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1日，即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签发临时大总统令，正式公布了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这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也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正式确立，也为南北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施政纲领。《临时约法》的颁布，让当时的社会精英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法律万能的呼声也因此响彻云霄。
1. 《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
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南京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是参议院，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根据这项规定，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于1月5日推举了由景跃月、张一鹏、吕志伊、王有兰、马君武等五人组成的约法起草委员和由林森等九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1月25日，景跃月等人就拟订了《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四十九条，交审查委员会逐条审查，限四天完成。1912年1月28日参议院成立，制定临时约法的工作仍在继续。2月17日到3月8日，参议院共召开了三次约法草案审读会，草案获得了一致通过。3月11日正式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见《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1912年3月11日，本文中出现的有关条文均出于此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国性的资产阶级宪法就这样诞生了。约法的核心内容有这样几点：
第一，《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首先肯定了“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原则，规定了国家主权的归属：“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朕及国家”的政治体制，宣告了几千年以来的君主专制的覆灭。
第二，对人民的民主权利做了详细规定。强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规定了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诸如人身安全、住宅安全、保有财产和营业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自由、通讯自由、居住迁徙自由、信教自由等；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有：请愿权、陈诉权（申诉权）、诉讼权、举报违法官员权、参加应任官员权、考试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这些规定反映了革命党人认识的发展，也从法理上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确立了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型政治理念，进而使《临时约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部资产阶级宪法。
第三，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其中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构，“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法院为最高司法机构，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法官组成。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拥有公布法律、统帅全国陆海军、制定官制官规、任命文武职员、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权力。
第四，确立了法国式的内阁制度。所谓法国式的内阁制，即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的统帅，他通过任免总理和组织政府，领导国家行政权力的实施，但其不是权力的中心，其权力由内阁具体实施；总理由总统任命，通过内阁具体领导国家行政机关。内阁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总统负责；议会拥有选举权、立法权和监督权，在国家政治体制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内阁制又名议会制，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又相互制衡中，议会权力大于其他权力，议会实际是权力中心。《临时约法》对权力结构的设计就是这样的：一方面《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一样，都赋予临时大总统很大的权力，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临时大总统统帅全国海陆军队”、“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临时大总统代表全国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等，这就是说，临时大总统仍然是国家元首、海陆军总司令和最高行政长官。另一方面，又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进行诸多限制。首先，从章节安排上，《临时约法》则将《人民》和《参议院》放在了《临时大总统》的前面，这种设计则明显降低了临时大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其次，《临时约法》专门增加了《国务员》一章，这是国家权力机构的重大变化，同时，明确规定了国务员的副署权：“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就是说，对于临时大总统的命令，如果国务员不同意，不予副署，这些命令就不能施行，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法律限袁，以保证民主共和国的长治久安。
第五，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关于参议院的组成和表决方式，《临时约法》的规定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也有明显不同。首先，参议员的产生不同，《临时约法》规定参议员由“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这项规定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看起来相似，但有两点不同：一是将“都督府”改成了“各地方”；二是将“所派”改成了“所选派”，这些看似细微的差别，却反映了制定者企图将官派议员改革成为民选议员的良苦用心。其次，增加了参议院的人数，由原来的每省三人变成了每省五人，这一改变就使参议院的规模扩大67%。其三，改革了参议院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的表决方式，《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参议院选举临时大总统时每省一票，《临时约法》则规定“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这个规定当然也适用于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其四，明显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对参议院所享有的权利，《临时约法》采取罗列的方式，即有立法权、预决算财政权、选举权、监察权、弹劾权等，并规定“参议院得自行集会、开会、闭会”，这就使参议员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
《临时约法》的颁布被视为辛亥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也是辛亥革命留下的最大成果，它的颁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临时约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的人民一律平等的原则，并详细规定了人民享有的各项政治权利，这就彻底否定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封建理念，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崭新理念和自由、民主、平等的时代精神，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其次，《临时约法》废除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确立了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开启了我国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的闸门。其三，《临时约法》的颁布，也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社团热、政党热、实业热风靡全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颁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法规，不仅有力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
2. 《临时约法》的缺憾
《临时约法》的颁布，曾经令多少民主人士欢欣鼓舞，不但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大功告成，就连国人也为之欢欣鼓舞，期待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是，北京政府的运作并不如意：临时参议院中的党争不断，内阁危机频频发生，民国初年的政局因此显得婆娑迷离，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政府悍然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临时约法》就被无情地抛弃了。尽管后来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为了恢复《临时约法》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这些斗争的影响越来越小，道路越走越艰难，《临时约法》只能作为一面民主共和的旗帜存在于一些人的心中。这一切固然与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而排斥异己的行为密切相关，但《临时约法》自身所存在的缺憾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这些缺憾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临时约法》制定者的代表性不强。众所周知，《临时约法》是由南京参议院制定的，而南京临时政府的施政纲领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代表组成，每省3人，当时全国共有22个行省，议员人数应为66人，这66人能否真正代表中华民族四万万国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在《临时约法》制定过程中，南京参议院的总人数只有41人至47人，这就是说，有的省份并没有派代表参加，更没有青海、新疆、西藏和内外蒙古代表，到3月8日上午开《临时约法》的三读表决会时，出席的参议员只有31人，还不到法定代表66人的一半，这就使参议院的代表性大打折扣。另外，从参议院所属的政治派别来看，其代表性也不广泛，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有革命派、立宪派、北洋派三种政治势力，其中比较强大的是革命派与北洋派，立宪派已经明显分化，其大多数已经倒向了北洋派，既然是制定宪法，就应该是各派政治势力充分协商，但从当时南京参议院的议员的政治身份看，革命派议员有30多人，占据着绝对优势，立宪派不到十人，不到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北洋派没有代表。参议员的这种结构固然保证了《临时约法》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但同时也使它的代表性大打折扣。正因如此，《临时约法》通过不久，就有人质疑它的合法性。1912年3月24日，《民立报》就刊登了湖北省议会的一则通电，声称南京参议院议员人数已不足法定人数，断难开会，并公开宣布《临时约法》无效。由于北洋派没有参与《临时约法》的制定，北京政府成立后，它的处境就比较尴尬，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一面声称遵守《临时约法》，一面又表示要修改《临时约法》，而此时北洋派的势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革命派，在没有民主传统和民主习惯的历史条件下，《临时约法》并没有起到限制袁世凯的作用，对此，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庸曾在1912年12月4日发表的文章《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一文中有精辟论述：“《临时约法》颁定以后，排袁者谓足以钳制专擅，袒袁者为之扼腕叹息，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种种所谓限制之不足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此真钳袁者所不及料，而袒袁者无用其叹息者也。”
其次，权力划分混乱。《临时约法》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并对参议院行使立法权、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行使行政权和法院行使审判权作了详细的规定，显然是采用了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这是中国宪法发展史上了不起的进步。但在总统、内阁、议会之间的权力划分含糊不清。比如《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第三十条）。总统拥有广泛的权力，如总揽总务、公布法律、统帅军队、制定官制、任命官吏、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第三十至四十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第四十四条）这些规定，显然总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核心。与此同时，《临时约法》又规定了国务员的副署权：“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第四十五条）这就是说，如果国务员（即各部总长）不同意总统的意见，拒绝附署，那么总统的命令就无法付诸实施，这又赋予内阁特别是国务员监督大总统的权力。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设想是很不错的，可惜当时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非常薄弱，在专制政治背景下成长以来的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骨干成员对这种权力划分格局很不习惯，更不会切实履行，因此便利用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娴熟的政治手段，不断阻挠、破坏来自国务员的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由此导致了多次内阁危机。另外，参议院权力太大，也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临时约法》对参议院的权力给予广泛的规定，如拥有立法权、预决算之财政权、审查权、同意权、质问权、弹劾权等而没有任何限制，而行政权力的行使几乎都必须得到参议院的同意。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关系中，立法明显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就使相当多的民主人士过分迷信参议院的权威而幻想使政府完全处于附属地位，进而忽视甚至排斥来自政府方面的意见。《临时约法》对国家权力的矛盾而又混乱的规定，成为民国初年政局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为袁世凯最终废除《临时约法》提供了口实。对《临时约法》所存在的缺憾，1912年11月24日的《独立周报》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临时约法》之为物，成于南京政府将次取消之日，为时本至忽促，而又以特别命意之故，不能悉衷诸法理，是故疵类百出，为世诟病。”（超然：《中国兴亡论》，《独立周报》第一年第十期，1912年11月24日。）
其三，因人立法。一个国家应该施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由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1911年12月3日公布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要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这个原则得到了十四省代表的认可，基本反映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政治主张，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在同盟会内部，主张实行总统制的人也在相当的多数。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在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取舍时，孙中山与宋教仁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26日晚，复聚于宝昌路逸仙寓所，重提政府组织大纲。宋仍主内阁制，不稍更。孙力主总统制不屈，面红耳赤，几至不欢。……宋即于是夜乘车赴南京。黄兴专车赶往。抵宁后，参加江苏咨议局代表会，……宋仍坚持己见，反对（总统制）甚力，主内阁制，历指总统制之弊。讨论颇久，黄兴询众议，多数赞同总统制，照案通过。”由此可见，实行总统制政体是各派政治势力的一致主张，但南京参议院在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却规定要实行责任内阁制。短短两个月，国家的政治体制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确实让人费解，而引起这个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革命党人在失去临时大总统的情况下，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而采取的便宜措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谈仍在进行，随着袁世凯赞成共和的迹象越来越明朗，南京参议院制定《临时约法》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早在1911年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就通过了如袁反正就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也曾多次承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推翻清朝，就让位与他。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保证以后，袁世凯坚定了赞成共和的决心，软硬并使，终于迫使清廷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后，袁世凯立即发表了赞成共和的通电，2月13日，孙中山履行承诺，向参议院递交了辞去临时总统的咨文，参议院随即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袁世凯很不放心，唯恐袁世凯破坏共和。为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是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三是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提出的前两个条件，就是企图将袁世凯从其老巢调出，置于革命派的控制之下，后一个条件就是给袁世凯套上一个紧箍咒，好让他沿着孙中山设计的民主共和道路走下去。《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并给临时大总统的权力设置诸多限制，出发点是防止袁氏专制独裁，确保民主共和的成果，反映了革命派维护共和的良苦用心。愿望虽好，却犯了“因人立法”的大忌，不仅大大降低了《临时约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为袁世凯后来修改、废除《临时约法》提供了口实，这个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