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位置，才能捍卫它，这是基本原则。因此：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是麻烦。多莉小姐和她的朋友们，他们惹上了麻烦。你，莱利，我们俩都有麻烦。我们属于这间树屋，不然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在法官信心十足的话音中，多莉渐渐平静下来；他说：“今天，当我跟着警长那一群人出发的时候，我是这样一个人，认定自己的生命会无声无息度过，无人交流，去无痕迹。现在我认为我不至于这么不幸。多莉小姐，有多久了？五十，六十年？我认识你已经这么多年了，当初你还是个拘谨害羞爱脸红的孩子，坐在父亲的车上进城——从来不从车上下来，因为你不想让我们城里的孩子看见你没有穿鞋。”
“她们有鞋穿，多莉和那个人，”凯瑟琳嘟囔着，“是我没有鞋穿。”
“这么多年来我认识你，却从来不了解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了解你是这样的人：你是个灵性的人，异教徒……”
“异教徒？”多莉显得有点警觉，却饶有兴趣等他说下去。
“总之，你是个有灵性的人，单凭眼睛看不透的人。灵性的人接受生活的安排，承认差异——结果就老是惹麻烦。至于我，我从来就不该当法官；我做法官，经常会站错立场：法律不认可差异。你们还记得老卡普尔吗？那个打鱼的，从前在河上有个船屋？他被赶出城去——因为想跟那个可怜的有色人种姑娘结婚，我想那姑娘现在是给鲍斯顿太太干活呢。你知道她爱卡普尔，我从前去钓鱼的时候常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很幸福；她对于卡普尔的意义，我生命中没有哪一个人可比。世上唯一的那个人——对他毫无保留的那个人。但是，如果他成功跟那个姑娘结了婚，警长就有责任去逮捕他，我的责任就是要审判他。有时我不禁想象，所有那些被我宣判有罪的人，把真正的罪恶感传给了我。我之所以想要在有生之年有一次可以站对立场，部分原因正是如此。”
“这次你就站对了。那个人和犹太人……”
“嘘，”多莉说。
“世上唯一的那个人，”莱利重复着法官的话，带着些疑问的语气。
“我是说，”法官解释道，“一个你可以无话不谈的人。我想往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很傻？但是啊，我们费尽心力，彼此隐瞒，怕暴露自己。可如今我们就在这里袒露无余，五个傻瓜，待在树上。如果我们懂得利用，那这就是个天赐的好运气：再也无须担忧我们表面的形象——尽管去探究我们到底是谁。如果我们知道，没人能令我们改变初衷；我们的朋友是出于对自己的不确定，才会合谋否认差异的存在。过去，我渐渐妥协，把自己交付给陌生人——萍水相逢，擦肩而过就消失不见的人们。这些人加在一起，也许就是世上唯一的那个人——只不过他有十几张不同的面孔，走在上百条不同的街道上。这是我的好机会，让我找到那个人——就是你，多莉小姐，莱利，你们大家。”
凯瑟琳说，“我可不是什么十几张面孔的人：告诉你，”多莉听了有点恼火，对她说，如果不能好好说话，客客气气的，还不如去睡觉。“可是，法官啊，”多莉说，“我不知道你是希望我们彼此倾诉些什么？秘密吗？”她怯怯地问。
“秘密，不，不。”法官划亮一根火柴，重新点燃了蜡烛；烛光映亮了他的脸，表情出人意外地十分悲切：我们得帮他，他在哀求。“说起这样的夜里，没有月亮。说些什么也都不要紧，只要说的人怀着信任感，听的人怀着同情心就行。我的妻子艾琳，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们本可以无话不说，可是，唉，我们毫无结合之处，没有可能相交。她在我怀中离世，最后我说，你幸福吗？艾琳？我有没有让你幸福？幸福，幸福，幸福，这就是她最后的话，模棱两可。我一直没明白，她到底是表示肯定，还是仅仅在重复我的话？如果我一向真的了解她，我就应该知道答案。我的儿子，我享受不到他们的尊重：我一直希望，与其说是作为父亲，不如说作为一个人，得到他们的尊重。不幸的是，他们认为他们掌握着我见不得人的秘密。我这就告诉你们是什么事。”他锐利的目光映照着烛火，一个一个扫过我们，仿佛察看我们是否专注，值得信赖。“五年，近六年以前，我坐在火车上，有个孩子将一本儿童杂志落在我的位子上，我拿起来翻看，无意中看到封底上有些孩子为了征集笔友公布的邮寄地址。有个阿拉斯加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叫海瑟·富尔斯。我给她寄了张明信片；看在上帝分上，这样做看起来没有坏作用，又很愉快。她立刻回信，那封信令我很惊讶。信里非常聪慧地讲述了阿拉斯加的生活——她对父亲的牧羊农场，还有北极光的描述引人入胜。她十三岁，还附带了一张本人照片给我——不漂亮，但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又好心的孩子。我从旧相册里翻出一张自己十五岁去钓鱼时拍的一张柯达快照——在户外，晒着太阳，手里拎着一条鳟鱼：照片看起来还比较新。我给她写信，假装自己就是那个男孩，跟她讲我圣诞节收到了一杆枪，说我家的狗生了宝宝，我们给小狗起了名字，还描述了一场来镇上表演的帐篷歌舞秀。再一次长大成人，有个心上人在阿拉斯加——对于我这么一个独坐家中听着钟表嘀嗒声的老人来说，很有趣。后来，她写信告诉我说她爱上了一个相熟的小伙子，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嫉妒，就像年轻人一样；但我们仍然是朋友：两年前，我告诉她说我在准备去读司法学校时，她给我寄来一个小金块——会给我带来好运，她说。”他从衣袋里掏出来，拿给我们看：那姑娘仿佛近在眼前，海瑟·富尔斯，仿佛他手心里捧着的这件温柔明亮的礼物，是她心灵的一部分。
“他们认为这很丢人吗？”多莉说，三分义愤七分恼火。“就因为你跟一个远在阿拉斯加的孤独小孩做朋友，陪伴她？那里总是下雪。”
库尔法官合上手，将金块握在掌心里。“他们倒也没跟我提过。但我听到过他们夜里讲话，我的儿子和媳妇们：讨论该拿我怎么办。当然，他们偷看过我的信。我信不过给抽屉上锁——一个人，在至少曾经属于自己的家里，没了钥匙都不能生活，我觉得很荒唐。他们认为这些说明……”他敲了敲自己的头部。
“我曾经收过一封信，柯林，宝贝儿，给我来一杯，”凯瑟琳伸手指指酒瓶，说道。“没错，我曾经收到过一封信，现在还收着呢，保存了二十年，一直捉摸到底是谁写的。信上说你好凯瑟琳，快来迈阿密跟我结婚吧，爱你的比尔。”
“凯瑟琳，有人跟你求婚——你竟然从来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凯瑟琳耸耸肩。“哎，多莉心肝儿，法官怎么说来着？对谁也不可能说出一切。再说，我认识好几个叫比尔的——没一个我想嫁。我一直费劲捉摸的是，到底是哪一个比尔写的这封信？我很想知道，因为这是我唯一收到过的一封信。可能是给我家房子盖屋顶的那个比尔；当然，等到屋顶盖好的时候——我的老天啊，我都老了，很久不去想这些事儿啦。还有一个比尔来犁花园的土地，那是1913年春天；那家伙地犁得可直了。还有一个搭鸡窝的比尔：走了，去普尔曼工作了；可能就是他给我写的信。也许比尔——哎，不对，他名叫弗雷德——柯林，宝贝儿，这酒真不错。”
“那我也再添一点儿，”多莉说。“我说，凯瑟琳让我大大……”
“呣，”凯瑟琳说。
“如果你讲话再慢一点，或者少嚼点……”法官以为凯瑟琳嘴里的棉花团是烟草呢。
莱利好一会儿闷声不响，只是低垂着身子，目光直盯着无人的黑影：我，我，我，一只鸟叫起来，“我——您说得不对，法官，”他说。
“为什么呢，孩子？”
莱利脸上浮现出我发现他特有的无措感。“我没惹麻烦：我什么都没有——也许你会认为这就是我的麻烦？我躺着睡不着时就想，我都懂得做什么呢？打猎，开车，鬼混；一想到可能今后就一直这么下去，我就害怕。还有一件，我没有感情——除了对两个妹妹以外，但那是不同的。比如，我曾跟一个岩石城的姑娘好了近一年，这是我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姑娘。我想大约是在一周以前，她大发雷霆，说你的心哪去了？她说如果我不爱她，她不如趁早死了干净。于是我把车停在了铁轨上；我说，我们就在这里坐着不动，新月号大约二十分钟后就到了。我们就那么彼此凝望，我想，这真是糟糕，我盯着你看，却没有任何感觉，除了……”
“除了虚荣？”法官说。
莱利没有否认。“若是我的两个妹妹长大了，能够照顾自己，我可能会愿意等到新月号开过来撞倒我们算了。”
听他说这些话，难过得我肚子都痛；我渴望着能告诉他，我最最想往的，就是能够像他这样。
“你前面说起那世上唯一的一个人。为什么我就不能把她当成这个人呢？我想要这么一个人，我一个人不行。也许，如果我能够像那样喜欢一个人，我就会做些打算，付诸实施：买下帕森斯广场后面那块地，在上面造房子——如果我安静下来，我就能做这些。”
突然起风了，吹得树叶呜呜响，吹散了夜晚的云彩，释放出明亮的星光，我们的蜡烛，仿佛被这明丽的、撒满星星的夜空那意外的光华给吓倒，熄灭了，我们看到高远的上方，展开一弯冬夜的月亮：就像一道雪痕，远近的动物都对着它呼唤，弓着身子的青蛙，眼睛里都是月色；还有一只声音尖利的野猫。凯瑟琳将玫瑰拼布的被子拽出来，坚持让多莉裹在身上；然后她伸出双臂抱着我，揉我的脑袋，直到我放松下来，靠在她胸口歇息——你冷吗？她说，我靠她更近些：她又温暖，又舒服，就像那间旧厨房。
“孩子，我得说，你开头就找反了方向，”法官说着，将外套的领子竖起来。“你怎么可能只喜欢一个女孩？你可曾喜欢过一片树叶？”莱利听着野猫的叫声，脸上显出猎人技痒的神情，他伸手去捉树叶，一片片在我们周围飞舞，如同午夜的蝴蝶，活的，翻腾着，仿佛要逃走，飞跑，有一片被他捉在指缝里。法官也是：他也捕捉了一片叶子，叶子在他手上，仿佛比在莱利手上更有价值。他轻轻将叶子贴在脸旁，淡淡地说，“我们说的是爱。一片树叶，一把种子——从这些开始，一点一点，学习什么是爱。开始只是一片树叶，一场雨，然后你从树叶那里学到了什么，一场雨又催熟了什么，有人来接受你从这些东西里领悟到的爱。你得明白，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也许要耗费一生的时光，我就这样耗费了一生，至今也没有完全掌握——我只知道事实就是这样：爱是一连串发生的，正如自然是一连串的生命串起来的。”
“这么说来，”多莉深吸一口气，说道，“我一生都在爱。”她蜷缩在被子里。“哦，不，”说着，声音瑟缩了。“我想不是。我从没爱过一个，”她迟疑着，寻找准确的字眼，这时，风拂弄着她的面纱。“男士。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个机会。除了爸爸，”她停顿一下，仿佛说得已经太多了。薄纱似的星光像被子一样，将她笼在里面，也许是叫声单调的青蛙，也许是远处草地传来的一连串的语声，诱惑着她，催促着她继续说下去：“但我爱其他的一切。就像爱粉红色；我小的时候只有一支彩笔，是粉红色的；我画粉红色的猫，粉红色的树——整整三十四年，我都住在一间粉红色的房间里。我藏着一个盒子，现在大概在阁楼上某个地方，我得求韦莱娜，千万要把盒子给我，如果能再见到我最初的爱，那该多好：里面有什么？一片干的蜂巢，一个空马蜂窝，别的东西，还有一个插着丁香的橙子，一只鸟蛋——我爱的时候，这些爱在我心里堆积起来，在我身边飞翔，就像鸟儿飞在向日葵地里。但这些东西最好不要让别人看到，会增加别人的负担，让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他们不开心。韦莱娜总是骂我，说我躲在角落里，但我怕，如果我让别人知道我喜欢他们的话，会吓到人家。就像保罗·吉姆森的老婆，他病了以后，没办法继续送报纸，记得么？是她接手了丈夫从前的线路。可怜的小女人，拖着那么大一袋子报纸，举步维艰。有天下午，天很冷，她来到门廊上，她流着鼻涕，冷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把报纸送下，我说，等等，请稍等，然后拿我的手帕帮她擦擦眼睛；我想说，如果能说，说我很难过，说我爱她——我用手拂过她的脸，她轻声叫了一下，转身跑下了台阶。打那以后，她总是从街上把报纸扔过来，每次听到报纸砸到门廊的声音，都仿佛敲在我的骨头上。”
“保罗·吉姆森的老婆：就为了这么个垃圾货，也值得你难过成这样！”凯瑟琳说着，把最后一口酒倒进嘴里。“我有一缸金鱼，就因为我喜欢它们，并不是说我就热爱全世界了。爱什么乱七八糟的，奶奶个腿的。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一点好处没有，只有坏处，把那些早该忘记的事又提起来。人就该管好自己的事。你最最深的心里那部分，才是好的部分，一个人到处说自己的私事，那他还剩下什么？法官，他说我们待在树上，是因为什么麻烦。扯淡！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明摆着呢。其一，这树屋是我们的，其二，那个人和犹太人合伙，想偷走属于我们的东西。其三，你们在这里，你们每个人，是因为你们想来：你心里头最深处的声音这么对你说的。这最后一条不是说我。我喜欢头上有屋顶。多莉心肝儿，把你那被子分一角给法官：他冻得直抖，跟万圣节吓着了似的。”
多莉羞涩地掀起被子一角，冲他点点头。法官可一点都不害羞，立刻钻了进去。楝树枝摇摆着，仿佛很大很大的船桨，伸到海里划着，很远很远处的星光更添了几分寒意。莱利落了单，一个人蜷缩着像个可怜的孤儿。“过来挤挤，硬脑壳儿，你跟别人一样也冷啊，”凯瑟琳说着，邀他靠到右手边，她左边的位置是我占据着。看起来他不想过来；也许他留意到凯瑟琳身上闻起来像苦菜味，不然就是他觉得这样很像娘们；可我说来呀，莱利，凯瑟琳身上又暖和又舒服，比被子好多了。过了一会儿，莱利挪过来跟我们靠在了一起。很长时间都寂静无声，我以为大家都睡着了。这时我觉察到凯瑟琳身体僵硬起来。“我刚想起来那封信是谁写的：是比尔无名氏。是那个人，就是她。跟我姓克里克名凯瑟琳一般明确无误，绝不会错。她找了个迈阿密黑人给我写信，以为我会拔腿就溜，再也没我消息了。”多莉睡意矇眬地说，安静，现在安静，闭上眼睛：“没什么可怕的；这里有男人保护我们。”一根树枝朝后摆，月光点亮了大树。我看到法官握着凯瑟琳的手。这是我见到的最后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