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斯大林开始“清理”不久前占领的西部地区。他命令警察部队加紧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展开的清洗运动。有几类人被理所当然地逮捕，这些人分别是反革命党派成员、旧警察、地主、资本家、旧官僚，原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白俄军队的旧军官，还有罪犯。这些人要被送进劳改营，分别改造5~8年，然后在西伯利亚再待上20年。他们全家也要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在那儿待上20年。总体上说，在这次危机时期的大清洗中，波罗的海地区至少有17万男男女女成为牺牲品。斯大林很清楚，要想随时发起攻击，一定要鼓动全国的士气。进行一场进攻性的战争对苏联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过去的几年里，斯大林一直在重复着这样的口号，红军要用“最小的代价，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战争。
为了赢得“伏罗希洛夫射手”①［① 伏罗希洛夫射手：1932～1941年苏联的荣誉称号和奖章，由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为纪念伏罗希洛夫而设。这一称号通常授予步枪射击达到规定标准的射手——译注］的荣誉称号，少年少女们相互比赛，他们就是伴随着这些理念长大的。军队也是如此。1937年，当叶戈罗夫（Yegorov）元帅建议在西线设立一个后备指挥所时，伏罗希洛夫元帅指责他不遵守斯大林的对外战争精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叶戈罗夫和其他的一些失败主义者被处决后，再无人敢怀疑斯大林的智慧。
但是整个国家，还有军队，都被苏德这种特殊的联盟关系所困惑。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觉得不会再发生战争了。苏联官方的政策是，只有当社会主义祖国遭受侵略时，才会发动一场用“最小的代价、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的战争。斯大林每一次命令苏军越过边境线时，他都要为之辩护。借口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深受压迫，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的挑拨离间，苏联才进攻这个国家的。斯大林也想利用30年代产生的强烈的反法西斯情绪。然而，随着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这种愿望也就迅速落空了。
早在4月24日，斯大林就召见了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ia Erenburg），他在大清洗中受到保护，是为数不多的生活在都市的波西米亚人。爱伦堡与欧洲各界有着很广泛的联系。他也甘愿在国外为斯大林做宣传工作。然而现在，他发现自己失宠了。作为一个讲法语的作家，看到法国被占领，他出版了一部反纳粹小说《巴黎的陷落》。因为小说结尾部分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反德情绪，宣传部门禁止发行这部小说。现在，斯大林建议作者要大力发行这本书。爱伦堡非常吃惊，他很快就把小说禁止发表的那部分送给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
5月15日，安得列·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一位极受信任的高级别理论家，告诉电影工作者，苏联要“继续宣传社会主义”。这暗示着战争已经临近。6月初，红军宣传部长谢尔巴科夫（A．S．Shcherbakov）发布过内容相同的指示。指示称，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不可避免，进行这场战争来“传播社会主义”是苏联义不容辞的责任。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在6月5日列宁军事学院毕业典礼大会上对毕业生发表讲话，称“战争是你们得以扩大共产主义影响的大好时机”。6月20日，红军宣传部长向红军军官传达了一份秘密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德国军事力量非常强大，立足防御是无用的，并以欧洲国家的纷纷陷落为例证。文件称，苏联因此要“实施对德国的进攻战略”。
1941年6月 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兆
很快，苏联即将发动对德攻击的消息就传到国外。
尽管斯大林采取根除所有叛国因素的措施，但外国势力在苏联仍然有自己的耳目。5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亲自撰写的文章，驳斥了这种传言，称国外媒体对红军集结在西部边界的报道是“非常荒唐的”。但不管消息控制得有多么严密，也不可能完全隐蔽战备行动，或者能将消息限制在仅仅10个或20个高级军官知晓的范围内。
从西伯利亚或中亚坐飞机到莫斯科的乘客，甚至能从空中看到许多满载士兵的列车正在向西行驶。也有人在莫斯科看到了一些来自东部地区的将军们，他们身穿战地制服。西部军区的指挥部正在急匆匆地搬迁到新阵地。普通士兵或尉官还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但许多高级军官确实注意到了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并把所有线索综合起来，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战争就要爆发了。
斯大林非常气愤，他断定，有人背叛了他。
6月中旬，在克里姆林宫的书房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斯大林突然说道：“已经证实，施特恩是个人渣。”他在告诉高级将领，红军防空司令格里戈利·施特恩①［① 格里戈利·施特恩（Grigory Shtern）：1900～1941年。1938～1941年任第一远东集团军和远东方面军司令，1940年升任上将，次年任防空司令——译注］将军已被逮捕。如果说数周前空军司令雷恰戈夫（Pavel Rychagov）的被捕还是斯大林一时的怪念头，那么，施特恩的被捕说明，恐怖机器确实已经重新启动了。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Kuznetsov）备感沮丧：“今天是施特恩，明天可能就是我。”政治局的经济学家沃兹涅先斯基（Voznesensky）坐在库兹涅佐夫旁边，急切地大声说道：“施特恩是下流货。”
施特恩是6月7日被捕的。在严刑拷打下，他被迫承认，从1931年以来，自己就当了一名德国间谍。之后被捕的是空军高级将领什穆什凯维奇（Y．V．Smushkevich）中将。这两人被捕后，清洗运动迅速扩大。贝利亚亲自审问这些将军。被捕的还有波罗的海军区司令罗克季奥诺夫①［① 罗克季奥诺夫（A．D．Loktionovk）：1893～1941年。1937～1939年任红军空军主任，1940年升任空军上将，1939～1940年历任国防副人民委员、军区司令——译注］上将。刑讯逼供一直持续到6月16日，但罗克季奥诺夫仍不承认自己是间谍。他给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允许他“体面地死去”，信的署名是“前上将罗克季奥诺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意志。6月18日，海军少将、海军军校校长康斯坦丁·萨莫伊洛夫（Konstantin Samoilov）被捕。他承认，早在1922年，伊朗驻巴库的领事就吸收他为间谍，为法国情报部门工作。
6月的清洗是斯大林一系列最不明智的行动之一。正值战备时期，却大肆逮捕高级军官，这种行为就更显得愚蠢。大约300人被捕，其中有20人是苏联最高军事奖章——苏联英雄金星奖章的获得者。
深受多疑症折磨的斯大林，怀疑他的军事将领正在把军事机密出卖给德国人，还怀疑有人要阴谋发动军事政变。斯大林非常关注这场清洗运动。雷恰戈夫（Rychagov）声称克里姆林宫逼迫他的飞行员“驾驶飞行棺材”，正是由于这些“蠢话”引发了这场清洗。先是空军司令和飞机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其中就有航空工业部副人民委员瓦西里·巴兰金（Vassily Balandin）。这些人中，许多都像雷恰戈夫一样，曾作为“志愿者”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那里，他们可能被托洛茨基或外国情报机构收买。和雷恰戈夫一样，他们蔑视斯大林和他属下的权威。
蔑视斯大林权威的人就有装备部的人民委员万尼科夫（Vannikov）。当对坦克装甲问题发生争执时，他竟然叫嚣要在战争爆发前夕解散军队。为此，斯大林根本不会原谅他。然而，6月15日，斯大林竟意外地宣布，万尼科夫的主要反对者、红军炮兵总局局长库利克元帅也应当让位。库利克是斯大林的宠儿，虽然没有逮捕他，但所有官员都吓破了胆。看来另一场大清洗又要开始了。
与此同时，一份份情报被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情报声称，德国即将入侵苏联。代号“宙斯”的情报员潜伏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5月14日，“宙斯”报告，德军将其摩托化师集结在苏联边境线一带。5月19日，情报员“多拉”从瑞士苏黎世发来的密报称，德国入侵苏联的计划已确定。5月20日，代号“走读生”的情报员从芬兰赫尔辛基发来的密电也证实了这个消息。5月28日，代号“ABC”、潜伏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情报员证实，德国将在6月15日入侵苏联。代号“火星”、潜伏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间谍也报告了这个日期。代号“Ramzai”的情报员从日本东京的来电也称，这一天德军将入侵苏联。知道斯大林根本不相信这些警告，情报分析人员只好把来自“Ramzai”的密电归入“可疑和误导”一类的情报档案中。在现实生活中，“Ramzai”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思想的德国共产党员理查德·佐尔格，他在日本建立了一支相当危险的间谍队伍，他们与德国外交官和日本官员交朋友。显然，情报员的情报比空军指挥官们更让斯大林烦心。潜伏在德国空军司令部的苏联情报人员发来一份备忘录，声称战争随时就要爆发。在收到这份情报后，斯大林在报告旁边批示：“或许我们应该告诉这个情报员‘滚他妈的蛋’。他提供的不是情报，而是谎言。”
但每天报告德军在边境行为异常的不仅是这些情报员，红军边防部队也有类似的报告。几个月前，在边境的德国哨兵见到苏联军官会敬礼、打招呼，现在他们却对红军军官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德军飞机经常侵犯苏联领空。6月10～19日，德军侵犯苏联领空不下86次；6月20～21日，德军侵犯苏联领空达55次。每一次，德军飞机都要深入苏联领空20～30英里。
奴性十足的贝利亚也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通常他总是告诉斯大林一些他喜欢听的情报。而此时，甚至连他也向斯大林报告，德国向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派遣了许多破坏分子。这些破坏分子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组人，他们携带无线电发报机、武器、现金和苏联护照。其中的一些破坏分子是前白俄军官，20年前，他们曾在同一地方和红军打过仗。5月，边防兵抓获353人，他们想偷越边境。6月初，抓获108人。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破坏分子偷越了边境而未被抓获。
6月11日，贝利亚的手下在桑河河底发现电话线，德军一直在监听红军的电话。每当斯大林听到这类消息时，有时会被激怒，有时也勉强装出一副冷静的神态。他会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愚蠢到要在东西两线作战。一战中，德国人就是这样被扭断了脖子。希特勒才不会冒这个险。”
然而，斯大林也感觉到，他和希特勒现在都陷入了一场紧张的竞赛之中。谁能首先集结足够的兵力，谁就一定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斯大林只是在几个星期前才加速备战的。即使苏联情报人员对德国入侵时间的情报一错再错（但情报说是6月中旬），那也说明，希特勒已经在边境集结了大批的部队。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斯大林都在犹豫不决，对苏联到底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他都一直不能下定决心，看来苏联得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国外军事动态依然不明朗。英国已从克里特岛撤军，在那里损失了1．5万人。伦敦怀疑德军可能要在叙利亚和马耳他登陆。德国空军已经成功地封锁了马耳他港口，英国海军不能再把它作为其主要的军事基地来使用了。德国空军刚刚占领了位于希腊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军事基地，并从那里攻击苏伊士运河。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再向东开进450英里就可抵达苏伊士运河。最近几个月以来，英军唯一的胜利，就是在北大西洋击沉了专门袭击运输船只的德国俾斯麦号军舰。
形势的发展还很难说对苏联意味着什么。英国的军力并不强大，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希特勒有可能会放弃英国，要在东西两线作战。但希特勒在东地中海的迅速推进，可能意味着他要先拿下中东。
要想大规模地进攻俄国，必须在春末或夏初开战，然后在冬季来临前结束战争。这几乎成了规律。俄国的春季和秋季，道路泥泞，难以通行，天气也变凉了。如果希特勒要在1941年发动侵略，他不得不早点动手，以便在9月之前结束主要的战役。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时，就是在6月24日发起攻击的。
在巨大的压力下，斯大林的思维开始混乱了。至少他给将军们留下这样的印象。6月7日，他要求库兹涅佐夫在刻赤海峡布设反潜艇设施。刻赤海峡连接黑海和亚速海，附近有阿塞拜疆的巴统市，那里有海军的舰只。亚速海没有一处重要的目标，巴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军事价值，只是斯大林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这道命令似乎并没有反映出他对德国入侵的忧虑。假如他忧虑苏联沿海地区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下令保护更为重要的港口，如列宁格勒和里加。
如果说斯大林的犹豫不决让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不安的话，那么这对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来说，这更是一种折磨。在一个陆地被封锁的国家，海军司令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相反，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则承担了这个国家全部的军事责任。到1941年6月，已经任职一年的铁木辛哥倍感疲惫。每一个星期，他都会感觉到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一种宿命主义情绪之中，情绪非常消沉。朱可夫来莫斯科任职仅有5个月，他也像变了一个人。最初的热情消退了，对斯大林的恐惧感却越来越大。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跟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