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推行帝制，使得“二次革命”后本来分崩离析的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重又团结起来，为反对复辟，捍卫共和而形成了以西南各省为中心的反袁联合阵线。
1915年8月15日，梁启超与蔡锷密谋反袁大计，决定先由梁启超著文向全体国民披露袁世凯变更国体，破坏共和的逆行，并先期南下部署反袁事宜。而蔡锷则留在北京，一方面伪装继续支持袁世凯；一方面探听北京虚实，伺机南下。
根据这一安排，梁启超在1915年8月20日的《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据说该文发表前，袁世凯一直担心梁启超会在舆论上跟自己对着干，不仅派了杨度和梁的两大弟子汤觉顿、徐佛苏去游说，并以向梁父祝寿为名，馈以20万元大洋。梁本来文章已写好两日，尚在考虑何时发表为佳，现在目睹袁世凯欲收买自己让自己装聋作哑，再也气愤不过，决定将大作迅速发表问世，并亲书一封与杨度，言今后二人志不同道也不合，只有分道扬镳了。而该文也确实起到了投一镑炸弹于死水微澜中的作用，一时间人们争相传阅，舆论大哗，对袁世凯的帝制逆行无不愤恨。当时有谓梁启超的文章如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此文无疑是捅向袁世凯与帝制鼓吹者心窝的一把利刃。
该文不仅针对袁世凯，也是针对筹安会杨度的君宪救国谬论。该文无论从文采还是内容看，都堪称是一篇雄文大作。梁启超在文中首先表明国体本无绝对之优劣之别，而只有已成事实，即其实际作用来评价其成立、存在之合理与否。而仅凭学理来决定一制度好与坏，可行与否，是痴人说梦，绝对可笑之事。对某一制度痴心、偏爱或妄认为可行并非是最为不可取的，唯有对国体持有一种爱憎分明的成见，而且以一种人为的已造成事实，来求得与其爱憎态度相适合，则这一利害关系对中国将是无穷尽的。本人生平所持政见，无论何种国体并非一概反对。只是在现在国体下，而思以言论鼓吹另一种国体，则无论何时都应反对。国体与政体，本来并不互为表里的，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哪有此种理论！
梁启超接着指出：现在有人讲（指古德诺），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制度才能立宪，我实在不知其理论依据从何而来，何以自圆其说？我希望舆论界能先考察其立宪理论的概念范畴，然后考察其理论宗旨能否成立。所谓立宪问题，难道不是必有监督机关与执行机关相对峙吗？难道不是行使政权必须要有若干限制吗？所谓君主立宪者，岂非以君主无责任为最大原则，以建设责任内阁为必要条件吗？既然认定这一简单之立宪界说，就更须假定一个事实以为论辩之根据。我想问这一论点提出者将来理想上之君主为何人？更进一步，公开说此人是否为今日大总统？还是今日大总统以外而遍访高士气而求得之人？过去以来由内阁制而变为总统制，大约适应于时势之要求，而现在却废止这一良药美制，今后一两年间时势，还会与以前一样吗？有人说国体一变，政制也可随之翻然一变，这不是英雄伟人的欺人之言，就是书生迂阔言论。即使假定今天大总统肯为君主，而讲君主立宪即可实现，这一说也不能成立。
梁启超还在文中如此谴责袁世凯，诗经讲人民辛苦劳作，理应给以修养安息之时，但自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迄今未满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平均不到半年，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摧翻前一制度，使全国人民彷徨迷惑，不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并严厉警告推行帝制“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奉劝袁世凯“以身作则，视《新约法》为神圣，率群僚凛奉之，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遁于法外”（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盾鼻集》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1-21页。）。
梁启超回到南方后，即着手联络各政治派别，密谋反袁。1915年底，梁启超在上海曾逗留七十多日，“除与滇、黔、贵三省互通函电，共筹义军进行外，莫若运动南京冯华甫（冯国璋）赞助起义之举为最重要矣”。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实际是因为梁启超托人来书，告其已抵达南京，并说服冯国璋同情起义而已。
梁启超不仅对云南起义通过与蔡锷的书信频繁往来加以指导，还在1916年3月后，离开上海南下广西，说服陆荣廷起义，至4月又谋划广东独立，派汤觉顿到粤游说龙济光。广东独立虽因龙济光两面三刀，伪装独立，枪杀汤觉顿而制造海珠事变。但两广经梁启超的运动，已和西南三省同宣告脱离袁世凯独立，使袁世凯的统治已呈现土崩瓦解之势。5月，在梁启超的极力推举下，成立两广都司令部，岑春煊为两广都司令部司令，梁任都参谋。不久西南独立各省又成立与北洋政府公然对立的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为领袖。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护国反袁斗争中处于领导地位。
不仅如此，在反袁斗争中，梁启超还与原国民党领袖积极联络，共图反袁大业。如他在1916年4月8日两次致电广东民党领袖陈炯明、朱执信、邓铿、李根源、杨永泰、林虎、徐勤等人，表示自广西宣布讨袁独立后，粤、桂两省唇齿相依，必须联络一致，只有这样才可以蓄养精锐，以图北伐。并恳切表示各方念及袁世凯未被推翻，北洋军大敌当前，应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在小矛盾上彼此忍让，共同维持反袁大业。并对革命党人与陆荣廷、龙济光、张鸣岐等“干公至诚”、“丝毫无可猜疑之余地”表示感动。
资产阶级各派别捐弃前嫌，共同致力于反袁斗争，在支持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上，表现得尤为充分。
辛亥革命后，蔡锷与大多非北洋集团的地方都督一样，由于袁世凯的怀疑、猜忌被调至北京。蔡锷到北京后，由于同乡杨度的关系，而结识袁的亲信，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以后杨、夏二人多次向袁举荐蔡锷，认为蔡锷虽为梁启超的弟子，但可以拉拢过来，授蔡锷以改造北洋军的重任。袁世凯后来通过对蔡锷的考察，认为其确有才干，加上段祺瑞、冯国璋这些老部下现在越来越坐大，不太听使唤了，竟有让蔡锷取代段，任陆军总长，重新改造北洋军的打算。虽然后来由于北洋旧将的坚决抵制，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但二人的关系已是十分亲密了。此前“二次革命”时，蔡锷是极力支持袁世凯的，他曾致电袁世凯，力主“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南方革命党。蔡锷与梁启超一样，对袁世凯建立一个强权政府，借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民国还是抱有无限期望的。
但蔡锷等支持袁世凯的结果，却使袁世凯建立了一个独裁的政府，并进而复辟帝制，是蔡锷决不能接受的，于是由拥袁迅速转变为反袁。起初，为了让袁世凯失去对自己的警惕，蔡锷有意让自己整日流连在京师的云吉班，与风尘女子小凤仙缠绵在一起。他还故意在云吉班摆宴延请梁士诒、杨度、阮忠枢（总统府内史）等人，又故意在王揖唐、朱启钤这些袁的亲信面前装做因家里醋坛打翻，与夫人不仅斗嘴，而且拳脚相加。加上蔡锷又在1915年8月25日在云南会馆将校联谊会上带头发起帝制请愿，并提笔签字，老袁觉得蔡锷算不得有心计，有志气的人，渐渐放松警惕。蔡锷看到机会，一日借与小凤仙外出游玩，而秘密前往车站，遂乘车出京，后乘船绕到日本，于12月19日回到昆明。而小凤仙与蔡夫人都是识大体、明大义的非凡儿女，小凤仙为了蔡锷捍卫共和的大业，不惜忍辱负重，也足以在青史上留下美名、佳话。
其实在蔡锷回到云南前，各方政治派别在武力反袁上已有联络。蔡锷在1915年8月20日就密电刘显世，称京城中近来有人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欲以窥察社会舆论而定国是，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大。蔡锷本意欧战没有结束，东邻日本伺机侵略，而革命党人仍思发动革命，此事掀起国体变更议论热潮，实属危险之举。并称已派韩凤楼等前往联络。这是蔡锷较早联络滇、黔地方的记录。不久，蔡锷又派戴勘南下香港，为自己先行联络各方，并在天津秘密会见士官学校的老同学张孝准，而张正是由黄兴秘密派来迎接其往日本的。由于蔡锷与各方的频繁活动，引得袁世凯对其有所猜疑，于是在9月派军警以缉拿盗匪为名在其宅中搜查一番。此事后，蔡锷的活动更加紧密。他密函黄兴，告知准备在云南起义，并探寻其主张，黄兴随后不仅派张孝准前来联络，并派其子黄一欧到日本联络各方，又派方声涛、李烈钧到云南做唐继尧的工作。到了11月，黄兴与张孝准天津会见后，将起义各计划协商完毕，并在梁启超帮助下离开天津前往日本，到日本后在张孝准护送下直奔云南。这时，由中华革命党所派之吕志伊，欧事研究会代表之李烈钧、李根源、方声涛、熊克武等均云集昆明，与蔡锷、唐继尧会合，共商起义大计。
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全国，即《讨逆通电》宣告云南独立。该电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视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卒招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情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并指责袁世凯连日致电，“劝缉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谋逆”。并表示，云南各方义士，“今若同申义愤，相应桴鼓，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讨逆通电》，《蔡锷集》，第377-378页。）。是夜，昆明遍悬国旗，各界群众欢声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到袁世凯，拥护共和国。
孙中山先生在得知蔡锷、唐继尧于云南起义后，表示袁世凯威信已“大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不久，孙中山先生发表震动全国的《讨袁宣言》，使得轰轰烈烈的护国讨袁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更为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中山先生还让革命党人深入云南、山东、广东、湖南等地发动起义，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言。
总之，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完全陷入到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为主体的强大的反袁联合阵线的包围中，惶惶不可终日，其覆灭已是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