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由中国政府选送的陶瓷、漆器、珐琅彩、丝绣和编织等手工艺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眼球。人们流连在这些美轮美奂的展品前，以旖旎的想象揣度着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翘起拇指，连连称奇。
而在人头攒动的农业馆，那排赭黄色的茅台酒瓶就显得灰头土脸，少有问津。中国参展团领队陈祺反复端详，觉得如将它送到食品陈列馆，是一定会引起更多关注的。就在工作人员移动展品时，一瓶茅台从展架上猛地掉了下来，随着一声冰裂的炸响，一股馥郁的浓香扑地而起，立即四溢开来，弥漫到整个大厅。人们于是调头回身，闻香寻踪，纷纷围拢过来……结果正如所料，这种以独特工艺酿造的白酒，在有41国参与的博览会上，毫无争议地由高级评委会授予金奖。
有人对这件往事或许会有不同看法，觉得太传奇，太蹊跷，不可思议。但无论如何，自1915年在巴拿马博览会获得金奖，与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蒸馏白酒，近百年来，茅台酒始终以其固有的品质和良好信誉，以及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内政和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节点有过的密切关联，被尊之为“国酒”，当是不争的事实。
那天参加完酒厂的重阳祭酒大典，雨后的晚霞余晖中，我们来到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四渡赤水”，这个毛泽东军事生涯中出神入化的得意之作，硬是在险象环生的危急关头，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巧妙调度敌我双方，成功地将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的重重围困，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奇观。
想起黄炎培先生那首不无诙谐的《茅台酒歌》：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吾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我问讲解员真有洗脚一说吗，小姑娘笑笑，说完全是御用狗仔的瞎编乱造。事实是，（1935年）3月16日三渡赤水前夕，毛主席和军委首长来到突击架好的浮桥上，边走边夸“工兵连有办法”，当时正有几名警卫员掮着从酒厂买来的竹筒散酒走来。毛主席问，你们扛的么子？陈昌奉答，王连长搞了点酒，给大家搽搽腿脚，消消伤。毛主席笑着说，茅台出名酒，不过用来搽脚，太可惜了……
其实，我何尝不是明知故问！我当然没有提到黄先生的那首诗，也没有讲那首诗的由来。
1945年7月，黄炎培与其他几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曾与毛泽东就如何走出“其兴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作了著名的“窑洞对”。这件事通过黄本人所写《延安归来》及此后大量文艺作品的征引，已广为流传。鲜为人知的是，就是那次访问，还有一段有关茅台酒的佳话。
黄炎培等到达延安次日，即与毛泽东在枣园会面。走进会客室，客人们赫然发现，窑洞墙壁上挂着一幅画，为沈钧儒先生的次子沈叔羊所作，上面画一个酒壶，上书“茅台”二字，旁有几个酒杯，而画上的题诗，正是黄炎培亲写的那首《茅台酒歌》。这幅作品作于1934年，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造谣滋事，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之时，题诗中一个“喧”字，委婉地讥讽了谣言的荒诞与无聊，一个“客”字，又暗含对红军将士的信任与尊敬。黄先生见到这幅画，睹物度人，如遇良友，一种对共产党重情重义的知遇之感油然而生。
是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茅台酒宴请黄炎培一行，宾主推诚布公，相谈甚欢。席间，陈毅看众人兴致正高，提议大家依黄先生酒歌原韵，联句为诗，以纪雅聚。于是公推毛泽东起首，他略作推让，随即吟道，延安重逢饮茅台。周恩来接句，为有嘉宾陕北来。黄炎培或是出于幽默，或是谦逊，仍用旧作原句，是假是真我不管。陈毅只好接应，天寒且饮两三杯。毛泽东见状，哈哈大笑，连连摆手说不算不算，随又换韵起句，其他人仍依次承接，重新联成一绝：赤水河畔清泉水，琼浆玉液酒之最。天涯此时共举杯，唯有茅台喜相随。
光阴似箭，时移势易，历史的逻辑正如毛泽东所言：“人间正道是沧桑。”7年之后，已是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南京招待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两人抚今追昔，感慨尤深，遂又即席赋诗。陈毅：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赋歌传韵事，雪压江南饮一杯。黄炎培：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人服务共一杯……
江山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些见诸正史和报刊的历史珍闻，苦乐交织，记载着来路的艰辛与人情的温暖。因缘和会，又总予人“执大象，天下往”的启迪与激励。
返回遵义时，按行程安排，是要顺道去一个叫“苟坝”的革命旧址参观。“苟坝”？这在众人的党史常识中显然十分陌生。陪同解释说，那里离茅台镇很近，景色又很好，非常值得一去。
这果然是一个地势开阔而又风光秀美的小平原，在多山的贵州十分少见。四围青山隐隐，远近阡陌纵横，十多个村民小组散落在荞麦花、油菜花、格桑花盛开的原野间，相距都约里许。显然经过新农村建设的“打造”，民房焕然一新，皆为白墙黛瓦的小楼。村际小路多以水泥、石板铺就，路旁偶见供行人饮茶小憩的凉亭。时值晚秋，清风习习，漫步其间，游目畅怀，确是一处天高云淡远离尘嚣的休闲胜地。镇党委书记讲，自建成红色旅游观光点，每年至少接待50多万游客，村民人均收入已达9000多元。
旧址在远处的马鬃岭山脚下，为黔西一带传统的木结构大型四合院落。据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生国介绍，没有在这里召开的军事会议，就不会有随后的三渡赤水、四渡赤水，中国革命的进程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夺娄山关，取得突围转移以来首次重大胜利。3月4日，中央军委特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在胜利情绪鼓舞下，3月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此时，红军正集结在苟坝所在的枫香镇和鸭溪一带，寻找战机，待时而动。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军委发来“万急”电报，称驻守金沙县的敌军是我军手下败将王家烈部队，建议立即攻打县城打鼓新场，并拟定了具体的兵力部署和进军路线。朱德接到电报，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有利中央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赞同林彪建议，而毛泽东则认为，金沙县城城坚濠深，易守难攻，且有敌人两个师的兵力守卫，贸然行动绝难取胜，故极力反对。前敌司令员和政委发生分歧，这真是给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和“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出了个不小的难题。
于是，张闻天立即在四合院堂屋召开有政治局成员、军委委员、军委局级干部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林彪建议。会上，绝大多数同志和红军战斗员一样，迫切希望以新的胜利创建云贵川根据地，纷纷赞成“打”！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他并且在反复申述意见得不到认同的情况下，又犯了湖南人的犟脾气，竟以“这前敌政委我不干了”相“要挟”。对此，有人同样犯倔：“不干就不干，少数服从多数！”争论异常激烈，气氛益发紧张，最后只好付诸表决。结果可想而知，毛泽东不仅意见遭到否决，还丢掉只当了6天的前敌政委的“官衔”。
回到住处，毛泽东神情黯然，“夜不能寐”。恰在此时，接到军委二局和三局送来的情报及敌军往来电报的破译稿，情况表明，蒋介石正在频繁调兵遣将，构筑防线，准备东西并进，南北夹击，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一场关乎3万红军命运的危险一触即发。毛泽东心急如焚，连忙提着马灯，摸着夜路，跌跌撞撞，气喘吁吁地敲开周恩来的房门。周恩来刚刚起草完准备第二天一早便要下达各部队的作战命令，听了毛泽东的汇报，大吃一惊，两人一起来到朱德住处，经过商量，取得一致看法，于是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放弃“硬打”的计划，毛泽东刚刚被递夺的前敌政委，又官复原职。
这戏剧性的一幕，在中共党史上或许未及详述，但在毛泽东记忆中从没有淡去。
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时就曾说过：“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此处所说的“要到四川绕一圈”，正是他知己知彼，成竹在胸，避开强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构思。
苟坝会议后，“运兵如神”的毛泽东即巧妙排兵布阵，挥师茅台，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继而调头，夺取遵义，又“分兵马鬃岭”，虚张声势，掩护主力红军南下，接连取得突破乌江与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的胜利，终于把3万多红军带出蒋介石40万大军的包围，踏上“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新征程。
杨生国在述及这段历史时，以归结性的语气感叹：“看来真理有时还真在少数人手里。”
有人说过：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们常常忘记历史教训。这样的教训，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一生追求真理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也在所难免。历史已做出公正的结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我们应该做的，正是在提倡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大力推进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奋斗中，完成他的遗愿，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014年11月26日
原载《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