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告诉我，爸爸，这个名词解释是什么意思？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出答案）
女儿：哦，我懂了。
刚接触历史文本的女儿不断地向我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愿这本小书能够作为我送给她的礼物。对于一个作者而言，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一句“哦，我懂了”。人活得百转千回、九死一生，醒过来还是要问天、问地、问宿命，还是要一个困惑接一个困惑地往前赶。能够在这个世界真的做到“我懂了”，又是何等崇高的境界。因为真懂的人实在寥若晨星。
我始终未能给我那个求知欲很强的女儿以圆满的答案，而她的问题却可以作为我写作的又一个起点。无疑，有人会认为孩子的发问未免太过幼稚，不值一哂。持这样观点的人，不过是经验世界里的世故者、老成者，而绝非真正的智者。不要小看了你的孩子，她们是这个无明世界的通灵者。某些时候，她们“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却能直指人心的要害处。从圆滑入世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活得如孩童般单纯实在，好像并不能讨得世界的欢心。实在的人说忠言逆耳的话，而我们的耳朵还是习惯于和音顺言。一个“逆”字搁中间还是让人心生不快。现实也如此，朋友圈里大家转发的文字，批评时政、世道、人心的文字极少，批评具体人的更少；人们转发的多是心灵鸡汤，多是甜美之文。
有这样一个故事，是关于明朝思想家罗汝芳的。有一次罗汝芳和他的朋友去看一个前辈。这个前辈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有着令人羡慕的权势和地位，有着用之不竭的财富。在这个世界该有的都有了，但他却失去了革命的本钱——一个健康的身体。
他患了重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个命不久矣的成功人士看着眼前两个年轻后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在回去的路上，罗汝芳就对他的朋友说，如果说有一天我们也能混得像他那样，科举登第，仕途顺风顺水，甚至入阁拜相。临到死的那一刻，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叹气呢？
他的朋友迟疑一会儿，然后肯定道，可能也会像他那样。
罗汝芳就说，既如此，我们何不找一件不叹气的事去做。
找一件不叹气的事去做，听上去多提气啊，可做起来多泄气啊！而那些擅长煲鸡汤的人或许早就想好了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不叹气的事，只有一颗不服输的心。”这话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如果我们每个人只能看到二三十年物质生活的追逐和满足，一边赞美着美好纯良的心思，一边享受着五蕴之苦的煎熬。就是让你喝再多的鸡汤，也无法阻止“常叹气”这件事的发生。我们醒在每一个新鲜的黎明，蹲在马桶上，也不忘握着拳头给自己一个精神暗示，今天我要充满正能量地迎接这新的一天。可我们并没有问过自己，你要充满的“正能量”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很多时候，我们将正能量锁定在攫取资源的无限贪欲中，锁定在一个利己主义者的精致幻梦中。好像在这个丛林般的社会里，你不能活得像一头野兽就不配谈什么“正能量”，不活得“看上去很美”就不懂什么是“正能量”。对此，我深表怀疑。
现代人一头扎进物质的海洋，在物化自己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生命变成了物的附属。于是，你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伪存在，一种被物的“占有”所支配的存在，让你陷入求之不得的痛苦之中，让你陀螺般旋转，不舍昼夜。最后只剩下一种可能，在占有物的同时，你也将失去自己。故存在主义说：“拥有即是被拥有”。
在这世道，教化民众最多的已经不是哪个教派，而是“名利教”。许多人信了这个教不愿意醒来，好像并不快乐。半信半疑在其中装睡的人，好像也不快乐。而那些彻底不信的，也在寻求自己精神的安放处。我们常会问，人的痛苦究竟来自哪里？有人说，来自自己的想法太多，而实现的能力又不够。就像我在这里说得酣畅淋漓，自以为真理在握，却往往看不见自己的局限，妄断了自己的卿卿性命。
荀子说，人的天性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一句话，人的本性是恶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释放自己的欲望，天下必将陷入纷争混乱之中。于是逐利者打着天性的旗号，用基因和肉体说事。而向善者举着先知的旗帜，用道德和声名说事。前者说后者虚伪，后者说前者堕落。不过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基因和肉体的消亡速度的确要快过道德和声名。当然谁想要不朽，也是不可能的。两利相权取其重。社会是一种体制，而倏忽而过的人生百年又何尝不是一种体制。中国民间早就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说。看似童言无忌，而孩子的发问又何尝不是一声醍醐灌顶的“天问”？
女儿说，你写这些有用吗？
女儿说，历史不就这几件破事，有什么难懂的。
女儿说，历史很危险，我不喜欢到那里玩。
女儿说，太监不能结婚？也没有孩子，一辈子干着伺候人的活，还不让回家。宫里只要是个人，都是他的主子。更重要的是主子不让他们做男人，也不让他们做女人。
注意，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做出解释。而要做出合理的解释，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让我惶惶然不知所以然。就像年迈的工匠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个行当值得吗？这时，他的心中难道不会忽然产生一阵疑惑吗？
“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文明都与之有关。古代一位哲学家渡河，问船夫懂不懂哲学。船夫说我不懂。哲学家听后喟然长叹道，如果不懂哲学，生活的意义就失去了一半。正在这时，突然间狂风大作，白浪滔天，船夫问哲学家会不会游泳。哲学家给予了否定的答复。船夫听后大呼，如果不会游泳，生命的意义就全部没有了。
船夫是在讽刺哲学家，你掌握的这种叫作哲学的破玩意儿并无实际用处，惊涛骇浪处，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了。女儿那句“历史有什么用？”，多像是船夫的发问。可我又不能冠冕堂皇地跟她说，人是肉体与心灵的统一体。肉体的满足，与物质需求有关，但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也是容易得到满足的。而心灵的满足，则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历史传统有关。这是精神的需求，具有无限性，是最不容易得到满足的。
王阳明对着竹子傻想七天七夜，以为从外物的努力就可以得到天理，最后他发现由外及内的路子是颠倒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像是那个格竹子的王阳明，习惯了用眼睛看世界。当我们的眼睛看见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现实，自己的心也跟着红火热闹起来。
可我们不要忘了，王阳明格到最后，对着天空喷血不止，然后才悟出：我们不是用眼睛去照世界，而是以心为本体，下功夫去擦亮心镜。历史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件消费品。而消费品最鲜明的特质是流行与速朽。不知从何时起，历史完成了它的“去历史化”，成为文本“误读”的重灾区。像我女儿这样的中小学生，她们中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历史就是穿越剧里的幸福生活。“要是穿越回那个时代就好了，游山玩水，吃好的，穿好的，还有人伺候。”在很大程度上，消费化的历史已经成为“故事”“娱乐”或“成功学”“权谋学”的一部分，从而与真正的历史相去甚远。一方面，历史变成追求趣味的故事，遭到去意义化的戏说与恶搞；另一方面，历史已沦为浅薄励志的成功学和厚黑学。从通俗到庸俗，被消费的历史在走向大众的同时，也日渐丧失了其思想承载。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从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到其他各种别史、杂史和野史，一个人即使皓首穷经，也读不完那么多历史。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说：“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因此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最缺乏的是历史知识，却又最喜欢谈历史。一切口号，一切标语，都用历史来做证。”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说，人和狗的不同就在于，狗不知道自己之前有狗，在自己之后也有狗；而人恰好知道在自己之前有人，在自己之后也有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历史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甚至说，圣贤的历史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与其他文明不同的是，我们的文明好像极为关注以往的历史，万事万物都要追溯一个源头活水。又加上我们的往贤先哲特别擅长书写，尤其是撰写历史。官家写，民间也在写；团队写，私人也在写，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怀抱。今天也是，同一件事有着不同的说法，爱听八卦的能找到自己的去处，爱聊思想的也能找到自己的去处，各种口味，总有一款会适合你。可没有人问一句，历史，真的需要这样消费吗？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的文明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不可能只变一成。或许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会与历史背道而驰，这也不是不可想象之事。如果说，历史像打牌和钓鱼一样，仅仅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消遣，那么，我们费尽心血来撰写历史是否值得呢？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说过：“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纯粹的娱乐，哪怕是有益于心智的娱乐。”他是在1938年讲这番话的。在接近百年后的今天，他的话还是让我们坐立不安。确实，当今世界已跨入互联网时代，时间旋转，空间旋转，恨不得一分钟就异化出一个新时代，淘汰一个旧时代。每一个生命，每一次个体的朝圣，都显得弥足珍贵。历史无疑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审判，因为人并不因为生命的结束而彻底消失，不然历史就不会有“审判台”和“耻辱柱”一说。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所有的历史说到底，其实都是一部思想史。对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来说，历史不应是有趣的“故事”，历史应是有思想的“道理”。可我今天不想说太多道理，我只想把这本写给女儿的名词解释推送到你面前，让你看完说一句“哦，我懂了”。不管真懂假懂，我都知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