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死了。
彼时，这个不到弱冠之年便远涉重洋闯荡的英国人，早已穷困潦倒，“晚年处境凄凉”。或许，死亡是他最好的解脱。在这座拥有600万人口的大英帝国首都，李泰国之死，和任何一个普通的伦敦人一样，不会泛起一丝涟漪，而不是像他自视的，如一个高贵的英国绅士那样引人瞩目。除了他的至亲，没有一个人在意他的离世。
这一年，是1898年。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不怎么健忘的英国人，依稀记得他曾经给大不列颠带来的荣光。尽管斯人已去，他所奠定的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还将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帝国，运行半个世纪。
的确，李泰国建功立业的所在，正是“中华帝国”。他在中国近代海关的9年，正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华章。不过，就像一首诗所描述的，他“在五月就挥霍了整个夏季”。
伟大姓氏
1847年7月29日，当稚气未脱的Horatio Nelson Lay（以下简称H.N.Lay）带着弟弟抵达香港，他的第15个生日仅仅过了两天。那时的香港，已是英国管理下的殖民地，这个“不甚开发而美丽的地方，对外国人来说，生活并非十分舒适”[1]。但小H.N.Lay显然既无心抱怨，也无暇观光，因为他的中国之行只有唯一一个目的——谋生。
一年多前，他们的父亲，英国驻厦门领事馆领事George Tradescant Lay去世的噩耗传到伦敦。顶梁柱倒塌了，这个家庭随之陷入窘境，“贫困如洗”。他们的母亲，一个负担着4个孩子并有孕在身的女人，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打算，将两个年长的儿子送来中国。
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已经整整5年，却依然顶袭着康乾盛世的华衮，保持着最后的体面。就拿北京来说，这座人口300万，光是紫禁城面积就超过1平方英里的城市，比当时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足足要大三分之一。在一般英国民众看来，中国的富庶是那么令人垂涎，他们是自己国家发动的那场“通商战争”（鸦片战争）的直接受益者，不管是香港岛，还是那五处通商口岸，都是讨生活的好去处。
但谁又能想到，H.N.Lay，这个被迫辍学，原本只想谋口饭吃的少年郎，在12年之后因缘际会，居然当上了清王朝的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
总税务司是中国近代海关的行政首长，风光显赫，权倾一时。在外籍税务司制度存在的近百年历史中，一共产生了5位总税务司，H.N.Lay的任期最短，但作为开先河者，他的名字成为中英关系史和中国近代海关史上无法抹去的记忆。是的，他的确值得骄傲，正是他开创了“提供秩序、规章、利益和税收”的新型中国近代海关，但也是从他登上人生巅峰的那一天起，中国近代海关主权旁落的耻辱历史便开始了……
母凭子贵，骄傲的还有H.N.Lay的母亲，这位英国海军统帅霍雷肖·纳尓逊（Horatio Nelson）的后裔，一定陶醉于自己坚持给儿子取名“Horatio Nelson”。
纳尔逊，一个充满传奇的伟大姓氏。
还是在1805年的10月，英法大战的弥漫硝烟仍然笼罩着欧洲大陆。在西班牙海域，两支庞大的舰队迎来了决一死战的时刻。经过多天的追踪，英国地中海舰队终于盯上了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只见英国海军“胜利”号旗舰的尾楼甲板上，一位独臂独眼将军跃上桅杆，一声令下，英国军舰排列为两路纵队，犹如太极拳之“双峰贯耳”，同时击向法、西联合舰队。谈笑间，这位比海盗还要“海盗”的“双独”将军，指挥战舰酣战在血与火的海洋上。最终，英国人笑到了最后，取得了这场风帆战舰时代空前规模海战的辉煌胜利，自此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
“胜利”号上带领英国人大获全胜的“海盗”将军，却不幸被法舰“敬畏”号上的步枪手击中。伟大的海战天才、身经百战仅剩独臂独眼的将军永远地倒下了。他就是纳尔逊，成为众人敬仰的海上英雄，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之魂”。
将星陨落，精神不死。英国凭借着强大的海军纵横四海，英国海军的制度、传统、舰船设计，也深远地影响着全世界的海军，其中包括纳尔逊精神——不墨守成规，力争战场主动，不怕死，“逞勇斗狠”。
纳尔逊的在天英灵，会不会佑护着小H.N.Lay呢？不管怎样，身上流淌着正统纳尔逊血液的H.N.Lay，似乎得到了纳尔逊精神的真髓，他用自己的表现，向世界证明了他配得上这个伟大的姓氏，而且将它变得更加光荣！
父子“同名”
年轻的H.N.Lay无法预知他有这样荣耀的未来。眼下，他和他的弟弟唯一要做的，便是珍惜现在师从香港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郭士腊的机会，要知道，这可是母亲苦苦哀求才争取到的。所谓汉文正使，其实就是汉文文案[2]，大约相当于中文秘书。兄弟俩居住在亡父故友郭士腊正使的家里，潜心学习汉语，以作为将来谋生之手段，自立之门径。
原来，为了促进对华贸易，“女王陛下的政府每年花费30000英镑，维持设立4名领事，6名副领事，12名各级助理和16名中文写作人员或语言学家的人事机构——这些人都归在香港这块‘不毛岩石’上的女王陛下的贸易总督约翰·包令（John Bowring）爵士麾下掌管。此外还有1名汉文正使和5名翻译充任现职。和中国当局的来往就是通过他们进行的”。[3]
没有这些人，英国的利益无从谈起。
不过，这些官员常年背井离乡，“备受气候之害”，或病或死，减员严重。而“活下来的这个机构的成员都不得不回家休假一年至一年半”。为解决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唯一途径看来就是派出见习译员，或隶属于在香港的总督，或分派到通商口岸的领事馆，以集中力量学习中文为目的，通过考试后，即可挣到150英镑的年薪。发展得好，甚至还有晋阶的可能。作为老师兼监护人，郭士腊对H.N.Lay谆谆告诫：“你是寡母的长子，理应负起重大的责任。你还应该以你伟大的祖先（指纳尔逊勋爵）为榜样，这位伟人从来不是什么受人提携的人，而是以自己的努力来赢得最高的荣誉！”[4]
这段话，少年H.N.Lay不仅听进了耳里，也埋在了心中。不然的话，他不会将老师的教诲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历经百年沧桑后，这幸运的手抄本流转至今，成为我们可以谛听那个时代脉搏的珍贵档案。
既然H.N.Lay以通晓汉语为立身之本，日后在中国从讨生活到捞世界再到打天下，一路飞黄腾达，那么，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到底是谁呢？他的中文名字当然就是——李泰国。
“李”姓，是英文“Lay”的音译，这毫无争议，但神奇的是，他的汉名到底是“泰国”还是“国泰”？正如这个传奇人物一样，多年来有关书刊各说不一，甚至在同一本书中，两名并存。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在其《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里就记载“查有英人李国泰，在上海帮办税务有年……”[5]笔者倾向于前者，即“李泰国”。
不为别的，只因为他的父亲。
单纯从中文发音来看，“老Lay”和儿子的名字一模一样！他就是“李太郭”。
如果从中国人的取名习惯来较真，这样的事情匪夷所思。但谁叫他们“非我族类”呢？何况，“小Lay”之所以会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全都是拜“老Lay”所赐。父子“同名”，彼此烙下相同的印记，又何尝不是最好的寄托或者纪念？
子承父志
在从事对华贸易和外交的英国人里，李太郭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这个以传教为副业的博物学家对学习汉语及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狂热。在中英战争即将开打之际，他就向英国政府毛遂自荐，但得到的答复仅仅是“Thanks”，不甘心的李太郭在15个月后再表忠心，要求前往“中国战区”，仍被婉言谢绝。直至第三次请命，执着的“老Lay”凭借他出版的著作《中国人的真相》，终于谋得一份在英国代表团里当翻译的差事，“他自信到华后在特派代表团里工作期间，必能奋勉工作，严谨操行，以博得任命为领事的机会”。
果不其然，战争结束后，李太郭成为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在包括以后任福州及厦门领事期间，他一般是一位“不会拍桌子指骂清朝官员”的谦和人物。但如果需要的话，他也会咄咄逼人，把桌子拍得山响。
从1841年成为英国政府在华机构雇员，到1845年死于“水土热”，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很少有资料显示出李太郭领事有哪些政绩，但他的大名却出现在一则非常重要的史料里，有力地证明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那是1845年的6月，一艘名为“沙马朗”号的英国军舰抵达琉球，并计划测量我国台湾附属岛屿花瓶山至钓鱼岛之间的水文地理。“沙马朗”号船长为登岛测量之事，曾通过英国驻福州领事馆领事李太郭和琉球国中山王驻福州琉球馆官员[6]，向福建布政司提交申请，得到允准后才前往测量。这充分说明了在日本吞并琉球以前，外国人登陆钓鱼岛必须事先获得中国政府的允许！而“沙马朗”号经中国政府批准登上钓鱼岛之后的39年，即1884年，才有日本人声称首次登上钓鱼岛，发现该岛为“无人岛”，并将其视为“无主地”。上述史料表明，日方这一说法罔顾历史，纯属无稽。
言归正传，正如那个时代的英国青少年很少有机会自选职业，因此小李泰国的职业可以说是老李太郭强加的。除了给这个长子一般的家庭影响外，李太郭与中国日益加深的关系，为李泰国开辟了一条他必须遵循的道路。
李泰国对父亲的深刻印象似乎停留在孩提时代，那时的太郭先生经常带他去田野，欣赏自然的美景。从少年时起，和父亲的主要联系就是那来自遥远东方的一封封书信。在这些家书里，李太郭除了以学无止境的教导来谆谆告诫他的长子，就是发出让儿子来中国的召唤。
“你在毕业以后，如我还未被召回的话，务必来此团聚。”父亲的话没有商量余地。
“按照我的指示分隔出来的一间房间，它对你非常合适……前面有个阳台，足供你尽情作体育运动。”李太郭时不时也会打打亲情牌。
于是，还在李泰国13岁半的时候，中国便成了决定他前程的中心。
在中国最后的日子里，不知道李太郭是否听到了死神的跫音，他在书信中以日益坚定的口吻要李泰国前来中国寻找职业：“你我应将以中国为家，它是一个好地方，你将得到尊重并谋得一个既高尚又有利益的职位。”[7]
1845年11月6日，45岁的李太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年多后，李泰国或者说“小李太郭”登上了远赴中国香港的邮轮，在那里，英国外交部为了体恤雇员遗族，提供了一个在香港商务监督处寄读学习的机会。这个注定要继承父亲遗志的少年，从此开始了与中国的不解之缘，身不由己地卷进了“中英关系的漩涡”……
江海北关
岁月如刀，一晃就到了1853年9月，李泰国已是香港商务监督处二级助理，薪水虽然不多，却足以贴补远在英伦的寡母；工作尽管琐碎，但供职的所在对于有心人来说，却是个绝佳的地方，这里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去“熟悉中英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取得有关外交原则和实践的相当全面的知识”。
千里之外的上海，此时正被蜂拥而至的“叛军”占领。李泰国眼里的“叛军”就是“小刀会”，他不会想到，“小刀会起义”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海关的进程，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如果不是因为那块小小鸦片引发的战争，上海也还只是沿海的中等县城。10年之前的11月8日，对英国驻沪第一任领事巴富尔来说，自然是一个黄道吉日。这一天，根据英、美、法等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的《海关税则》，他来到江海关关署，与上海文武官员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议定大英帝国驻沪领事馆地址、开港时间、开放港区范围以及外国船舶停泊区域等事宜。9天后，江海关在洋泾浜北岸设置新关盘验所，实施对外籍船舶的监管和征税。就是这区区三间平房，赫然成为上海对外开埠的正式标志。
江海关在“上海小东门外，向系查验内地商船”，和近代中国的其他海关一样，组织管理散漫松弛，规章制度形同具文，现在多了一项“开征夷税”[8]的新任务，更是有了受贿纵私的空间。几年后，为便利英商报关，巴富尔“说服了道台在英租界中心处的一所大庙里单独设立海关”[9]，即江海北关，专门办理洋商征税事宜。“这是个有着铸铁栅栏围墙的院子，中国牌楼式大门上，‘江海北关’四个大字极其醒目。”[10]为和小东门外的江海关有所区分，当地百姓将其称为“江海新关”。渐渐地，江海关的业务只剩下办理华商海船进出口税务，其地位被新关取代，也只有匾额上的“江海大关”四字，还能唤起对往昔盛景的回忆。
如今，上海这座西方对华贸易的第一口岸，俨然是“中华帝国的大门”，取代了传统的广州，成为清政府新的对外贸易中心。无数具有冒险精神的外国淘金者如过江之鲫，鱼贯而来。一位英国商人如此赤裸裸地表述他来上海滩的目的：“我希望顶多在二三年内发一笔财，然后离开，那么即使以后整个上海毁灭在火里或水里，这对我有什么要紧呢？”
除了投机商人，还有形形色色的行政官员，这其中，便有将要在此大显身手的李泰国。
相应地，江海关也取代粤海关，成为全国最大的海关，光是征收的税款，就占到了全国海关的四分之一强。然而，天降大任于斯城，注定要让其承受万般苦楚，年轻的上海，迎来了它的第一次阵痛。
“在上海，大家先是关切地，后来是不安地注视着这次进展如此迅速的暴动。既然江苏省首府也被占领，这股浪潮不会冲至上海来吗？中国官府焦虑万分，考虑着防御措施；商界——英、美商界和中国商界一样——眼看着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交易已经减少。自1852年年底起，货物就开始积压，有人估计这时上海各货栈堆积的百货价值二千万英镑……”[11]
这次进展迅速的“暴动”，就是几乎颠覆了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
尽管上海到处弥漫着令人恐慌的谣言，英国现任领事阿礼国（R.Aicock）甚至说上海“道台吴爽官使他预感到，中国官方可能会被迫求助于欧洲列强来保卫南京和其他大城市……”[12]，而吴健彰也“急函广州，雇用双桅船2只及海船25艘”前来救援，但太平军却在占领南京、镇江后，兵锋不再向东挥进。于是，上海侥幸成为暴风眼中的避风港，江南一带大量民众纷纷来此避难。
好景终究不长，短暂的平静终于在1853年9月7日这天凌晨被打破，趁着文庙正举行祭祀孔子的大典，一支属于天地会支派的秘密团体“小刀会”突然发难，攻入上海县城，吴健彰自然也成了起义军的阶下囚。他原以为逃过了“太平天国”一劫，不想却栽在了自愿接受太平天国领导的这支民间武装手里。唯一欣慰的是，他没有像上海知县一样身首异处。
步步紧逼
在阿礼国看来，小刀会叛乱实在是天赐良机。由于清政府漕运咽喉被掐，江海关关税便成为十几万围剿“发逆”[13]的清军最重要的军饷来源，一旦英国掌控了海关管理权，便可以勒索清政府，在租界特权、通商贸易等方面予取予求，进而控制清政府命脉。如能心想事成，那么大清国便会成为第二个印度。
机不可失。当日，英、美、法三国领事便宣布中立，以清朝海关官员不能继续在租界办公为由，武力逼迫江海北关的全体工作人员撤离，海关关署顿时人去楼空。次日，愤怒的上海群众捣毁了江海北关，并把搜获的枪支交给小刀会。这时的英军却以保护为名，马上从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斯巴达人”号军舰上调集士兵，武装占领了江海北关。
鉴于上海海关行政已被迫停顿，阿礼国借口“在本埠海关机构及合法当局尚付阙如的状态之下”，为了履行庄严条约，保障中国关税的征收，联合美国方面，自行公布了《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条例》，规定英、美两国船货出口的结关手续由英、美驻沪领事馆来代办。
阿礼国串通美国领事策划的这种“领事代征”制度，使借口战事拒付关税的外商披上了“合法”外衣，这样的僭越之举，明显违背国际条约。不过时值战争状态，在此非常时期，英、美领事公布的这个条例，要求商人出具保票，限期完税，比听任船货不完税自由出入上海口，自是要有利得多，因此对清政府来说也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就在著名的海盗型人物阿礼国趁火打劫，策划如何进一步攫取更多海关权益的当口，吴健彰迎来了他的生死时刻。或许是命不该绝，小刀会的领袖刘丽川与他既是同乡又有交情，力排众议，只将其囚禁于广粤会馆，这为他赢得了生还的转机。在美国公使的营救下，他被乔装成商人“缒城而走”，成功遁出。
吴健彰逃出上海后，给朝廷上奏，谎称县城失陷时恰逢自己外出，一时竟然蒙骗了朝廷，得以留任。他深知，江海关关税收入对于急需军饷清剿太平军的清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便在郊区给英美领事发出照会，要按照旧制恢复征收关税，因上海失陷时，他的江海关监督官印丢失，只好发出通告，将常州督粮通商的官印借来代用。
阿礼国的回复不无刁难，“须俟大清官军收复上海县城，阁下到江海关复职视事之日，本领事始准备与阁下进一步谈判征收关税事宜”[14]。10月12日，吴健彰再次照会阿礼国，须交付英国10艘船只在9月7日前所欠交的丝茶税银4.5万两，并随时通报代收英国商人在9月7日以后所欠缴的丝茶出口税，遭到断然拒绝。10月底，吴健彰意欲恢复原先在外滩的海关用房，“自行带着一支军队进入租界，企图在海关原址恢复办公”，又遭到驻守海关大楼的英军卫兵阻挠。
无奈之下，可怜的江海关监督只得在陆家嘴附近找了两艘破旧的兵船“羚羊”号和“羊神”号，权作临时海关办公所，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了外国领事。不料两天后，“羚羊”号发生爆炸，当场炸死5人、炸伤8人，征税之事又遭挫折。这样，阿礼国就更有理由拒不承认吴健彰设立的“水上海关”了。
吴健彰一门心思如此执着地要恢复征税，俨然是维护大清海关主权的忠臣。其实他一方面是将功赎罪；另一方面，这白花花税银的个中妙处，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既然他煞费苦心设立的税船被洋人讥讽为“随时可以被赶跑的海关”，那么，还得在陆地上找辙。直到来年的2月，才在苏州河北岸租用了一所民房作为海关临时收税处，英、法、美三国考虑到与清政府的长期关系，表面上承认，实际上外国商船动辄扬帆而去，海关征税仍不尽如人意。
黔驴技穷的吴道台已经对外商绝望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他在上海通往内地的主要通道闵行镇和白鹤渚设立内卡，只向华商课税。未料退到如斯地步，列强还是不依不饶，借口说海关应设在通商口岸，像这样设在内地，“显系违反条约”。
阿礼国们似乎不把吴健彰逼疯，誓不罢休。之所以如此使坏，其目的无外乎借机对清朝官员施压，迫其交出江海关行政管理权。
泥城之战
发生在上海滩弹丸一隅的海关风云变幻，李泰国或有耳闻，但仅仅是听说而已。他的“学徒”时期已经结束，并且“成为颇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却依然只是一个“勤奋有力的低级行政人员”，[15]赚着324英镑的年俸。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么多年的砥砺之后，命运之神总算向他露出了微笑。
这个机遇，就是英国驻沪领事馆人手告急。
彼时，由于“外交和贸易领域中的情况日见恶化。大量的援助由租界内的华洋商人不断地运往叛军方面”，上海局势混乱如麻，对社会安宁和商人利益造成了明显的威胁。这一切，使英国领事馆的官员们感到极度困难，“领事阿礼国健康欠佳，时常因病卧床”[16]，副领事威妥玛不得不兼任翻译员工作。
鉴于上海“宛然像是没有一个海关这样的机构存在一般”[17]，完全成了走私犯的乐园。深谙殖民之道的阿礼国，眼见时机成熟，采纳了副手威妥玛提出的由上海官员“募用外人帮办税务”主张。外人者，外国人也。就是试图在上海海关建立一个洋人管理机构。因他不会汉语，故在行将进行的关于条约解释和海关管理等问题的谈判中急需得力助手。
因此，阿礼国只能向总督约翰·包令紧急吁请支援。
尽管香港商务监督处人手不足，但包令还是从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大局出发，忍痛割爱，将李泰国派往上海担任翻译员。经过7年的历练，“李泰国不但在汉语的书面语及官话方面，而且在广东话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值得推荐”。
在那个年代从事对华贸易和外交的英国人里，中文翻译可是凤毛麟角的稀缺资源。
就在李泰国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满怀憧憬，即将赶赴英国驻沪领事馆履新前夕，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爆发了！原来，自从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上海的租界当局就以“武装中立”为由，拒绝清军借道租界进城镇压，并将边界上的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拓宽挖深为护城河。于是，清军只得暂驻租界以西等待时机，双方倒也相安无事，直到被一个偶然事件打破僵局。
那是1854年的4月3日，一个洋人带着女伴在护城河边的跑马场散步，卿卿我我的“西洋景”，惹来一帮百无聊赖的清兵上前调戏，双方不但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见捅了娄子，上海道台吴健彰赶紧致函英国领事阿礼国，承认事端因清军行为失检所致，表示将查明祸首，希望英方克制。第二天拂晓，在有意扩大事态的英方授意下，吃了亏的租界“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纠结英、美海军向清军发动攻击，小刀会也借机杀来。双方激战两个小时，清军伤亡300余人，美英军队仅死4人，这场局部战争遂以清军战败而告终。
据记载，当《北华捷报》记者采访一位英国士兵时，他指着自己的一脚泥水兴奋地嚷嚷，这一仗可以叫作“the Battle of Muddy Feet”，意即泥脚之战。发稿排印时，排字员无法理解，就擅自将“Muddy Feet”改为“Muddy Flat”，变成了“泥城之战”。
那条“护城河”也被将错就错地叫做“泥城浜”，沿用至今。
从表面上看，这场偶发的战争似乎与海关无关，但洋人此时此刻祭出的“坚船利炮”神器，极大地炫耀了武力，气焰更加嚣张，加快了外国势力对江海关的控制。
“娃娃”领事
1854年5月1日，新翻译李泰国抵达上海，由于长期的语言训练和行政工作，以及对中国事务的知识，这个年轻人如鱼得水，就像乃父老李太郭希望的那样，有了用武之地。他除了办理领事馆的例行公事，就是协助领事阿礼国与清政府官员进行接洽。
此时，阿礼国染指中国近代海关主权的构思逐渐成形，在他看来，“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换酒，而是找个新型的瓶子。换言之，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海关”[18]，当然，得有中国当局的参与。
阿礼国的新瓶子就是他适时抛出的“外籍海关税务司”制度，即由英、美、法三国领事指派一个外国税务委员会，和上海道台指派的中国官员组成海关税务司，共同管理海关事宜。
处于内外交困中的清政府，自江海关关税断供后，嗷嗷待哺。阿礼国趁机利诱，提出只要建立“海关税务司”制度，清政府就可以有稳定的关税收入，且英国愿意补交商人所欠关税48万两。于是，两江总督怡良下令吴健彰从速谈妥此事。
作为翻译，原本只需像鹦鹉学舌一样，再转换一下而已，但李泰国由于在香港商务监督处的积累，成为“熟悉内幕的人，对重要决定的来龙去脉都能了如指掌”，因此，阿礼国在胁迫上海官员改变江海关制度的交涉中，很多时候不得不依靠李泰国来效劳。“这样，他小小的年纪，倒是说得一口漂亮的中国话，能够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了。”
经过两个月的拉锯谈判，趁着中国官员“一筹莫展和秩序混乱之际”，阿礼国煞费苦心的杰作——一个“诚实与精干的外国成员和中国当局相结合”的上海半殖民地海关组织方案正式出笼。6月29日，决定中国近代海关未来走向的历史性会议在昆山召开，曾被列强逼得无路可走的吴健彰，只能再次屈服，在同英、法、美三国领事签订的《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上画押。
条款规定，英、法、美三大条约国领事从本国人中各选派一名委员（税务监督），共计三人组成江海关关税管理委员会。他们由领事提名道台任命，分别是英国人威妥玛、法国人史亚实和美国人贾流意，皆为这三个国家的驻沪副领事。
这个机构与其说是中国近代海关的部门，毋宁说是各领事馆的附属机关。
1854年7月12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洋人管理的海关，开张了！办公地点就设在几个月前吴道台曾经租用的苏州河北岸的民房。关税管理委员会也于同日成立，威妥玛、史亚实、贾流意“这三人在各自的领事面前宣誓就职，开始了上海海关税务监督的工作”。威妥玛因精通中文，“曾彻底研究上海海关问题，并发表过这方面的论著”[19]，所以英国一开始就在这个机构中占有领导地位。
功劳簿上自然也少不了李泰国。包令批准了阿礼国的推荐，将劳苦功高的李擢升为代理副领事。
觊觎多年的江海关行政管辖权一朝得手，作为回报，列强们索性撕开“中立”面具，不仅断绝了对小刀会的军械粮饷接济，还放下“泥城浜”吊桥，“带兵携炮相助”，配合吴健彰率领的清军，举起了屠刀。
拥有当时最先进武器的洋枪队加入战团，胜负的天平立现。杀伤力巨大的法制红夷大炮的轰鸣声中，一道道火光划破天空。顿时，上海县城砖石飞崩，浓烟翻滚。密集的来复枪子弹封锁了出路，小刀会众人“狼奔豕突”，唯一逃生通道就是租界。一些洋人为了报答以往与小刀会首领所做的交易，试图协助他们逃脱。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人道主义”。
在这场血与火的杀伐中，新官上任的李泰国杀红了眼！他以指挥官和翻译员的双重身份，手持火枪，率领一批英国海军陆战队及清军兵勇，乒乒乓乓一路掩杀而来，脸上满是肃杀，哪里还有丝毫的“童子气”？为追击穷寇，李泰国不依不饶，不惜对同胞翻脸，强行“进入及搜查外国人的住宅和仓库，叛军主要首领之一身亡”[20]。
他就是对吴健彰网开一面的刘丽川。至此，延续17个月的小刀会起义失败了。
这一事件引起了极大惊愕，英国居民们对李泰国独断专行的行径十分反感，赠送给他一个嘲笑性的绰号——“娃娃领事”。但清政府当局却对他赞赏有加，甚至咸丰皇帝都发问可否对其褒扬。李泰国却“以限于职位规例，未予接受”。不过他采取的果断行动，却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认可和表彰。不久，李泰国便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江海关英国税务监督，为日后上位海关总税务司，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李太郭假如在天有灵，应该很是欣慰了。儿子小小年纪就当上副领事，现在又进入海关，这都是步己后尘，按照他的规划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犹记得，他走马上任广州领事时曾得到这样的指示：“如果你有确切的毫无疑问的证据，证明珠江上任何英国商船曾经或正在从事走私，你应该立即采取措施。”[21]好了，如今一切都后继有人了。
始作俑者
在体制初创的年代里，外籍税务监督的处境颇为艰难。“他必须是精力旺盛，咄咄逼人，才能扮演那为皇室金库充当看门狗的角色。”[22]
李泰国恰好堪当此任。他继任税务监督后，确实为英国做了很多事情，据有限的记载，他上任5个月间就向英国商务监督汇报了几次和上海官员有关政治问题的私人谈话。非但如此，他还和当地高级官员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甚至搭上了两江总督兼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这样的大人物。
这样的表现，当然深得英国在华官员的赞许。可是，如果不是因为又一次的中英战争，李泰国不可能就此发迹。
战争貌似偶然，实则必然，不来一场狂热的暴力活动，怎能迎合那些英国工商业集团扩展鸦片贸易和商品市场的强烈欲望呢？
因此，不管“亚罗”号三桅帆船上有没有江洋大盗，哪怕法国的马神甫奇迹生还，英法联军的大炮照样会找到机会“发言”的。
1856年12月，广州失陷，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23]
在英国远征军统帅额尔金（Lord James Elgin）看来，用接二连三的战争来对付中国，也不是长久之计。若能改而扶植这个衰弱的清政府，使之充当英国的工具，似乎对英国在华利益更有保障。外籍税务机构管理下的海关，就是一个不错的模式，他设想，受到一个或所有大国支持而不是控制的外籍税务司制度，可以保证外国利益得到满足。
李泰国在江海关的优异表现早已进入额尔金的视线，尤其当他需要制定远征中国军事方案时，李税监更是不失时机地将有关情报送上。如此，当1858年5月额尔金北上天津胁迫清政府签约时，除了带上李泰国，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额尔金是这样函邀李泰国的：“如果你能乘‘狂暴’号旗舰和我一起作北方之行，我将深为快慰，因为你通晓中国海关制度又熟谙中国语言，定能在此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
李泰国没有让额尔金失望，由于他“精通汉语，这成了他的看家本领”，并与中国官员私交深厚，在谈判中常常被中方代表当做国人对待。中国官员或出于想预先了解英国要求的目的，或企图增进自己一方的利益，他们往往邀请李泰国共同商量，甚至将一些秘密提前剧透。当然，李泰国也会乘机提出建议，送上“劝告”。而这些“劝告”往往就是额尔金拟定的。
在“劝告”不起作用的时候，李泰国的本色——一个“难以驾驭的骄悍外夷”便原形毕露了。他“与钦差大臣当面肆争，语言狂悖，并以立即向北京进军相威胁。然后他愤怒地离去……清政府官员一时感到手足无措。”[24]
签订条约是为了改善贸易与商业。李泰国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在1858年英国在华人员里无人企及。在上海制定《天津条约》续增章程时，他凭借对税务监督制度成立4年来所有贸易统计了如指掌，轻松地编制出进出口货物的详细税则。附约中第十款规定的“各口划一办理”“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的条款，更是其独特创造，成为把在上海实行的外国人管理海关的制度推向全国的条约依据。
李泰国一战成名，他的名字在英国官方文件中频频出现，他的事迹甚至在英国本土广为流传。额尔金相信，李泰国将来必定成为清政府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官员。
虽然无法考证是否是额尔金的主意，其弟卜鲁斯（Frederick Bruce）在发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里，不惜用了下面一大段溢美之词，来印证哥哥的观点。
“李泰国讲官话流利，并具有高度的能力来抓住上级的意图，及以最好的方式表达出来使清政府易于接受，因此一开始最好就让他与威妥玛一起工作。但现在我获悉清政府有意让他按照上海采用的、由他自己成功地执行的制度组织各地海关。我们当然不宜使他辞卸这个任务，因为在一个中国行政的重要部门任用一名干练、正直的外国人将是清王朝复兴的第一步，并且有利于我们将来的交往。我可以说，额尔金勋爵在天津谈判中所以要突出李泰国，并使他能够机密地向清方建议他们应如何行事。其用意就是希望清政府钦差大臣能看到把李泰国留用作为他们的外事顾问是可取的。”[25]
的确，海关将实行一种崭新的制度，受雇佣的外国人再也不由领事推荐，它已经成为“纯粹的中国机构”。而“负责确定这种统一的（海关）制度如何组织，采用什么形式，以及应该怎样推广到其他口岸的责任，落在了皇帝的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的身上”。新任驻华公使卜鲁斯的情报是准确的，何桂清已经在为重用李泰国造舆论了。
“用之为江海关司税，辛工优厚，该夷尚知感激，为我稽查偷漏，是以近年夷税，较开市之初加增三四倍。该夷恐为各夷所憎恨，后又随赴天津，大肆猖獗，献媚于夷酋，以见其公。迨回上海，则驯服如昨，为我所用。解铃系铃，仍当责诸该夷。”[26]
在这篇高明的上奏里，李泰国在天津的恶行得以缓颊。中方官员集体研究认定，应该“任命一位有能力的可靠的外国人，最好是精通汉语又有上海试验经验的人，为海关总税务司——任命他在所有的通商口岸建立上海模式的海关”。
这个选拔条件，不就是为李泰国度身定做？！虽然他在策略上不太讲究，行为上粗暴专横，可谁教人家“驯顺如昨”了呢！
一个身上流淌着纳尔逊血液的“骄悍外夷”，当真能在清朝的官僚体制里“驯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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