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客家人将“六堆”视为精神标志，而北部客家人也有特殊的精神标志“义民信仰”，这又扯到清朝时台湾的另一次大民变——林爽文起义。
早期台湾北部桃竹苗一带，有一些闽南人的农场，为了压低工资，他们就偷请了许多广东来的非法移民做工。当年，这些广东来的客家人就跟候鸟一样，都是季节性移民，所以大家称这些外省佣工为“客子”，因为是非法的，他们也不能自己出去开垦土地，只能帮别人打工。
到了乾隆中叶，台湾吏治腐败，贪官横行，民众敢怒不敢言，怨气只能放在心里，另一方面当年天地会在台湾发展迅速，引起清廷的关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清廷开始对台湾的天地会展开镇压，到处搜捕该会会员，这也给贪官一个抢掠的好机会。
同样也是天地会会员的富商林爽文将这些看在眼里，他忍无可忍，毅然率众起义，号召百姓“剿除贪官，以保民生”。起义之后，势如破竹，从中部一路打到北部，而起义的消息传到南部，南部天地会成员也起兵，南北夹击当时的台湾首府台南。
林爽文的起兵势头太猛，引起清王朝的惊恐，清朝多次调兵遣将前往镇压，一直镇压不下，台湾局势岌岌可危，恐怕还会延烧到大陆去，动摇统治基础，最后乾隆皇帝任命了自己的亲信福康安为平台大将军前往平定，终于压制下来。林爽文兵败被俘，被押往北京，受尽酷刑后斩首，死时年仅32岁。这次起义人数多达数十万，是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民变。
但在林爽文举兵之时，倒也不是全部的人都支持，尤其像台湾早期移民者大多数是单身汉，如果没工作就变流民，流民聚在一起就变乌合之众，加入起义也不是真的为了什么民族大义，只是想要抢钱抢粮抢女人。许多地方遭受烧杀掳掠以致民不聊生，所以一些不支持起义的地方，为了保护自己，在福康安来台镇压之前，都仰赖一些临时组成的民团或义勇军防堵，比如说台湾南部有个嘉义县，嘉义旧名叫“诸罗”，就是这里的义勇军协助平乱有功，乾隆皇帝特赐改名“嘉义”。
而那些在北部农场打工的广东佣工呢？在农场主人及官方的组织下，他们也拿起武器，联合一些闽南人及少数民族组成义军，前往中部协助官军，或者留在原地保护自己开垦的土地。
几场仗下来，有些人幸存，有些人牺牲，这些存活的异乡客为阵亡的亲友办了一场公共葬礼，合葬他们，地点就在今天台湾北部新埔这个客家庄。而这些牺牲也换得官方的批准，以后这些广东客家人有直接的土地拓垦权利，也就是说以前是非法打工的黑户，现在有合法户口，可以自由开垦。对北部的客家人来说，那些用血汗为大家争取种稻权益的人，还活着的就称为“开台祖”，牺牲的就叫“义民爷”。现在一般台湾人都熟知北部桃竹苗一带是客家人的地盘，就是当年那些粤籍佣工打下的基础。
义民爷被客家人供奉为守护神来崇拜，算是台湾及客家人独有的神祇。在客家庄都有“义民庙”，现在当地客家人延续了过去的集体性悼念，每年的义民祭是客家人最重要的庙会活动，如果看到一些台湾庙会活动的照片，里面有一只巨肥，大概超过三千斤的“神猪”被宰杀供奉着，每年都在比谁养的猪最肥，那就是客家“义民祭”。
“六堆”和“义民祭”在客家人看来，都代表他们族群的精神支柱，是保家卫国、牺牲成仁的客家伟人，可是在很多外人看来，又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了。如果习惯了反清复明说法的，朱一贵、林爽文等人的起义是民族革命，是基于汉族的民族大义，起而反抗清朝的腐败统治，那么，协助清廷者便是不义之民，客家人变成朝廷的走狗了，客家族群也因此背负起“支持官方打击义军”的骂名。当然官方也有不同考量，客家族群人数最少，自然成为争取支持的对象，所以流传至今，很多人仍普遍有“客家人爱拍权贵马屁”“客家人都挺国民党”的刻板印象。在连战的爷爷连雅堂写的《台湾通史》里就有这种立场，认为台湾在清朝时候出现的多次民变，都是具有民族意识（其实是汉族意识）的“起义”事件，在这样的史观下，协助朝廷平乱的“义民”就跟汉奸没两样。因为连雅堂是闽南人，所以到现在客家人都一直很不爽他的史观，觉得他污辱了客家人的义民信仰。
前不久台湾教科书新编，没有提到任何与客家相关的文化活动，因此引起客家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只好新编一部分讲客家的内容，加入客家人的“义民爷”信仰，但又说“义民爷”是一群“孤魂野鬼”，再度造成群情哗然，客家人几乎要暴动了。为此教科书二度修改，“义民爷”由“孤魂野鬼”更正为“忠义英勇”的神明。
朱一贵、林爽文起义是义，客家人协助朝廷平乱也是义，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义，当然以当年只是少数的客家人来说，他们只是想求一个得来不易的生存空间而已，所以站在他们的立场，能在战乱之际起而执干戈以卫家园，也可以说是对其乡土、亲人有忠有义？那是台湾客家先民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为了消除身家财产受到的威胁，也为了语言文化的继续存在，奋起自力救济所展现的精神。而且，闽、客里都有“义民”，“义民”常常也不是真的“义”，台湾地方史就常有“治时闽欺粤，乱时粤杀闽”的记载，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报新仇旧恨，被官方利用而已。现在读到的台湾史里面，大家都只记得朱一贵起义，结果杜君英反而很少人提，在客家人心目中，杜君英确是一位勇于抗暴，保家卫民的英雄好汉。朱一贵现在在南部被当作神明供奉，大部分是闽南人去拜，而供杜君英的庙，一样香火鼎盛，都是客家人在拜。
总之，客家人跟闽南人就在这种矛盾中，关系越来越恶化，新仇旧恨，常常为了一个没有证据的小谣言闹成大械斗，说械斗听起来好像只是打架而已，其实就跟不留活口的歼灭战差不多了。可能几十个闽南庄联合起来消灭一个客家庄，十多个客家庄也围攻一个闽南庄，激战之惨烈令人发指。
早期台湾史就是这样，大小械斗不断，并非仅只闽、客械斗而已。开垦集团如遇争地、争水会械斗；汉人与山地人会械斗；闽南人中的漳州人与泉州人也会械斗；宗姓之间也会械斗，甚至有职业团体之间的互斗，有时候还会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漳州人联合客家人与泉州人械斗，同是客家族群，也会为水源大打出手。最后闽南人、客家人、山地人又联合起来与日本人斗。
所以在台湾开发早期，每一个屯、庄、围之类的聚落都有团练乡勇民兵组织，像六堆就是典型的民兵组织，有些械斗或盗匪发生比较频繁的地方，练武的风气就比较盛。尤其是后来，客家人慢慢移居到山地居住，跟“原住民”的冲突也不少，这就显出团练的重要。官方对这种组织是又爱又恨，承平之时官方有点难以掌控，但又基于治安需要，不得不让它存在。战乱之时，又必须拉拢他们，且要防止其“附敌”。所以，有的时候，官方为了“平衡”，还会故意分化挑拨一下，虽然闽、客械斗到了19世纪中期逐渐减少，但这种分而治之的政治操作手段一直被各时期的台湾统治者运用，清廷如此，日本殖民政府如此，国民党时期也是如此，结果常常加深了闽、客之间的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