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武帝与中国
汉武帝的所谓武攻，既没有根本清除北方匈奴的威胁，又没有消灭北方的有生力量，动用的国力倒是不少，但并没有完成最初的战略目标。
他的所谓文治，重用董仲舒之流，导致百家失落，独尊儒术，等于直接诋毁了中华文化的大部分，实质上无异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这就是当人们提到汉武帝的时候最直接想到的两个方面，即他的文治武攻也不过如此。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汉武帝吧！
评价汉武帝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应该放在历史中去衡量，而不是断章取义，或是以今人的标准来判断。无论什么样的评论首先都要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否则就是不知所云、胡说八道了。评判的标准应该是人类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利益，即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利益和现实利益。
如果要评论汉武帝或者中国古代任何一位大一统时期的君主都应该从秦始皇开始，原因就是他是开创中国大一统的始皇帝，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开始，是一个平台，后来的中国历史剧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上演的。秦始皇的伟大就是他统一了中国，包括度量衡、文字、货币等涉及整个国家统一的重要领域。自然，他个人暴戾的性格也深深地印刻在中国的历史中，他所信奉的法家思想和强硬态度既是统一中国所必需的，也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许，客观地说，秦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秦始皇的暴政是统一必然的代价。刘邦是秦以后政变成功的第一人，这种改朝换代模式的政变以后在中国多次上演，几乎成为中国社会解决尖锐矛盾的唯一手段。自然，刘邦建立汉朝首先就是要让这个大一统的国家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从战后的休养生息到各种经济、法制、官吏、社会、军队等制度的全面、健全运行，社会平稳化。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这个大一统国家开始了真正的繁荣时期，这也是大一统中国第一个盛世，是当时中国民众心中的和谐社会，也是封建王朝的理想社会。到了汉武帝时期，尤其在窦皇后死后，汉武帝获得了执政实权，然后他开始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这个国家，这也体现了人治社会最根本的一个弊病：当有一个既有实权而又明智的皇帝时，这个国家是幸福的；当有一个有实权而任意妄为的皇帝时，国家就只是他实施个人意志的工具，也许他的国家政策对国家有利，也许这种政策就是国家的灾难，国家此时只是他个人赌注的筹码；当国家落入一个没实权而又平庸的人的手中的时候，国家轻则政治动荡，重则陷入争权夺利的内战之中；当国家落入没有实权而又有强烈野心和高超能力的人手中的时候，国家很可能意味着又一次改朝换代，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我们可以将汉武帝的重大国策列举出来，然后分析它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影响，这样就一清二楚了。
（1）以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意志，为了集权，将国家司法权力收归为皇室及其代表的官吏，中国自秦开始的古典法制社会终结——秦朝奉行的是战时国家法制社会，汉初至景帝时期奉行的是和平国家法制社会。
（2）汉武帝一手结束了汉初国家执政所奉行的道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不对社会进行过多干涉的思想，如在经济上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国家只进行法制建设等。对汉武帝这样有强烈权力欲的帝王而言，这种思想显然不利于他富有野心的政策。汉武帝掌握政权不久就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朝中大力提拔儒家弟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二次思想统一，第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十分符合集权统治模式的胃口，所以被中国后来的君主广泛接受，儒学也由此成为中国的核心思想，支配了中国以后的国家意识，也由此造就了长达2000年的儒学社会，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僵化。
（3）汉武帝的强者之音体现在了对匈奴的战争上。实际上，无论是汉帝国或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或者历史上多数的农业帝国，都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侵袭，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比较起来，也只有积极的防御政策结合适当的财富收买才是最有效的——其实，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想完全占有一个国家——像蒙古风暴那样的事并不多见，他们只是受残酷的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而不得不用掠夺的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存和部分贪婪的需要，胃口往往并不大。所以相隔万里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在多数时间里执行十分相似的办法，即一边防御和一边施以财富贿赂的方法来消除北方的威胁，如漫长的防御城墙（罗马帝国也有长城）、和亲制度（罗马较少，汉朝较多）、大笔的财富输出（无论以什么名义）。实际上，汉武帝对匈奴的讨伐战争并没有达到最初的消灭北方威胁的战略目的，仅仅暂时减少了匈奴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其实还没有等到汉武帝退出历史舞台，匈奴人就已经卷土重来了，在汉武帝后期，就已经有了李广利全军覆没的情况出现。在汉武帝时期为整个战争付出的代价很大，即使是直接的军事损失——士兵、物资、战场控制地域等方面，汉朝的损失也比匈奴大。
（4）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为后世的中原王朝下了这样的战争结论：即中原国家可以通过集结大量的军队和长期的军事准备，赢得短期战术上的胜利，但不可能完全根除北方的威胁。汉武帝对这次战争的贡献，就是他为后世做了一次代价高昂的尝试，如果说其先祖刘邦那次讨伐被围是因为军事准备不足，指挥不当，国力不足的话，那么这次汉武帝就很好地证明了即使汉朝作了所有准备，也只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了。这就是为什么后世中原王朝很少进行大规模北伐的原因。汉武帝失败的战争由此奠定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基调。
（5）破坏了政府扮演的角色和法律。汉武帝为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而不得不将一个盛世的国家强硬地转到战时轨道上，由此而导致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改变了——黄老思想下政府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府并不过多地干涉社会经济活动，更绝少直接参与到某些经济领域，政府只负责完善法律、保证司法公正，即政府扮演的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益纠缠的裁判者，维护社会公平的守护神。而汉武帝打破了这一切，朝廷直接将盐、铁、酒等行业收归官营，这样政府直接参与了社会经济活动，一个赛场上怎能指望一名球员既执行球员的义务又公平地执行裁判的职责呢？尽管秦始皇也曾将国家纳入到战时轨道，但那在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直必需的，并且秦始皇治国的根本手段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法律严明，而汉武帝则一手毁了朝廷不辱法律这条戒律，奉公守法这条为官的基本准则就此成了一纸空文。
（6）破坏了官吏制约机制。汉武帝对国家的强制手段直接导致了官吏的权力无限增大，没有了必需的制约机制。人欲在不受制约的时候总是为所欲为，汉武帝亲信的人员往往拥有莫大的权力，在汉武帝晚年的时候，人的狐疑本性导致皇帝疑心重重。人都是有怀疑意识的，这是人类和任何生物的本性，本身无可厚非，但人类的文明就是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是能理解自然和利用资源，二就是能用理智节制欲望。当然，我们不可能用现代民主制度要求封建社会皇帝，但汉武帝一手破坏掉了本能够制约人欲的机制，这使中华文明在制度制约方面产生了一个缺陷，使其有效性大为降低。
（7）政府威信和社会诚信受到破坏。我们现在都知道诚信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自秦国“商鞅变法”起，中国就已经建立了古典的诚信社会，法家的治国思想是诚信社会的唯一保证。汉武帝独尊儒术、集权、官营经济、强制社会、大行巫诂之术、举报制度都等于直接在社会上用猜忌、诬陷、渎职之风代替了原本秦、汉初时期社会的守法、诚信、公正的社会模式，搞得人人自危。
（8）汉武帝还完成了一个循环，即从秦暴政到刘邦政变、再到文景走向繁荣盛世，再到汉武帝穷兵黩武，社会重新陷入混乱，国家再次走向低潮，从秦的暴政再到武帝的暴政，后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直在这样一个大循环中往复。
自然，如果说景帝之后不是刘彻继位，而是其他一个平庸的皇帝，那文景之治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封建社会的制度就是人治为核心，不可能每一位皇帝都是文帝、景帝，早晚会有一位另类的皇帝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人治的社会必然导致人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中的感性与理智对抗的社会。所以说，对此的评价应该是，刘彻本人毫无过错，但他既为中国社会做了伟大的战争尝试，也种下了太多负面基因，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基调。汉朝在武帝之后就再也没有强盛起来，等到东汉时期，汉帝国已经显得十分衰败，直至诸侯争雄，这种结果也可以说直接起源于武帝。
一个国家永远存在于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中。在今天全球化的环境下，边界的淡化更加剧了政府压力，但好在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立国的社会。法制社会与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制社会利用法律摒弃了人性和权力对社会的过分干扰，而代之以理智和社会机制，那么你是否幸福完全看你的智慧了，别抱怨什么社会不公、机会与平等，矛盾永远存在，社会也永远不完美，同样，法制的社会下用对人就是这个国家的机会，作为个人，友情提示你——如果你是个穷光蛋，那只有让你周围的人赏识你，或者你接近赏识你的人才能成功。
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一个过分展现君主智慧的时代，那么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充分展示个人魅力的时代，这也许让崇尚权力的人有些失望，但没办法，任何时代都有人别无选择。
？ 高水平陷阱
任何文明都有其优秀的一面，也同样有其不足的一面。这种不足有的来源于思想，有的归因于制度，而这种不足有时并不会引起混乱，但有时则可能引起帝国的倾覆。
在罗马帝国中，帝位的继承制就是一个困扰帝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早在设立执政官任期时就已经种下不良的种子了。这种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时间很短，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在位者的才能。同样，罗马派驻各行省的总督也只有短暂的任期，这造成了官吏与行省之间的相互了解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每位总督都因只有短暂任期而在这一阶段大饱私囊，执政官也一样，因任期太短而总是刚刚熟悉其责任就已经到期了。在恺撒之后，虽然执政官的任期得到大大延长，但最高统治者继承权的问题却仍没有得到完善。在罗马的帝位传承中随意性很大，如恺撒就传位于屋大维——罗马帝国帝位的传承并不是世袭制。并且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在罗马这个庞大的帝国中——可以有两个皇帝共同管理，甚至有四帝共治的现象。这自然和罗马古老的共和制思想有很大的渊源，但这种情况非常不适应于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罗马帝国一直没有一个法定的继承制，导致帝国多帝共存的现象存在，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经常上演拥兵自重、争夺帝位的现象，最终导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也是由于双帝的存在所导致的。
罗马的多元思想导致罗马非嫡亲继承和几个皇帝共存的现象，这和中国的一元思想差异是很大的，如果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那往往就意味着改朝换代了。
在成吉思汗建立起的庞大帝国中，由于蒙古帝国是兴起于游牧民族的大帝国，在其原本民族中并没有多少自我的思想、文化。在蒙古军队的征战历史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那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事作战能力。在比较历史上各个大帝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所有大帝国都留有不少的遗迹，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古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希腊的神庙、印加帝国的遗址、玛雅文明中发达的天文、印度的泰姬陵、中国的古长城和兵马俑等举不胜举的历史古迹，而唯独蒙古大帝国好像过眼云烟一样，并没有留下什么带有帝国思想气息的东西，在蒙古从太平洋沿岸到多瑙河下游的广大区域中几乎寻找不到什么遗迹，甚至连标志性建筑都没有。这倒是和传说中成吉思汗的遗训很相符，他说蒙古人可以接受当地的宗教、思想，唯一不能离开的就是马背，这是他们狭隘的游牧民族思想所决定的。只有马背上的掠夺，没有征服和治理的思想，因而这种毫无思想凝聚力的帝国很快就分成几个独立的帝国了。并且几乎每个帝国都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中，这实际就是一种没有头脑的帝国。当然，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融，但建立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的意义就仅此而已吗？
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历史性国家，也有历史国家的不足之处——每一个历史大国都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当你观察中国的政治、文学与戏剧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绝大多数文学著作都是表现国内斗争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传统的历史著作中，绝大多数仍是中华文明范畴内的，而像其它一些国家如东南亚、印度、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历史等在中国就很少有介绍流传，以至在中日第一次爆发战争时，不要说民众，就连高层次政治家对日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而日本从隋唐时代起就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人文了如指掌。中日战争爆发后，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日本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怎么可以和“天朝大国”相对抗呢？而当战事失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后，举国震惊。相反，当马可·波罗的游记传到欧洲后，整个欧洲都对这个东方帝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波接一波的远洋探险舰队有增无减。与此对比鲜明的是，中国统治者却对诸如盘踞台湾达400年之久的荷兰人、盘踞澳门的葡萄牙人等毫不知情，当英国人屡屡侵扰中国沿海的时候，中国皇帝甚至不清楚英伦三岛在何处；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实现环球航行后，中国的统治者甚至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在中国的战争历史上，绝大部分战争其实都是内战性质的，而大多战争英雄实际上也是内战英雄。与之相比，在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间就达成了一种“同种同文不动枪”的原则。今天，世人都看到美英特殊的关系——在美国的外交，甚至在美国的高层官员的任命上，如执掌国务院的国务卿、国务部部长、美国总统当选都会事先征求英国首相等重要内阁成员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英国在外交上总能保持着一致的原因。同样，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实际上都是处在一个旗帜下，很难想像他们之间会有战争或者是其中一国遭到侵略而另一方置之不理。
在中国，由于中国历史实际上相当于一部国内史，这就形成了一种内部争斗的传统——凡是在中国国力衰弱之时，内部纷争就会浮出水面，更有甚者，会因内部的派别争斗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如宋帝国时期的秦桧。派别争斗者往往会想借助敌国的力量来清除异已；在清初，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的史实就和英美那种“同种同文不动枪”的原则背道而驰，不管他真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是为大明帝国复仇，这种置全民族利益于一己私利之下的做法都绝对不会得到赞赏。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恐怕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了，如果明朝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大力支持这种海洋政策，那么，中国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先于欧洲打通中国和地中海、中东地区的联系，这样可直接促成庞大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也就会极大地增加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就有可能将西方的科技文明引入中国而不致让两者相差太大，这也就可能避免鸦片战争的爆发；二是中国有可能先于欧洲发现新大陆，其实北美与亚洲大陆仅隔着一条狭窄的白令海峡，那样中国也许会占有北美大陆。同时，在北上的过程中必然经过西伯利亚，当时西伯利亚还不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大清帝国如果奉行一种外向政策的话，很有可能将广阔的西伯利置于版图之内——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都是可行的，唯一阻挠的原因可能就是气候，但为什么俄罗斯人就不惧怕寒冷呢？寒冷不是借口，原因就是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冷漠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到达美洲。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设，最终上述两点都没能实现。原因就是中国的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当时似乎的确处于一种“高水平陷阱”之中，中国的领土广阔，千百年来又一直自成体系，无需大规模的贸易来弥补它的什么不足，因为它什么都有，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自我运营的社会体系。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它完全有可能继续这样运行下去，直到有一天升级为工业社会。中国农业随着历史上不断精耕细作和人力不断投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个在封建社会（在康熙、乾隆）时期就可以充足地支持4亿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其他社会资料的需求——这在世界封建史上绝无仅有。这种自给自足的状况会令任何统治者相信，中国无需向外发展，这已经足够了，在帝国之外不过是片蛮荒之地而已。这里不得不叹息一下，即使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是大明帝国，那又能怎样呢？中国内敛的国策是不会允许中国人和财富大量流向一个蛮荒之地的。
中国这种对蛮荒之地毫不垂涎的表现，也同样表现在军事上。中国对周边国家用兵多属防御性质的，大多是反应式的，也就是对周边蛮族的入侵采取的是一种打击的手段。它的目的自始至终是保持边界的安定，而不是去征掠土地资源。如日本，中国除元朝时期有过对日本进行征服的企图外，其他时期就再也没有过这种打算。这以后令日本可以在二战时夸口说日本民族是个6000年来从没被征服的民族，真是这样吗？恐怕是因为它在中国帝王眼中一直就是一个“弹丸岛国”而已吧。
中国这种内向的性格和高水平的社会经济状态为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伏笔。这种内向性格的成因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儒家的传统思想中，“内圣外王”是一条重要的为人原则。它强调这样两个重点：一是首先向内修身养性，先要自责自己有哪些过错，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二是在自身修养达到了一个高水平之后，自然会成为一个圣贤，用以征服他人的是其卓越的道德修养、丰富的学识，而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也就是俗语所说要“以德服人”。这种思想表现在国家政治上，对帝王强调的是“无为而治”，对外政策也希望同样以高度的思想文明来让异族顺服。陈寅格因此甚至评价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无兵之国”，他认为中国的军队更多承担的是治理国内事务的警察责任，而不是像其他帝国那样建立一支军队是为了攻城掠地。
无论是帝王们奉行的“无为而治”还是陈寅格论说的“无兵之国”，当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是不是就应该反思这种“内圣外王”思想的历史利弊了呢？
从现在的中国来看，如果和英、美、德等国家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在许多领域存在很大的差距，如经济、科技、人口素质等，但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差距，就是头脑差距。我们应该将自己的传统思想适应于现代社会，并建立一个健全、富有强大生命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诸如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加以强化。中国历来都是一个文明与经济大国，有着丰富的理财经验，科技创新能力也同样超群，实际上这些都是政治体制的外延，随着政治、思想体制的不断发展，这些方面自然就能得到发挥，与英、美平起平坐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体制，它是这所有一切的核心。在现在来看，要使这个核心达到稳定运转的程度，目前需做的是两件事，一件是继续大力深化目前的政治改革，二是一定要改变传统思想中的缺陷。
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史对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是场灾难，但对思想界而言，应该更像是一场森林大火——的确烧毁了许多树木，但大火后的森林反而变得更加繁茂，这不仅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类的历史规律。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遭受侵略，但也同样总是复兴，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自黄河文明形成以来，在它的后来版图中，它的影响面积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正如大火后的森林一样。
中国传统思想的缺陷或者说是不适应性是很明显的，但中国在吸收借鉴外来思想、同时又保持自我的能力方面也是不可小瞧的。
？ 失败的长城
毋庸置疑，几乎每一个大帝国都需要一个安全战略。从古至今，很多大帝国都选择了一个失败的战略——防线战略，并且这种防线战略大多又都是国家消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的就是战略的主体。在古代，这种战略实际上就是城墙战略。最早的城墙大概是特洛伊战争中的特洛伊城墙，它曾阻挡了希腊联军10年的进攻，但最终失败在希腊人的智慧中——木马计；公元122年，希腊人的征服者罗马人，在其西部疆域的不列颠北部倾尽全军之力修建了哈德良长城，在罗马强盛时期，这个长城看起来比较有效——阻挡蛮族约100年时间，但一旦罗马衰落，城墙也就倾覆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曾经以固若金汤闻名于世，它似乎是上帝的杰作，保护着修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七座小山之上，然而一旦面对新军事技术——奥斯曼土耳其人应用了先进的攻城技术——发射石球的火炮，最终，城墙被夷为平地；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没有一座城池可以依靠城墙抵御蒙古铁骑；中国的长城是最宏伟的城墙防御体系，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写出《孙子兵法》的民族却一直信奉这种十分被动的防御理论，游牧民族的威胁遍布整个北部边界，它就修建数千公里的城墙，而且几乎每个朝代都对此认同，它却几乎从来没起过作用，汉人最终解决问题的总是政治和经济手段，而现代东北被纳入版图也是大规模移民的结果，朴实的农民显然比长城和军队更有效。
现代意义上的城墙也有许多，如著名的马其诺防线，显然，它的作用不是保卫法国，而是验证了现代装甲集团军大规模机动战略的威力；还有第三帝国的大西洋防线，它的作用也不是阻止盟军的登陆行动，而是验证了战略欺骗总是能战胜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事实。
中国有矛和盾的寓言，西方有阿喀琉斯盾牌的传说，但这些寓言和传说显然对帝国防御决策者的教育意义不大。法国到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时候，仍有人企图完善城墙防御的理论，如法国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德·沃邦，他就设计出一套按照几何图形组成的各种战壕、堡垒、通道、火炮阵地等综合防御阵地，这实际就是城墙战略在热兵器时代的应用。目的都是一样的，把敌人消灭在城墙下，把敌人消灭在战壕前。
由此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城墙的心理安全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军事价值；政治和经济手段仍然是最根本的防御手段。
“修筑城墙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没有策略的标志。”
？ 板块化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认识和修正的过程，这就是说，在整个文明史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完美无缺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成功的社会，但它同样存在弊端，这也是中国模式必然的结果，正如希腊—罗马模式必然导致欧洲长久的政治分裂一样。
我们常听到一句对比中国和欧洲的话，那就是，中国没有阶级差异，而有行业差异；欧洲则有阶级差异，没有行业差异。这一观察角度显然是因为中国注重传承性，强调子承父业，往往在一个行业内工艺技术是父子相传的，这导致中国社会中许多家庭中的男性成员稳定地从事着固定的行业。尽管在中国有所谓“行行出状元”的说法，但从事政治的王公贵族世袭罔替，与从事石匠行业家庭的子承父业的两类人的社会地位显然迥异，行业的稳定传承导致了社会地位也以此定位。如在中国自古重农轻商，认为商人是一群不肯安分守己、专门投机获利的人，他们即使拥有巨大财富，在主流社会中却仍然受到鄙视。而欧洲虽然也有家族事业，但如果这个家族兴旺发达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人们看重的是某人或某一家族拥有多少财富，而完全不在乎他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欧洲许多家族都是因为财富和影响力日益增大而获得政治地位的，如获得爵士封号。
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如胡雪岩就有红顶商人之称，欧洲也有破落的贵族嫉恨巨商豪贾的情况，否则也不会有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之争了。这种社会阶级与行业差异其实只是评价某人地位的社会习惯和价值观偏向，而不是一种机制。
无论以行业还是阶级来评价某人，都证明中国、欧洲或任何世俗文明社会都存在评论邻家阿三在社会中尊卑贵贱的一套“歪理”。不要小看这些歪理，它的背后拥有巨大的社会能量，尤其在中国这样长久处于大一统的国家中，国家外来压力相对较小，社会越稳定，这种观念就越深刻，即所谓外压越小，内在矛盾就越深刻。所以中国的社会文学更多的是描绘社会矛盾和国家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不是像《高卢战记》、《荷马史诗》、《波罗奔尼撒战争史》等那样描绘民族国家战争。
无论欧洲文明、中国文明、美洲文明、阿拉伯文明还是埃及文明等，都存在一个“条块分割”的社会。只是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文明持续，并且在近代深受西方文明的侵袭，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依然严重。
我们可以简洁地表示出现代中国社会的问题：
政治：大一统未完成
大陆，台湾省
行业：行业即意味着社会差异
行政人员（或公职人员）、中小企业老板、外企高级经理人员、企业白领、医生、律师、普通上班族、工人、农民、民工
地域：全国都有地域歧视
上海、北京、广州、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大城市、老少边穷地区（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
经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原大城市地区、西部地区
城乡：城乡差别
直辖市户口、城市户口、农村户口
性别：男女差别
男女出生率失衡（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求职机会（男性总体高于女性）、职业待遇（男性高于女性）、婚姻家庭（男性拥有更大主动权）
民族：相对平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执行得较好，所以中国各民族间相对平等，民族歧视现象不明显，仅在网络上有个别出于历史情感上的民族谩骂言论，不足为凭
宗教：几乎无歧视
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宗教信仰从来没有获得政治权力，因而宗教信仰一般属个人事情，在中国民间社会中宗教冲突几乎没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只有民族和宗教两个方面的矛盾不显著，其他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依然有待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