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莱布夫出身于阿塞拜疆首府大不里士的一个普通工匠家庭。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塔莱布夫年轻时就外出经商，后来成为高加索地区一位富有的商人。大概也是因为家庭的影响，他对外界事物和西方文化表现出非常开放的态度，很少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保守性。16岁时，他到北高加索地区的文化中心第比利斯（今格鲁吉亚东部最大城市）求学，在当地的新式学校接受教育。55岁后，他把主要精力从生意上转到著述上，写下了大量著作。他的思想学说对伊朗的宪政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1906年，作为故乡大不里士的地方代表，他被推举为伊朗议会（Majils）的第一届议员。
塔莱布夫的思想充满了批判意识，但与马尔库姆汗着眼于现实批判所不同的是，他所从事的是思想批判和哲学启蒙，更具思辨性。他在三卷本著作《艾哈迈德书》（Ketab Ahamad）中，首先强调，人类开始对自然之谜产生疑问、并追寻自然存在的本性之时，便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动物分离之始。当人类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动物种类与其他动物不同时，则意味着人类从纯动物界中分离出来了，从此，人类开始具有人性（humanity），或者说人的基本属性。人类对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存在，产生了对象意识，或者“他者”（The other）意识，这表明人类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和产生。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塔莱布夫在传播西方权利观念的同时，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说：自由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人类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与我们的其他言论和行为所不同的是，自由并非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比如说，行走是为了旅行——我们所放眼所见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手段，但自由就是为了自由，因此，自由是一个抽象的词汇。但是，这个抽象概念的内涵在“权利”这个词中表现出来，而“权利”是每个人天生便具有的，与他的生命相伴始终。既然“自由”与“权利”是无法分开的，那么，“权利”又是什么呢？由于现代波斯文中没有这样的词汇，塔莱布夫用波斯文“自我”（mani——波斯文的拉丁音读）一词取代波斯文中的阿拉伯词“ananiyat”（意思为“利己意识”）。就像英语中“egoism”一般都是作为贬义词来使用一样，这两个词的传统用法都是贬义的。但塔莱布夫在使用“mani”一词时，则完全是肯定和褒义的用法。他说，人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我”的意识出现和确立，然后才有与“自我”密切相关的“权利”意识。“权利”只有一个来源，构成“权利”的内容就是我的“自我”、你的“自我”和他（她）的“自我”。有了这样的来源，我们才能借助语言表达“权利”的确切含义。塔莱布夫不仅在理论上对这些西方启蒙思想进行论证，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由层次说”。他认为“自由”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本自由”，即“生命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从“基本自由”中，可以进一步派生出“选举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等第二个层次的“自由”，从第二层次的“自由”中，又可以派生出“结社自由”、“婚姻自由”等第三个层次的自由。
与“权利”观念密切相关的“法律”，同样是塔莱布夫最为关注的内容。在近代西方法制文明传入之前，伊朗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是君主有效地实现专制统治的手段和工具，是君主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官僚制度法典化（the bureaucratic codification of despotism）。这与西方意义上的法制文明相去甚远。因此，塔莱布夫在阐述“自由”、“权利”时，必须把“自由”和“权利”的保证——“法律”问题说清楚。他说，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样，彼此之间不免会产生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当彼此矛盾不可克服的时候，他们必须找到“第三方”作为中间利益调解人。双方都相信“第三方”是公正的、无私的，决不偏袒其中任何一方，因此“第三方”就有一定的权威性，具有超越彼此双方权利之上的最终裁决权。对于“第三方”的任何裁决，矛盾双方则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第三方”就是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本国家每个国民把自己的权利“有条件地”对国家进行“有限让渡”。这个“条件”便是国家解决其国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时，必须是公正的、无私的，并能有效地保护国民的利益，提供真正的安全。那么，国家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怎样才能使国家意志能够充分体现出对每个国民意志的尊重呢？办法只有一条，即国家唯有通过实施对所有国民都普遍存在约束力的法律，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地处理和解决国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每个国民的意志，从法理上讲，都有可能成为国家意志（Will of State）的一部分，法律越是能更多地反映国民的个人意志，国家意志越是能体现出对个人意志的尊重。因此，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威”对保证国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律是个体、集体的民事和政治权利的系统表达，通过它，每个人的生活和财产获得安全，每个人对自己的不合法行为同样地承担责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塔莱布夫的自由观、权利观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思想传承。
除了马尔库姆汗和塔莱布夫等一些开明人士的理论鼓噪和宣传外，旅居海外的伊朗知识分子还在伊斯坦布尔创办《星报》，在印度创办《团结报》，在叙利亚创办《叙利亚报》等，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鼓吹西方民主政治的文章。这些报纸和文章传入伊朗后，对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制造政治改革舆论和推动立宪革命起到了相当大的启蒙与动员作用。
当民主主义思想、宪政思想在伊朗传播的同时，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也在伊朗的宗教人士和小资产阶级中传播，这一思潮在立宪革命期间的代表人物是阿富汗尼和克尔曼尼。
阿富汗尼，1838年生于伊朗的阿萨达巴德。他是伊斯兰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倡导伊斯兰宗教改革，号召全体穆斯林团结起来反抗西方（尤其是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阿富汗尼在伊斯兰世界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不仅在19世纪90年代伊朗反烟草专卖中发挥过重要的领袖作用，而且对20世纪初的立宪改革也产生过直接影响。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既是宗教，也是政治，既是伦理道德，也是社会组织；它不仅仅是高悬在空中的有神论观念，而且同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就具备团结穆斯林民族、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能力。他说，伊斯兰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文明或文化；只有依靠道德条件，文明之花才能开放；只要道德能鼓舞人民的积极性和斗志，增强人民的团结精神，就能促进文明的发展。他认为，伊斯兰世界曾经取得的辉煌文明与物质成就，本身就足以说明早期的伊斯兰教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力，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的异端邪说渗入了伊斯兰教，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以致道德沦丧、政治腐败和国力衰弱。“正是因为穆斯林丧失了道德上的持久力和耐力，因而变得十分脆弱，以至于少数欧洲人只要闯进来就能在他们的身边建立一个稳固基地并能维持二百多年之久。”他反对穆斯林落后是由于宗教上落后这一观点，坚决主张改革时弊，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文化，使伊斯兰教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并复兴伊斯兰教。
他主张，要恢复古代阿拉伯和伊斯兰成就的真正荣光，必须改革现存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必须变成有科学和技术能力的人民，只有如此才是伊斯兰国家振兴、强大的根本保证；《古兰经》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它曾经是一种有力量的信仰，可以对当今的事务和世界做出积极的反应，可以进行可靠的、积极的探索；在原本的伊斯兰教中，没有“消极”和“屈从”，其真谛是“理性”、“科学”、“积极进取”和“爱国主义”，它们是伊斯兰世界独立和抵抗外部侵略和渗透的力量源泉，但那只是过去，今天的伊斯兰教必须改革。
阿富汗尼的思想在当时便受到伊斯兰世界的欢迎和追捧，成为伊斯兰世界共同的“精神领袖”。在他旅居土耳其期间，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信徒。其伊朗的信徒中，就有伊朗各阶层人士，如富豪阿明扎尔布、邮政大臣米尔扎·阿里汗、改革派人士纳杰马巴迪，以及平民学生克尔曼尼等。克尔曼尼即是后来受阿富汗尼的指派，潜回伊朗国内刺杀纳赛尔丁国王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也就是下文所要介绍的著名启蒙思想家。
1891年，伊朗把烟草专卖权转让给英国后，阿富汗尼极力反对国王的卖国行径，号召人民推翻纳赛尔丁国王的腐败统治，并得到了伊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892年，国王被迫取消了烟草专卖权，这是伊朗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对外国的胜利，是宗教界人士、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爱国商人和市民反对外国的第一次胜利，标志着“伊朗民族主义的全面觉醒。”而领导这次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主要领袖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富有改革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伊斯兰复兴主义理论先驱——阿富汗尼。近代以来，伊朗的宗教知识分子在社会动员、政治参与等方面，其影响力总是显得比纯粹的世俗知识分子要大得多、强得多。其肇始事件应该从这次反烟草运动算起。
克尔曼尼出身于伊朗中部克尔曼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双亲都来自于苏非派世家。母亲的祖父早期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克尔曼尼本人的一个直系祖辈因为异端信仰曾被宗教领袖发布“法特瓦”处以死刑。信仰十分复杂的家庭出身对克尔曼尼早年产生了直接影响，造就了他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基础。克尔曼尼早年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后来，他又学习法语、英语以及古波斯语。30岁的时候，他与克尔曼省总督发生严重争执后，被迫离开家乡到邻国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避难，过着居无定所的流亡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他广泛地接触了包括阿富汗尼在内的各种知识分子的不同思想和政治主张。他和他的密友爱哈迈德·鲁希（Ahmad Ruhi）分别娶了著名的巴布教领袖苏布赫·阿扎尔（Subh Azal）的两个女儿为妻。1896年，两人均因被指控参与谋杀纳赛尔丁国王被引渡回伊朗，不久双双被吊死示众。
克尔曼尼是伊朗近代史上最早用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阐释伊朗本土文化的思想家，最早关注西方现代性所蕴涵的一系列哲学和认识论问题，也是伊朗近代以来第一个极力突出前伊斯兰的古波斯文明、淡化伊斯兰文明在波斯文明中的影响和地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后来的伊朗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对巴列维王朝强调、突出和美化前伊斯兰的古代波斯文明的做法产生了直接影响。
克尔曼尼认为，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是一种崇高而普世之学，它的目的是根据本原和自然秩序，以认识事物和存在的真相；是为了根除源于愚昧、无知和黑暗的种种混乱心智，以获得理性的秩序和真理的光明。因此，哲学对他而言，是一种思想运动，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因，更是促使一个民族从野蛮的原始状态向文明和礼仪之邦逐渐进化的原始动因。他说，苏格拉底把“智慧之学”从天空带回大地，但是，苏格拉底的知识事业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物质，因而他不能算作一个科学的唯物主义者。他还指出，尽管人的主体地位处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地位，但是，人这种“两脚动物”又与其他动物一样，必须遵守物质规律和自然法则。人体是由各种各样的化合物组成的。在理性基础上建立的人类社会制度经常与物质规律和自然法则不能相容，因为人类理性的实现靠的是经验，而经验常常受到各样的局限，比如认识局限、环境局限。人的意识仅仅是大脑的一种生理机能而已，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在彻底、全面的经验基础上，按照自然法则和物质规律而生活的人。
在《真主之愿》、《天堂》等著作中，他还从唯物主义的地理环境这一角度解释了伊朗专制君主制长期存在的原因。他说，波斯自古以来处在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是东西方世界互相征讨和争夺的战略要地。由于长期遭受外族的征服和蹂躏，古代波斯人为了能够在残暴的外来征服下保全自己的性命，渐渐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培养了一套完整、成熟的生存之道（Survival Politics）。他们抛弃了人应有的意志力量，把变化无常、无法掌握的命运寄托在形而上的解释和神佑上。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没有“积极作为”的态度，而是消极地听任真主意愿的安排，或者悲观地听从真主在尘世的代理人（哈里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总之，古代波斯人长期以来形成的“逆来顺受”的民族性格是专制君主制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