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变迁
1805年，伊朗王储阿巴斯·米尔扎与法国拿破仑派来的秘密特使、法国骑士勋章获得者、东方学家约伯特在大不里士的行宫中会谈。这位王储正为伊朗1803至1805年期间对俄战争的一连串失败感到极大痛苦。他完全知道这些失败只是更大问题的表象。这位王储迫不及待地凑到法国特使面前，一口气问了一大串问题，让法国特使感到窘迫：“什么历史使你们（欧洲人）超过我们？你们进步、我们贫弱的原因是什么？你们有管理手腕、征服手腕，把所有人的智力用于行动，而我们在耻辱的无知状态中过着单调的生活？”……这位王储曾在里海前线战场指挥过伊朗军队对俄作战。他亲眼目睹了伊朗军队失败之惨状……于是，阿巴斯·米尔扎成了第一个推动现代化的上层统治者。
伊朗近代史，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审视，则是一部典型的外源性现代化史；如果按照汤因比的“文明刺激-反应论”，则是典型的“挑战-应战”史。可以说，整个近代史都是围绕着国家如何应对国外势力的挑战，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找准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追富赶强的一部变革史。1813年，伊朗与俄国签订的伊朗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古利斯坦条约》，以及随后签订的《土库曼恰依条约》，标志着伊朗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统一体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地位已不复存在。伊朗自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帝国主义强行“打”开以后，与世界上大多数曾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受到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同时，它的现代化也以改革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以应对外部世界压力的方式启动了。
1804年阿巴斯·米尔扎被任命为阿塞拜疆总督，从此伊朗开始了以阿塞拜疆为基地，颁布改革计划，推动行政改革的现代化步伐。这就是伊朗早期的“尼扎米贾迪德”（新政）改革。这位王储的现代化首先从自己最有切肤之痛的“强兵”计划开始，聘请法国军官为伊朗军队的军事顾问来编练新军，在大不里士开办军工厂和军需厂，派伊朗贵族子弟到英国和俄国留学。1815年，第一批5名伊朗官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留学，1819年学成回国。1819年，他在大不里士建立了伊朗第一座活字印刷厂。1824年，在德黑兰出版了第一套活字版书籍。
1848年，埃米尔·卡比尔出任伊朗首相，这位出使过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改革家，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政治上，主张建立高效的、分工明确的官僚机构，裁撤冗员，取消冗长乏味的官员称呼；经济上，设立专门的财政机构，重新厘定税收制度，促进国内贸易，鼓励民间从事工业；军事上，继续延请外国军事教官训练伊朗军队，按照欧洲军事建制组建国家正规军队，编练新军；教育上，大量派遣伊朗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创办新式学校。1851年，卡比尔出版了伊朗第一份官方报纸《事件报道》，专向中央和地方官员宣传国外时事要闻，让他们了解西方大势。
卡比尔改革的最大成就之一是1851年建立的伊朗第一个官办高等教育机构“德法隆”（“大学堂”）。“大学堂”的创办宗旨是为国家培养政府管理人才，同时也为国家培养精通与西方打交道的外交人才，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摆脱对外国教育的依赖性，防止留学生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和观念而“学坏”。“大学堂”是伊朗近代教育变迁的转折点，是引进欧洲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向西方学习的具体成果，标志着伊朗现代化已经开始超越“物器”层面，逐渐深入到教育和文化层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大学堂”作为第一个官办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加速了伊朗引进欧洲教育制度的步伐，而且，国家作为教育改革的首倡者和推动者的地位从此确立下来。
然而，在当时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配套制度的情况下，即便由国家力量作为强制推动力，“大学堂”的生存和延续仍属困难重重。第一，作为官办机构，“大学堂”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性，其管理、经济来源、课程设置、招生对象一切都听命于国家，“大学堂”的校长都是由王室亲自任命。行政力量和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决定着“大学堂”的发展节奏，“大学堂”变成了国家力量在教育领域的一种延伸形式。第二，“大学堂”在整体上还存在着一个文化生存环境缺失的问题。置身于传统教育的汪洋大海，“大学堂”简直就是一个“异类”，不仅受到传统教育制度的孤立和歧视，甚至连“大学堂”师生的着装、举止都成了传统人士的攻击对象。纳赛尔丁国王在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下，甚至连学生的行为举止、衣着头型都要亲自过问一番。“大学堂”设置的西医专业，更变成了全社会保守人士的攻击对象和笑柄。就像当初的阿巴斯·米尔扎的“新政”遭到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一样，“大学堂”也被保守的乌里玛认为是“不符合伊斯兰的”，“是欧洲政治和文化入侵的重灾区”。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看不惯“大学堂”，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其结果，连合格生源都成了问题。据说，当时在“大学堂”担任教习的外国教员不得不针对不同学生制订出一套特殊的教学方案，为此感到十分苦恼。第三，缺少基本教育立法的制度保障。“大学堂”的办学经费根本得不到有效保证，外国教师薪水无法准时足额发放，造成外国教师流失，师资力量得不到保证。毕业生在这里只有文凭，没有学位。那些学习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生，如果想拿到更高的学位，必须到国外大学继续深造才行。
“大学堂”的艰难处境集中体现了伊朗教育改革的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主要来自国家权力控制和保守势力的强大，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伊朗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把教育改革视为国家减小对欧洲教育依赖性的一种手段，进而减小国家对西方的全面依赖性。也就是说，国家把教育改革当成强化国家独立于西方的一种实用手段，教育改革的目的是服务国家权力本身，而不是培育现代社会的根基——公民社会。伊朗的高等教育从来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大学自治”，或者说独立于国家力量以外，而一直是作为国家自我振兴的工具和手段，这一传统从“大学堂”诞生的第一天就确立了下来。国家专制性质本身决定了这一困境难以克服，当保守势力强大到威胁当权者的地位和利益时，当权者便会以牺牲教育为代价来换取保守势力的支持，保守势力的强大与反对态度正是造成伊朗教育现代化发展缓慢的最根本原因。
尽管“大学堂”举步维艰，但它毕竟是伊朗现代化，特别是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里程碑，为伊朗培养了第一批受到西方观念熏陶的人才，为伊朗后来的改革和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1858年，“大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共85人毕业，到国家军队任职19人，留校11人，到国外深造10余人，其余人大多进了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同年，“大学堂”还在大不里士开办分校，第一批教员中大部分是“大学堂”的首届毕业生。这些人成为伊朗教育现代化历程中第一批出自本土的进步力量。
国家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推动者，其作用最终能发挥到何种程度，这完全取决于专制权力本身的强弱程度。国家力量强大，就能做到政随令行，发挥的作用就大；相反，如果国家力量弱小，社会保守力量相对就大，国家就会屈服于保守势力的阻碍和反对而变得无所作为。因此，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统治者，教育改革就能得到快速推进，否则，教育改革就会停滞不前。从纳赛尔丁国王迫于保守势力反对而抛弃了卡比尔首相开始，直到20世纪20年代军事强人礼萨汗上台之前，国家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推动者，其实际发挥的作用已经降低为零。但是，这并不是说，伊朗教育现代化过程就停止了脚步，实际上，随着西方经济势力的侵入，西方教育也不可阻挡地进入了伊朗。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西方教会学校在伊朗的开办和发展。
1830年，德国传教士在大不里士开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1839年，英国传教士在伊朗开办教会学校。同年，法国传教士也在大不里士开办教会学校，招生人数为14人。到1848年，法国传教士在尤鲁米亚地区总共开办了26所男子教会学校和6所女子教会学校。1836年1月，美国传教士也在尤鲁米亚开办了美国在伊朗的第一所男子教会学校，共招收7名学生，到1848年，该校学生数增加到50人。截至1879年，从这所男子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数达122人。1838年，美国传教士在尤鲁米亚开办了美国在伊朗的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首批招收学生仅4人，到1847年，从这所女子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总数达到530人。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加速了在伊朗的大规模传教活动，各国传教士纷纷建立自己的教区，由教区直接负责传教事务的地域管理，有组织地进行传教，开办学校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187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大不里士建立伊朗第一个教区，同年又在大不里士开办了两所女子教会学校。到1883年，在校学生数增加到42人。
除了教会学校之外，西方人还在伊朗各地举办语言学校，如法国的“联合法语学校”和英国清教徒开办的语言学校等。
总之，这些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和办学的同时，也在传播西方的文化和观念。尽管从地域上来讲，西方传教活动主要局限在伊朗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但是相对于整个国家传统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言，无疑是带来了一阵清风。所以，后来伊朗宪政革命的进步力量主要集中在上述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伊朗大量留学生日益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及外国传教士在伊朗的文化教育活动日臻频繁，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民主观念在伊朗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如何从西方文明中汲取进步因素以有利于改变国家落后的社会面貌等一系列攸关国家民族存亡的问题，促使伊朗国内最早觉悟的人开始思考现代出路。因此，从19世纪下半叶始，一股强调西方先进、向西方学习的民主自由思潮在伊朗开始涌动；与此同时，另一股试图在摆脱落后现实的同时，又能发扬光大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也在伊朗悄然兴起。无论哪一种思潮，相对于传统的保守思想而言，都是伊朗的早期启蒙思潮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为20世纪初爆发的宪政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前一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姆汗、塔来布夫，后一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则是阿富汗尼和克尔曼尼，而且克尔曼尼更加复杂，他除了抨击伊斯兰中的落后因素外，还宣扬了一套基于种族主义的波斯民族主义观念。
马尔库姆汗是19世纪末伊朗著名的改革活动家和宣传家。他生于亚美尼亚，在法国巴黎大学接受西方教育，1852年回国，到新办的“大学堂”担任教员和翻译。1857年，他负责建设了从“大学堂”到德黑兰王宫的伊朗第一条电话线路。他还组织了一个类似于共济会的秘密团体“遗忘物”，成员大多数为社会上层人士。他还撰写了大量鼓吹改革、宣传君主立宪、保障私有财产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文章，引起了纳赛尔丁国王的怀疑。1861年国王下令取缔马尔库姆汗的“遗忘物”组织，查办了参与该组织的官员，马尔库姆汗被迫流亡到土耳其。流亡期间，马尔库姆汗与伊朗驻土耳其公使过从甚密。经过这位公使的保举，马尔库姆汗又被纳赛尔丁国王任命为驻英国公使。1889年，纳赛尔丁一路巡游欧洲。国王在英国期间，马尔库姆汗陪同，并赠送国王一份厚礼，作为回报，国王允许马尔库姆汗在伊朗发行彩票。彩票动议遭到伊朗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认为彩票是一种赌博行为，是《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经典所明令禁止的行为。于是，纳赛尔丁国王又一次妥协，下令取消彩票特许经营权。马尔库姆汗利用外界不知情的机会把彩票经营权转让给一家英国公司。纳赛尔丁大怒，撤销了马尔库姆汗的公使职务。从此，马尔库姆汗一直留居伦敦，并于1900年创办了波斯文报纸《法律报》（又译《法言报》），宣传君主立宪和召开国会，限制王权，抨击伊朗的政治专制和腐败。马尔库姆汗还写了大量讽刺文章，揭露首相和大臣违法乱纪、腐败卖国，以及宫廷中的种种可笑制度。《法律报》遭到国王查禁，传阅该报的人被逮捕。但是，这份报纸仍然通过各种途径流入伊朗，并为知识分子广为传阅。马尔库姆汗对西方民主主义和宪政思想的宣传，以及对伊朗时弊的揭露，对立宪革命的爆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