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所采取的各项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都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而中国在各种国际舞台上的出色表现，都对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的话语权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在全世界经济格局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越来越重要，而由中美所形成的引领世界经济的新框架已经形成。未来中国将会面临更多的机会与挑战，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强势的步伐将更加坚实。
中美引领世界经济的新框架已经形成
2008年，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其任内最后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新闻发布会上，对媒体表示无法明确判断其一手打造的SED的走向；半年后，在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上，中美领导人终于一锤定音，将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推向了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的“双轨”制。此举令外界对中美G2的期待之声也越来越盛。
在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开门见山地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不仅有着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而且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奥巴马表示，很高兴双方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希望通过加强接触和对话，在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之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区别，首先字数上多了一个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字数增加，它反映了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形势下，中美两国对加强合作认识的加深以及两国合作重要性的提高。
与此同时，“从级别上，以前的战略经济对话是双方各自由一位元首特别代表来主持。中方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美方是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下，两国元首各任命两位特别代表分别主持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也就是说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被提升为同样重要的高度”。秦刚介绍说，主持经济对话的代表，中方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美方是现任财长盖特纳；
主持战略对话的代表，中方是国务委员戴秉国，美方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前中美战略对话还不是两国元首特别代表的级别，而这次中美战略对话分别由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秦刚解释道，从频率上，以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年举行两次，今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原则上是一年一次。对话的重要性关键要看对话的实质内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2月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时说，中美建交30年来的历史证明，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美不仅要同舟共济，还要携手共进。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不断丰富建设性合作关系内涵，使两国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向前迈进。这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战胜挑战、共创未来的力量和信心。中国政府愿与美国政府一道，为此作出积极努力。
温家宝指出，应对金融危机为中美加强互信与合作提供了契机。两国要完善和发挥双边机制的作用，加强在多边领域的磋商与协调，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采取积极措施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同时着眼发展全面的、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把促进经济增长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环境保护问题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推动世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奥巴马政府愿同各方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她介绍了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方案，对中国为推进经济增长所作努力和采取的举措表示赞赏，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应对包括发展问题在内的各种挑战。
然而，对于此次合作是否意味着两国合作全面提升也存在着思辨之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刘卫东对媒体表示，美国新一届政府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在防范的同时和中国合作。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既是如此相互依赖又极具潜在破坏性，以至于一个小行业应运而生，竞相为这一关系取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发明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而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则提议创建美中两国集团（G2）。连喜剧演员史蒂芬？科拜尔（Stephen%Colbert）也参与进来，称美中关系为frenemies，即朋友（friends）和敌人（enemies）的混合物。
美中这对关系复杂的伙伴准备如何“共舞”，随着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的首次访华，而在今后变得明朗一些。鉴于国内有些人对中国借给美国这么多资金表示愤怒，中国领导人已在公开场合警告称，美国可能在寻求借助通胀来解决自己的债务重担。债券市场风传，中国已将自己持有的长期美国国债，转换成较短期的美国国债，使其投资经理人在通胀真的出现飙升的情况下，能够至少脱手部分美元资产。
因此，对于奥巴马政府计划在本次经济危机过后如何驾驭债务，及其准备如何恢复金融业秩序，盖特纳将面对许多问题。的确，这位美国财长面临的公关挑战将是，确保他在北京的会谈，不至于看上去像是在校长办公室接受训话。不过，北京明白，如果中国突然收回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支持，由于中国仍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价值将下降，中国也将是最大的输家之一。
盖特纳自己也将承受国内的政治压力，要求他推动中国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国，抱怨人民币汇率过低的，已不只限于产业游说团体。许多经济学家辩称，当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的经常账户盈余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9%时，该国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的过剩产能推给世界其它经济体。一些人警告，如果中国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出现大额盈余而不让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一场贸易战争。不过，就像中国意识到，持有巨额美国国债并不意味着自己能对美国政策产生多少影响力一样，盖特纳也从沉痛教训中了解到，不要直接批评北京的汇率政策。
2009年1月份，在为确认他的任命而举行听证期间，他在提交给参议员的书面答复中称，中国正在“操纵汇率”。此言激怒了北京，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向中国官员打招呼，表示这并不标志着美国将开始实行更为咄咄逼人的政策。美方向中方保证，盖特纳的上述答复，只是一名低层工作人员工作失误所致，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采信这样一种说法，即冒犯中方的声明，只是摘自奥巴马总统的竞选网站。
如果美国确实想提出中国汇率的问题，它将需要多边支持。如果20国集团（G20）开始抱怨中国汇率过低，而且这种观点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支持，那么美国将拥有大得多的影响力。在此之前，盖特纳将向中方提出自己的问题，有关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在未来几年的增长模式。
在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圈子中，有一些意见分歧的元素。一些人希望快速恢复“常态”，即美国复苏，为中国出口商带来新的推动力。
其他人则认为，需要出台更加彻底的政策转变，以加速转向提振国内需求和减少依赖出口，推进这一已得到大肆宣传的过渡。汇率水平将取决于本次讨论的结果。正如咨询公司Rhodium%Group中国专家荣大聂所说的：“如果他们真的不想依赖净出口做出大贡献，转而成为国内的大消费者和投资者，那么对中国来说，汇率水平从比较低廉和具有竞争力转向温和强劲，就是符合其利益的。”随着经济辩论超越短期的危机管理，中美两国都开始对彼此的长远战略提出尖锐问题。它们是否相信自己得到的回答，关系十分重大。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只有互不干涉才能为世界和平、中美友谊做出建设性供献。当前世界上还有很多重要问题，像全球气候变暖，伊朗核问题、朝核六方会谈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两国共同合作、寻求更多的共识来克服、缓解这些问题。从这点来看，作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美加强合作，共同引领世界，不但是各自利益的需要，也是其他国家的期盼。
但是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要知道我们虽然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但与强国比我们还有不小的距离。美国大国强国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与我们交往还是存在着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傲慢。比如在前不久美国还派军舰“无暇”号到经济专属区进行军事侦查活动。就在美国财长盖特纳上台之后，也曾一再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这些无不显示他们外交上的傲慢意识。因此不要以为在一次会议上就能得到西方的什么承诺，即便是美国总统，也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中国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赢得更大的舞台和尊严，因为尊严来自于实力！
所谓，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中美关系很重要，但我们要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搞好中美关系。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有了很多的增长，一个合作，负责任的形象正在为人们所接受。可是为什么有些外国媒体经常散布“中国威胁论”，甚至误解延伸某些问题的本来意思呢？除了那些有意篡改本意的别有用心者外，那就是中西方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缺乏沟通和理解。
所以中国与美国合作机遇与挑战同在，我们一方面要加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另一方面还要自尊自爱自力自强走好自己的路。当然，就算中国有一天成为大国强国，也要谦逊谨慎，千万不能高傲自大。同时应当在这个基础上搞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这样才能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的崛起之路
现在西方有一些学者和专家对此众说纷纭，有的惊呼G20峰会实质已经成为G2，高呼金融危机是“中国模式”取代“美国模式”、“权力转移”的“历史转折点”。当代中国是否也会上演“昨日再现”——如美国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取代英国一样，借此次金融危机而一跃成为“新美国”呢？
有些国家则认为，中国根本没法撼动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领域话语权，现在只是中国被“忽悠”而为经济危机埋单罢了。
出现这些杂音，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经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洗礼，各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和经济问题上空前的一致，达成了相当多的共识。一些人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面对危机，各国都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没有一个能够置身事外，大家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同时，在很多方面又是对现存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大检验。
从这次金融危机中，人们可以看到老霸权如何接纳新兴力量及其新兴力量如何在现存体系中崛起。这尤其表现在中国身上，很多人认为2009年4月G20峰会的核心是G2，即中美两国的互动主导了会议的议程。也有人更进一步说实际上是G1，即中国的态度决定了峰会的成效。
上一次国际权力的大转移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即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当时，殖民地英国因为战争已经筋疲力尽，美国对是否接下英国的金融和政治领导地位犹豫不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认为，国际机构与前世界霸主英国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美国最终还是从英国那里接下了这个国际责任和领导权，实现了经济霸权的和平转移。此后，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组织了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一直主导这个体系。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否准备建立一个其国际机构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这样做。
这次G20峰会前，中国对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极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主管财经的副总理王岐山等先后发表文章，主张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并且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方案，例如发展出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作用等等。
一时间，中国似乎成为国际体系改革派的领导力量。当然，中国的呼声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回应。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很大，希望中国能够领头来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
但是，现在真的可以谈论国际权力的和平转移吗？美国真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国力衰落而准备放弃其霸权地位吗？中国真的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从美国那里接过国际责任吗？
我们可以从“变”与“不变”两个方面来看G20后中国的轨迹。
一方面，G20前后，中国之“变”显而易见，所以令人瞩目：
———中国看待自己之“变”：G20峰会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文，力主以“超主权准备货币”取代美元；中国副总理王岐山更在《泰晤士报》发文，表态中国支持IMF增资。在被一些西方媒体解读为“货币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微妙气氛中，胡锦涛与会时却强调合作，未触及易引发争议的敏感话题。
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自信，对未来的自信，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比以往表现得更加从容，更加精彩。
———世界看待中国之“变”：本次峰会，使得中国前所未有地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舞台的主角。从G20到G2之议，虽然言过其实，但也意味世界对中国新角色的承认和接受。细心者还能从峰会中胡锦涛的座次等细节，揣摩出更多的外部世界对中国“变”之意味。
力量对比之“变”，是态度之“变”的后盾。作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中国的国家导向型模式更在危机处理中体现独特优势。这将构成中国新的无形资产、新的国家名片，会在今后转化为实在的利益，中国人须善加用之。
虽然“变”吸引眼球，但中国之“不变”更耐人寻味，对未来亦更具标示意义：
———自身发展定位“不变”。换言之，就是胡锦涛在此次G20峰会演讲中所说，“支撑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根基没有动摇”，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但困难“前所未有”，“新的挑战与既有矛盾相互交织”，而中国搞好自己的事即是对世界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