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时候，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有时候本来想的是别的事情，可一不留神，七拐八拐，慢慢地拐来拐去，也能隔山过海地拐到这个问题上来，我隐约地觉得，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想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又不敢问张区长，怕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因为一句寡淡的话，一个关系不大的问题，毁了自己的一生，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我也听说过。我对自己说，还是不要问了，不要耗子舔猫，没事找事。有些问题，你能自己想清楚就想，想不清楚就先放着，也许哪一天不用想忽然就明白了，就全清楚了，那也说不定呢。就像小的时候，许多的事情都不明白，等长大了以后，也没有人专门教你，自然就懂了。
这以后，那个问题就像一个肉疙瘩一样寄埋在我的心里，除了我自己，没有人知道。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其实好多人心里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疙瘩呢，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
开完会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人们摸着黑往各自的家里走，天上的星星又少又远，西边的山谷里有狼在叫，感觉它又冷又饿。我和党支部书记戴玉是最后出来的，等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走得没有人了，插在房顶上的一面旗帜在黑黢黢的风里忽喇忽喇地飘动着，抽搐着，发出很大的撕裂般的响声，一时搐在一起，一时又突然嘭嘭地展开，每一下都运足了劲儿，每一声都像是要把自己活活地撕碎。
戴玉抬起头朝房顶上看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道：“它有些招架不住哩。”
披在他身上的一件衣服被刮了起来，像两个漆黑的翅膀一样忽煽了几下，他伸出手去从下面把它们揪住，又在身上裹紧。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却能清楚地听见他的声音。
突如其来地说：“文玉这个人不行。”
我听了，吃了一惊，一开始还以为是我听错了，文玉怎么就不行了呢？文玉是大队长，在村里的位置仅次于戴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
“你没觉得他不行么？”
我看着我面前的那个黑影子，不由得往后退了一下。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可是……你们两家那么好。”
“能有多好？全都是他妈假的，演给别人看的。我老婆和他老婆，两个狗女人，名义上是干姐妹，实际却都在斗心眼儿，没有一天不在斗，互相暗中比赛，比谁长得好，比谁穿得好，比谁胸前的奶大，谁比谁大了都不行，不行又能咋的，总不能用气吹起来吧？斗啊斗，后来把我也斗烦了，我也不再管她们了。”
我又是长长的一惊，若不是他当着我的面亲口说出来，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不仅是我，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竟然会不好，太让人意外了。世界真像是一部诡诡秘秘的相书，变幻莫测，无有穷尽。平日里他们互相称兄道弟，两家人之间的来往也很多，他们两个人的女人真的都还是干姐妹呢，有人甚至觉得，要想在他们两家之间插一根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那两个干姐妹经常在一起，挺胸抬头，穿的衣裳也比别的女人的好，说话的声音也比别的女人的声音大，她们都喜欢教育别人，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村里的男人、女人、孩子，甚至老年人，不少人都接受过她们的教育，她们都相信自己能够教育别人，觉得自己有那种资格和权力。
听见戴玉说：“趁工作组在，应该把他闹下来。”
我说：“他干得好好的，为啥要闹下来呢？”
黑暗中，戴玉像一个蒙面人一样站在我的对面，看着我。“他干得好么？我怎么没觉得？”他说，“我不那么看，我从来没有那么认为过。”
“你的意思是他干得不好？”
“不要再说废话了。把他闹下来，我想让你上，你来顶替他。”
“我能行么？我不行哩。”
“别那么没出息，又不是让你当公社书记，那有啥不行的！又不是让你一个人干，不是还有我么。”
在漆黑的夜里，我们慢慢地走着，小声地说着话，从西面的那条狭长的一年到头都散发着草料气息的巷子里传来一阵狗的叫声，叫得蝎蝎蜇蜇的，像是看见了什么让它觉得害怕的东西.我忽然觉得，狗那么叫，不一定就是在乱咬一气，它更像是在给自己壮胆呢，用声音驱走害怕，能驱走多少算多少。我又看看旁边走着的戴玉，他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依旧沉稳地走着。
过了一会儿，我又忍不住悄悄地看了看戴玉，他的沉稳让我佩服呢。我一边走一边想，还得几年我才能也变成这样呢？就像现在，那只狗分散了我很大的注意力，而在戴玉那里却是没有狗的，那只狗是不存在的，不管它叫得多厉害，一到了戴玉那里就啥也没有了，既没有狗，也没有狗的叫声，狗到哪里去了呢？
我暗自觉得，和戴玉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会让你成长得很快，刷刷刷地就长起来了，像夏天里的庄稼，一天一个样儿。
每天我都要去一趟河东的榆树院，看看张区长有没有指示，看看工作组有没有要办的事，工作组的人都和我越来越熟了。
每次我去的时候，都会看见院里院外的榆树上落满了喜鹊。工作组的小史说，它们像是来开会的，又像是来探听情况的，常常一整天都不走，哪儿也不去，树头上黑压压的。我问小史，是谁派它们来得呢？小史说，这还真不好说。我觉得，不管它们是怎么来的，它们倒是很自觉的，从不喳喳地乱叫，很多时候，更像是一些成熟了的果实一样安分守己地挂在树上。不过，也就在那同时，我却有了一种十分不好的又让我有些害怕的感觉：它们为什么不叫呢？一只不叫，两只不叫，那么多的喜鹊，为什么谁也不叫呢？没有一个开口的，那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说明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喜事？这个东西像一个突然出现的炸弹一样抱在我的胸前，晃荡着挂在我的心里，不能对任何一个人说。我觉得，要想把它扔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扔出去的时候不被别人看到，那就更不容易了。
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明显地觉得我一直都在抱着那个东西，尽管没有人能看得见，只有我自己能感觉到，抱得我很累，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放下来歇一会儿。好在我还年轻，我常想，要是换成一位老人，很可能早就累死了。
从地里回来，我又去河东的时候，张区长对我说：
“你们这个村子，眉毛胡子的还挺复杂，戴玉说文玉不行，侯玉又说戴玉不行，这么多玉，就没有一块是好的？”
我看着张区长，在等待着他下面的话，但是他却披了一件衣服，不再说什么了。我们从一些树下面穿过，沿着一片萝卜地的圪楞一直往南走，地里长满了青翠的绿缨子，胡麻地里的胡麻也有一尺多高了，再过二十多天，满地里就开满了数不清的小蓝花。我跟在张区长的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我想，戴玉可能已经找过张区长了，不然张区长怎么会那么说呢。
走到一片扁豆地的前面时，张区长停了下来，他看着地里的豆苗，又看看远处的山梁，忽然转过脸来，对我说：“德龙，你是一棵好苗子，不过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自己长歪了，长歪了很可惜呢。”
我看着他，使劲地点了点头。
又说：“今年过年我们都不回去了，就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过。”
我说：“那太好了，人们会高兴死的。”
“也有人会不高兴吧？”
“应该没有。不过有也不怕，一锅饭里有一两颗沙子也是正常的。”
“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颗也不能有。德龙啊，阶级斗争永远是有的，它就不可能被消灭了，只要这个世界上有穷有富，那就永远是两个阶级，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去，除非实现了共产主义。”
“张区长，我这回听懂了，我明白我们为啥非要实现共产主义了。以前说是说，可心里真的很糊涂，不知道为啥非得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实现不行么？实现个别的不行么？这会儿我明白了，除了共产主义，别的无论实现了啥都不行。别的不说，就说穷人和富人，从小我就知道，这两种人是永远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的，就连说话都说不到一起去的。富人总想着要剥削穷人、压迫穷人、拿穷人开心取乐；穷人呢，没有一天不在想着把他们底朝天掀翻，消灭光，把他们的一切都夺过来；听见富人出了事，穷人们觉得比过年娶媳妇儿还要高兴呢。”
“德龙啊，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你说的正是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这样的斗争，在今后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可能还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呢。”
“还要斗争那么久？”
“那也未必就能到了头，或许还会更久远呢。怕了？”
“没有。”
“没有就好，不能怕。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不上那种舒适的好日子了，我们天生就是斗争的命，或许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好一些。”
“张区长，德龙向您保证，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豁出去这一百多斤不要了，也要把共产主义实现了。”
“我也是哩，咱们都是一样的。”
“光靠我们能行么？”
“无数个你我加起来，那是多大的力量呢？无数个德龙，无数个我，还有无数个张玉王玉李玉，就是咱们这个村里，那也是想要实现共产主义比不想实现共产主义的人要多得多，是不是？”
“是。”
如果把我们的村子看作是一个家庭，那么，河东只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孩子，一个因为实在养活不了而不得不给到河对面去的孩子，河西这面才是一大家子呢。破败的村庄让张区长深感责任重大，连我跟在后面都有些不好意思呢，我们的村子咋就这么旧呢，只有河里流着的水每天才是新的。
从河东过来，张区长不时地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打着招呼。
有的老年人对他说：“你快领上我们去共产主义吧，我们都想去哩，不想再在这儿坐着了。”
张区长说：“要去的，当然要去的，不过路呢要一步一步地走。从村里到县里，还得走一整天呢，何况我们要去的是共产主义，不是县里，也不是省里。”
老人们说：“你看我们这样儿，有今日没明日的，我们怕等不到那时候了。”
张区长说：“要有信心，好好的活着哇，这事也着急不得。”
老人们殷切的眼神都一条一条地爬上来，横七竖八地搭在了他的身上，张区长感到了一种重量，重量来自人民群众中间，咬牙也得扛着，我注意到他的背忽然有些下弯，我想那一定是被老人们的期望和信任压的。老人们也厉害哩，能把堂堂一个区长压成这样。有的老人在自己家里不行，没有地位，活得球球蛋蛋的，不成个人样，可是，只要一离开家，从家里一出来，很快又觉得自己像个人了。
我催促着张区长赶快走，再到别处去看看。张区长对我说：“你好像很害怕群众呢。”
我说：“我不是怕他们，我是怕他们纠缠你。”
张区长说：“那说明什么？那正好说明他们对你有要求，有期望。一个干部，无论如何不能怕群众哩。群众觉得你能指望上，才会那样对你说。”
我说：“张区长，我真的不怕哩。我是怕他们开口让你领着他们去共产主义，那咋去呢？”
“人民群众的呼声那么强烈，那是对我们莫大的鞭策，”张区长说。“那正是一个干部要开展工作的时候。要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让大家明白共产主义是一点一点地奋斗来的，并不是早就摆在远方的一个花园，买一张票就能去了的；要是不奋斗，就永远不会有，永远去不了。”
我说：“要不再返回去给他们讲讲？”
张区才长说：“慢慢来吧。”
走了一会儿，听见他说：“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不应该是变戏法的与观众的关系。”
我走在张区长的旁边，仔细地琢磨着他的这句话。
走到河的上游的时候，看见一群牛在那里喝水，十几个孩子聚集在牛身旁，正在噌噌噌地一把一把地从牛身上往下拔牛毛。我和张区长站住，看了一会儿，张区长突然大喝一声：
“住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