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极力想明白她的意思，但是却不能够。密集的雨声又不时地斜插进来，像是要把我从她的面前夺走，从这间年久的有着无数古怪气息的房子里叫出去，叫到外面的雨里。我想起了路上的泥，一种被叫做美人髻的花被狂暴的雨水打得零落难看，相貌凄惨，花瓣如累累的伤痕，在茫茫的雨雾里浮现，飘零。
自我进来后，她一直都是坐着的，这时，她却站了起来，慢慢地向我走过来，似乎在她的心里正默默地数着所迈出的每一步，我已经能看清她脸上的一些细微的东西了。来到我的面前，她用一种比平时略低的声音说道：“××要是还活着，你还会到这里来么？”
说完，背着手朝门口走去，又猛然伸手打开门，外面的雨顿时扬沙似的飘了进来，她的警卫员也突然出现在门口，湿漉漉的一个年轻人，她摆了摆手，重新关上了门。她回过头来，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不会的，一定不会的。”
我没有料到她竟会说出那样的话。我说：“你还有别的事么？”
她的嘴角动了动，像是要尽力地形成一丝微笑，却到底没有形成。
出了她的门，我眼里的泪夺眶涌了出来，似有万箭穿心。又怕方霞看到，用手胡乱在脸上抹着，将泪水与雨水混在一起。我冒着雨回到前面的大庙里，方霞用一个搪瓷缸子端了一半热水给我。演出部的人从神像前面拉起一道帘子，与这边隔开，不少人已经睡着了，还有的挤在一起小声地说话，小得如同米粒，在这间到处都挂满灰尘的千百年的旧殿里轻轻地滚动着。我和方霞坐在下面，我们的上面是一位看不清面目的仙人，从他的姿势上看，似乎正要登程到某一个地方去，却还未启程已落满了灰尘。
方霞让我把头枕在她的腿上。“我给你梳梳头吧。”她说，“这样的天气，头发里容易长虱子呢。”
“说不定真的已经有了呢。”我说。
“有了就好了，会受到表扬呢。”方霞说，“叶放说过，一个人头上身上没有虱子，什么也不能说明，只能说明他革命不彻底，一颗心，交革命一半，自己留一半。”
我低声对方霞说：“但愿她比我们彻底，身上头上全是。”
方霞笑得伏在了我的身上。不一会儿，我感到头上开始变得舒畅多了，方霞慢慢地用梳子在我的头上梳理着，我仿佛又回到了小的时候。在山花烂漫的故乡，上坡，下坡。蘑菇打着小伞，浆果摇晃着，坡上的向日葵从我的眼前离去了，黑木耳悄悄地蹲着，优雅地有礼貌地站着，露水叭嗒叭嗒地从它的旁边经过，蝴蝶飞着……蝴蝶告诉桦树说:“有人趁你睡着的时候，剥走了你一块皮，最漂亮的那一块……”桦树本来没计较，可是一转眼，看见一个人一弯腰，它的一个兄弟就啊的一声倒下了。傍晚，蝴蝶都回去了，夜合欢岔开腿，香喷喷地出来了。磨坊里有了亮，桦树噔噔地来到磨坊门口，冲着里面说道：“以后不准你用我的皮点灯……”
听着外面的雨声，枕着方霞的腿，我渐渐地睡着了，在一个梦里越走越远。
行军时，一头骡子的身上驮着两只箱子，其中一只箱子里装着叶放近年来所有的手稿。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上海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来包油条，我曾在那里得到过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我写信告诉了周先生，许先生听了很生气，周先生却不以为然。
两年以后，我住在丹霞村的一户中农家里，叶放住在一个叫雁湾的地方，在那里动手写她的《曙光》。几个月前，宣传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宣告解散，大部分的人去了部队，机关和学校，方霞被派往苏北。
房东邓长顺一家希望我永远住在他们家里不走，据他说，这样才能让他们一家老小在村里挺起腰杆，做人做事也不会再常常觉得心虚，气短，遇到有麻烦时，有人就会忽然想起我来，说，算了，他家里还住着干部呢。就真的算了，就真的从他的旁边绕过去了，不好的事情就会绕开邓长顺一家而直接找到另外一户人家的头上。我在不知不觉中好几次帮助邓长顺一家人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这些我并不知道，都是邓长顺后来告诉我的，我只是觉得他们一家人对我照顾得比一开始的时候更周到更细致了。在邓长顺的妻子施金兰的眼里，我可能更像是他们家的一个菩萨，只要我在院子里一出现，她马上就会过来问我需要什么，山区妇女实心眼儿，一旦明白平安是怎么来的，便会一心一意如敬神一般对你，热切，感激，常常会没有次序地涌过来。我反而不太敢随意在院子里出现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农身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身份，稍一不慎，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跌到另一个阵线里去，包括邓长顺在内的所有的中农都十分明白这一点。
“苏同志啊，你能住在我们家，是我们全家人的福气哩。”邓长顺对我说。“你没来以前，连燕子都不来我们家做窝哩，嫌我们家危险，靠不住呢。自从你来了，燕子也来了，前天我数了一下，房檐下一共有四个燕窝呢，有一窝已经出了小燕了。”
又说：“有时候半夜回来，看见你的屋里还亮着灯，知道你还在看书，写字，那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想着能不能煮两个鸡蛋，挤一碗羊奶，给你送过去，可想来想去又怕把事情做得过了头，落下一个贿赂干部的罪名，害了自己，又连累了你。”
我对他说，我在这里住得很好，一切都很满意。至于他说的什么半夜里送鸡蛋送羊奶，我也以为极其不妥，告诉他千万不可那样做。邓长顺认真地听着，连连地点着头说，我懂，我懂，我不会把事情做坏的。
吃饭时，吃到碗底，会忽然看见一个鸡蛋静悄悄地埋藏在下面。
邓长顺七十多岁的老娘看见我，也是除了客气就是感激，她更对于女人出来做事，当干部、写作、打仗、开会，尤其感到惊奇，无限的不明白。回想自己那一辈子，回想那时候的女人，她有许多解不开的事情，时至今日，也都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眼里常有雾蒙蒙的东西驻留不去，孤独，困惑，陌生，多年以前的那时候她们都在做什么呢？丹霞村第一次开斗争会的时候，街上响起锣声，她以为是来了戏班子，搬着一个小板凳出了门。
很多人羡慕邓长顺，尤其是那些与他有着同样身份的中农们，成分都是一样的成分，邓长顺仿佛揣上了护身符，而他们却像是后娘养的，不好的事情常常会像流星一样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栽下来，一头栽进他们的家里，家马上就不成个家了。从地主富农们的头上溢下来的东西也会直接而自然地流到他们的头上，也只能流到他们的头上，不往他们的头上流，又能往谁的头上流呢？再也不会流到贫雇农们的头上去，可以说非他们莫属。感到憋气和不公的中农们猛然发现，和他们有着同样身份的邓长顺实际上比地主富农要可恶得多，也更万恶得多！对于中农们来说，地主和富农实际上是他们的几堵挡风的墙，当有运动来了，有灾难来了的时候，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地主和富农，灭顶之灾也由他们来承担；而运动要是不扩大，不延伸，只在地主富农们那里做文章，打转转，从地主富农们那里开始，又在地主富农们那里结束，中农们就会一直平安无事，有地主富农在那里替他们顶着，挨着，中农们一般来说是安全的；要是地主富农都死了，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一个名叫包文太的中农私下里对另一个名叫蒋百顺的中农说，不要盼着那几户地主富农死，相反，我们还得要保佑他们一直活着，好好地活着，长命百岁地活着；有他们在一天，我们就不至于太坏，他们要是死了，对我们这些人可是一点儿好处也没有，他们一死，就把我们都露出来了，等于把他们的麻烦如数地留给了我们，拔了毛露出皮，唇亡齿寒哪。
而邓长顺就不一样了，当运动扩大，从地主富农们那里洪水一样来到中农们这一层时，作为中农的邓长顺基本没出过事，等于是把事情全推给了别的中农。
终于有一天，中农们再也憋不住了，十几户中农联合起来，去找村干部，去住工作队。他们说，干部是党的干部，是大家的干部，不是哪一户人家的干部，不能由某一家人独自霸占着，应该按月轮流着到每一户人家去住，这样更便于开展工作，更便于了解全村每一户人家的情况，更便于紧密地联系群众。
工作队的彭队长一听，拍着自己的头，恍然大悟地说，啊呀！中农们说得对呀，说得好啊！我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于是，工作队就来找我，让我从邓长顺那里搬出来，先到那些中农们的家里轮流住一阵，然后再轮流到别的人家。彭队长说，全国马上就要都解放了，这个时候，尤其不能挫伤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因为一户人家而伤害了一大片。我们干革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只有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都满意了，我们才敢说我们是做出了一点成绩的。
我离开邓长顺家的那一天，邓长顺，邓长顺的妻子施金兰，还有他们的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全都哭得满脸是泪，而哭又都是在小声地哭，憋闷无比地哭着；一是怕村里人和工作队听见，二是怕住在厢房里的邓长顺的老娘听见，邓长顺一直都没敢把我要搬走的事实告诉他的七十多岁的老娘，他怕这不幸的消息会让他的老娘承受不住打击。处于万般难过中的邓长顺依然是个细心的人，孝顺的人，他特意叫来自己的一个侄女，专门去那间厢房里陪着他的老娘说话，哄着，瞒着，拖延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他的老娘突然从里面出来，不让她看到我带着行李从他们的院子里搬走的情形，不让她看到她儿子一家人正在刷刷地流泪，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施金兰甚至出现了昏厥前的迹象，我让邓长顺好好照看她。
我对邓长顺说，这事要正确理解，不能硬钻牛角尖。
邓长顺抹了一把泪，对我说：“苏同志啊，我懂，我也理解，我知道有人一直都在眼红我，他们说的也对，换了我，我也会和他们一样的。”
在邓长顺的街门外，一户姓董的中农已经接我来了，他们早早就来了，一直在外面等着，又不敢进院子里，怕与邓长顺一家冲撞起来，他们只求顺顺利利地把我接走。我从里面刚一出来，董姓中农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接过我的行李，扛在肩上，飞也似的就朝他们将跑去了。这个中农叫董卓然，读过几年私塾，那次十几户中农联合起来去找工作队，就是由他发起并带头的，那一套连工作队也不得不折服的理由也是由他陈述出来的，工作队的彭队长称赞他有相当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具有培养前途。但是，我没有想到，董卓然在某些方面会比邓长顺更让我感到不安。
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我放下手中的书，看到外面月色很好，又听到隔壁的屋里和院子里一片寂静，决定到院子里去走走。推门出去，看见门口的那一边站着一个人，吓了我一跳，仔细一看，正是那天扛着我的行李飞奔而去的那个孩子，手里握着一柄两股的叉子，叉子略高于他。我问他站在这里干什么，他先是不肯说，把嘴紧紧地闭着，眼睛越过我的肩膀看着对面的街门和院墙，后来看见我没有要离去的意思，才说：“我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啊，怎么把您吵醒了呢？”
我说：“你不回去睡觉，站在这里干什么呢？”
他的脑子里飞快地斗争了一会儿，小声地说道：“不能睡呀，我爹让我们给您站岗呢。”
我吃了一惊：“你一直就在这里站着？”
“我才出来。”他说，“前半夜是我弟弟，后半夜是我。”说着，眼睛向他的旁边瞟了一下，那里立着一杆红缨枪，是他弟弟的。
“你不困么？”
“才出来的时候有点儿困，这会儿已经不困了。”
“快回去睡觉吧，明天我和你爹谈。”
他不回去，可是看见我有些生气的样子，他把手里的那柄叉子又立到窗户下面，回去了。
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觉得月色已不像未出来前看到的那么好了，很快也回到屋里。
第二天，董卓然从地里回来以后，我叫住了他，我说了昨夜见到的情景，我的生气写在脸上，又映在话里，让他一看就明白。我对他说，你要再让两个孩子那样，今天我就搬走。又问他：“你是他们的后爹么？”董卓然说：“不是的，我是他们的亲爹……我只想表达一点我们一家人的心意，却没想到做错了……那就不让他们站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