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区长生气地说：“哎，你这个戴玉呀，无组织无纪律，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呢？”
戴玉说：“和你说了，你就不让杀了。”
张区长说：“不行，你要想办法给我把那只羊救活。”
戴玉说：“已经杀了，血都放了一盆，那哪能再救活呢，神仙也没有那个本事。”
“你没看见好多人家里连一颗米都没有么？”张区长说，“这个肉我们不能吃。”
戴玉说：“已经杀了，那咋办呢？”
张区长说：“杀的时候有办法，杀完就没办法了？按人头分到各家去。”
戴玉哭丧着脸说：“张区长，不能分呀，没办法分哩，一个人连一两都轮不到呢，那得割多少刀呢？”
“需要割多少刀就割多少刀。”张区长说，“你们想过没有，一户人家里，锅里要是突然有了一块肉，那一家人会有多高兴呢，就像过年一样呢。”
看到张区长是那样的坚决，就只有听他的。我忽然想起羊还有一副下水，于是，我向张区长建议，下水就不要再分了，那也没办法分，一家一小截笔帽一样的肠子，一户一小块儿扣子一样的肝？不如煮成一大锅，让工作组的同志们和村里的干部们一起吃一顿，也算是为工作组送行。我的这个主意一说出来，张区长马上就同意了，小队长以上的干部都来参加。
“凡是来了的干部，就不能再分肉了。”张区长说。
我和戴玉都说：“当然不能再分了，两头都不误，那成了什么人。”
张区长说：“把文玉也叫来吧。”
戴玉没说话。我说：“文玉在家里病得起不来哩。”
张区长有些吃惊地说：“哦，什么病呢？”
都不知道文玉是什么病，连他们自己家里的人也说不上来。
张区长想了一会儿，然后对戴玉说：“分肉的时候不要给文玉家里分了，把仅有的那个羊头和四个蹄子分给他们吧。”
戴玉勉强了好一会儿，才终于说出一个字：“行。”
戴玉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对张区长说：“我本来是要把那两样东西留给你的。”
张区长说：“又在胡闹，我要一个羊头干什么！我抱着一个羊头在那里啃，你们在一旁看着，那不是要看我的笑话么。”
事情就这样定了。我立即让人敲着锣，在村里沿街吆喝，嘡啷嘡啷的锣声略带沙哑地在冬日的村里回荡着，声音溅到山上，又被碰了回来，在人们的房顶上和院子里嗡嗡作响，在每个人的心里也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锣声让村里蒙上了一层古旧的色彩，时光仿佛在倒退，屋瓦上长出了几百年前的青草。不久以后，饲养场里来了好多人，以那只已被剥去了皮的羊为中心，人们围成圈子，圈子不断地还在扩大，变粗。我是分肉的总指挥，会计负责登记，还有两个人操刀割肉，虽然正是隆冬时节，但他们仍然把袖子高高地挽起，赤膊上阵。我注意到有不少老年人从家里搬来了凳子，坐在一边，如同在看戏。
会计叫一个名字，就上来一个人，肉一片一片地从羊身上割下来。人口多的家庭，能分得手掌那么大一块，这让人们很是羡慕，人们的目光从羊身上移到人身上，又从人身上回到羊身上，人少的家庭都暗暗地自己极其地不合算，吃了大亏。段五，光棍一人，只分到拇指粗细那么一条肉，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忽然把肉放进嘴里，生着就吃了，等人们明白过来时，那条拇指粗细的肉已到了他的肚里。段五说，吃了算了，省得拿回去再做了，万一不小心，回去打一个盹，再让猫叼了去，连这一点儿也没有了。有人说，那你就再连猫也一起吃了算了，羊肉在猫的肚里，猫又在你的肚里，最终等于猫和羊肉都在你的肚里。
真的有猫哩，在人们围起的圈子外面，来了不少的猫，都是闻风而来。除了猫，还有狗，嗷嗷地叫着，都想挤进来，但是人们围得水泄不通，它们根本挤不进来。也许它们不是想吃肉，它们只是想看一看剥了皮以后的羊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
文玉的一个孩子来了，我把他领到饲养场的一间房子里，把那个提前拿出来的羊头和四个蹄子给了他，放进他带来的一个篮子里，又在上面苫了些草。趁那工夫，我问他：“你爹能下炕了么？”孩子说：“还不能。”
打发走文玉的孩子以后，我又回到了那个人声鼎沸的热闹无比的圈子里。站在那中间，就像是站在了权力和利益的中心，好多人的眼光都在我的脸上爬来爬去，让我感到了一种奇痒。我知道好多人的兴趣其实并不一定在肉上，而是在那个像一块白石头一样的羊尾巴上，那可是一大坨结结实实的肥油哩，没有参杂任何别的没用的东西，无论把它分给谁，都必然会引起纠纷和麻烦，甚至会发生流血事件。谁都知道，这一块肥油，无论到了哪一家，都会被细水长流地吃上一年，让他们的生活每一天都油光发亮；而分给他们的那块肉，用不了一顿就完了，哪头重哪头轻，人人都一清二楚。为了避免那种随时都有可能到来随时都有可能变成现实的灾难，我决定给每一家都从那个尾巴上薄薄地切一片油，这样一来，谁也不会再说什么了。这办法果然好，随着那个厚敦敦的羊尾巴被切得越来越薄，随着那只羊被分割得越来越小，饲养场里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先前围起的那个庞大的圈子也开始一圈一圈地瘦下去，一直瘦到只剩下几个人，如同几根骨头，一直又瘦到连那几根骨头也没有了，只剩下中间的一摊血，黑紫色地印在地上。
这天晚上，整个村里都飘满了羊肉的香气，孩子们乱七八糟地到处奔跑着，叫喊着……我看着这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一时竟忘了这是在哪一年。
在空无一人的饲养场里站了一会后，我离开那里，该去河那边与工作组的同志们联欢了。
我们抬着一口里面能够蹲下一个人的大锅，小心翼翼地踩着冰，过了河，到了河东的榆树院里。支起锅，生火，烧水，把所有的羊下水都切碎了放进锅里，又把山药和干菜也切碎了放进锅里，最后再扔进去一把辣椒。一小队的队长谢宝才是一个烧火的高手，在家里就经常烧火。很快，他就像变戏法一样让那口大锅下面冒出了越来越旺的火焰，又红又黄的火光把整个榆树院都照亮了。谢宝才像一个小炉匠一样蹲在火口前，还在继续往里添柴，他的脸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锅里开始有了气，像是冬日的河面上飘起来的雾，雾后来越来越大，几个人同时站在锅前，如同站在大雾弥漫的河边，相互之间都看不见别人，只能听见说话的声音，只能看见锅里正风起云涌，怒涛翻滚，红辣椒像是一些头戴着尖帽子的小丑，身不由己地在里面出没，沉浮，刚露了一下头，很快就又不见了。
多少年了，河东的这个四周长满榆树的院子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到这时，工作组的同志们才发现他们其实是很喜欢这个村子的，看见那些为了一大锅饭到处奔走，忙得烟熏火燎的村里的干部们，忽然觉得与他们贴近了不少，有点儿像是自己的兄弟呢，以前竟一直没觉得。村里的干部们也忽然对这些即将要离去的人生出了依恋，不想让他们走哩！不知道上面当初为什么要把他们派下来，这时又为什么要把他们突然撤回去？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呢？他们一走，不要说河东这面，就是整个村里也会一下空落不少，天一黑，河东这边又会变得和过去一样，一点儿声音也没有，黑得深不见底，只剩下虫子在练习翻身，鬼在行走，或者背朝河水坐在长满绿茵茵苔藓的石头上。
吃饭的时候，张区长说：“本来我们今年是要打算在这里过年的，现在看来是过不成了。”我问张区长：“走了以后就再不来了么？”张区长说：“现在情况还不清楚，谁也说不上来，也许明年一开春以后就又来了，谁知道呢，一切都要取决于上级的安排，不由我们呢。”戴玉说：“你们一走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院子锁起来，等明年春天，早早地让人把院子和房子收拾好，等着你们。”工作组的傅春英说：“我们都喜欢这个冬暖夏凉的院子呢。”戴玉说：“工作组一走，我们心里都有些虚哩。”张区长说：“不应该虚啊，工作组走了，并不等于党也走了，党还在么，你本人还是支部书记呢；还有德龙，还有这么多的干部。”戴玉说：“这一走，不知啥时候才能再见哩。”张区长挥了一下手，说：“不说那些了，来，我们吃饭吧，放开肚子喝羊杂，每人喝它五六碗。”
张区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真的喝了五六碗。喝完第六碗的时候，他说：“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喝吧。”他像喝醉了一样看着大家。有一阵子，榆树院里没有别的声音，也没有人说话，只有一片纯粹的稀里呼噜的声响。有的蹲在叶子掉光了的老榆树下，有的坐在门槛上，还有的人就一直端着碗站在锅边，从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戴玉用眼睛白了他几次，竟也没有腾出空来说他。戴玉后来是在工作组走了很久以后的一次会上突然想起这件事的，他不知怎么就忽然想起了那个从头到尾一直站在锅边的人。戴玉说：“我们有些同志，真是丢人哪！在工作组的面前，真是丢死人啦！”有人说；“工作组的同志们也都吃得顾不上说话呢。”戴玉说：“那不一样哩，那能一样么？人家是客人，我们是主人，是我们在招待客人，哪有主人是那样的？只顾自己不管不顾地埋头死吃，把客人忘到了九霄云外？”
傅春英，作为一名女同志，作为工作组里唯一的一名女同志，喝下了四碗羊杂汤。她有些激动地说：“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多呢。”我对她说，四碗不行，要向六碗进军。傅春英说：“德龙，你想撑死我么？我这已经给你们留下了笑话。”我说：“吃饭怎么能是笑话呢？要是那样的话，世上的每个人每天都在闹笑话，每天至少都得闹三次。”傅春英说：“我不是怕你们笑，我是真的不行了。我以前连羊肉闻都不能闻呢，这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了。”
第二天，工作组就走了。我让村里套好马车送他们，但张区长坚决不让送，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走了的。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榆树院的，头一天晚上吃完饭的那口锅还在，乌鸦们蹲在树上，看着人都走空了的院子。我锁了门，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又一次看见院子里重新变得寂静，荒凉，甚至有些阴森可怖。我想起村里的人们常说的，说这个院子里一到夜里就会有三尺高的小人儿在轻快地走动，有穿着绸缎衣裳的老人在叹气，有时还会从墙头上探出一张脸来向河西那边张望。我以前不相信这些，但现在再看这个院子，觉得那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为什么工作组一来了以后，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了呢？我觉得是工作组能够镇住它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作组是能够镇住一切邪气的。但是，工作组总有走的时候，工作组一走，它们就又出来了。这一片地方，平常连那些顽皮的孩子们都很少来呢，有时候偶尔来一下，回去后就会一夜一夜地发烧，烧得昏迷不醒，像是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里。顽皮在这个可怖的地方也不顶事呢，照样让你变得不顽皮。无奈的父母打着灯笼，拿着孩子的小衣服，也是硬着头皮到河东来给孩子叫魂，一声一声地叫着孩子的名字，也不敢大声地叫，叫得鬼声鬼气的。大人就不怕么？当然也怕，但是为人父母，没办法，该叫还得去叫，再怕也得叫，你不去让谁去呢？叫上两三个晚上，差不多就好了。
我曾带着民兵们来河东这边练习过打靶。有的民兵，手里握着枪，头皮还在一紧一紧地发麻，就这熊样还能当民兵么？我骂他们，教育他们，鼓励他们，但都不起作用，他们的头皮照样发麻，身上一不小心就打一个冷战，哆嗦一下，有的甚至会不由自主地尿出来，一脸的惊恐不安。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才突然明白，一个人的内心坚强和强大才是最重要的，那才是最好最顶用的武器，要胜过手里的任何家伙，怀着那样一份心情，无论到哪都不会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