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要不是那个莱利·亨德森，人们肯定不知道我们待在树上，至少不会那么快就知道。
凯瑟琳的防水布包里装满了星期天晚宴的剩菜，正当我们享受有咖啡、蛋糕还有鸡肉的丰盛早餐时，林中突然响起了枪声。我们坐在当地上，口中蛋糕渐渐发干。树屋下方，一条毛色光滑的猎犬慢慢跑过来，后面跟着莱利·亨德森。他肩上背着一杆枪，脖子上像戴花环一样挂着一串流血的松鼠，尾巴都系在一起。多莉把面纱放下，仿佛要在树叶中隐身。
他在不远处停下了脚步，晒得黝黑的年轻面容机警地紧张起来，他将枪举起，向周围做瞄准状，仿佛等着射击目标自动现身。这紧张气氛可把凯瑟琳搞得实在受不了，她大声叫道：“莱利·亨德森，我看你敢开枪打我们！”
他持枪的手犹豫了，猛然转身，那串松鼠如同项链般随之摇晃，随后他看到了树上的我们，定了一定后说，“你好，凯瑟琳·克里克，你好，泰博小姐。你们在那上面干什么？被野猫撵的吗？”
“只是坐坐，”多莉连忙说，仿佛怕我或是凯瑟琳会先开口回答。“你这些松鼠很不错啊。”
“拿两只吧，”他说着，解了两只下来。“我们昨天晚饭吃了两只，肉质真的很鲜嫩。稍等片刻，我拿上来给您。”
“不劳你动手，只要放在地上就可以了。”但他说蚂蚁会来吃，于是纵身跃上树来。他的蓝衬衫上沾了点点松鼠血，皮革颜色的粗硬头发上，也闪着滴滴血迹，他身上散发出火药气味，整洁和气的面孔，晒成黝黑桂皮般颜色。“真活见鬼了，这是座树屋，”他说着，使劲跺了下脚，仿佛要试试木板够不够结实。凯瑟琳警告他说，也许这会子还是树屋，他要再这么跺脚这树屋就命不长了。他说，“柯林，是你造的吗？”听到他喊我名字，我惊喜过望：我真没想到莱利·亨德森会知道我的名字。但他的名声我早有耳闻。
我们镇上，再没第二个人像莱利·亨德森那样遭人口舌。年长的人说起他来总是叹气，跟他年纪相仿的人，譬如我，总是说他小气，难相处，其实是因为他只许人嫉妒，却不肯接受我们的爱戴，跟我们做朋友。
随便什么人都会实事求是地说出这些。
他生在中国，他父亲是个传教士，在中国一次农民起义中被杀。他母亲老家就在我们镇上，名叫罗丝。我从未见过他母亲，但听人说她是位美女，只是后来戴上了眼镜。她还很有钱，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她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带着莱利和另外两个孩子，都是女孩。一家人都跟她哥哥一起住，她哥哥霍利斯·霍顿是治安官，一直没结婚，这位老单身汉皮色焦黄，跟榅梨似的，长得肉乎乎的。后来几年里，罗丝·亨德森行事越来越怪：她威胁要打官司告韦莱娜，因为从她店里买了件连衣裙缩水，她为了惩罚莱利，让他单脚在院子里蹦，一边蹦，一边背乘法表，再不然她就纵容莱利到处乱跑，当长老会教派的牧师来劝她时，她对牧师说她恨她的孩子，恨不得他们都死了才好。她这话想必是当真的，有一年圣诞节的早晨，她将浴室门锁上，想把两个女儿淹死在浴缸里。据说是莱利用斧头劈开房门才冲进去。当时莱利只有九岁或者十岁，能这么干很不容易。后来，罗丝被送到了海湾地区一个地方去了，那是间精神病院，她可能现在还住在那里，至少我从未听到她的死讯。后来莱利和他舅舅霍利斯·霍顿处不来。一天晚上，他偷走了霍利斯的奥兹莫比尔车，开车带着梅米·柯蒂斯去了跳舞餐厅，那个梅米跑起来快如闪电，比莱利要大五岁左右，莱利当时最多十五。总之，霍利斯听说他们在跳舞餐厅，就叫上警长，开车送他去了那边，他说他要给莱利个教训，要让他进局子。可莱利说警长，你可别抓错了人。他就当着众人的面，指责舅舅偷罗丝的钱，罗丝留给他和两个妹妹的钱。他提出当场跟霍利斯一决胜负，霍利斯不肯应战，他径直走上前，对着霍利斯眼窝打了一拳。警长把莱利抓进了局子，但罗丝的老朋友库尔法官开始调查这件事，果然不出所料，霍利斯确实是偷偷把罗丝的钱一点点转进了自己的账户。于是霍利斯收拾行李，坐上火车去了新奥尔良。几个月之后，我们听说他号称是浪漫教长，在一条月夜游览密西西比河的蒸汽机船上工作，给人主持婚礼。从那以后，莱利就自己当家做了主人。他从继承的遗产里支取一笔钱，买了辆红色跑车，跟镇上所有名声不好的女孩儿都出去过，载着她们到城外，在乡下把车停下；他的车里唯一坐过的好姑娘就是他的那两个妹妹——他星期天下午开车载她们兜风，慢慢地，很体面地绕着广场兜一圈。他的两个妹妹生得都很美，但过得没什么乐子，因为他严加看管，男孩们都不敢靠近她们。一个很可靠的黑人妇女帮他们打理家务，除此之外她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人。他两个妹妹之一，伊丽莎白，上学时跟我在一个班，她成绩顶尖，每次成绩都得A。莱利自己早就不上学了，但他不跟那些弹子房的混混一道，也不跟他们来往。他白天去钓鱼或者打猎，还给老霍顿家的房子做了很多改进，因为他很擅长木工，对机械也很在行：比如他造了一个特别的车喇叭，响起来跟火车汽笛声似的，傍晚你时常能听到他的车喇叭响着，开着车去隔壁镇上参加舞会。我多希望能跟他做朋友！看起来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他比我只大两岁。可我记得他总共只跟我讲过一次话。当时他穿着白色的法兰绒长裤，准备去夜总会跳舞，路上拐进了韦莱娜的杂货店，我星期六晚上有时在店里帮忙。他想要一包影子[7]，可我拿不准影子是什么，所以他只好走到柜台里面来，自己开抽屉拿，当时他笑了，笑得不乏善意，可其实他还不如不笑呢，这下他知道我是个笨蛋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做朋友。
多莉说，“莱利，吃块蛋糕吧，”他问我们是不是总是这么一大早就出来野餐？然后又说他觉得这主意挺不错，“就像晚上出来游泳一样，”他说。“我有时候趁天黑到这里来，下河游泳。下次你们再来野餐，喊一声我就知道是你们来了。”
“你哪天早上来我们都欢迎，”多莉说着，把面纱掀了起来。“我敢说我们得在这里待上一阵呢。”
莱利大概觉得这邀请来得挺奇怪，但他没说什么。他拿出一包香烟，挨个让大家抽。凯瑟琳拿了一根，多莉见了，说道：“凯瑟琳·克里克，你这辈子都没碰过烟草。”凯瑟琳说她也许这是种缺憾：“这东西想必是能给人安慰，那么多人都说这东西好；多莉心肝儿，到了我们这把年纪，你得自己寻找安慰。”多莉咬住了嘴唇，“嗯，反正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她说着，也接过一根香烟。
有两样东西能让男孩发狂（据汉德老师说，正是他抓到我在学校卫生间里抽烟），其中之一我已经戒掉了，两年前我戒了烟，倒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东西真能让我发狂，而是我担心吸烟会妨碍我长个子。事实上，我现在长到了正常的身高，而莱利还没我高呢，但他看起来比较高，因为他举止动作像个高个牛仔那样，笨手笨脚不协调。于是我拿了根香烟，多莉将未吸入的烟都吐出来，说我们可能会一起害病难受，但谁也没难受，凯瑟琳说下次她想试试抽烟斗，因为那气味闻起来真不赖。这时多莉主动说出了一件令我大感意外的事实，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韦莱娜抽烟斗。“我不知道她现在还抽不抽了，但她曾经有个烟斗，还有一罐阿尔伯特亲王牌的烟丝，罐里还放着半个切开的苹果。但这话你可不能往外说，”她说完，突然意识到还有莱利在场，莱利哈哈笑了起来。
通常我们只是在街上匆匆一瞥，或是看到他驾车经过，莱利总是表情严肃，脾气一触即发的模样，但他在楝树上看起来很放松，时不时微笑，整张脸都变得很丰富，仿佛他至少是想表示友好，也许交个朋友也无妨。而多莉这边看起来也很轻松，乐于有他陪伴。显然她一点都不怕莱利：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树屋里，而树屋是属于她的领地。
“谢谢你的松鼠，先生，”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多莉说。“记得要再来啊。”
他晃身落地。“要搭车吗？我的车就停在墓地边上。”
多莉对他说：“你太客气了，但我们哪里都不打算去。”
他咧嘴笑着，举起枪来冲我们瞄准，凯瑟琳大叫：“你该挨鞭子，小子。”但他笑了几声，挥手跑开，猎犬叫着冲到前面去了。多莉兴冲冲地说，“我们抽根烟吧，”因为他把烟盒落下了。
莱利到镇上的时候，我们半夜逃跑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了。虽然我和凯瑟琳都不知道，可多莉走时还给韦莱娜留了张纸条，她早晨起来喝咖啡的时候看到了。据我所知，这张字条只是说我们要走了，韦莱娜从此以后不用再受我们打扰。她立刻打电话去罗拉酒店找她的朋友莫里斯·里茨，两人一起去把警长叫起来。正是因为韦莱娜的支持，他才坐上了警长的职位，这家伙年纪轻，脸皮厚，升得很快，下巴长得很粗野，眼睛贼溜溜的像个出老千的。他名叫朱尼厄斯·坎德尔（真是难以置信啊，就是这个朱尼厄斯·坎德尔，如今已经当上了参议员！）他马上派出手下成立搜寻小分队，并给邻近城镇火速发了电报。许多年以后，泰博案最后和解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这封电报的手写稿原件——我猜是里茨博士起草的。留意寻找下述同行者。多莉·奥古斯塔·泰博，白人，六十岁，发色黄，有白发，体瘦，身高五英尺三英寸，绿眼睛，精神不太正常，但不具备危险性。凯瑟琳·克里克，黑人，冒充印第安人，六十岁左右，牙齿落光，讲话模糊，矮胖结实，可能有危险性。柯林·泰博·芬威克，白人，十六岁，看起来年龄更小，身高五英尺七英寸，金发，灰色眼珠，体瘦，仪态不好，嘴角有疤，性情阴郁。三人都被作为流亡者一起通缉。他们肯定没跑远，莱利在邮局里说：女局长皮特斯太太飞奔去打电话说莱利·亨德森在墓地下面的树林里看到我们了。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安心地在树屋里忙活，想弄得舒服些。我们从凯瑟琳的背包里拿出一条金色和玫瑰色的拼布被子，我们还有一副扑克牌、肥皂、几卷卫生纸、橙子和柠檬、蜡烛、一柄煎锅、一瓶黑莓酒，还有两个塞满食物的鞋盒：凯瑟琳吹嘘说她把厨房里所有吃的都卷走了，连当早点的饼干也没给那个人留一片。
后来我们都去溪水边，在冷水里洗脚、洗脸。河边树林里遍布着小溪流，就像树叶上布满叶脉一样，清澈见底，叮咚作响，蜿蜒着汇入小河，这条河就像头绿色的鳄鱼趴在树林里。多莉看起来真是夸张，她站在溪水里，身穿冬季套装，把裙子高高撩起，面纱像一片小飞虫绕在她脑袋周围飞舞闹腾。我问她，多莉，你为什么要戴着面纱呢？她回答说，“正经女士出门旅行不是应该戴着面纱吗？”
回到树上以后，我们做了一罐味道很好的橙子水，谈起未来的打算。我们的全部财产有：四十七美元现金，几件首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兄弟会标志的金戒指，是凯瑟琳灌香肠的时候，在猪肠子里找到的。据凯瑟琳说，四十七美元够我们买票去任何地方：她认识一个人一路到了墨西哥，只用了十五美元。我和多莉都反对去墨西哥，首先一件，我们不懂当地语言。再说，多莉说，我们不能冒险出州界，并且，不论我们去哪里，都得待在靠近树林的地方，不然我们怎么做浮肿药水？“跟你说实话吧，我想我们应该就在这里，在河边树林里住下来，”她说着，四处打量起来。
“就在这棵老树上吗？”凯瑟琳说。“快放弃这念头吧，多莉心肝儿。”然后又说：“你记不记得我们看到报纸上登的，一个男人漂洋过海买了座城堡，然后拆零散了全都带回家来的事？你记得吗？也许我们可以把我那栋小房子装到马车上，拖到这里来。”但是，多莉指出，房子是韦莱娜的，所以我们不能拖走。凯瑟琳回答说：“你错了，宝贝儿。如果你给一个男人做饭吃，洗衣服，跟他生孩子，你就跟他是夫妻，这男人就是你的。如果你打扫一幢房子，照看炉火，添炭加柴，这么多年你满怀爱意做着这一切，你跟这幢房子就算夫妻，这房子就是你的。照我的看法，那上头的两幢房子都是我们的：在上帝的眼睛看来，我们把那个人赶出去才好。”
我有个主意：我们下面的河里有一条没人要的船屋，水浸得太久发了绿，已经半沉了。这条船原本属于一个钓鲶鱼为生的老人，后来老人申请许可，要跟一个十五岁的黑女孩结婚，因此被赶出了镇子。我的想法是，我们何不修好那条老船，住到船上去？
凯瑟琳说如果可能，她还是想在陆地上度过余生：“按照主的旨意要我们待的地方，”接着她又列举了主的许多其他意图，比如说树木是给猴子和鸟住的地方。突然她一下子安静下来，戳戳我们，惊讶地指着下方树林和草地交界的那片开阔地。
那边一群大人物正步履沉重，严肃端庄地朝我们这边静静地走过来。库尔法官，巴斯特牧师和夫人，梅西·威勒太太，正前方领路的，赫然是朱尼厄斯·坎德尔警长，但见他足蹬系带长靴，手枪随着步伐在屁股上拍动。阳光中闪烁的微尘像黄蝴蝶一样，绕着他们翻飞，荆棘刮擦着他们浆洗过的，城里穿的好衣裳，一根藤缠上了梅西·威勒太太的脚，把她吓得朝后跳开，大叫一声，我见状不禁笑出声来。
听到我的声音，他们都抬头看着我们，其中几人脸上浮现出困惑惊恐的表情：仿佛他们去动物园参观，却误打误撞逛进了笼子里面。坎德尔警长佝偻身体上前几步，手搭在枪上。他眯缝着眼睛抬头看我们，仿佛是在直视太阳的强光。“这个……”他刚开口就被巴斯特太太打断了，她说：“警长，我们说好的，此事交给牧师来处理。”她的规矩就是，她的丈夫作为上帝的代表，应该一切问题他说了算。巴斯特牧师清了清嗓子，两手搓来搓去，好像昆虫干燥欲断的触角。“多莉·泰博，”他说，他长得蔫不啦叽，黏黏糊糊的样子，可声音却很优美，“我代表你那宅心仁厚的妹妹……”
“对，她心肠好，”他老婆跟着唱诵，梅西·威勒太太也跟着鹦鹉学舌。
“……她今天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没错，”几位女士用训练有素的合唱腔调说道。
多莉看看凯瑟琳，摸摸我的手，仿佛希望我们解释为什么这群人像狗一样，聚在一棵树下虎视眈眈，觊觎着一窝受困的负鼠。我想，她只是想拿点什么在手上，于是不经意地拿起一支莱利落下的香烟。
“真丢人哪，”巴斯特太太甩着小秃脑壳儿，扯着粗嗓门儿叫道，颇有几个人管她叫“秃鹫”，这名号指的，可不仅仅是她的为人。她脑袋很小，净是歪脑筋，肩膀很高，吊吊着，身子却很大。“我说你真不嫌丢人哪。你怎么敢背离上帝这么远，居然像个喝醉酒的印第安人一样，坐在树上抽烟卷，简直像……”
“下贱女人，”梅西·威勒太太及时补充道。
“……像个下贱女人，你妹妹却痛苦难受躺着动不了。”
也许他们对凯瑟琳的描述有一点没错，她确实有一定危险性，此时她挺身而出说道：“牧师太太，不许你管我们多莉叫下贱女人，我这就下来扇你个罗圈腿。”幸好他们没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若听懂的话，警长可能会开枪打穿她的脑袋，这么说不夸张，城里许多白人还会认为他做得对、打得好。
多莉看来有点吓呆了，又好像镇定自若。瞧，她只是拂掉裙子上的尘土，说道：“想想看啊，巴斯特太太，你会发现我们比你离上帝要更近那么几码。”
“说得好，多莉小姐。这真是个绝妙的回答，”说话的人是库尔法官，他拍着手掌，很赞赏地笑出声来。“当然是他们离上帝更近，”他说，周围那些人表情严肃，很不赞同，可他完全不理会。“他们在树上，我们在地上。”
巴斯特太太转身冲他开火。“我以为你是个基督徒呢，查理·库尔。我对基督徒的认识可不包括嘲笑可怜的女疯子，还给她鼓劲。”
“你不要随便管人叫疯子，泰尔玛，”法官说。“这也不大像基督徒所为。”
巴斯特牧师开火了。“回答我的问题，法官，若不是出于慈善，为了行使我主的旨意，你为什么要跟我们来这里？”
“主的旨意？”法官不可置信道。“对此你并不比我知道得更多。也许上帝就是要这几个人搬到树上去住呢；至少你得承认，上帝从来没吩咐你去把他们从树上拖下来——当然了，除非上帝就是韦莱娜·泰博，你们颇有几个人将她奉若神明，对不对，警长？不，先生，我来这里可不曾奉了谁的旨意，只是我自己想到林间走一走，一年里头此时林间最美。”他采了几朵灰不溜秋的紫罗兰，别在扣子上。
“见你的鬼去，”警长说道，一开口又被巴斯特太太打断了，她说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容忍恶语咒骂：对不对，牧师？牧师即刻表示支持，说纵容咒骂他就不得好死。“这里我说了算，”警长通知大家，坏小孩似的下巴朝外撅着。“这是法律案件。”
“谁的法律，朱尼厄斯？”库尔法官平静发问。“别忘了我在法庭上坐了二十七年，比你岁数还要长。小心点。法律没有给我们权利干涉多莉小姐的事。”
警长毫不畏惧，跳了一步要上树。“别再惹麻烦了，”他连哄带骗地说，我们看到他弯弯的犬齿出现在下方。“快出来，你们全都下来。”我们仨仍旧如孵蛋的鸟儿一般坐在原地不动，他继续露出更多牙齿，仿佛要把我们从树上震下去似的，愤怒地晃动树枝。
“多莉小姐，你一向是个平和的人，”梅西·威勒太太说道。“请跟我们回家吧；你不能错过晚饭时间啊。”多莉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饿，还问他们饿不饿。“有根琵琶腿谁想吃就给谁。”
坎德尔警长说，“你让我很难办哪，女士，”他又往前拱了拱。树枝吃不住他的分量，咔嚓一声裂断，这残酷而伤心的声音，雷鸣一般传遍了树身。
“如果他胆敢出手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尽管踹他的脑袋，”库尔法官建议道。“要我就踹，”他陡然升起一种行侠仗义的冲动：如同灵蛙一般猛然跃起，捉住了警长悬空晃荡的一只靴子。警长立刻捉住了我的脚腕，凯瑟琳只好拦腰抱住我。我们几个穿成一串滑动起来，拉力越来越强，眼看就要一个接一个跌落在地。同时，多莉开始将罐子里剩下的橙子水朝警长的脖子里灌进去，于是他骤然骂了句渎神的脏话，放开了我。他们跌倒在地，警长倒在法官身上，牧师在最底下。梅西·威勒太太和巴斯特太太又火上浇油，乌鸦般哇哇乱叫着，倒在他们身上。
多莉被眼前的乱象惊呆了，何况她还负有部分责任，迷惑之下她手里装橙子水的空罐子脱了手，砰的一声砸在巴斯特太太的脑袋上。“对不起，”她道歉，但一片忙乱中，谁也没听见。
等到树下的一团乱麻终于散开，涉及人等纷纷站起来，彼此离得远远的，很不好意思似的，小心翼翼地上下检视自己。牧师看来摔得不轻，但没有伤筋动骨，只有巴斯特太太，脑袋稀疏的头发中间，一个包正在慢慢鼓起来，她算是唯一可投诉的伤员，且立刻就这么做了。“你攻击我，多莉·泰博，休要否认，这里人人都是见证，大家都看见你拿那个罐子瞄准我的头。朱尼厄斯，快逮捕她！”
但警长正忙着处理他本人的官司呢。他双手叉在屁股两侧，耀武扬威的样子冲着法官，法官此时正忙着更换扣眼里的紫罗兰花儿呢。“要不是你年纪太老，我他妈一定会打翻了你。”
“我没那么老，朱尼厄斯：只不过比较成熟，懂得男人不该当着女士的面大打出手，”法官说道。他身材挺拔，肩宽背阔，虽然年近七十，看起来却只有五十出头。他握紧了拳头，拳头很硬，长满了毛，就像椰子。“转念再想，”他黑着脸说，“要是你想打，我奉陪。”
当时情况看来，双方还算势均力敌。连警长本人都没把握自己能打赢；他气焰渐渐消散，朝指缝中啐了点口水，说道，至少人家不能指控他殴打老年人。“或是有胆接招，”库尔法官反唇相讥。“得了吧，朱尼厄斯，趁早把衬衫系到裤腰里，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警长转身朝我们树上几人施压。“你们几个，省点事自己下来，马上跟我回去。”我们毫不理会，只是多莉放下面纱罩住了脸，仿佛拉上帘幕，表示这个话题结束不谈了。巴斯特太太脑袋上的包像角一样越来越鼓，还煞有介事地说：“没关系，警长。不是没给他们机会，”然后又看一眼多莉，再看一眼法官，又补上一句：“你以为能逃得掉，我告诉你吧，你会有报应的，不等上天堂，现世就会报。”
“现世就报，”梅西·威勒太太应声相和。
他们沿小路离开了，耀武扬威昂首阔步，好似婚礼仪仗，转眼进了阳光照耀的地方，红色的草叶翻滚着，将他们的身影吞没了。法官在树下逡巡片刻，朝我们微微一鞠躬，客气微笑道：“我记得您说有琵琶腿，可以请大家吃？”
他简直像是用树的不同部分拼接而成，鼻子像个木楔子，双腿壮实好比老树根，眉毛又粗又硬，像一缕缕的树皮。这棵老树顶上，有一片银色苔藓般的胡须，与头顶中分的发色一般无二，脸颊的颜色，好比是旁边一棵更高的悬铃木，垂下来两片牛皮似的叶子。他的面容，乍看之下给人的整体印象像是个怕羞的乡下人，只是一双眼睛机警如雄猫一般。通常查理·库尔法官是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许多人曾经利用他的谦逊，炫耀吹嘘，可任凭谁也不能像他那样，宣称自己是哈佛大学毕业，并且曾两度去往欧洲游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讨厌他，觉得他拿腔作调：不是据说他每天早餐之前都要读上一页希腊文吗？哪有男人扣眼里老戴着朵花儿的？有的人要问了，他要不是目中无人，干吗非要老远跑到肯塔基州去找个女人来做老婆，而不娶我们当地的女人？我不记得法官太太什么样，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她就死了，所以我讲的这些，都是重复别处听来的说法。据说，小镇从来不曾对艾琳·库尔敞开温暖怀抱，很显然，这得怪她自己。本来肯塔基的女人就很难搞，紧张兮兮，心肠又硬，况且艾琳·库尔娘家姓托德，是鲍灵格林的一户大家（她的一个隔辈表亲，玛丽·托德，嫁给了亚伯拉罕·林肯），艾琳丝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态度表现出来，她觉得这里的人愚昧落后，庸俗不堪：她从不请镇上的太太们上门做客，但帮她做针线活的帕尔马小姐传话出来，说她如何将法官的家里铺上东方地毯，摆满古董家具，布置得品味不凡，风格出众。她去教堂都是乘着一辆皮尔斯银箭汽车，车窗来去都摇上来紧闭着，在教堂里她会始终举着一方洒了古龙香水的手帕遮住口鼻：在艾琳·库尔看来，上帝的气息可算不上好。更何况，她还不允许当地的两个医生给他们家人看病，尽管她自己也有点残疾：她腰椎有点错位，所以必须得睡在硬板床上。有些粗鄙的笑话，说法官总是搞得满身木刺。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生了两个儿子，托德和小查尔斯，两个都生在肯塔基，因为他们的母亲特地回故乡生产，以保证孩子生下来就是蓝草州肯塔基居民。有的人想与法官结交，却吃不消他太太的坏脾气，就说他真是受苦，一天好日子也没的过，她去世以后，这些批评者中，即便是最苛刻的也得承认，老查理想必真是非常爱他的艾琳。在她生命最后的两年里，她病得厉害，心情躁郁，于是他退休放弃了巡回法官的职位，带着她出国，到他们当年度蜜月的地方去。她再也没回来；她葬在了瑞士。不久前，我们镇上学校的一位教师，凯莉·威尔斯跟着旅行团去欧洲，我们小镇跟欧洲大陆唯一的联系就是坟墓，有几个当兵的小伙子，还有艾琳·库尔的墓地，凯莉特地带了个拍快照的相机，决心要把这些墓地寻访个遍：她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在一片高到云彩里的墓园里跌跌撞撞，却始终未能找到法官太太的墓，这么想想挺滑稽的，这艾琳·库尔，静静躺在山坡上，至今还不情愿接待访客。法官回来之后地位尽失，政客梅塞弗·陶赛普和他的同党当了权，那帮家伙可不能让查理·库尔坐在法庭上碍事。老法官看上去真令人难过，他仪表堂堂，穿着紧身西装，袖子上缝着黑色丝带，扣眼里插着一朵蔷薇花，却整日无所事事，只是去邮局或者去银行而已，真是让人伤心。他的儿子都在银行工作，两人都薄嘴唇紧绷着，严肃谨慎的样子，几乎像双胞胎，肤色雪白，溜肩膀，眼睛泪汪汪的。查尔斯二世大学没毕业就开始掉头发了，他是银行的副总裁，小儿子托德是出纳。他们跟父亲毫无相似，除了一点，他们都娶了肯塔基州的女人做老婆。这两个儿媳妇霸占了法官的家，一分为二，隔成了两套公寓，分别从两个门出入；他们做出安排，法官先跟大儿子一家过一段日子，再到老二家住一阵。难怪他会想到树林去散步。
“谢谢你，多莉小姐，”他说完，用手背抹了抹嘴。“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琵琶腿。”
“只是根琵琶腿罢了，我们真是无以为报，您真的很勇敢。”多莉说得很动情，很娇羞的语气，我都觉得有些不合适，有失尊重；想必凯瑟琳也跟我有同感，她谴责地瞪了多莉一眼。“您要再来点别的东西吗？吃块蛋糕好不好？”
“不了，夫人，谢谢您，我很饱了。”他从坎肩上解下一只系链金表，然后把表链系在头顶一根结实的树枝上，金表挂在上面，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一样，轻轻的嘀嗒声如同一种精致小兽的心跳，萤火虫，或是青蛙。“听到时间流逝的声音，会感觉日头更长。我现在懂得欣赏长日漫漫了。”他把松鼠皮毛捋顺，松鼠蜷曲着躺在角落里，仿佛只是睡着了。“正中脑门，好枪法，孩子。”
当然，我马上坦白猎手不是我。“莱利·亨德森，是吗？”法官说道，接着又说正是莱利透露了我们的去向。“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花了一百多美元的电报费，”他告诉我们，想到这些，他不禁笑出了声。“我猜就是心疼这些钱，韦莱娜才躺倒在床上的。”
多莉皱眉道，“这真是莫名其妙，他们一帮人那么穷凶极恶的。看起来他们气急败坏，恨不得要我们的命，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这跟韦莱娜有什么关系：她明明知道我们离开是为了让她清静，我跟她说过，甚至还给她留了个字条。但如果她病倒了——是不是，法官？我从没见过她生病。”
“一天也没有过，”凯瑟琳说。
“唉，她就是心烦罢了，”法官心知肚明地说。“不过韦莱娜这个人，就算病倒了，一片阿司匹林就能好起来。我记得当初她要重整墓地，要准备几个墓穴给她自己和你们泰博家人。咱们这里有位太太找到我说，法官哪，你说韦莱娜·泰博是不是镇上最病态的一个，居然想给自己挖那么大一个墓穴？我说，不，唯一病态的是，她居然肯花大价钱修墓，其实她一刻也不曾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死去。”
“我不想听人说我妹妹不好，”多莉忙说。“她工作努力，应该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是我们的错，我们让她失望了，她家里没有我们容身之处。”
凯瑟琳嘴巴里塞的棉花团蠕动起来，像在咀嚼烟叶。“你是不是我的心肝儿多莉？还是个伪君子？他是咱们的朋友，你该跟他实话实说。那个人跟小犹太要偷咱的药……”
法官请求翻译，但多莉说都是废话，不值得重复，又岔开话题，问法官懂不懂剥松鼠皮。他恍惚地点点头，目光越过我们，望向我们头顶，橡子般的眼睛凝望着映照在天空下，微风拂过的树叶。“也许我们大家都没有容身之处。但是我们知道某个地方是我们安身的所在，如果找到了，哪怕只是在那里短暂居留，我们也算是福星高照了。这里大概就是你们的所在，”他说着，微微颤抖，仿佛天空有巨翼展开，撒下带有寒意的阴影。“也是我的所在。”
怀表在微妙的嘀嗒声里转动着，下午的光阴渐渐弯到了黄昏。河上的水汽，秋日的薄雾，暮色四合，树影泛蓝，光晕笼上，冬天般的气氛将苍白的太阳裹在里面。法官仍然不肯离开我们，“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单独过夜怎么行？还有朱尼厄斯·坎德尔和那帮家伙，上帝晓得他们想搞什么鬼？我得跟你们一起。”自然，我们四个人之中，法官在树上待得最自在。看着他真是令人心生愉悦，像野兔的鼻子闪闪亮，感到自己又成了男子汉大丈夫，还要保护妇孺。他用折叠刀给松鼠褪了皮，我借着昏黄的天光捡了些木柴，在树下生了堆火，架上煎锅。多莉开了一瓶黑莓酒，借口说搪搪寒气。松鼠果然很好吃，肉质鲜嫩，法官很得意地说，有机会我们该尝尝他做的炸鲶鱼。我们静静地啜饮莓酒，篝火渐凉，树叶的气味与烟气飘过，引起无限秋思，我们叹息着，倾听草叶海潮一般的歌声。玻璃罐里烛火摇曳，几只吉卜赛飞蛾围着火光飞舞，仿佛在指挥黄色的烛光在幽黑的树枝间跃动。
就在这时，我们并非确切听到脚步声，只是隐约感到有侵入者：也许只不过是月亮升起来罢了，但那晚并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天色漆黑，就像黑莓酒的颜色。“我觉得有人——有东西，在下面，”多莉说出了我们共同的感觉。
法官把烛火举起来。夜行动物见到光亮，都悄悄隐匿，一只雪枭飞过树梢。“谁在那里？”他像战士一样，鼓起勇气挑衅地问道。“快答话，下面是谁？”
“是我，莱利·亨德森。”果然是他。他从阴影中现身，抬头对我们露出笑容，烛光的映照下，他的表情看起来扭曲而怪异。“我就想来看看你们怎么样了。希望你们不要生我的气：要是我早知道怎么回事，肯定不会说出你们在哪儿的。”
“没人责怪你，孩子，”法官说，我想起来，正是法官帮莱利打赢了跟他叔叔霍利斯·霍顿的官司，他们之间有某种共识。“我们在这里喝点小酒。我想多莉小姐肯定高兴请你也来跟我们一道。”
凯瑟琳抱怨地方不够，说再加一盎司，这些老木板就要塌了。可我们还是挤到一起，让出点地方给莱利，他刚刚挤进来，凯瑟琳就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叫你今天不要那样拿枪指着我们，还有，”她说着，又搡了他一把，吐字清楚让他能听懂，“你把警长招来对付我们的账也要算。”
我觉得凯瑟琳很凶很粗鲁，但莱利并不介意，只是好性情地哼了几声，建议她趁黑夜没过去，赶紧去干点别的，别净是扯人家头发。他告诉我们说，镇上都闹腾起来了，跟星期六晚上似的，人头攒动，尤其是牧师和巴斯特太太，正打算找麻烦呢。巴斯特太太坐在他们家门廊上，给访客们看她脑门上的肿包。他说坎德尔警长已经说服了韦莱娜，同意签署文件，要求逮捕我们，理由是我们盗窃了属于她的财物。
“法官啊，”莱利说，他表情严肃，又迷惑，“他们还想出主意，说要逮捕您。扰乱治安，妨碍司法公正，我听说的。也许我不该跟您说这些——可在银行外头，我碰到了您的儿子托德。我问他，打算怎么办，我是说，他们要逮捕您；他说不怎么办，说早料到会有这种事，说您是自找的。”
法官倾斜身体，吹灭了蜡烛；仿佛他脸上浮现了某种表情，不想让我们看到。黑暗里，我们中有人在哭泣，过了一会儿，我们发觉那是多莉，她落泪的声音，迸发出静静的爱意，传遍我们围坐的一圈，撞击着每个人。法官温柔地说：“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得做好准备。现在，大家听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