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如雷贯耳的作家去世了。事情来得突然，那天早班开会，这消息就在众人的手机里迅速而无声地传开来，人人心中，却都似一声闷雷。
接着的一天里，他成了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却走进了人们话语场的中心。他的作品再度被人们提起，他作品的艺术和思想高度，再度被人们咀嚼。人们说他走得太年轻了，才七十四岁。不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吗？怎么七十四岁走了却觉得早？不是人类寿命普遍延长的原因，而是，他的作品使他的生命太宝贵了，使他在人们的心头占据的地位太高、太重要，以至于他的离去使人们感到突然，使人们感到空。人们感到他走得太早，没有任何铺垫和预兆，因为此前，已经很久了，喧闹的社会没提过偏居西北一隅的他，人们似乎已经把他忘记很久了。
他的此番归来，是以离去的方式，这是一种略带些荒诞的悖谬。很多人在接下来的这两天纪念着他，连国家最高层也委托人送去了花圈，致使哀荣迅速提升，而身边的文学同道们也开始有纪念文章见诸报端，想来未来还有更多。
夜里，关了灯，听手机里的商业朗诵，一个略觉刺耳的女声，在朗诵着他的一篇散文，记的是他乡下的老宅。在黑暗中，竟想起了十几年前，在陕西作协院子里他办公室内与他见过的唯一一面。那间办公室，给那个初访者留下的印象是似间老庙，砖铺的地板，似乎是印象派的记忆。陈旧的写字台后，坐着这个身板脸庞都瘦削如刀刻般的老农，没有光彩，和整个房间一样是黯淡的，吸着浓重的烟，谈了什么，可都记不得了。临走，送了一本他的随笔集，回来翻看，很多倒更像是随意的创作谈。书里还印着他出国访问时的照片，穿着西装，显然土得掉渣。当时感觉，在创作上取得那般成就的他，理论上似乎卑之无甚高论，似乎人便显得单薄了，可单薄的背后，又似乎是看不穿的厚重。
在他遽然去世的当天，手机微信里收到了一篇他的老乡的回忆纪念文章，当即排进了第二天周末发的文字里。这么做着，也觉得是对他的一份渺然的纪念，对十几年前与他一面之缘的一个落脚。文章的前面，还配了一张他的照片，是侧面笑着的，宽怀、怡然，和他去世后各网媒配发的严肃俯视的那个符号化了的照片迥异。替他想来，斯人既去，当该把一切都放下，轻松笑对人世，也使活着的人轻松。
可是，在今晚，当听着手机里那略觉刺耳的女声的朗诵时，黑暗中，心里仍忍不住有些沉重，觉得需要在沉默的灯下记下些什么来，虽然并不打算去赶他身后的那么多热闹。
他的名字已如雷贯耳，在此也就不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