并讲“此后彼此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
孙中山与黄兴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彼此之间发生争执目的并非为私，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为了捍卫共和制度，是完全出于公心。但在革命的具体策略上，一主张激进革命斗争，一主张缓行、渐进；一主张领袖、集权与严格党纪，一主张平等、民主。加上对二次革命与辛亥革命诸多问题反思角度不同，终于形成无法愈合的分歧。当孙、黄彼此意识到分歧时，都能将个人恩怨与党的利益问题分开来，都对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让步，妥善处理好了二人关系，防止了矛盾的扩大而对革命带来更为消极的影响。
1914年6月，黄兴经过再三考虑，为了革命大局和革命派内的团结，决定表明素志，离开日本，远赴美国。临行时，他特意延请孙中山先生到寓所叙别。会晤时，二人依依道别，中山先生特赠联一首，“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表达自己对黄兴的深情厚谊。黄兴到美国后仍然坚持革命，如他向美国人民批驳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古德诺所鼓吹的共和不可行论；特别是1914年9月在接到孙中山先生来电后，他遵照电文嘱托，劝阻美国政府和银行界拒绝与袁世凯政府的代表商谈借款一事。这都说明黄兴虽在万里之外，仍时刻牵挂着国内的革命事业。
2. 欧事研究会的斗争
黄兴赴美后，其主要追随者李根源、钮永健、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程潜等于1914年8月在东京成立了“欧事研究会”。欧事研究会的成员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为原来的黄派人物，即原同盟会的军事领袖或“二次革命”中的军事领袖，如钮永健、陈炯明、李烈钧、程潜等；另一部分是国民党内在宋案以后始终坚持法律解决的稳健派人物，如吴景濂、杨永泰、谷钟秀等。他们或鉴于革命党自身军事、政治力量的薄弱，或鉴于对政治形势、反袁策略认识不同于孙中山，均主张缓进，持稳健政策。该派虽无明确章程，但在1914年8月13日起草了一份“协议条件”，其内容包含三条：（一）集中人才，不分党界；（二）对孙中山先生采取“尊敬主义”；（三）对于国内采取“渐进主义”，争取各方同情。这表明，欧事研究会与中华革命党之间虽有政策上分歧，但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捍卫共和的革命事业是给予支持的，对其所作贡献心怀敬意。该组织所以冠名“欧事研究会”，一是因为该会成立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次，可以淡化党派与政治色彩，减少与中华革命党的对立色彩，并避免国内北洋政府当局的迫害。研究会成立前后，黄兴虽未参与组建，但该组织将他视为名誉领袖。
欧事研究会的政治主张，以陈炯明最为有代表性。他认为反袁斗争贵在把握机会，“袁必有可乘之机，而我实有能乘之力，二者凑合，实为机会成熟”。这与黄兴所主张“著著蹈实进行”、“有条理之预备”是完全相同的。黄兴认为就“维持固有党势入手”，与中山先生的革命党并无冲突，而一旦有事则得力相助，则是最为稳健办法。欧事研究会的主张更为全面、系统，认为广泛联络社会各界，形成反袁统一战线至为关键。既要注重政治、武力斗争，更需在文化宣传、社会舆论上占有阵地。此外，在实业发展上亦应有相应政策和具体措施，以吸引工商界人士。这些主张应该讲在反袁的大多革命者中是极有认同感的，因此许多革命者都参加了欧事研究会。蒋永敬先生专门研究了曾先后加入欧事研究会的著名人物，计有：李根源、钮永健、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程潜、吴景濂、杨永泰、谷钟秀、冷遹、胡锳、柏文蔚、章士钊、邹鲁、岑春煊、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林森、但懋辛、方声涛等。另有沈钧儒、陈独秀、张耀曾、张季銮、王宠惠、王正廷、张东荪、谭人凤等。可见其影响之大。
欧事研究会成立后，其活动的主要特点便是通过学理研究，特别是参照、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学等理论，来宣传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思想，批判北洋政府在政治上的倒行逆施，破坏、践踏共和制度。其主要形式是成立学会、开办法政学校、创办杂志期刊、广泛联络社会各界名流。就创办杂志、期刊方面，如谷钟秀、杨永泰的《正谊》杂志，以专门讨论民国以来的立宪史，介绍各国近代法制发达史为目的，实际隐含着对北洋政府当局破坏约法，解散国会，破坏民主、共和制的控诉。另一个影响极大的杂志便是章士钊创办的《甲寅》，该杂志曾发表《政本》、《国家与责任》、《中华民国之新体制》等文章批驳袁世凯的统治。
此外，欧事研究会还在南洋、美国等地，面向华侨募集革命经费。并联络华侨，吸纳资本，投资于国内的实业、水利等公共事业。但在争取华侨支持的过程中，欧事研究会与中华革命党屡屡发生摩擦，如在南洋一带，陈炯明就多次反对华侨向中华革命党捐献经费。
应该讲，欧事研究会的缓进主张和“二次革命”失败后到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引起反袁浪潮前相对平稳的国内形势是有关系的。但随着袁世凯与日本的“二十一条”谈判及帝制的推行，欧事研究会的成员纷纷放弃了原来的缓进、稳健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和激进的方式投入到反袁斗争中去。
欧事研究会的转变首先体现在黄兴身上。早在1915年2月，陈其美受孙中山先生之托，致函黄兴，报告国内情况，特别是“二十一条”鉴定情形，并诚挚地盼望黄兴归国，共谋革命大业。黄兴在得知“二十一条”情况后，随即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健、李烈钧联名通电，痛斥袁世凯推行独裁，使得国家连年内政荒芜，法律、秩序混乱，经济、外交、军事等情况堪忧，人民生活异常困苦，“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只见一人”。
不久，黄兴就嘱托其子黄一欧携带亲笔信到东京面晤中山先生，称第三次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愿随时听命中山先生，为革命效力。该年9月，蔡锷致函黄兴，请他到云南商议反袁起义之事，黄兴虽因病不能前往，但他与欧事研究会的同志为云南起义还是做了大量工作。如派黄一欧与蔡锷联系，将在美国等处筹得的款项汇给云南。他委托张继、李根源积极筹款，先后募得资金200多万元。年底，黄兴与李烈钧又派方声涛到云南联络蔡锷、唐继尧。不久李烈钧与熊克武等亲临云南，督率讨袁军，打响了西南护国战争的第一枪，李根源、程潜、钮永健等骨干也纷纷在西南一带活动，对配合护国战争发动起了极大作用。不仅如此，欧事研究会成员钮永健、林虎等人还在联络唐继尧、陆荣廷的同时，在香港与进步党梁启超密议请岑春煊主事南方，集中粤、桂、滇三省力量集中讨袁。欧事研究会与进步党的联络不仅对护国战争在西南的顺利进行影响极大，在此后对南方军务院的成立亦起到深远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正是护国战争前，黄兴与中华革命党的接近，使得两党及同志之间的关系大为弥合，促进了革命派的联合与团结。像李烈钧、章士钊等欧事研究会的骨干，正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4月黄兴由美国起程回国，7月抵达上海，此时，袁世凯已伴随着洪宪帝制一并灭亡。但遗憾的是黄兴为共和制奋斗一生，却在目睹共和刚刚再造不久便因病而英年早逝。10月30日黄兴因胃出血不治逝世。临终时，中山先生怀着无限伤感，亲往探望。黄兴临终对中山先生语曰：“吾死后国家苟日臻富强，则吾虽死犹生也。”这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为捍卫共和的肺腑之言、襟怀心声，怎能不令人为之感动！黄兴与孙中山先生通过艰辛探索，不懈努力，而终于推翻了袁世凯的帝制逆行，捍卫了共和事业，足可以含笑九泉了。
国民党内部激进与稳健派的团结，促使了与进步党的团结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