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窗外的那两颗石榴树开花了没有？我后来常常会梦见那座名叫捧场的内地小城，梦见捧场公学的比城墙还要高大的灰色围墙和围墙内的一些人，范文衷校长、马主任、贺大姐、于琴、杭世骥、伙房里的老罗、老赵，还有绰号叫“七寸”的万绍禹。不知道万绍禹为什么叫“七寸”？真名倒不常被人提起；不知道范文衷校长还当不当校长？他常有投笔从戎的冲动，可一身的慢性病又让他每每总是黯然神伤。我见过他深夜在学校食堂里的长条桌上挥毫泼墨，书写标语，一只手捂一会儿肝区，接着又移向胃部，脸色灰黄，时而又沉淀出乌云般的黑色。他是沈先生中学时代的同学，那年我提着两个箱子来到小城的时候，他亲自带着马主任和贺大姐来接我，还有一辆黄包车跟着，是专门用来载我的行李的。后来我才知道拉黄包车的那个人也并不是一位真正的黄包车夫，而是学校食堂里的师傅老赵，那辆黄包车也是范文衷校长临时借来的。
范文衷校长安排我住在一个有天井和一段回廊的小院子里，院内青苔弥漫，窗外的两棵石榴树刚刚吐出嫩芽，我喜欢那个幽静的院子，那样的一种情景也不是从未离开过上海的文宛所能想象到的。
不知道范文衷校长现在还每天煎服草药么？不知道贺大姐的伤好了没有？闻知她的一个儿子在江城做了日本人的翻译，她鞭长莫及又无可奈何，从此脸上很少有笑容，直到有一天险些用一把剪刀将自己刺死；不知道捧场的城门还剩下几个，我走的时候西门已经被炸塌，东门则是早就没有了，那里已是一片长满野花野草的原野，一些或明或暗的水沟镶嵌在其间，马主任每天从东门那一带赶到学校，都会带来一身的露水，晚上回去时又时常听到有嘤嘤的女声在野花下哭泣，只闻哭声，从来看不见人，马主任觉得自己的长衫的下摆被一只手拽住了，回头去看时，却又把他松开了。马主任说，有冤屈你就说，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上？有风吹过来，四周的花枝颤动得比平日紧了几分；不知道汽车现在是否已开始从东门经过，那一带千百年来的僻静和神秘将从此被划破？不知道捧场开往愣严的小火车是否还在运行，是不是还是每星期一趟，沿途喷吐出白云般的蒸汽？不知道杭世骥的岳母和小姨子走了没有？不知道桃树湾破了没有？桃树湾若是破了，整个捧场小城就形同于一张纸；不知道于琴是否已去了延安？
捧场城里有一个公园，当地人常去，一家人带着孩子，几个朋友相约，据他们说里面好得如同人间仙境。我是爱逛公园的人，但捧场的那个公园我却不曾进去过。鲁迅先生一生不游公园，在上海住了十年，兆丰公园、法国公园，从来没有进去过，就连离家最近的虹口公园也从来没有进去过。春天的时候，我告诉他公园里的土软了，风也柔和了，他答应选个好的晴天去一趟，但只是想着而从未有做到。他说，公园的样子我是知道的……一进门分作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树下摆着几张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闭上眼睛一想，公园可不就是那个样子的么？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是那个样子的，捧场的公园想来也不会比上海的更出格。
在捧场的最后一个月——那时候并不知道那会是我在捧场住的最后一个月，还以为不知要住多久呢——我意外地遇到了方霞。有一天，我带着学生们在城里刷完标语回来，在学校附近，有人忽然挤了我一下，我未曾理会，继续随着学生们往校门里走，就在快要迈进门槛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叫声清脆，好听，未有捧场本地的口音。我停下来，转身看见一名头戴灰色军帽的女子，在我愣神的时候，她已扑了过来，伸手摘下头上的帽子，我突然叫出了她的名字，她就是方霞。算起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竟是在好几年前的上海的景云里。方霞告诉我说，几个月前，她见到了沈先生，从沈先生那里知道我正在这里教书。昨日，她所在的抗敌宣传队恰好打捧场经过，她是特意来找我的，她希望我辞去这里的教职，随她一同走。这是白日里的事。
到晚上的时候，我已决定要跟她走了。我去向范文衷校长请辞，范文衷校长说，看见我领着学生们出去沿街刷标语，提着糨糊桶，他也觉得不是个长久的事。“你本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又说：“你也可以随时回来，把这里当成你的一个家，学校的大门对你永远是敞开着的。”范文衷校长用宽厚的神情望着我，又有些不舍的意味。这一年多来，承蒙他的理解和关照，让我走过了一段还算干爽平坦的路，比我原先预想的要好得多，这已让我心存感激，对范校长，对捧场小城，对捧场公学的师生们，也让捧场这个从前闻所未闻的内地小城在我的心里逐日逐月地有了城墙般的厚度，有了一种能洇出水来的情感和浆果般的汁液。
在我的心里，捧场这个地方像一颗野草莓，在我的眼前垂挂了多日，在我的掌心里暗红了多日，如今，我要把它再放回原处，转身离去。
第二天，方霞来接我。抗敌宣传队住在城北的三义店。路上，方霞对我说：“我们的队长你也认识。”我说：“那怎么可能？”方霞说：“那怎么不可能？浦明佑，你难道会不认识她？”我说：“哪个浦明佑？”方霞说：“真的不记得了么？就是那个浦明佑啊，写过《黄水仙》，写过《城春草木深》的那个浦明佑啊。”听方霞这样说，我不禁有些惊异地啊了一声，我是真的惊异又惊愕，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以为的那个队长应该是个有着战斗经验的男性军人，却没有想到是个女的，还是个我所认识的女的。我说：“是她？”方霞点点头。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圆脸，皮肤白皙的南方女子，是的，那就是浦明佑，在上海住过几年，我与她见过几次，但未有说过很多的话，每一次的直觉都在莫名地提醒我告诉我，我们好像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记得文宛当时管她叫“生煎馒头”，我一直未有问过文宛，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方霞说：“她如今已经不叫浦明佑了，现在叫叶放。”
我走在方霞的身边，我在想，这是为什么呢？
到达宣传队设在城北三义店的临时住地时，浦明佑正在与捧场的县长以及当地的士绅们座谈。在一处三间房子连通的大店里，坐着捧场的县长以及二三十名当地的士绅们，众人的眼睛全都望着一个梳一头齐耳短发，戴一副黑边眼镜的正在讲话的女人，我确定她就是宣传队的队长，从前的浦明佑，今日的叶放。问身边的方霞，方霞说正是。看见她每讲完几句，即有座中的一位头皮精光的人离开座位，弯着腰，将要站起来而又没有完全站起来，说一句：“鄙人赞成。”赶紧又弯着腰坐下去。又见浦明佑点点头，眼镜晃一晃，接着又开始讲；讲不了几句，看见又有一个头皮精光的黑缎子的脊背兀地从后面拱起来，说：“鄙人赞成。”说罢以后，先前拱起来的那一部分黑缎子很快就又塌落下去不见了。
吃过晚饭以后，浦明佑接见了我，从她的神情上看，她显然也还记得我，两个人握了一下手，立即就又都松开了，我的心里不禁一惊，仿佛听见有一件清脆的器物碎裂到了地上。
浦明佑对我说，没想到能在这么个地方碰到你。又说，方霞大概都已经和你说过了，我现在的名字叫叶放，以后我们以同志相称，不要再用过去的那一套了。
我听了，如坠入云雾里：过去的哪一套呢？我想着，追溯着……她的警卫员忽然推门进来，给她送电报来了。我趁机走了出来。
天上没有月亮，只有一些散沙似的星星。
三义店的水井边上，有人正在吱吱扭扭地摇着辘轳往上提水，我闻到了马匹的气息和草料的气息，黑暗中又传来牛的低沉的叫声。演唱部的团员们正在练声，胡琴响着，竹板也在啪啪地打响着，一个男声用高亢的韵白念道：“康汝伦啊康汝伦，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只道天无日，地无光，山无棱，水无涯，一生已注定，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抗敌宣传队离开捧场以后，我被分配到创作部，与方霞在一起。创作部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实际需要和形势的要求，编写诗歌、快板、对口词、表演唱、独幕剧甚至多幕剧，看见什么，马上就要编好，进行演出。常常是要根据某一个地方最近发生的事情，稍作加工，然后直接搬上舞台，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阅。人民群众喜欢的，继续改进，改进得让人民群众更加喜欢，喜欢得一日也离不了。人民群众不喜欢的，要推倒重来，错不在群众。
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创作一部多幕剧，是叶放亲自布置的，故事根据发生在顿县的一件真实的事情改编而成。有一个地主，没有子女，考虑再三，决定让他们的一个长工帮忙，与地主的太太住在一起，帮助他们生孩子。这个长工呢，已经觉悟了，接受了很多新思想，不再是过去那种长工了，所以他决定不帮地主这个忙。要是在从前，他会认为这是一件极占便宜的事，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天大的好事，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再那么想了，因为他有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他认为这是一件很丢脸很恶心的事。就在这个时候，边区政府派来的工作队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工作队便找那个长工谈话。
工作队的老汤首先指出长工目前的这种态度，大方向是对的，爱憎分明，阶级意识非常明确，但再往细里分析就有点儿简单主义了，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老汤对长工说，地主自己没有能力，求到我们门上，让我们帮他生孩子，这正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好时机啊！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这正是我们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的好时机啊！平时你去哪找这么好的机会呢？无论你帮他生几个孩子，名义上那是地主的孩子，实际上那些孩子是谁的？这事别人不清楚，你自己难道还不清楚么？地主的太太怀了孕，她怀的是什么？真的是地主的崽子么？当然不是，那是我们穷人的骨血，革命的后代，和地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将来长大以后也不会向着地主，因为他骨子里是我们的人，血管里流的是无产阶级的血。长工说，老汤同志，您今天算是来对了，您要是不说，我还真没有想这么多，这么远，我先前只以为不帮他的忙就行了，现在看来是不对的。经过工作队耐心的启发和教育，长工终于决定要帮地主的忙了。
长工说：“我生，我一定帮他们生。”
第四幕，长工在地主的带领下来到地主的卧房门外，地主高兴而又痛苦地朝舞台后面的黑暗中隐去。地主的太太在房中先作害羞状，后又作挑逗状。演出部的柴小莲提议说，长工来到地主的卧房外面，这个时候长工应该有一段咏叹调，借以抒发他内心的感受和对革命事业的崇高理想。柴小莲的这个提议立即就遭到了叶放的反对和否决，叶放说，咏什么叹！人民群众这时候不想听你咏叹，只想看你下一步怎么做。
几天以后，叶放对我拍了桌子，说我写的唱词根本不能用，快板词也不上口。又对方霞说：“好好教教她。”说完，怒气冲冲地离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一丝悲凉和难过袭上我的心头。我注意到她的胯骨比在上海那时候宽了不少，从背后看上去，像是一位刚刚和丈夫生过气或正要赶回去救火的农村大嫂。
有一天，在去往朱城的路上遇到大雨，队伍到一个庙里避雨，我刚把被雨淋湿的头发擦干，叶放忽然打发她的一个警卫员来叫我过去。警卫员的头上顶着一片葫芦叶子，我跟在他的后面，走到大庙后面的一间平房里，看见叶放也正在梳头，身上穿着一件白布衬衫。警卫员从外面关上了门，听见外面的雨水打在树上，浇在屋瓦上，又看见窗外的水流成一道灰白的幕帘。好半天她没有说话，后来突然问我：
“你记日记么？”
我对她说，已经很久没记过了。
她说：“应该把目前这样的生活和斗争经历记下来。”
看见她把手伸向领口，解开衬衫最上面的一道纽扣，接着又要再解时，那只手却忽然停在那里不再动了。不久，那只手出现了，拿起一把梳子。
又是好一阵没有说话，那把上面刻有小花的木梳子在她的头发里犁了一阵后，也不再动了，像是睡着了。她的一件上衣搭在一根竿子上。
“过去的那个浦明佑已经死了，”她忽然说道，“我已和她一刀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