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3年后，吴士宏“重出江湖”。这一次，她不再是叱咤商场的女强人。这一次，她给了自己更高的使命。
在京郊一个清凉寂寞的城堡花园，记者王鹰见到了一身T恤便装，不施粉黛，却神采奕奕的吴士宏。曾经叱咤商场的风云人物如今远离城市的喧嚣，安然地享受生活的宁静之美。但是，她的内心并不宁静。此时的吴士宏，也许比过去的吴士宏更有价值。
一个标本式的人物
很多年前，吴士宏还是一个医院的小护士，通过自学获得了英语大专文凭。随后，她通过面试考入IBM公司，从勤杂工做起，经过十载奋斗，历任大客户销售代表、销售经理、IBM华南地区市场经理，1995年任IBM华南分公司总经理。1998年2月受聘担任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1999年12月1日，她加入TCL集团，成为TCL企业家团队中的重要一员。2003年，吴士宏向TCL公司提出辞呈，只保留董事身份。2006年4月，吴士宏将所持TCL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公司10位高管，从此彻底告别TCL公司。
吴士宏既是中国IT和互联网发展历程中的风云人物，也是脚踏实地创造传统企业与全新互联网经济的中国企业家的优秀代表。之所以说她是标本式的人物，除了其“逆风飞飏”的传奇经历，还在于她的传奇始终交织着中国传统所推崇的自强不息和现代社会所渴求的飞扬向上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暗合了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的社会精神面貌和探索中的商业精神。
今年夏天，吴士宏携两本译作（《社会企业家》和《穷人银行家》）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对她而言，是复出，也是正式退隐，更是人生的转轨。
阅读中寻找自我
2002年初，我离开了TCL公司，当时外界有很多猜想，但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因为我的心脏出了严重的问题，严重得差点没死过去。因为心脏病退下来不久，我又骨折了。有人会觉得这是祸不单行，但我想那就顺水推舟在家好好休养吧。
歇下来后我就开始看书。我从小就爱看书，看书对我来说简直是最幸福的事情。但在商业圈里打拼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时间安安静静地读书。突然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就像饿了很久的人一样，一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大概七八个月后，受读书启发，我发现自己好像对慈善的事情感兴趣了。
当这个念头跳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非常排斥，想把它推回去。因为我当时对公益很不了解，我觉得那是一件特苦的事情，要到深山老林，到最穷的地方，去做奉献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我做不了。
我也不敢把这个念头跟别人说，就自己悄悄地找这方面的书来看。我原来只是想做点善事，看了书才发现这里面很动人，再后来又知道公益和慈善并不一样。但国内现有的书大多是教科书风格，笼而统之，我还是觉得这样只是隔靴搔痒。
我开始把这个念头悄悄告诉身边最要好的朋友，结果就有朋友给我找来了《社会企业家》（全称《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这本书。当时这本书的英文版都还没发行，我拿到的还是试行本。我简直太喜欢这本书了，这些人简直是一群活雷锋嘛！
对我来说，企业社会投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用企业运作的方式，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运营大规模的社会化资本，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它的重点是用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意义重大的投资方式。进行社会投资的人叫“社会企业家”，这笔钱叫做“社会资本”。我就觉得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个领域中来，我应该能为此做点事情。
“翻译的过程中，我获益最多”
当时完全不管难不难，我就说我要翻译这本书。然后，我就一头扎了进去，每天做七八个小时的翻译工作。一开始，我翻译得很慢。我每天往沙发前面的地上一坐，拿个垫子靠着腰，支在茶几上，这是让我的腰最舒服的姿势。但两本书翻译下来，我的腰还是出毛病了，医生催着我做手术，吓唬我如果不做手术会瘫痪。
我翻译完第一本戴维（《社会企业家》的作者）的书，就对做小额信贷的尤努斯特别着迷，问戴维有没有尤努斯自己写的自传，他说有，但是他找不着了。我跑了好多个书店，最后花了20多美元在美国的一个小书店买到了。
我读了特别喜欢，就按照书上的邮件地址给尤努斯发了一封邮件，说明了我是谁，以及我想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的想法。我在那封邮件里跟他说，我在商场里面做了20多年，我觉得他特别伟大，做成了让千万穷人受益的事业。我还跟他说，我不是想靠翻译挣钱，我就是想把他和格莱珉银行介绍给中国人，虽然我之前只翻译过一本书，但我还是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机会，没想到第三天他就回信说：“我怎么可能拒绝这个请求。”这就是翻译《穷人银行家》的契机。
第二次翻译我的速度快多了，初稿大概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其实翻译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是我自己。
翻译的过程中我好几次落泪，二十几年了，尤努斯坚持在孟加拉给最穷的人、最需要钱的人提供贷款，他一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太不容易了，这个人太伟大了。在《穷人银行家》的导言里，尤努斯写1974年孟加拉的那场大饥馑，“饥饿的人像洪水一样涌向首都。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无论老人孩子都是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而孩子像老人……他们对城里人毫无要求，就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人有很多种死法，饿死是其中最残酷的一种。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直到如此接近，让人无法辨别。”这段话我都能背下来，平静的文字背后的张力让我动容。
书中还有一个地方，写尤努斯去给乔布拉村的妇女讲他的贷款计划，因为下雨，尤努斯和他助手破例被让到屋里。那些妇女则躲到竹墙背后，通过助手和尤努斯交流。后来墙突然塌了，大家都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有的妇女赶紧把脸藏到面纱后面，有的咯咯笑着，不敢正视尤努斯。有的读者觉得这是个很具有喜剧性的片断，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好像看到了那个场景，眼泪就下来了，他们做得确实太不容易了。
翻译完这两本书，也匡正了我起初对“公益”这两个字的认识。我原来对公益有两种极端的想法，一种认为我想做就做，喜欢就行，另一种想法认为我要做成一项大事业。后来我发现这两种想法都不对。第一种太轻佻，太随意，简直是不负责任。第二种也不对，如果你抱着超出这件事本身之外的目的去做，也是做不成的，一定是这个事情本身让你兴奋，才能做好。
后来我和戴维，以及国内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专家学者一起座谈，交流。我没有想到，他们对待《社会企业家》这本书，有点像八九十年代国内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对待MBA的那种态度。当时一有这方面的案例、材料进来，我们就赶紧找来放到自己的文件、报告里。我在企业里大小会开过无数，但目的这么单纯、又这么投入还是第一次，我们对社会企业家的概念就讨论了足足两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人，他们做这些事业，也是有着外人不会理解的大快乐的。就像戴维写的这些故事，他原本是个专栏记者，走访了各个国家各个行业的40多个非政府组织，后来他在书里写到了9个。这些人在奉献，但社会企业家和慈善家还是有区别的，社会企业家把社会事业当成企业一样去经营。这其中有创业，有经营，有管理，有收成，所有企业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他们都要经历。所以他们并不仅仅是艰苦的，他们的事业是丰富的。
架起公益与企业间的桥梁
企业和公益事业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企业天生是逐利的，而公益是帮助弱者分享社会的发展。这两本书得出的经验是，公益要做成，必须架起公益和企业、政府之间的桥梁，必须利用企业和政府的力量去推动。比如印度的儿童热线，他们和医院、警察、学校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动用了很多现有的社会救助力量。我非常赞同这种做法，公益的事业要做成功太艰难了，一定要让社会知道你，支持你，不能只是自己苦哈哈地做，不能断了和企业、政府之间的桥梁。
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企业家做公益的探索。比如一群企业家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治理沙漠，他们把民主制度、提高效率等在企业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引入公益事业，也动用了很多知名企业家的力量，这种模式就很好。
公益肯定是我今后生活的一种选择。
从经度到纬度
我现在每天起得很早，早上弹琴、看书，下午是学习时间，我把这叫做我自己的文化复兴运动。商业圈里锻炼的是一个人的技能，可能也会学到一些知识，但是没有文化。而我从小就告诉自己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商业圈里的经历再丰富，只丰富了我生命的经度。但是我生命的纬度，比较平淡，不在台前被别人看到的东西，需要我自己去补上。
我现在追求的是一种平衡丰满的生活，我还刻了块石头，是我最喜欢的弘一法师的四句话：“利关不破，宠辱惊之。名关不破，毁誉动之。”我这人对“利”一直没有什么贪念，但是很在乎“名”。我希望有一天，对于外界的评论我能从容不被惊动，这样才是真正把握住了自己。
我很高兴看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变化。我并不高尚，我只是在做我自己。
