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政治格局呈现出北洋集团、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清末立宪派与旧官僚组成的温和派三大政治集团相互鼎立的局面。北洋集团是统治集团，而革命党与旧官僚和立宪派在民初也利用政党政治、国会这些新生事物，来影响民初的政治生活。三方之间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即一开始袁世凯与立宪派、旧官僚政治上较为接近。立宪派与旧官僚无论通过政党活动，还是在国会活动中，对袁世凯政府的态度主要是支持，而对孙中山的革命派态度主要是反对。袁世凯也积极支持旧官僚与立宪派组建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这种政治关系在二次革命中尤为显著。但二次革命后，随着袁世凯推行帝制，进步党从开始的拥袁转变为反袁，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在护国战争中日趋接近，并紧密合作，为了捍卫共和而共同反对袁世凯。正是因为进步党与革命派化敌为友，组成反袁阵线，才使得共和得以再造，民国得以重光。
1. 进步党拥袁的考察
进步党经历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不能不从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说起。
世人皆知，梁启超与袁世凯的交往要从戊戌变法说起。二人关系因为这段历史，只能说是一开始便相互结怨。我们只需翻看一下梁启超所著的《戊戌政变记》，便可知道梁启超当时对袁世凯看法何等恶劣。也正是梁启超笔下的这段文字，世人眼里才有了一个“机诈反复”、“与贼臣之逆谍”、“卖主以自保”的袁世凯。袁世凯自然把此事当做了一大心病，他曾托杨度向梁启超解释，讲自己并无告密等情。梁启超岂能相信，对袁世凯的解释简直是不屑一顾。虽然，人们对梁启超的指责是否合理，变法是否就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才彻底失败还有不同看法。但至清末二人因此结下的怨恨始终没有解开。雪上加霜的是，到了预备立宪时期，袁世凯闻讯康有为、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意欲联合袁世凯的死地岑春煊，并拉拢在日本的留学生及各地华侨，打算包办、控制立宪进程，并借岑春煊之力，扳倒袁世凯，改变政治中枢。袁得知后十分忌恨，于是联合张之洞上奏，指控政闻社图谋乱政，密结党社，应以查封。后来清廷果然照二人所奏，向日本政府交涉，使得政闻社被迫解散。这就更使得梁启超在旧仇之上添加新恨，对袁世凯无比愤恨。等到宣统元年（1909年）袁世凯被载沣开缺后，梁启超自然喜出望外，称此事是“人心大快”之事。而且梁启超还上书清廷，建议把袁世凯的所有新账老账，如引起甲午战祸、如离间两宫、如处理义和拳之不力、如在军机处跋扈专行等各种罪状一并清算。大有落井下石，把袁世凯当做丧家之犬，彻底打倒才解心头之恨的意识。
其实细细想来，袁世凯在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任上便推行北洋新政，其兴办实业、编练新军、创办警政、改革法制狱政，又兴办学堂、推行自治，与张之洞力主废止科举等，莫不是戊戌变法主张的具体实施。而袁世凯在预备立宪上，态度也是坚决、积极的。他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便向还在犹豫、踌躇的西太后力谏必须组织内阁，变革官制，并讲“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为了立宪“当以死力相争”。袁世凯为推行宪政是有贡献的，他的政治实践与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立宪、开国会等政治目标是很近同的。因此二人之间的这些仇怨与政治见解关系并不大，说白了还是因为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出于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对个人利益的反复权衡，最后站队站到了西太后那边而已。
等到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东山再起，大有延揽各方人才收拾时局、一统天下的雄心抱负，这时的梁启超也以为自己满腹经纶到了达济天下的最佳时机，这自然为二人逐渐走到一起打下了基础。二人能化干戈为玉帛，还是老袁显得大气些，多了些政治伟人的胸襟与气魄，首先向梁启超抛出橄榄枝。在袁世凯授命组织责任内阁后，他便力邀梁启超担任法部副大臣一职。梁启超认为当时形势扑朔迷离，清廷与袁世凯将来命运如何，还难以揣测，因此暂时没有接下这块烫手的山芋。但梁启超还是客客气气地回电给袁世凯，委婉谢绝并深表谢意，电文中有“深负雅意，无任惭悚”八字足可以说明当时梁启超的态度。回电时，梁启超也不忘借机表达一下自己对时局的见解。袁世凯接到梁启超来电，自然感到惊喜，在他看来，若能将梁启超拉拢过来，不仅可以为自己装门面，还可以树立自己不计前嫌、广揽天下英才的形象，这样会使更多的非北洋集团人物靠近自己，壮大自己的执政基础。当然，若是在笼络张謇之后，再将梁启超也拉过来，立宪派的国内外领袖都倒到自己这边，再有革命党内的汪精卫为自己摇旗呐喊，老袁觉得，对付孤儿寡母的清王朝和南方革命党还有何难哉？天下岂非非我莫属？
于是，袁世凯马上回电梁启超，言辞恳切，再次请梁启超就任内阁要职，共图大计。电文大意如下：“梁启超兄鉴：来电已得悉。您在信中所言，对时局洞察深刻，堪称高瞻远瞩，是经天纬地之见解，我深为钦佩。现在国势危难，仍有土崩瓦解可能，而人心不合，国家四分五裂。我袁世凯抱病出山，安能承任这一重负，解国家于倒悬之中？但朝廷之命难违，而且多次推辞未被允准，所以只能勉为其难，而内心渴望有高人能献计献策，来帮袁某解救危难。先生抱经世之才，在天下享有威望、美誉，为国人所寄予厚望。现在袁某发电请先生出任内阁一职，国人闻听，莫不欢欣鼓舞。请先生务必以神州陆沉、生灵涂炭为感念，能即日乘车北上，共商大计，一同救国济民，奠定民国立国之基。这番话既有恳请之意，又不无吹捧之意。
袁世凯除了自己力邀外，还让自己的亲信梁士诒也极力劝说梁启超为袁出力。梁士诒与梁启超有同乡之情，更有同学之谊。原来梁士诒在其16岁时于广州青云书院便结识了梁启超，而梁士诒之父梁保三为二人授业之师。据梁启超回忆，梁保三曾手指梁启超对梁士诒说：这是你日后同窗好友，希望你们二人都不要见外，将来能携手共进，彼此切磋学问、时事，是老夫为最为乐见之事。戊戌变法时期二人在北京联系也极为密切。梁士诒受袁世凯托命后，曾致函梁启超，内称袁项城（袁世凯）急于融洽党派，曾致电张季直（张謇）疏通。现在又多次致电兄长，急切邀请兄长出山任职，张謇对此深表嫉妒。现在兄长仍决计在野，袁项城担心如此会在政治上孤立，所以暂照兄长所请，让兄长“力任鼓吹”。对编辑杂志一事，等兄长北上后再定。共和制度，袁项城拟参法、美、葡三国制度，及我国三年内所适宜推行方面，详定内容。望兄长秉其宗旨，将有关图书尽快寄来，对于宪政制度可设法制定。（陈奋编：《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仅从梁士诒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袁世凯与梁士诒对梁启超延揽之情何等恳切。这段话也透漏出袁世凯延揽梁启超的目的何在了，原来就是让梁为其“鼓吹”，擘画民初共和制的具体立国制度。梁启超对这一点是明眼识破的，他对好友讲明心机，“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向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吾所长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9-570页。）这样一来，袁、梁二人达成如下默契，梁为“舆论之主”，种种方针大计代为袁世凯谋划；而袁世凯佯“居舆论之仆”，对梁启超的主张则视其所需而尽量采纳。
二人之间之所以有如此默契，根本在于袁世凯看中了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与自己的想法极为接近，适合他的口味。梁启超在回复袁世凯的一封信函中曾有如下言语，“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赞也。”袁世凯对梁启超的如许言论，哪能不捧为至理名言，他随后复信给梁启超，称梁启超对其所指导意见，并激励其推行者，都是“茕茕大计”。而对切实可行意见，袁世凯往往诵读再四，反复体会，感觉梁启超所提意见使自己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感觉贤人、智者见解、谈吐果然出类拔萃，与众不同，这一感受绝非出于个人私见。梁启超的一番大论能让老袁反复诵读四次，如果不是“开明专制”这四个字说到他的心坎里，老袁怎会给梁启超戴这么高的帽子。至于袁世凯所说在民初各种建国方案、共和体制的争论中，独梁启超的高论让他在乱哄哄、懵懵懂懂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方案，以致认为如拨开云雾见到了阳光，自己有了主义，国家有了前途和方向，相信读者们对袁世凯的这番言论会有自己的深刻认识与体会。
当然，赞助袁世凯搞所谓“开明专制”，梁启超在行动上必然是拥袁而反对革命党。1912年11月，梁启超在袁世凯的再三邀请下，无法再推脱，终于决定返回阔别14年的祖国。回国之后，袁世凯与北洋集团文武首脑先后拜会，总统府开会欢迎，各国务员全体作陪，而社会各界也是盛大欢迎，可以说是让梁启超享尽了殊荣。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在生活起居各方面处处高规格安置梁启超，并立即奉上3000元“月馈”，又拨给20万元让梁启超作为政党活动经费用。试想，梁启超对袁世凯的盛情款待怎能不感激，自然会在此后义无反顾地支持过去的这位老冤家，而今的“开明专制”的最好践行者了。
梁启超与袁世凯握手言欢，结下政治盟信后，做的第一件是就是替袁世凯鼓吹“国权”、“集中”，为袁世凯扩张权力，压制国会与党派势力提供理论依据。先是梁启超在民国元年年底，拿出一篇《宪法之三大精神》，提出“国权”高于“民权”，现民国新立，百废待兴，尤其需要集合精神，统一意志，所以为了维护“国权”大旨，必要之时，“民权”实有抑制和牺牲的必要。梁启超的高足蔡锷也是心领神会，马上紧随老师，在最为敏感的国会宪法起草问题上，提出“民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他还与八名都督联名特别提出宪法必须包含以下基本精神，即：“一、组织内阁无须得国会之同意；二、大总统任期须定七年以上；三、大总统有解散国会权；四、大总统有不裁可法律案之权。”（《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日。）梁启超、蔡锷师徒二人无非希望袁世凯成为他们所希望的威权大总统，能集中权力消除党争，改变民初国会、内阁与总统之间因为权力界定复杂，政争不断而效率不佳的情形，使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难有起色的局面。应该讲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很多政治家中是有同感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其所标榜之民权弱于国权，为国权而可牺牲、压制民权则又有针对革命党的特别含义，要以所谓“文明专制”来清除民权、民主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多有偏颇之处。
当然，仅凭擂鼓助阵还远不能达到其政治目的，梁启超与国民党内的宋教仁一样，最为看重的，仍然是组建政党，亲自操演一番政治活动。
民初党禁取消后，一度出现了政党活动热潮。但很多政治家对民初的政党热和政党林立的现象都是颇有微词的，认为这实际是中国政治幼稚的表现，许多政党在其组织、纲领、活动方面都乏善可陈，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对共和制度建立并无有益之处，反而加剧了民初的政治混乱，政治派别和党派的无谓政争。孙中山与梁启超都曾针对民初的政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两人的看法又有近似之处。即都主张国内最适宜的政党制度，莫如美国存两大政党或政党联盟，彼此竞争。一为在野党，一为执政党。这样即可保证政治的民主、公正，也可防止无谓的政党斗争给政治秩序、效率带来损害。而从民初的政党活动发展概况看，实际也呈现了上述的必然趋势。在北洋集团、革命派、温和派（旧官僚与立宪派等）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北洋集团除后来梁士诒为推行帝制组建的公民党昙花一现外，主要的政党活动实际由革命派与温和派发起。
民初的主要政党除了合并数党成立的国民党外，便是由温和派组建的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三党的党纲大同小异，由于其主流为立宪派，其政治主张实际与梁启超的理论非常接近。
前文指出，在1912年底开始的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国民党明显取得多数优势。这不仅对袁世凯是个威胁，对梁启超和温和派来说无疑也是巨大威胁。袁世凯与梁启超面对国民党这一共同对手，再次联手。袁世凯面对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获胜，态度是“务使温和、激烈两派鲜明旗帜，难以联袂”。而梁启超早在回国之前，就曾致函袁世凯，提出组建一个“健全之大党”，以与同盟会相抗衡，使其“彼自归于劣败”。本来在国会选举前，梁启超就谋划过将三党合并，不料民主党还对是否支持袁世凯表示观望，并有自己的小九九打算，而使合并计划告吹。等到大选结束，三党首领目睹国民党一支独大，三党难以抗衡，才有了合并的决心。1913年3月，梁启超经与黎元洪商议，三党合并后以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与梁启超分任协理。梁启超准备于当月19日向外界发表消息。
但不久即发生宋教仁遇刺案，袁世凯一方面为避免国民党攻击口实，坚决表示不加入合并之后的新党。但另一方面，为制衡国民党，袁又表示对三党合并“相倚之心”迫切，尤其是对于马上召开的正式国会更是感到不放心，迫切希望三党迅速合并并处理好人事安排问题。4月2日，梁启超在马队、宪兵、警察严密护送下到达北京。4月16日，三党举行联谊会，商谈合并事宜。梁启超在会上，呼吁求同存异，舍小为大，“为三党计，为敌党计，皆宜三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于轨道”。其中的“为三党计，为敌党计”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可以说梁启超为合并一事费尽了心机。至5月29日，三党正式对外宣布合并为进步党。进步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蒲殿俊等为理事。其主要人物还有掌握一省军政大权或某一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名流如张绍曾、冯国璋、周自齐、熊希龄、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朱瑞、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翔、程德全、徐勤、庄蕴宽、汪大燮、陈昭常、齐耀林、陈炯明等。该党还在国内各省及南洋等海外各地成立支部，进行政治宣传并组织政治献金，一时间大有打造中国又一政治大党的声势。
合并后的进步党其主要宗旨为：一“欲将全国政治导入轨道”；二“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具体政纲有三：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其中的国家主义主张不仅承袭民初袁世凯、孙中山、黄兴三巨头会晤时所提八项政纲中的“立国取统一制度”，“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之意，更是梁启超所力主的国权思想的翻版。
进步党成立时，正值国会正式召开，而袁世凯与革命党因为宋案、善后大借款而彼此大张挞伐，已到了水火难容之时，所以从成立之初，就无法避免地卷入到上述的政治纷争中。
先说宋案。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把袁世凯与梁启超均列为嫌疑。梁启超曾对其女讲：“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袁世凯，第二个就是我。”（《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4页。）并告知袁世凯已派有警察来保护。梁启超对遭受到这种无端诋毁是十分气愤的，但另一方面对宋教仁之死深表惋惜，并对暗杀行径深表鄙视，对宋案造成的恶劣影响表示担忧和愤怒。当国民党将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后，梁启超与黎元洪、熊希龄等进步党领袖并未站到同情国民党的这边。梁启超首先怀疑国民党对袁世凯、赵秉钧的指控是否完全属实，认为自己与袁遭到国民党的无端怀疑，这里大有党见之嫌。梁启超甚至认为国民党的孙、黄二派的内讧与矛盾恐才是宋案的祸因，他就提出陈其美才是杀害宋教仁的最大嫌疑，宋案与陶成章案一样，“系同盟会人自屠”。可想，梁启超的这番言论在当时袁世凯政府被口诛笔伐、十分狼狈之时，等于让袁世凯洗脸打扮，重又收拾一新。这无疑是替袁世凯公开说话。这时的梁、袁之间因为同受国民党攻诘，倒有点惺惺相惜之意，成了一对难兄难弟。但梁启超这番言论，在当时对本就扑朔迷离的宋案更增添了许多谜团，让社会舆论更加复杂。
不仅如此，梁启超对国民党欲借宋案，挑起政治斗争，有可能引发袁世凯政府危急乃至国内政治动荡，深表担忧。所以他公开表示宋案本来属于法律上的事，不应容许政党借此彼此攻击，混淆视听。他还认为宋案绝无强硬手段解决的道理，而应“以法律解决”之。不仅梁启超替袁世凯说话，熊希龄在其信函中表示：宋案纯属法律问题，将来水落石出，赵秉钧若果然是主谋，自应依照法律处决，何必要兴兵问事，大动干戈。况且此案必须消除政治偏见，不能先入为主，应头脑冷静，才能对案情详加询问，调查清楚，使冤者得以安息。熊某自宋案发生后，注意调查取证，对案情颇有很多怀疑，但因当时舆情哗然，不便发表个人意见，所以只能默而不言。熊希龄的态度一是主张法律解决，反对国民党为此大动干戈，而且在此事上三缄其口，采取沉默，实际亦是支持袁世凯。
作为进步党总理，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态度至为关键。自辛亥革命以后，黎元洪坐镇武昌，大有割据江楚的意向。当时湖北革命党张振武、方维利用其首义元勋的身份，并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并且在湖北军中颇有影响，深为黎元洪与袁世凯所忌惮。为此袁、黎二人订下将张振武调离湖北，而后借机除掉的阴谋。黎元洪先是挑拨张振武与其他革命党领袖的关系，使其倍感孤立，又造谣讲外界盛传张要发动内乱，黎元洪对张振武表示，其虽不相信但还是希望张离开湖北为好。这样做既是调虎离山，其实也是为以后杀张埋下伏笔，制造口实。不久袁世凯的一纸调令将尚蒙在鼓里的张振武、方维二人调往北京。黎元洪还派饶汉祥等到北京上书袁世凯，称不杀张、方二人，湖北难以平静。袁世凯以遵从湖北地方意见，不忍鄂省大局弭乱为由，派段芝贵以破坏军令为由处死张振武与方维二人。黎元洪螳螂捕蝉，袁世凯黄雀在后，黎、袁二人残杀了革命元勋。
张振武被杀后，黎元洪一度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参议院更是严参黎元洪，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彻底恶劣，在以后袁世凯与革命派之间的斗争中，自然倒向袁世凯。
宋案发生后，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倡议宋案当由法庭审办。提出“勿激意气以相残”，“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强调“承办宋案尤应法庭详求真状”。他对程德全、陈其美所公布的应桂馨、洪述祖为主凶一事认为证据尚不充分，更是反对“乃各省团体当法庭未判以先，动辄任意通电，牵入政治，摇动邦基”（易国干编：《黎副总统政书》，台湾文星出版社1962年版，第19卷第15页、20卷第2页。）。袁世凯对黎元洪的这些表白自然十分称赞。
进步党不仅在宋案上公然支持袁世凯，在善后大借款上，进步党领袖也予袁世凯以坚决支持。当张继、王正廷等国民党议员发表反对借款通电后，参政院的进步党议员马上向他二人提出质询，进步党人丁世峄等联络87名议员联名通电，声明张、王二人的通电纯代表私人，二人虽为参议院领袖，但发电不能代表参议院全体。公然给国民党的弹劾政府案拆台。对于国民党指责大借款未经国会同意，且未告知，在手续上实属违法，进步党党魁汤化龙等48人证明，借款实际已有前参议院议员身份通电全国，此借款已为前参议院讨论、通过。国民党议员又提议将善后借款咨请国会批准备案的咨文退还袁世凯政府时，进步党议员也马上给以抵制，声称政府与各国举借外债，手续完全合法。当时进步党还采取种种手段在国会上与国民党斗争，比如暗中退席、制造法定人数不足半数；进步党人相约以下列办法阻止国会表决：1．如遇国民党议员发言，即大起喧哗，必使其不得发言而止；2．要求袁政府概不发给国民党议员本月津贴，使其穷困潦倒，必为三党利用；3．如上述各法失效，即以激烈手段来对付等等。（参见齐涛：《中国党争实录》，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462页。）黎元洪也为袁世凯举善后借款而辩护，称纵然政府饮鸩止渴，举借外债，酿成大错，也应以和衷共济为宗旨，以维护共和国家为目的，设法补救，安定人心，对外保持一致，维护国体。若是在国内到处发表檄文，攻击当局，将借款一事全盘否定，其义愤填膺之举动固然可以理解，但无视借款必须举借，并不可取。否则国家将陷于兵祸不断，谁能保国家不被外人实行瓜分。
不仅如此，进步党还积极支持袁世凯对国民党的武力镇压，而且黑白颠倒把过错全加在国民党一边。进步党通过《亚细亚日报》等媒体，攻击国民党“借口反对政府”，调动军队图谋“二次革命”。由此使袁大总统震怒，三次发表命令，坚决平息南方革命党人的军事活动。现在革命党军事失败，党内一片恐慌，又在租界受外人驱逐，巢穴已失，南方各省原有根据地均已丧失，且受到各界反对。近来革命党人一部分颇为灰心，放弃革命者大有人在，而一部分仍“致死不悟，其手忙脚乱之情状甚为可笑”。仅通过此文，我们就可以看出，进步党在舆论上如何支持袁世凯。进步党议员还利用国会拨云弄雨，围攻国民党。5-6月份，进步党议员先弹劾李烈钧截留粮款、勒派捐税，并派兵强占房屋，修建军事设施，图谋不轨，致使江西市面大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不久又将矛头直指孙中山与黄兴，39名进步党议员联名指控孙、黄“干涉司法”，购买枪支弹药，秘密招兵，图谋“二次革命”，并称“此等大逆不道，破坏国家之罪人，政府自应按律惩究，以肃法纪，定国基”。这一质问案，气势汹汹，满含杀气，实际是配合袁世凯的讨伐国民党、向其开战的公开声明。
黎元洪在二次革命中前后不仅在宋案、善后大借款问题上步步跟随袁世凯，当袁世凯调动大军进入湖北，准备与南方革命党开战时也打开绿灯，给予积极支持。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章太炎等对袁世凯并不支持，期望黎元洪与岑春煊等合作，在政治上立起炉灶。但黎元洪反复权衡，还是决定力挺袁世凯。
当然，进步党内像张謇一些人与国民党的温和派蔡元培、胡锳等一直以调停者自居，而且还像辛亥革命后一样，让赵凤昌再次出面跑联络。只可惜袁世凯与革命党都未听进他的和平建议，这次斡旋，季子先生的雅望被辜负了。
7月12日，李烈钧于湖口竖起讨袁大旗，进步党在《亚细亚日报》上不仅痛骂革命党的义举为荼毒生灵，而且咒骂李烈钧等为卖国之贼、人道之贼，为袁世凯北洋军“荡平”南方的革命党而拍手叫好。
“二次革命”结束后，进步党又积极支持袁世凯对个人专制的加强。1913年10月进步党在袁世凯的坚决反对下，转变原先与国民党一致的主张，即先定宪法后选总统，支持袁世凯提出的“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主张。这是袁世凯政治上的一大重要胜利，其意义不亚于“二次革命”打败南方革命党。“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就积极策动先选总统一事，他让人四处散布，讲“由于民国没有正式总统，世界各国不肯承认，而由于民国未被承认，随时都存在着清朝复辟和列强瓜分的严重威胁。因此，先选总统在今天是拥护共和、巩固民国的关键”。“袁的半御用党进步党对这个戏法当然不会反对。”老袁一授意，马上有19省区军政长官于1913年8月5日通电表示支持“先选总统，后定宪法”一事。随后梁士诒在老袁授意下组织公民党也大声鼓噪。进步党见机行事，翻然改计，也对此表示支持，这样一来国民党议员就成了少数意见，只能做了政治上的俘虏，让人乖乖地牵着鼻子走了。9月5日，众议员投票决议总统选举问题，竟有230票同意先选总统，反对票为126票，随后参议院也表决通过。袁世凯在对国会的第一轮政治较量大获全胜。“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本来是不合法理的事情，但在民国变为了现时，进步党难道不是帮腔、帮忙者吗？更苛刻地说就是帮凶。
总之，“二次革命”前后，进步党对袁世凯的政治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即为了对付国民党而坚决支持袁世凯。无论是宋案、善后借款还是南北战争、总统选举问题上，进步党都始终站在了“拥袁”立场上。
2. 进步党拥袁到反袁的转变
“二次革命”之后，进步党认为凭着帮助袁世凯扫清双方的最大政敌革命党，今后北洋集团与其共同联手，一起平分政治果实了。而实际上，进步党与北洋集团也是可共患难的，但甘福来时却也是彼此钩心斗角，难以共享。
进步党是在“二次革命”后，通过袁世凯暴力对付国民党及国会议员的行径中，感受到了自身的危急，才开始认识到助袁的结果，徒使“袁氏坐收渔利”。也意识到“进步党袒袁总统，袁总统助进步党，事实上不可掩。但袁世凯何爱于进步党而助之，不过欲借以抵抗国民党耳。一旦又数省地盘之国民党消灭，进步党又宁幸免？”“狡兔死，走狗烹”（《余之癸丑》，邹鲁：《澄庐文选》，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56页。），袁世凯与进步党的矛盾在国会、天坛宪草制定、组阁等问题上逐步暴露出来。
自1913年4月国会开幕后，制宪问题成了进步党与袁世凯之间绕不开的问题。在制定后来所称的《天坛宪草》过程中，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党议员，摒弃前嫌，“携手合作，起草宪法，以图扼制袁世凯的独裁，维护和保障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制度。是时，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反袁者已达35人之上，他们‘于宪法主张上遇事协商，毫无冲突’，拥袁的委员‘遂无主张之余地’”。到10月16日，由国民党籍张耀曾与进步党籍丁世铎等起草的《天坛宪草》经宪法起草委员会审议后公布。
袁世凯对《天坛宪草》大为光火，《天坛宪草》虽对总统权力照《临时约法》有所扩大，如在“时机紧急，不能召集国会时，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发布紧急命令权；有停止众议院、参议院会议权；有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解散众议院权等。但另一方面又通过宪法，使国会与内阁对其有牵制作用。如明确规定国会为制定、修改宪法之机构；“众议院认大总统、副总统有谋叛行为时，得以议员总额三分之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弹劫之”；“参议院审判被弹劫之大总统、副总统及国务员”。关于责任内阁制，规定“国务员赞襄大总统，对于众议院负责任”，“国务总理：任命，须经众议院之同意”。在总统任期上由原来普遍主张的七年缩短为五年，但“如再被选得连任一次”。进步党与国民党无非希望袁世凯尊重法律与宪法，以此对袁世凯有所约束，使其政治活动按其所设计的“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
但袁世凯对国会与《天坛宪草》哪能接受呢？他不仅提出反建议案，主张总统有权宣布战争、媾和，有权缔约，有权制定官制，有权颁布紧急命令，无须国会同意，并有公布法律的最终权利；还派施愚、顾鳌等人到会要求参加，并授意各省督军、民政长通电反对宪法草案。前文已书，这样做的后果是袁世凯与国会、国民党闹到势不两立，水火难容的地步，终于下令解散国民党。
国民党被解散，让进步党兔死狐悲，背生凉气。11月4日，梁启超曾匆匆跑到总统府要求面见袁世凯。侍卫以总统公务繁忙为由起初加以拒绝，梁启超情急难耐，死磨硬泡终于让侍卫放他进去。岂知袁世凯见了梁启超，只冷冷一句：“晚了，命令已经发下去了。”11月5日，袁世凯又调军警到两院会场，盘查是否有已被收缴证件的国民党议员进入会场，实际是行恫吓之用。袁世凯对国民党采取严厉镇压，同时杀鸡骇猴，对进步党也是严重警告。
解散国民党危及进步党自身地位，也危及国会前途，进步党的部分党员在这一原则问题上自然不能放手。如进步党领袖、众议员议长汤化龙便表示，部分国民党议员捣乱，可以在国会内部解决，如增补议员等方法，但若用外部武力来解散国会则是万万不可取的。汤化龙指示众议员继续开会，并且鼓足了勇气跑到老袁那里，提出抗议，并要求发还“未附乱”的议员被收缴的证书、徽章。“当袁不无任何回答而只是向他轻蔑地瞟了一眼时，他就无精打采地退了出来。”时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倒是干脆，他致函两院议长，称大总统为了“拯溺救焚”而断然采取非常之计，“何能执常例以相绳！”要求两院暂时休会。结果引来两院的骂声一片。
至11月26日，袁世凯就以国会不足法定半数，宣布停止而代以政治会议。以后袁世凯又召开约法会议，制定了袁记《中华民国约法》，使民国成立以后的法统出现了严重危急。从此袁世凯也就迈向了其个人专制不断加强道路，并终于走上帝制的不归路。在此前后，进步党虽然对袁世凯的专制有过抵制，但都以袁世凯的不破坏共和和支持其以政治威权加强国家统一与建设为根本底线，其斗争性并不如国民党那么强烈。黎元洪、熊希龄、梁启超、汤化龙等人或荣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或为内阁总理与阁员，在其位上对其既得政治利益又患得患失，使袁世凯的专制活动一开始没有受到来自进步党的反对，而愈发肆无忌惮。直到熊希龄内阁倒台，黎元洪被囚禁瀛台，进步党才恍然大悟，知道袁世凯与自己原来是同床异梦，难以同舟共济。
1913年9月，在“二次革命”结束后，袁世凯鉴于赵秉钧内阁因宋案难以维持，同时为拉拢进步党继续对抗国民党，同时也为了在中外人士面前树立一下自己的新形象，决定由进步党人熊希龄来组成内阁。其实老袁让进步党组阁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赵秉钧自不必说，先有宋案，后来有因向奥匈借款一事，再遭国会弹劾，已委实难以保全；赵秉钧不行，老袁本来推荐老友徐世昌出山，并讲除徐菊人外无第二人可以适合总理之位。未料国民党坚决反对，进步党也毫不客气，加上徐世昌知难而退，袁世凯实在无法，只好让步于进步党。
老袁何以于众人之中选中了熊希龄呢？熊希龄实际上在进步党中并不算突出人物。老袁看中他不过是因为熊希龄清末时在湖南追随康梁变法而遭通缉，后因自己的亲家端方而重新起用，再后来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上是属于立宪派一方的。而且清末熊希龄在东三省任盐运使，是受了袁世凯与徐世昌的重用、提拔。到民初，唐绍仪组阁时候，熊希龄在其中担任财政总长一职，办理善后借款一事，让老袁十分满意。就从其经历而言，熊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关系是十分近的。当然，老袁能相中熊希龄还有一点，熊有把柄在其手中。原来熊希龄在1912年12月卸任唐内阁财政总长后，由袁世凯调往热河担任都统一职。熊到任后，竟把自己的都统办公公署搬到了承德的避暑山庄中去也。熊希龄在山庄居住、办公期间，“曾派其亲信杨显曾（公署总务科长，熊的同乡）清点庄内的宝物，微闻因此颇涉‘瓜田李下’之感。1913年7月，袁调熊为国务总理，表面上似乎出于善意，暗地里却有阴谋”。据说，熊任总理前，一日进京拜见袁世凯，袁世凯将其一人留在会客室，而推说自己暂时要接待他人。熊留意到案上有密信一封，隐见有“热河”字样，熊出于好奇忍不住打开一看，竟然是弹劾自己将行宫中的宝物私自转赠、占有一事，不觉出了一身冷汗。熊正不知如何之时，袁世凯恰赶了回来，见到熊希龄的窘状，自然是一番软硬话兼有，让熊希龄不得不入其彀中。
熊希龄的小辫子被老袁抓在手里，以后怎能不对老袁仰以鼻息，俯首听命。到了解散国民党之时，袁世凯干脆直截了当地对熊希龄讲，国事不好推行，全因国民党刁难掣肘，因此必须解散。“我的意且如此，秉三，你看怎样。”“熊处此情势之下，内心恐惧万分，迫于袁的威慑，只好听命袁的摆布。袁见熊无异言，即将已准备好的大总统令摆出，熊即俯首签署。熊签署方毕，袁立即传令已预在邻室等候的阁员们进来，顺序副署齐备。”这是熊希龄当上总理后，被迫做得一件不光彩，也是内心极为窝囊的一件事。
实际上，熊希龄的内阁总理确实做得很是窝囊。先说内阁成员组成上，熊希龄毫无发言权，老袁径自将一纸任命拿给他看。上面竟是除司法、教育、农商三个闲曹外的各部总长人选名单，全系北洋人物。即使财政总长一职起初也安排周自齐担任。在财政总长一职任免上，袁世凯尤其让熊希龄与一直对此位瞩目的梁启超大为失望。本来进步党与袁世凯商议组阁时，进步党这边力挺梁启超担任财长。梁也认为自己是国内对理财最为内行的专家，舍我岂有最佳人选。但财政问题是民国成立后，政府面对的最大问题，政府开支、军队裁减、实业开发建设、外债赔付等等搅得历任政府无不为之大伤脑筋。而财政与民初举借外债、发行国内公债、金融与币制整顿、税制改革等方方面面问题勾连，牵连中央、地方，国家、社会个中关系，实在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问题。老袁在财政问题上一直仰仗周学熙、杨士琦为首的皖系、梁士诒为首的粤系（旧交通系），岂肯让他人为自己看守钱袋子。所以梁启超、熊希龄有此想法，袁世凯即以梁启超书生一个，“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大事”为由断然拒绝。梁启超自然失望万分，以至闹起情绪，拒不加入内阁任司法总长一职。还是熊希龄再三劝解才勉就其职。到后来，梁启超虽然任了袁世凯钦点重量级人物组成财政委员会的成员，并任财政部币制局局长。但梁启超讲，自己的所有财政主张，除了在整理广东滥币方面有所成就外，余者币制改革、财政整理计划、公债发行主张、税制改革计划无不失败。至于梁启超在“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后发表的由其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内称要“司法独立”，要成立责任内阁，要推行地方自治，要废除省制，要整顿财政，莫不成为一纸具文而已。
熊希龄任内阁总理后，不仅无权，而且财政上尤为支绌，可谓是无米可炊。面对政府、军队各方面的需款，熊希龄政府毫无办法解决。而袁世凯在借用进步党将国民党解散，使国会流产后，已感觉熊内阁失去存在之价值，便处处给熊希龄制造难堪和麻烦，逼迫其倒阁。
先是南方被袁世凯统一后，在湖南都督一职上，进步党一直有意以蔡锷担任之。但是袁世凯却派手下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将蔡锷调往北京，任了个经界局长的闲职，实际上将其软禁起来。而汤芗铭在湖南秉承袁世凯之意，“大兴党狱，杀人如麻”。北洋军也“烧杀淫掳，无恶不作”。这样做无非是激得湖南绅民向熊总理请愿，让他设法为湖南地方平靖做些事情。而老袁却故意对熊希龄建议撤换汤芗铭，让北军撤回置若罔闻，有意让熊希龄反遭湘民埋怨，使其威信大跌。
为进一步打击熊希龄，老袁还授意将热河行宫盗宝案在报上披露出去，让地方检察厅对此事进一步查究。1914年1月，老袁使出最为决绝的一招，让各省都督以粮饷无着为理由，攻击内阁毫无作用，应代以总统制。而熊希龄在各省攻击下，束手无策，只有一走了之。
有评价熊希龄内阁如下者，从1913年9月11日成立到1914年2月12日倒阁，时间只有五个月多。“‘名流内阁’做了许多亏心事，怄了许多的气，最后赢得全国人民的唾骂，退出政治舞台。”
熊希龄内阁倒台具有必然性，他不过是袁世凯与北洋集团加强集权统治的牺牲品。等到袁世凯颁布袁记约法，并在1914年5月1日，撤销国务院，而在总统府内另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时，其真正的面目就暴露无遗了。不仅如此，老袁还对进步党的党魁、副总统黎元洪也要下手了。
自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后，他仍兼任湖北都督，并留在武昌。这让袁世凯很是伤脑筋，毕竟黎元洪在湖北经营多年，在军界、政界又极有声望，若听之任之，无疑是养虎为患。袁世凯于是和段祺瑞密谋一番，让段祺瑞亲自替自己跑一趟，将黎元洪调往北京。段祺瑞到后，寒暄没两句，就直奔主题，提出此次来鄂一是与黎元洪商谈军队整顿问题，一是受袁世凯之托，请黎副总统进京，与大总统同主中枢。段祺瑞所提二事，前者军队整顿言外之意，是湖北全境今后唯有北洋的中央军，地方军队只能服从军政统一，一并裁并；后者言外之意，就是请黎元洪识趣些，离开经营多年的湖北，为段腾窝。黎元洪明知不好，但也是有苦难言，只得听命。而黎元洪被迫北上之次日，任命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的命令便到。到了次年，段芝贵、王占元等北洋大员先后担任湖北都督，湖北已是彻底鹊巢鸠占了。
黎元洪到京后，表面上袁世凯待之甚厚，并让黎元洪与自己同住在中南海，以光绪帝在瀛台的旧居为其居所。而且与黎结为儿女亲家，一切重大活动也请其参加，并使其担任参政院议长一职。但黎元洪名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则无职无权，完全成了一个被袁圈养起来的寓公，被老袁囚禁起来。到了洪宪帝制推行时，袁世凯以黎元洪待在中南海实为碍眼，加上黎元洪多次请求搬离瀛台，这才挣脱了袁世凯的囚禁，移驻中南海之外。
进步党与袁世凯关系的转变确实可以1913-1914年之交的熊希龄内阁倒台、黎元洪离开湖北北上为转折点。但此时双方的矛盾还主要是围绕权力的你争我夺。等到民国三年、四年，袁世凯与日本密议“二十一条”，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开始帝制活动时，在政治上双方彻底分裂，进步党也终于走到反袁的一边。
1914年8月欧战爆发后，日军借机在山东青岛登陆，不久即将胶州湾、胶济铁路沿线完全占领。梁启超与蔡锷随即求见袁世凯，建议立即出兵对德宣战，藉以保全山东。但袁世凯因一战之初的亲德立场，对此建议没有采纳。至10月，梁启超、蔡锷、徐绍桢、赵惟熙、王揖唐等在参政院第十五次会议上，就日本侵占山东问题激昂慷慨地向总统袁世凯提出质询，强烈反对其局外中立主张，并就山东是否化为中立区，对日本在山东的侵略行为究竟作何打算，要求袁世凯政府给予答复。正是由于对袁世凯在一战后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日本侵略的一味忍让的不满，才有了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对密议“二十一条”的强烈批评。
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再警告外交当局》、《痛定罪言》等文章，指责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而图一己之私，使国家遭此巨大国耻，袁世凯实罪不可赦，为“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不仅如此，他对袁世凯统治近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也是一概否定，称“言整军则谁与整，言理财则谁与理，言劝工则谁与劝，言兴学则谁与兴，言议会则谁为政党，言自治则谁为缙绅。故凡东西各国一切良德美意，一入吾国而无不为可弊之丛。循此以往，岂特今日之耻永无雪期”（梁启超：《痛定言罪》，《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三册，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9页。）。与袁世凯已是反目为仇。
至于洪宪帝制，梁启超更是态度鲜明，明确表示反对。身在北京的黎元洪也在洪宪帝制推行时，而坚决反对之。袁世凯让黎元洪担任参政院议长时，黎元洪就曾“一再力辞”。1915年8月17日，及筹安会成立第六日，黎元洪约张国淦、周树模、饶汉祥等讨论是否支持帝制一事。这次谈话中，黎元洪已隐露出可支持袁世凯任终身总统，而绝不可支持袁为帝王的最底线；到12月25日，袁世凯发布承认帝制后第一道令，册封黎元洪为亲王，黎元洪等再次聚议办法。当时张国淦提出黎元洪作为民国创建者，应拒不接受亲王封号，应于民国同始终，以此无愧于历史。张国淦还恳请黎元洪能“保持约法上名义”，使局势为之扭转。黎元洪点头称是。当时饶汉祥以为拒绝接受亲王封号，将使黎元洪成为牺牲品，处境将会十分危险。黎元洪对饶汉祥建议十分不满，大声说：“乾若（张国淦）见解极是，你们不要多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不惜。”表达了坚决的反帝制立场。
无疑，袁世凯帝制自为是引发进步党与其分裂的根本原因。此后进步党与革命党联合起来，共同投入到了反袁护国的斗争中去，为推翻帝制，再造共和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