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总算知道，为什么鹦鹉也可以当个像样的经济学家了。你只要教它，对每个问题都回答‘供给和需求’就对了！”亨利·斯皮尔曼教授一边轻笑着，一边帮体态丰腴的妻子佩吉，坐上船舱的软垫椅。他刚才用供需原理解释了车费：一辆出租车收六美元车费把他们连同行李，从夏洛特阿马利亚机场（Charlottoe Amalie airport）载到圣托马斯岛（St.Thomas）另一头的红钩（Red Hook）码头。现在，他们就快到达目的地了。这艘船直接航向圣约翰岛（St.John），不一会儿，斯皮尔曼跟妻子就会在当初选定的度假地“月桂湾蔗园饭店”享用晚餐。
这一天，他们从纽约飞到维京群岛（Virgin Islands）的航程还蛮累人的，原因是飞机暂时降落在闷热拥挤的圣胡安机场（San Juan airport）而造成耽搁。斯皮尔曼心想，相较于乏味的空中旅程，在清风习习的海上行船，应该愉快得多。
他并不反对乘坐飞机。事实上，他外出旅游通常都乘坐飞机。近年来，时间对他越来越宝贵，而他一开始放松心情，便愈能体会到这点。当渡轮开始横跨匹斯堡海峡（Pillsbury Sound）的航程后，斯皮尔曼便想起“人算不如天算”的道理。最初他决定成为教授，一部分原因是他以为会有很多时间可以从事旅行、集邮与阅读等他感兴趣的事情，而这些活动都与他的父亲无缘，因为他父亲的工作时间很长。不过，如今亨利·斯皮尔曼在经济学界已经赫赫有名，因此他工作的时间，比起他父亲也不遑多让。随着斯皮尔曼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从事的各种活动也越来越多，而他公开演讲的费用、报纸专栏的稿酬以及著作的销售所得，也都随之水涨船高。这种种的一切都呈现出矛盾：随着财富的积累，他能够负担得起更多的休闲活动，但是和收入较低的那段日子相比，现在休假和各种休闲似乎都是可望而不可求。只不过，对了解“机会成本”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点矛盾难不倒他。斯皮尔曼每花一个晚上的时间用于集邮，就得放弃一个准备讲学、写书或写文章的机会，而这些都可能为他赚大钱。为求平衡，他决定把工作摆中央、休闲放两旁。著作的销售所得与出席各种活动的收入越高，他的休闲成本当然也跟着抬高，结果他的休假天数少得可怜，集邮册被打入冷宫，许多闲书也都束之高阁。
他始终很难跟家人解释，自己究竟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工作，这是他父亲从不需面对的问题。老斯皮尔曼经营一家裁缝店，谁都知道那是做什么的，东西在店里制作，产品摸得到。至于报酬与失望，则是用“利润”和“亏损”来衡量。
然而，学术研究正好相反。身为学者，斯皮尔曼教授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脑子里进行，或是低调地窝在图书馆。书和文章是他的产品，它们不会直接变成他的薪水；他的薪水在哈佛大学教职员当中数一数二，不像父亲的所得，会随市场的兴衰而波动。
斯皮尔曼刚拿到博士学位时也没想到，准备授课原来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哈佛大学就像其他大型高等学府，教师凭研究成果获得奖励，而不是授课表现。不过，斯皮尔曼依然认真教学，他在课堂上的作风，有点类似早期的英国教师，真心相信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思路被澄清，或者获得指正。斯皮尔曼喜欢追根究底，令他的学生又爱又怕。几年下来，那矮小、秃顶的教授，已经广为哈佛学子所知。他在课堂上，带着学生进行灵活的经济思考。他在教职生涯中最珍惜的荣耀，是大学生赠予的杰出教师奖。的确，他自忖，工作上的转变出乎他意料。
过了约四分之一个海峡，斯皮尔曼的白日梦被一个波士顿口音打断。“斯皮尔曼教授，可真巧啊。”
斯皮尔曼教授和妻子双双抬起头，抬得够高了，此时看到一位骨瘦如柴、满脸胡须的哈佛同事，德高望重的神学教授马修·戴克。斯皮尔曼教授和戴克教授仅点头之交，所以他只是佯装很高兴与之相遇。其实，在这里遇到同事颇令他懊恼，因为他向自己与妻子保证，这将是一次远离一切的旅行。
斯皮尔曼教授不动声色地说：“佩吉，你还记得戴克教授吧？”
“很高兴遇见你。”她轻声说。但面对眼前这位“程咬金”，她与丈夫的感受相同。
斯皮尔曼偶遇戴克的不悦，与戴克遇见斯皮尔曼的惊讶同等程度。谁不知这位经济学家行住坐卧皆不离本行，实在不像会来加勒比海度假的人，戴克心里直纳闷。
“世上的经济问题多如牛毛，真难想象你们这些经济学家还有空度假。”
“也许你没听过。”斯皮尔曼教授笑着说，“经济学家们刚开过会，一致决定世上问题终究属于精神层次，所以大伙决定置身事外，这会儿轮到你努力工作了。”
戴克一边开怀大笑，一边把自己六英尺[3]七英寸[4]的身躯，“塞”在他们对面的座位上。斯皮尔曼的机智应对，正是他的一贯作风。在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当中，他的反应灵敏无人不知，但是关于这事，斯皮尔曼教授只是半开玩笑，因为他刚从纽约市的年度全国经济学人会议回来，当选为经济学学会主席的他，最主要的职责是筹划会议，决定该提出哪些学术论文的题目。就是这项艰巨的任务，使他满心不愿地决定自己要找个地方先放松一下。
斯皮尔曼向戴克做了这番说明。戴克说，他这回来到维京群岛，是公干兼休闲，希望身在景色优美的知名月桂湾度假村，有机会用上“情化道德观念”（Contextual Morality），他是这方面的支持者。近来岛上的种族动乱令戴克相信，或许他的道德方法，可以为计划撰写的种族与道德方面的著作找到一些有用解释。
戴克教授的处女作《新道德案例》刚刚出版便造成轰动，因为这种结论出自神学教授笔下，似乎颇具争议性。这本书成了畅销书，原因是作者将神学的学术语言，与青少年次文化的流行语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事后证实对读者极具吸引力。不过，斯皮尔曼知道，戴克在神学院的较年长同僚都认为他是通俗神学家。
随着戴克开始畅谈他打算着手的研究，斯皮尔曼原本希望悠闲乘船穿越匹斯堡海峡的心情也开始往下沉。因此，当服务生宣布航程中的冰茶一杯一美元时，着实让斯皮尔曼松了口气。斯皮尔曼教授立刻在下意识地算了算，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自然的第二天性，而其间其实暗藏一系列的复杂步骤。他宽广前额上的眉头扬起，检视高柜上的盘子，每个杯子里，都点缀一片新鲜的柠檬。
“请给我一杯。”斯皮尔曼说。佩吉也要了一杯。
买杯茶是个看似简单的决定，然而斯皮尔曼做出这项决定，其实包含如下闪电般的算计推论：预期这杯冰茶可能为他带来的满足感，会超越以那个价格购买其他物品得来的喜悦。
斯皮尔曼在注意到冰茶旁边的柠檬之前，他一直处于边际上。换言之，他给予一美元的价值，等于一杯没有柠檬的冰茶之于他的价值。就是那一小块柠檬，让天平倾向购买的一方。
一般人自然而然地进行这些思维程序之后，便去关注其他的事了。心理学家也许会稍稍留意这些思维程序，同时心底赞叹人类大脑的神奇力量。然而唯有经济学家可以自称是在执行一项科学，它几乎完全构筑于这项推论的前提之上。斯皮尔曼记得，当年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时，发现怀海德[5]的引文时有多兴奋。在那之后，他便经常引述给学生：“文明的进步，在于我们不假思索便能进行的重要行动越来越多。”当时，这句话令这位初出茅庐的经济学家想象消费者与制造商文明的高度进步而获得满足。那是经济学家的领域。
他们带着冰红茶回座，戴克教授继续独白。此时，斯皮尔曼教授甚至不再掩饰对戴克谈话内容的不耐烦，他宁可将注意力留给由礁石、天空和海水组成的如梦似幻的美景，这好似那些新手画家的业余风景画作。每每遇到这种场面，斯皮尔曼总因为妻子佩吉在场而轻松不少，他的婚姻有个好处，就是他的妻子有能力应付一段他已经失去兴趣的谈话。佩吉出身教授家庭，所以她可以自如地和戴克这类人士谈笑。斯皮尔曼一路研究着热带美景，在船舶的嗡嗡声中，还听得见妻子适时插上一句“真有趣”和“可不是吗？”应和着戴克的独白。
渡轮接近饭店码头。乘客间的对话声越来越小，大家都期待能赶快抛开旅途的劳顿，入住举世知名的大饭店。船长灵巧地把船靠到码头边，一位船员将缆绳抛给在岸边等候的年轻人，再由他把船绑在岸边。舷梯搭上码头，精力充沛的女服务生带着一面写字板，神采飞扬地上船欢迎宾客。
她先自我介绍，欢迎大家光临月桂湾，接着开始念起一串旅客名单。船上八名乘客，包括斯皮尔曼夫妇与戴克，很快都出现在名单上。斯皮尔曼暗自佩服饭店的效率，他知道即使是经常旅行的人，在知道目的地有人等着自己、订房没出差错时，也不禁会松一口气。斯皮尔曼搀扶着妻子走下跳板，两人随同其他刚抵达的客人一起走向饭店前台。
至于戴克教授，则还在后头跟船员闲聊，同时也没有忘记对着他的哈佛同事喊道：“但愿你能找到此行想要的宁静。”
“他会的。”经济学家的妻子回答，“我会帮他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