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是古代历史中少数没有出现断裂、一以贯之的历史。而中国历史的递延在很大程度是依托衙门体制在保持它的连贯性。朝代有兴替，人事有代谢，后浪虽然推的是前浪，但前浪也未必会完全被拍死在沙滩上。硬邦邦的制度、法律与柔性的道德、人性相结合，可能会导向优良的政体；也有可能会优劣并存，泥沙俱下，出现暂时的死机，最后通过重启才能运行如常。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五代军阀说：“帝王本无种，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古代历史每过两三百年就要来那么一次天下大乱，造成社会阶层大洗盘，土地和财富近乎重新分配，衙门体制几乎推倒重来。可推倒重来并不能代表创新和重生，也可能会陷入又一轮循环。
贩夫走卒们，只要理想打不死，奋斗永不止，也可能会从最底层的游民跃升为塔尖的王者。而科举制的出现，更是向全社会敞开大门。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书写了一个个乡野通向衙门的神话。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不能进入衙门分享体制的便利，就可能会成为体制的反对者；一个没有道德约束和才华支撑的人进入体制，就可能会成为体制的祸害者。一句话，衙门内的角儿，也是各站各的位，各演各的戏，唱好了都是角儿，唱不好都是要命的活计。
现代人有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后面两项太过庸俗，不提也罢。其实古人也十分看重同窗关系和师生关系。古人荐贤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但这是一种理想境界，很难在现实中落地生根。现实世界，不避仇的少之又少，不避亲的倒是比比皆是。
有人将座主和门生之间的关系，比作一棵大树与一群猢狲，树大则猢狲多，树倒则猢狲散。座主对门生有提携和保护之效用，而门生对座主也有依附和顺从之责任。人毕竟是一种感情动物，人与人之间也不全是利益交换。那些在仕途上努力打拼的门生追随有权位的座主是很自然的事，虽然他们的心思并不纯粹，满心期望能够获得座主的提携，但尊师重道是知识人士做人的底线。
一个人如果和自己的老师都搞不好关系，谁还敢用你。进了我的门，就是我的人。考官因赏识考生答卷而将其录用，虽然属分内职责，但对那些被录考生来说，这无异于一种天大的恩赐。科举考试竞争空前激烈，每次考试达到录取标准的考生要远远大于录取名额。虽然你笔走龙蛇写得一手好文章，也无法保证自己能笑到最后。一个考生能不能被录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录考生才会对录取他的考官感恩戴德。诚如万历二年（1574年）状元无锡人孙继皋在给其会试座主陈蕖的信中所说：“饮水则思源，依木则思荫；一冠、一组，安所非老师赐也！”
投以木瓜，报之以琼瑶；任以功名，则求之以师门。门生与座主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座主在任时，更延续至座主致仕后甚至去世后。有的门生甚至为已故座主修墓、治丧，这就不是一句利益使然可以概括的。
科举之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也使得那些将毕生精力投入科场的举子们对前途感到茫然和焦虑。这完全不像是一场考试，更像是一场命运的赌博。明朝嘉靖年间，归有光六十岁才中进士，他对座主、门生关系有着更为深切的认识。他发自肺腑地感叹道：“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终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贤以为归……予久困于试，而特为先生之所识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于寻常。”
为了能够一击即中，一个举子会同时向数位文官大员行卷。所谓行卷，也就是在科举之前，举子们将自己的诗文投贽给有关的官员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推荐和赞誉，使自己在众士子中脱颖而出，最后顺利登科。在明代，行卷是一种完全开放的行为。只要你有门路，那就各行其道，各找自己的主子。那些文官大员在接受行卷之时，往往也要面临人情与公平的权衡，周旋于私人关系与公权力之间。
科举考试放榜后，门生们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向座主投“门生刺”，并“拜谒”和“贽见”座主，以确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唐宋时期，主考官被称为“知贡举”，到了明清时期改称“主考”或“总裁”。变换的是称呼，不变的是利益纠结的法则。不光“座主”和“门生”在将来的官场会结为利益同盟，就连那些同榜及第的进士也会结成新的人际关系网，即所谓的同年关系。唐朝同榜及第的进士才称为“同年”，宋朝以后以同榜登科者为“同年”。到了清代，“同年”的范围再次被扩大，凡是秀才同时被选拔为贡生，以及乡试同榜中举，会试同榜取为进士，统统被拉进“同年”这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中。
明朝以孝治天下，家家户户都会立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五字。天与地放在前头，乃是敬畏神灵的表现。跟在后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师三位，这是每个人必须终生依附和顺从的权威。排除天与地，这里有一个谁是大BOSS的问题。从皇权专制的本质来说，皇帝才是最大的座主，是天下第一大BOSS。唐太宗望着从四面八方会聚到长安城参加科考的士子，不无得意地感慨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每个君王都希望天下臣民绝对忠诚于他，而不是忠诚于其他什么人。正因为这样，北宋初年才会对座主、门生关系实行禁革。但问题又来了，皇帝既不能一人独治天下，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也不可能由其独揽，他还是要通过任命不同层次、类别的官员充任各级考官才能完成这件事。榜上题名固然要感激皇恩浩荡，但举子们仍然视考官为自己的再生父母。没有考官的录取，皇恩再“浩荡”也不会落到自己的身上。
座主与门生既是施恩与报恩的关系，同时又构成利益共同体。人世间，再亲密的关系也离不开平日的互动与维系，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一般情形下，考生只尊主考官和直接录取他的同考官为座主。在座主与门生关系最为紧密的大明朝，那些有资格成为最高级别座主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皇帝最信赖的股肱大臣。如解缙、方孝孺、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内阁大臣，都曾经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会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有幸成为这帮大佬的门生，既是他们的福分，也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政治灾难。比如效力于建文帝的方孝孺，被篡位夺权的朱棣一怒之下诛灭十族，其中一族就是他的学生。
有相认欢，自然就有相认难。嘉靖八年（1529年），朝廷任命张璁为总裁官，与霍韬一同主持当年会试。二人表现得异常低调，甚至命考生在他们面前不得执弟子礼。这与当时朝堂内外闹得正欢的“大礼议”有着直接的关系。张璁、霍韬都属议礼新贵，在当时朝臣和社会舆论中处孤立地位，诸多新科进士也对他们心存鄙视。与其让新科进士在不认座主上占了主动，还不如自己首先声明不认门生。这样，既可避免门生不认座主的尴尬，又可博得公正、不牟私的美名。
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都是奔着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去的。他们深知在这样的考试中，决定命运的除了他们自己，还有主考官。所以在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新科进士要拜谒主考官。其目的就是要明确这一层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很多时候游离于体制之外，却是体制内上升通道的重要环节，比官府衙门那些正式章程来得更为有效。新科进士在主考官面前自称门生，就等于明确了自己在今后的日子里要把个人利益与主考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处于这张关系网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疆域，门生需要的是仕途上的重用和关照，因为自古以来“朝廷有人好做官”。而主考官们将这些新科进士收为“小弟”，图的就是明日的回报。每一个被其揽入门下的考生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势力版图中的一个支点。而支点越多，说明他们占据的利益就越多。所以说，门生对座主无不奉事唯谨。这里头除了师生之间的道义，也包含了一些功利的因素。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体制，将他们造就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座主、门生关系逐渐深入到自最高决策到具体施政的各个层面。翻阅明史，我们经常会见到“党魁”门生与首辅座主相倚“把持朝局”的乱象，也会见到门生被座主拿去当枪使，成为座主攻伐异己的工具。如张居正当政时，江西巡抚王宗载“欲杀刘台以快张居正之心，门生属官领其密谋，嗾台雠家诬奏”。
万千士子皓首穷经，只有那个祖坟冒了青烟的人，才有幸挤进体制内。进入体制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这条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能够获取多大的利益，就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对于那些孤身上路的人来说，风险将会更高。投身其中，每个人都希望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编织得更庞大、更严密，以保证自己能够步步高升，久居其位而不衰。一个岗位不论是张三来干还是李四来干，朝廷赋予的职权是不相上下的。这种职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式权力，主要是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衡量。在不同阶层的士人的互动模式中，达官显贵的积极荐举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表现。与此相反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则是中下层官员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提拔。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官家体制能够给予的生存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是在权力被关进制度笼子的盛世，他们的生存空间将更为有限。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通过私人关系网拓展的空间却有可能是无限的。通过科举得来的座主、门生、同年这几种关系，往往会决定一个官员在体制内闪转腾挪的空间大小。也就是说，同样的职位落在不同官员的手里，他所产生的权力值也是有所区别的。这就好像一只蜘蛛，它捕捉飞虫的能力是不变的，但是让它置身于不同的网络中，它所捕获的虫子也是不一样的，网络越大，所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顾炎武对座主门生关系有过概括：“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皆此之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