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督军团干政
张勋这个人物，我们还真不能小看，其出身和经历，还真有一些来头呢。其后来的复辟，源于督军团干政，而张勋曾一度为督军团的领袖型人物。
张勋是江西奉新人，幼年在曾国藩的弟子、后任河道总督也是奉新望族出身的许振祎家中当侍童。后来许振祎推荐他到了广西提督苏元春宅邸做了一名厨子，张勋发家后对这段出身倒也不避讳。以后苏元春看其机灵，有心机，便有意提拔任用。后来张勋随苏元春参加中法战争，在镇南关一战中立了战功，越级提拔为参将，统率广武右军驻扎广西。在苏元春手下时，张勋还被苏派过一桩美差，让他做进京的差官，带着一些珍品到京中投李莲英的门路。等到苏元春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扳倒，在李莲英保举下张勋由参将而步步擢升。甲午战争时，张勋随四川提督宋庆调防至奉天与日军作战。战后随袁世凯练兵小站，成为袁世凯的部下。义和团时，张勋曾跟随山东巡抚袁世凯围剿义和团，因此而升任总兵。到辛亥革命前，已升任江南提督一职。
辛亥革命爆发后，两江总督张人骏逃离南京，清廷与袁世凯任命张勋为江苏巡抚兼摄两江总督。张勋曾在石头城下与革命军鏖战不已。直到1911年12月底，江浙联军攻下南京，他才与铁良等人逃离南京。张勋兵败后退往徐州，但仍以清政府所授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自居。袁世凯任大总统、南北统一后，张勋所部改称定武军，移驻山东兖州，他为表示仍效忠清室，禁止其部下剪发，故人称“辫帅”，其军队也有了“辫子军”的称呼。
张勋因效忠清室，所以一直把国民党人和民国当做自己的敌人，二次革命中，也乐得听候老袁差遣，进攻南京，并在攻下南京后纵兵抢掠并大开杀戒。袁世凯后来以各国对其军深怀不满为由，将张勋调至徐州，而让冯国璋做了江苏都督，只给了张勋一个长江巡检使的虚职。前文提到护国战争时，张勋以袁世凯称帝不仅有悖于其誓言，且将清室置于尴尬之地而坚决反对。他还与冯国璋订下同盟协定，欲在徐州独成气候。
张勋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是由于他对实力派实力估计的错误，过于倚重有南京会议盟约在身的冯国璋，和“老同寅老把兄弟”陆荣廷（曾同在苏元春帐下效力）。让他们一个对付北洋系，一个对付西南各方势力，而自己则可从容周旋，冀可行自己的复辟大业。
张勋在各派军阀中逐渐坐大，并成为复辟领袖，还要从护国战争中的南京会议说起。1916年5月5日冯国璋邀请倪嗣冲、张勋及未独立的北方各省代表在南京会议袁世凯退位等问题。南京会议实际以张、冯、倪为核心人物，各人都有自己打算。冯国璋想利用这个会议造成第三种势力，欲以未来大总统之位为嚆矢。张勋则想做这个会议的盟主，而为清室复辟创造有利条件。倪嗣冲则想尽可能地复活洪宪王朝。而袁世凯还打算利用冯张二人的矛盾，使会议对自己退位等问题作出有利的安排。5月18—19日，来自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十五省区和上海、徐州、蚌埠等地区的代表二十余人就袁退位（大总统位）问题在南京举行了两次会议。会上山东代表丁世铎（后为黎元洪的幕僚）与湖南、江西、湖北的代表坚决要求袁世凯退位，而倪嗣冲与张勋则坚决反对。张勋还与倪嗣冲一道力主集合各省兵力对南方继续用兵，并反对冯国璋支持丁世铎提议的与西南各省商议召集国会一事。后来张勋还发出戡电，称可以集合十万大军与南方护国军决一雌雄。一时间使得本来不利于袁的局势发生了微妙变化，袁世凯一度喜出望外，对西南各方态度强硬起来。张勋之所以在南京会议上如此作为，一是对革命党人的仇视，不希望共和制度在扫清洪宪帝制后得以再造和巩固；一是希望袁世凯的北洋系与南方各省冲突、矛盾进一步加剧而为自己的复辟创造条件。
袁世凯死后不久，即1916年的6月6日，张勋又邀请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区代表转道徐州开会，这便是徐州会议的由来。参加会议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东五省代表则因与张勋的主张不同而没有参加，福建代表则没有及时赶到。6月7日，也就是袁死后的第二天，张勋发表了“保境卫民”的通电，并在招待各省代表洗尘的宴会上，向各省代表高谈阔论地谈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泽”。其所怀叵测已隐隐流露。6月9日会议正式开始，张勋任主席，开幕这天由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万为宗社党人）宣读会议召开宣言书与所起草的会议主张大纲十条。其宣言书称前者南北方在袁世凯退位问题上争论不休，桂、粤等省有心构乱，国家分崩离析，更有居心叵测者欲攘夺私利，把持政权（实际指段祺瑞）。遂有冯国璋、倪嗣冲与张上将（张勋）发起江宁会议之事。“当经公推冯将军主稿，电致独立各省，令派代表到宁与议。不意多日未接复电。今者袁大总统即逝，遂令此会几无结果。但敝上将军尤有厚望于此会者。则以招集初意。本为巩卫国家、既欲巩卫国家。斯不能不拥护元首，此实出于对内对外之公心，并非有私于袁大总统之一人。今袁大总统虽薨，而国家仍然存在，我各省军民长官，均担负地方重任，对于国家前途，应取何种政策，始为正当精确，自非固结团体，一致进行，不能期于永久。用特派人到宁，邀请诸公至此小住。以便筹商，兹就管蠡所及。择其最重要者数端，另列要纲，共同讨论。如果意见相同，即行定议，归告各本长官切实进行。”
以上为说明第一次徐州会议发起缘由，其中不无抬高自己、贬低冯国璋之意。会议另列要纲共有十条，其内容为：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项条件；保全袁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身后一切荣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催促滇、黔、桂、粤、浙、蜀、陕、湘各省，取消独立，倘若固执成见，仍以武力解决；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严整兵备，保卫各本省区地方治安；抱持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旅饷项，仍当通力合筹；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中央，实行减政，罢黜苛细杂捐，以苏民困；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并请各省代表务将此十项要纲各转达给本省长官。其实这十条大纲里，“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不过是烟幕弹，“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项条件”，“催促滇、黔、桂、粤、浙、蜀、陕、湘各省，取消独立，倘若固执成见，仍以武力解决；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严整兵备，保卫各本省区地方治安；抱持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旅饷项，仍当通力合筹；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中央，实行减政，罢黜苛细杂捐，以苏民困；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这几条为应时之举，但“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才是张勋的真实意图。
张勋在徐州开会，段祺瑞自然不放心，于是派了段芝贵到徐州活动张勋，并对其拉拢以便牵掣冯国璋。而张勋也正欲在冯、段之间游刃有余，何乐而不为。于是北洋集团内部，实际有了冯、段、张三足鼎立的架势，而张勋这个边缘人物正欲向权力中心靠拢，但打的并不是北洋集团的大旗。
徐州会议后，张勋俨然以盟主自居，并在6月20日发表通电，公然反对惩办洪宪帝制祸首，称“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并言南方倡议惩办祸首，态度激烈，恐为内乱纷争之因，称自己决不附和此主张。此电堪称是一篇奇文也。徐州会议与张勋通电发表，举国哗然，议论张勋有复辟之倾向。张勋不得已在致陆军次长田中玉、巡警总监吴炳湘的电文中极力辩称：“适勋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合，并有谣传谓勋主张复辟，业与昨天开会时当众宣言，实无其实”（陶菊隠：《督军团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掩耳盗铃之举，既做给老百姓看，更做给段祺瑞、冯国璋等看。
1916年6月29日，北洋各派领袖到彰德参加袁的葬礼，此间又有张勋秘密联络各方，欲在袁死后成为北洋系的领军人物并图复辟之说。8月1日国会复会，张勋看到自己在徐州会议上所称的“暴乱分子”旧国民党籍议员仍在国会中居于多数，不禁恼火万分，对这些议员的资格、薪俸问题大放厥词。对议员提议严禁武人干涉国会一案，张勋与倪嗣冲更是领着各地督军将提案人赵炳麟痛骂一番，这岂不是后来府院之争胁迫国会的前兆乎？张勋的惊人之举还不止这些，这边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下令惩办、通缉帝制祸首，张勋这边却公然把朱启钤、杨度、孙毓筠、顾鳌、薛大可聘为贵客。欲盖弥彰，众目睽睽下，张勋岂能欺人耳目？！
第一次徐州会议后，张勋在政坛上之活跃，俨然是除了段祺瑞、黎元洪可与之媲美外，无人可及了。8月14日，徐世昌亲自到彰德，为在彰德的北洋各派调和并商推新盟主一事。张勋对徐世昌这位目前北洋系内部的老大自然引重，于是带头倡议举徐世昌做未来的副总统。李纯、倪嗣冲、赵倜、孟恩远、张作霖、张怀芝、杨善德、段芝贵、陆建章等纷纷响应。张勋这时将徐世昌抬出来，一是打压冯国璋，二是与徐世昌借机加深关系，借其影响，在北洋系内部树立、巩固自己的地位，足以与段、冯二人抗衡。
张勋在徐州、彰德的活动让冯国璋极为恼火，于是以徐州为自己属辖之地，让张勋这位安徽督军移驾到安庆发号施令；张勋也不客气，马上告以本人身为长江巡阅使，江苏本是本人治下之地，岂有移驾必要。针尖对麦芒，让世人看透了两人的钩心斗角。
到了9月份，张勋又借着“烟土案”对国会再次攻击。原来在8月5日，司法总长张耀曾由云南返回上海，海关在其所乘坐的客轮上发现大宗烟土，据传张的随员孙世奇有极大嫌疑。偏巧这时北洋政府下了一道禁烟命令。这事件恰撞在枪口上，一时间成为引人瞩目事件。事发后，张耀曾竭力否认其属员中有孙世奇一人，免得自己与国会中人受政府攻击。后来经调查此事实际与唐继尧有关而与张确无关系。但张勋却不管这些，他只要看到旧国民党人、国会议员，两眼便放红光，在9月2日发电攻击张耀曾贩卖烟土，丧权辱国。后来段祺瑞与黎元洪派人告明情况，力加疏通，张勋也故意置之不理，仍扭于其中，无非是让政府与国会好看。9月13日张勋还与一班督军发电再次痛骂张耀曾，并要求即日将张耀曾革职法办。与张勋列名通电的有倪嗣冲、姜桂题、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杨善德等人，原来都是洪宪帝制热衷者，前清的一班老将们。张耀曾后来“愤愤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辞职。在辞呈中说自己“无罪可言，无责可负”。认为“张勋目无中央，威逼政府，请严加惩治以安国本”。并讲张勋既为“原告”理应到法庭来和他对质，若是诬告，应当法办。黎安慰他“不必计较”。段也只说了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张耀曾被迫辞职实助长了张勋气焰，此后他更不会将国会、法制这些维持共和的根本保障放在眼里，而愈发肆无忌惮地加以破坏。这也是以张勋为首的军人势力公然干预政治，以督军团为形式，对抗国会、破坏共和制度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在张耀曾一案上，段祺瑞、黎元洪如此推诿、敷衍也是出于各自立场，但二人的做法特别是黎元洪的不积极，只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后悔、倒霉早晚轮到自己。
9月21日，张勋召集第二次徐州会议，将原来的七省联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为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银、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兖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张勋这次再高升一步，由七省盟主变为了十三省区大盟主。会议还通过一个《省区联合会章程》，内称：“以后遇有要事可由张上将代列名，再行通知各省。”特别声明：“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本团体如有必须集议之事，应由各省区各派代表到会与议，其集议地点临时决定之。”“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治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以制服之。”
督军团在二次徐州会议后完全确立了张勋的盟主地位，而且该会议明确将国会，隐将旧国民党人、西南各地方势力作为对手，这不啻是恶流汹涌，逆行昭彰，共和民主岂能不危？
第二次徐州会议召开，果然使局势瞬间动荡起来，西南五省通电痛斥《省区联合会章程》与督军团是“枭张作乱”。随后，督军团借着与张耀曾的官司，将战火蔓延到国会，竟在9月22日公然提出解散国会、停止约法。并提议罢免属于西南派的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张耀曾的内阁总长职务，还对张耀曾、唐绍仪两位国民党籍阁员集中炮火，欲不将二人拉下马不罢休。其气焰之嚣张，言行之肆意妄为，令国人咂舌、瞠目。在张耀曾愤而辞职后，唐绍仪也愤然辞职。
第二次徐州会议前后，正是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纠纷刚冒开火花的时候，段祺瑞对张勋正是倚重之时。利用张勋对付国会和国会支持的黎元洪，对付冯国璋都是极好的一张牌。所以面对全国各界对张勋的声讨，段祺瑞起初是睁只眼闭只眼。在9月29日，徐州会议已为全国各界周知情况下，段祺瑞仍在装聋作哑，称有关徐州会议的“道路传闻”实际是军人将士们的“热诚所激”。这实际是对督军图干涉国会，迫害国民党籍阁员的不法行为公然袒护。次日，段祺瑞在国务会议上，也再次表示，对徐州会议并未预先知道。
不过，张勋与督军团的无法无天实在是各方都难以容忍的，所以北京政府在9月29日，还是被迫下了一道严禁军人干政的命令。30日又发电给各师长、旅长，严禁军人公开、私下会议干政。此举实在是亡羊补牢，只是在张勋脸上轻轻拂了一下，张勋的面子一点没有丢。不过到次年（1917年）除第三次徐州会议前，确实让张勋的徐州大营车马稀而人流少了。
1917年1月，北洋大佬里面先后有冯国璋过58岁寿，王占元过52岁寿，而倪嗣冲是50整寿。于是由倪嗣冲出面，以祝寿联谊为名，往来于南京、徐州等地，约定在1月9日于徐州会议。本来会议拟在南京召开，但冯国璋加以拒绝。“乃由倪嗣冲约赴蚌埠。次日偕赴徐州，于8、9等日连开会议。所提议案为：解散国会，改组内阁之一部，修改旧《约法》，改组总统府等事。后经多少变化，对于国会先主张解散一部，凡隶号称民党之政团属焉。继以刻下民党不有罪迹可指，变为主张一院制，解散参议院，取消民党多数，以为慰情胜无之举。对于内阁公府，则主持改组甚力。但此等事件，不免格于《约法》，故与修改《约法》同时提出。经徐树铮、倪嗣冲等商定实行步骤，以第一电提出前项要求，同时准备第二电责备元首不能执行前电，盖明知元首不能解散国会，故有此责备也。经过责备之后，另以第三电宣布元首不能行使职权，应依《约法》以某某继任。会商既定，徐、倪等持谒张勋，张见而大骇，谓此等断不可行。”段祺瑞听说徐州会议再次开幕，明禁暗支，乐得督军团再向黎元洪与国会开火，而徐树铮在其间活动也足可以说明情况。不过徐州会议所提主张也实在大胆得很，否则连张勋怎么都会“见而大骇”呢？不过徐州会议最后还是通过决议，将黎元洪总统府中的奸佞小人（实际是丁世铎这些民党身份的强硬派）清除掉；限国会一个月内制宪，否则解散；将陈锦涛、谷钟秀、张耀曾、许世英等人赶出内阁。联名者为十七省督军，冯国璋未列入，而张勋这次将大名列在领衔位。第三次徐州会议是此后督军团胁迫国会、内阁的行动纲领。
到了1917年4月后，府院之间因为对德宣战问题已成彻底劈裂之势。张勋本来是亲德派，黎元洪想利用这一点让张勋反对段祺瑞；而段祺瑞则利用张勋与督军团仇恨国会这一点，把矛盾转嫁给黎元洪。段祺瑞派徐树铮，黎元洪派张勋的同乡、国会议员郭同到徐州活动张勋，张勋已成了左右大局的核心人物了。
4月底5月初，督军团先是公然联袂拜会协约国各使，又闯进国务会议，提出对德参战要求。1917年5月4日是原定将对德宣战案递交国会之日，这天，王占元、张怀芝、孟恩远、李厚基、曹锟、赵倜、阎锡山、倪嗣冲以各省督军代表名义邀请400名议员举行座谈，督军团公举李厚基致辞。李督军在会上再次表示，自己到北京后经过“望闻问切”，认为现在唯有对德宣战这一选择为最好。
这边督军团一部分人唱红脸，招待国会议员；而另一边，督军团在段祺瑞指使下，到总统府唱黑脸，由倪嗣冲领头成群结队，再次向黎元洪声明我们督军强烈要求对德宣战。黎元洪于是再也按捺不住，这位好好人终于发了火，讲道：“宣战媾和是本大总统的特权，不许你们侵犯！你们责在守土！以上一切，都是目无法纪的行为！”倪嗣冲回了一句：“各国公使都希望我们参战。”言外之意是黎元洪不识时务，还在执拗。黎元洪闻听，气更大了，冲着倪嗣冲吼道：“你是省长，凭什么资格和外交团说话！”倪称来京本来就是参加军事会议，哪算擅离职守。黎元洪毫不客气地斥责道：“你是省长（连督军也不算），凭什么资格参加军事会议？”当晚，黎元洪与幕僚商议对策，有提议通电各省议会、商会及各团体，以社会舆论压迫内阁，但黎元洪还是优柔寡断，没有接受；也在当晚，段祺瑞与幕僚分析，黎元洪怒斥督军团实际就是让自家难堪，这时大将傅良佐说道：“没有大不了的事！总统不盖印，就驱除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傅大将这话也说得真好，连总统都敢驱除，连国会都敢解散，还有多大的事情！
5月6日，黎元洪将盖印的咨文交由总理府秘书长张国淦带回。黎元洪与张耀曾商量只有寄希望于国会这张牌了。5月10日，国会正式开会审议对德宣战案，这时京城内忽然出现“五族公民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北京学界请愿团”、“学军商界请愿团”等组织。在国会开会这日，两千多所谓“公民请愿团”代表竟冲入国会，将反对参战的议员一阵毒打，并在会场散发传单，威逼议员通过参战案，否则将捣毁国会。议员被围困达十个多小时。据媒体报道，这些所谓公民实际为段的爪牙所雇佣，每人以每小时半个银元或七八个铜元报酬，让他们到国会闹事。有人还看见靳云鹏、段芝贵到场指挥。而北京巡警总监吴炳湘并不急于解决问题，置广大议员的抗议于不顾，直到下午6时才姗姗来迟。广大议员称这是民国二年十月六日选举总统后，国会发生的惊人类似的一幕。到晚7时，在“公民团”雷鸣般掌声中，段总理终于大驾光临国会，而公民团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到5月12日段内阁例会时，因伍廷芳、程璧光、张耀曾、谷钟秀辞职，许世英遭弹劾，范濂源请假，到最后只剩下段祺瑞光杆一人。当日督军团在倪嗣冲宅邸会议，建议阻止段祺瑞辞职以免北洋解体并对国会继续保持压力。5月18日，孙中山、唐绍仪与岑春煊相继致电国会，要求严惩威胁国会暴徒，要求国会坚持斗争。5月19日，议员褚辅成提出对德宣战案只有国务院发文，但现在内阁瘫痪，国务会议不能召开，则只有内阁重组后，以国务院国务会议咨文提交国会才为合法。因此国会暂不予讨论此案。国会以多数票通过此案。
5月21日，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督军团在梁启超的背后献计下，提出修改宪法，一是扩大内阁权以满足段祺瑞的需要；一是改组国会，使研究系借机主宰国会。督军团中的22人将呈文分递黎元洪与段祺瑞。这天黎元洪与督军团代表孟恩远摊牌，自己抱了“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的主张反对解散国会。同时提出现在段祺瑞内阁已经瘫痪，段祺瑞唯有辞职另组内阁为好。这次谈判督军团、段祺瑞与黎元洪之间彻底决裂了，当日各省督军都负气离京。而就在同日，张勋在徐州举行了有十三省代表参加的第四次徐州会议，会议针对府院之争，提出“解散国会”、“迫黎退位”、“复辟”三个方案。（冷汰：《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第110页。）
5月23日，黎元洪利用段祺瑞与日本密议西原借款一事被披露而先发制人，宣布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陆军总长一职，以伍廷芳代理总理。段祺瑞负气出走天津。29日，倪嗣冲在段的指使下，在安徽宣布独立，随后奉天、山东、福建、河南、浙江、陕西、直隶相继宣告独立。段祺瑞在天津组织“独立各省参谋部”与黎元洪公然抗衡。
这时的黎元洪为收拾时局而一筹莫展，他所需要的总理候选人如王士珍、徐世昌、梁启超、李经羲要么婉拒，要么在督军团之压力下，不敢到任，政府一时陷入瘫痪中。而督军团又以张勋之意为是，称独立为兵谏，如同意解散国会，修订宪法，改组国会则可取消独立。与此同时，黎元洪得到美国人答应“允为后盾”，决定让张勋进京共商国是。而段祺瑞则接受梁启超的建议，“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许其复辟，然后以反‘复辟’为名，再打倒张勋，掌握大权”。（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1917年6月8日，张勋以黎元洪救命恩人，段祺瑞、梁启超苦肉计里的冤鬼的身份，率5000辫子军到达天津。当日与段祺瑞、徐世昌、李经羲、雷震春等商议解决时局办法，一致主张以解散国会为先决条件。同日张勋与黎元洪代表夏寿康会谈，提出必须驱逐总统府四凶，必须解散国会，如不照办，三日内即用武力解决。张勋还声明若不照办，不负责调停，任督军团在各省自由调动军队。当晚黎元洪与参众两院议长王正廷、吴景濂等商议，提出国会自行闭会解散，与会者均表反对。次日，张勋的辫子军开进北京，对黎元洪武力威胁，同时代陆军总长王士珍、京城步军统领江朝宗也以辞职为要挟，让黎元洪接受张勋的条件。6月12日，黎元洪把“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九个字抛到九霄云外了，下令解散国会，而代总理伍廷芳则抗争到底，宁死不肯副署。黎元洪只好任命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黎元洪此项任命是非法的，因为代理总理只能从国务员中选择，步军统领江朝宗与内阁毫无关系。）到了这般地步，黎元洪还在与江朝宗通电向国民去解释，解散国会为保存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6月14日，黎元洪遵照张勋的意见，将自己的亲信总统府军事幕僚处的“四凶”也撤了，张勋所提两个条件均已满足，黎元洪期望以后之时局当可慢慢恢复。这一天张勋进京，黎元洪竟然传令打开中华门迎接张勋，其昏庸之程度已经达到极点。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以来，中华门只打开过三次，第一次是民国元年二月袁世凯为迎接蔡元培等南方特使，第二次为民国元年八月，袁世凯迎接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后来与黄兴、黎元洪发表四巨头宣言，缓和了当时政府与各派政治势力尤其是同盟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次是黎元洪迎接张勋。仅从这一点来说，黎元洪与袁世凯的政治视野简直无法相比，把张勋与孙中山等同，留下的仅仅是政治笑谈而已。
次日，黎元洪与张勋会谈善后事宜，张勋提出组成责任内阁、召集宪法会议、改组国会、赦免政治犯、优待清室一条列入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将定武军扩充20营等要求。黎元洪提出各省取消独立并撤回军队、服从中央并不得扣留中央税款、撤销天津参谋处等。随后组成李经羲新内阁，表面看来事事平稳，哪知张勋背地里正在京城与遗老遗少勾结，复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 张勋复辟
早在1917年初，康有为与张勋这对复辟帝制的文武哼哈二将，就因共同主张立孔教为国教联系密切。1917年2月，张勋还特意派人到上海为康有为祝六十大寿。康有为即嘱托张勋与督军团运动将孔教列入宪法。后来“在康有为的授意下，由张勋领衔、各省督军联名再次向北京政府发出‘请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的通电，并杀气腾腾地威胁说，‘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暗示要用武力作‘最后的解决’。接着，孔教会在上海搞了一个‘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张勋和康有为被推为名誉会长，并由康有为致函各省派代表组织进京‘请愿团’，要求解决孔教问题，实际上就是公开发出政变信号，打出复辟黑旗”。当张勋进京时，康有为这边早已是急不可耐，十几道诏书竟然起草好了，几十万大洋也为张勋筹备齐了。
张勋进京第三天便和其他军阀一样，进京后戴上红顶花翎，穿上纱袍，进宫去谒见溥仪。张勋在拜见溥仪时，“恭叩圣安”，要他重新上台，“拯救中国”。溥仪赏他在紫禁城骑马，四个皇太妃也宴请张勋，送他古瓷器、名画以资鼓励。这位末代皇帝在紫荆城里目睹了从洪宪帝制以来乱哄哄的场景。一次和老师陈宝琛谈及时事，陈给溥仪转述一位遗老编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他加上一个横批曰：“旁观者清”。陈还对溥仪讲：“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68页）这与许许多多小老百姓口里所说的“民国不如大清好”多少有点同感。不过陈提的“旁观者清”倒是点破许多天机，让遗老遗少们在纷乱的局面中看出些盼头来。
张勋在谒见溥仪后，又秘密和德国联系，以复交为允诺赢得其支持。结果大批德国军火运到徐州，德华银行也秘密向张勋提供借款。6月27日，康有为与保皇党分子沈曾植、王乃澂秘密入京，先到张勋处密谈，二人决定立即发动复辟政变，事若不成，则退到内蒙古，保住半壁江山。后来康有为被安置在法源寺，秘密起草有关复辟文件。6月30日，张勋潜入宫中与陈宝琛召开“御前会议”，决意当夜起事。这天张勋为欺人耳目，还到江西会馆看堂会。是夜，张勋与万绳栻、雷震春、张镇芳等复辟派将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巡警总监吴炳湘请进其“大帅公馆”，告以复辟计划，胁迫三人同意打开各城门，将辫子军放进城内。当晚辫子军控制北京全城。
7月1日凌晨，张勋与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张镇芳、刘廷琛、沈曾植、劳乃萱、雷震春、阮忠枢、万绳栻等文武数十员，身着朝袍同入宫中。张勋率众人在乾清宫内向溥仪三跪九叩，口呼万岁，张勋宣读《吁请复辟折》，请宣统复位。是日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一切典章制度均照前清旧制。是日连下数道上谕，一道宣告清室复辟；一道封黎元洪为一等公；一道任命张勋、王士珍、张镇芳、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为议政大臣，张勋还被认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道任命新阁员及各部尚书；一道是公布各省总督、巡抚名单；一道是任命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议长。当日北京城内处处悬挂黄龙旗，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则被全部撤下。一时间北京变了天。“一些亲贵王公也准备担任粥德院顾问大臣之职。一些追求荣华富贵，想捞个一官半职的小丑们，也纷纷麇集北京。据记载，凡是年龄在六十以上，官阶在三品以上的清朝遗老，无不争先恐后地来到北京。有的到宫门‘恭请圣安’，有的辗转托人，巴结辫子大帅张勋。他们个个都是领顶辉煌、衣冠楚楚，而且个个都是须发皓然的老家伙。人们在路旁指指点点，评头品足：这个是某某尚书，那个是某某侍郎，……旅馆客店，处处满员，马车轿子纷纷出动。马尾做的假发辫、袍服戏装等老古董，顷刻之间变成了热门货，一天之内便销售一空，不得不连日加工赶制，以应急需。这些铺子由此大发横财。有一个估衣铺，存有蟒袍三身，曾以每身20元的价钱出售，无人过问。而宣布复辟后，有一个‘泰昌号’绸缎店，竟以每身120元买去，并且马上又以更高的价钱售出。”“由于伪谕命令城厢内外一律悬挂黄龙旗，不从者‘以叛逆坐罪’，所以早已倒闭的龙旗店又开张了，并且生意兴隆，利市十倍。”
丑剧随处可见，但只能让所有拥护共和的国民气愤难填。复辟当日，黎元洪如梦初醒，立即通电各省出兵讨逆。是日，孙中山先生得知复辟之事后，在上海寓所招待国会议员，商讨讨逆之事。当日，北京十几家大报刊停刊一日以示抗议。北京人民不顾张勋的白色恐怖，奋起抵制，痛骂张勋为逆贼，斥责复辟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妄行逆举。有市民还冒着生命危险，拒挂龙旗，甚至将它扯碎扔在道上。在上海、在南京，在全国各地，在世界各地华人区，人们听说张勋复辟，无不气愤填膺，怒斥张勋复辟。由社会各阶层发动的讨逆、反复辟，维护共和的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